陈果夫捍卫中医的历史教训
作者：张功耀
陈果夫和陈立夫是陈其美的两个侄儿。陈其美因为介绍蒋介石加入同盟会，和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而使蒋介石终身都对陈其美抱有知遇之恩的心情。陈其美在临终时曾向蒋介石“托孤”自己的两个侄儿。蒋介石发迹以后，便将陈果夫和陈立夫收在自己的麾下，成为自己最可信赖的政治幕僚。1929年2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在不受任何政治干预的情况下，通过了由余云岫等17名医生提议的“废止中医案”，随即引起了全国规模的“中医药存废之争”。是时，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扮演了捍卫中医的领袖的角色，开创了通过政治手段干预我国医学科学进步的恶风先例。直到1960年，李敖先生还在算这笔旧账。
陈果夫先生1892年10月27日出生在浙江吴兴，幼年曾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是为“童子军”。1911年，陈先生入读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这是他受过的最高层次的教育。在陈先生的一生中，没有接受过科学教育的任何记录。1918年起，陈先生在上海经商。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安排陈先生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1926年，蒋先生安排陈先生当上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组织部代部长，进入了蒋政权的核心。此时的陈立夫也已经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机要秘书。蒋介石的这些安排，为后来“蒋氏天下陈家党”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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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先生长期罹患肺结核。虽然这位先生坚定地迷信中医，但是，中医却没有为他的任何疾病施展一星半点的作为。陈先生身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西医解决的。尽管这样，陈先生却充当了弹压“废止中医案”的领袖，并且终身致力于为中医辩护。遗憾的是，自古以来就自我吹嘘，致力于延年益寿的中医，竟然没有能够使陈果夫先生长寿。1951年8月25日，陈果夫在台北病逝，享年只有59岁。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反中医的著名学者。远的有《周易》的作者，孔子、列子、韩愈、李商隐、苏东坡等名人。近的有俞樾、吴汝纶、丁福保。1929年发起“废止中医案”的人也都是些在科学医学方面训练有素的医生兼学者。在这前后，时任卫生部部长的胡定安，时任国家卫生委员会委员的余云岫、陈橘黄、汪企张，外围的有北大校长傅斯年，文豪鲁迅，科学家丁文江，等等，都是站在反中医斗争前列的领袖人物。这使得陈果夫先生虽然站在了捍卫中医的立场上，却一直敬仰这些大学问家。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与余云岫先生之间的交往。1935年12月，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院长的陈果夫，明知余云岫对待中医中药的批评态度，却特别邀请余先生赴该校做开学演讲，并亲自主持演讲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陈果夫在上海举行庆祝光复的聚会，邀请社会贤达及名流与会，余云岫再次受到邀请，并特别让余云岫先生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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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抗“废止中医案”，中医曾经发起了所谓的“国医运动”。这个运动阻滞了中医被废的历史进程，但中医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此后，中医不得不采取步步退让的姿态。1931年，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推动下，中医界人士联合成立了“国医馆”。陈立夫任国医馆第一任主任。
这个“国医馆”，虽然是在陈氏兄弟的推动下成立的，但它一直没有挂政府的牌子、也没有吃政府一口饭。“国医馆”成立伊始就对外申明了自己的宗旨：“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与制药方式”。
1935年，发起“国医运动”的核心人物陈存仁，在遭遇中医存废之争的冲击之后，卧薪尝胆，十年磨一剑，写出了《中华药学大辞典》。是书出版之时，陈存仁发表了如下感慨：“中国医学，积数千年经验而成”，“自后世才掺入阴阳五行家言，以意象空论为理论根据，于是中医学术大受浩劫，而为近世科学家所诟病。”“尤有望者，希冀世之科学专家，西医药家，对中国药学引起研究兴趣，进而作中药科学化之真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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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事同时意味着，在经历“废止中医案”的风波之后，陈果夫、陈立夫、陈存仁，这样一些站出来捍卫中医的顶尖级人士，都已经看清了中医的未来，那就是，中医必须接受科学的整理方有出路。否则，必然死路一条。
可是，中医科学化也许只是中医界的一厢情愿，未必能够落实。就在中医卫道士主张“接受科学的整理”之后，紧接着，反对中医的科学家们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谁来“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医”？不懂科学的人能够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吗？
这个问题也曾经引起了医学界激烈的争论。西医们毫无愧色地宣称：“只有科学家才能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医。”
西医生的这个回答，对中医生千辛万苦选择出来的“中医科学化”道路无异于一记闷棍。一方面，中医已经不再可能完全蔑视科学。另一方面，中医生自己又没有能力“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医”。这意味着，如果中医继续蔑视科学，必然死路一条。反之，如果中医选择科学化的道路，因为中医生普遍缺乏使中医走向科学化的能力，中医生的饭碗也还是要被砸掉。这样一来，虽然中医生走出了“废止中医案”的危机，却总是面临着死路一条、无路可逃的展望。对此，中医卫道士自然于心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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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医走投无路之际，陈果夫带领一帮人给中国的医学科学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或者说，给中国医学史写了一个“相声段子”。
1940年的某一天，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医务所所长的程佩箴正在为陈果夫打针，程顺便向这位权倾朝野的顶头上司汇报说：“当今喹啉市场严重趋紧，价格飞涨，学校患疟疾的学生已经无法接受喹啉的治疗，情势非常危险。”
1940年是国民政府自泸沟桥抗战以来最困难的一个时期。那时，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国土已经沦丧，军民被迫撤向西南。当时的西南是疟疾最为肆虐的地区。就在我国军民向西南各省撤退的时候，日军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印尼是亚洲喹啉的主要供应地。日军占领印尼，引发了世界喹啉市场的极度混乱。
听了程佩箴的汇报以后，陈果夫不假思索地反问到：“何不用国药治之？”
程佩箴答：“不知何种国药对疟疾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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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不懂中医，一时语塞。实际上，即使学过中医的也不可能知道这个答案。如果国药中真有现成可以治疗疟疾的方剂，当年的康熙皇帝就用不着冒险去服用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霜了。
恰在这之后不久，重庆的一张地方报纸刊登了一则“治疟方”，这使陈果夫立马兴奋起来。在陈果夫看来，有了这个方剂，不但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患疟疾有药可救，而且，中国军民向西南迁移也有卫生保证了。
重庆地方报纸登载的“常山治疟方”由7味药组成：常山、槟榔、鳖甲、甘草各三钱；乌梅、红枣各三枚；生姜三片做引。
在这7味药当中，究竟哪一味药具有抗疟作用呢？
虽然没有经过任何实验，陈果夫却非常有信心地把注意力盯在常山上。
中医典籍对常山的抗疟作用并没有明确记载。发现常山的抗疟作用应该归功于那些具有西医背景的学者，如西医翻译大家丁福保，美国药学家史密斯(Porter Smith)和中国医学史家李涛。但是，这三个人关于常山的抗疟作用并没有一致性的认识。丁福保充分相信常山对治疗疟疾有效。史密斯则说，中国人“不论是哪一种的疟疾热病，(本草)总是推荐常山”。李涛说得最谨慎：“古方多用常山治疗疟疾，却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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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任何实验依据，陈果夫依然凭借重庆地方报纸的报道和自己的直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推动常山抗疟研究，踌躇满志地要进行他所谓的“为打击疟原虫增添一件新武器”的伟大创新。
有关常山抗疟研究过程，陈果夫把它浓缩在他撰写的科教片电影剧本《常山治疟》中了。这个剧本以陈先生自己领导的“实验”为蓝本。剧本设想女主人公“朱太太”吃了“陈主任”(陈果夫为原型)的治疟方以后完全康复。是时配上一句道白：“朱女士一跃而出，甚赞药方之效，陈主任始心安”。
这个情节构造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药学科学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不用说通过电影描写是毫无意义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吃药在先，康复在后”，也不能作为某种药物对某种疾病有效的科学依据。陈果夫当然也没有这样下结论，因为他的“治疟方”有7味药。接下来，陈果夫设想另外一个情节，“陈主任”和“程所长”在资料室研究7种药物各自的作用，然后一一进行实验，最后筛选出单独用常山进行“实验”。经过大量实验以后，“陈主任”终于发现了“常山治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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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影剧本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只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陈果夫先生是否真在“朱太太”身上做过常山抗疟实验。即使真有这个实验，在科学家看来，这样的“实验”既不人道，也毫无科学价值。
紧接着，电影转向程佩箴更加严格的科学实验。按照电影剧本，程佩箴选择了50个自认为罹患了疟疾的学生，然后进行血液化验，实实在在地从这50个学生的血样中检查出了疟原虫。然后再给患者服用常山。根据剧本，在服用过常山的患者血液检验中，没有再发现疟原虫了。得到这个结论以后，剧本写道：“程所长喜甚，急奔报陈主任，时虽大雨倾盆，亦不顾焉。”
以上是陈果夫写的电影剧本。实际的常山抗疟研究在1944年出版了《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陈果夫为这个报告写了“序言”。根据这份报告，1940年代陈果夫先生倡导的常山抗疟研究分四个科目四个研究小组各自独立地进行。第一小组，属于药物分类学研究，它主要解决“究竟什么是常山”的问题。第二小组，从事常山的化学研究，主要工作是揭示常山治疟的有效成分。第三小组，从事药理学研究，主要揭示常山抗疟的作用机理。第四小组，致力于临床应用研究，以揭示常山抗疟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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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现在的抗疟武库中并没有常山这件抗疟武器，但是，许多中国人依然相信陈果夫的确带领他的研究团队为抗疟增添了一件新武器。可是，陈果夫团队辛辛苦苦花了5年时间发表的结论，却遭到了西医生们的讥讽。首先，与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提炼麻黄素相比，陈果夫团队的研究违背了科学研究的人道主义原则。“陈主任”在不知道“治疟方”是不是真的安全而有效的情况下，就率先在“朱太太”身上做实验，把“朱太太”当实验动物，这是极不道德的。针对这样的程序错误，反中医的领袖人物余云岫发表了《现在应该研究中药了》，特别批评陈果夫研究团队“颠倒了研究程序”。
中药研究程序应该怎样进行，早在30年代就有讨论。协和医科大学的赵橘黄先生，曾经在1934年发表过《中药研究步骤》一文，指出中药研究应该按照(1)生药学研究→(2)化学分析→(3)动物实验→(4)临床应用→(5)人工合成→(6)改良结构，依次进行，不得颠倒。在这六个过程当中，生药学研究相当于现在的中药鉴别学研究。这个研究过程要求，在研究麻黄之前，应该先弄清什么是麻黄；在研究常山之前，应该先研究什么是常山。比如说，中国的常山有三种，鸡骨常山，海州常山和土常山。陈果夫研究小组确定“对疟疾有效”的常山是鸡骨常山(Dichroa Febrifuga)，它与日本人所理解的常山(Orixa Japonica)具有很大差异。在生药学研究完成以后，药物学家还得通过化学分析，找出其中具有化学活性的主要成分。紧接着，应该将这些分离出来的成分进行药理学实验，即，将这些化学溶液注射到实验动物体内，观察其血液、呼吸、心搏及其它生命特征，以了解这些有效成分的疗效、毒理特性和副作用。此后，才开始人体的临床应用试验。临床应用实验完成之后，再对所分离的成分进行人工合成研究。最后，为了消除或减小药品的毒副作用，或把药物的毒副作用纳入可进行人工控制的范围以内，药学家再尝试改良这种药品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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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就已经解决了中药研究程序问题，到陈果夫领导的常山抗疟研究小组中却把它给颠倒了。陈果夫团队的常山抗疟研究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步，先把“常山治疟方”在朱太太身上做试验。然后再选择50个罹患疟疾的学生，在更严格的检验条件下试验，确保“常山治疟方”能够消灭疟原虫。
第二步，考证“有效的”“真”常山。
第三步，对“有效的”“真”常山进行化学分析，分离出具有化学活性的有效成分。
第四步，把这个分离出来的成分用于临床。
第五步，如果工业化生产需要，再进行人工合成研究。
陈果夫的研究没有深入到人工合成研究这一步就终止了。因此，更后面的“改良结构”也没有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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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分析下来，陈果夫小组的研究顺序就不是按照赵橘黄先生指出的一、二、三、四、五的顺序进行的，而是按照三、二、一、四、五的顺序进行的。这个研究顺序在40年代引发了我国医学界关于人体医药试验的伦理学争论。当时一些训练有素的药学家都对陈果夫先生在药学研究中，把人体试验置于于动物试验之先的错误做法进行了谴责和批判。期间，余云岫先生再次引述苏东坡说过的“学书费纸，学医费人”，批评陈果夫“把病人当练书法的纸”。
面对医学界的批评，陈果夫很不服气。为此，他发表了《一二三四五还是五四三二一》为自己辩解。这个辩解的核心思想是：
“西洋研究药物者，每每先以动物试验，然后用到人身上来。中国几千年来以‘人’作实验而研究药物的性能，为什么现在学医的人反而不相信它呢？几千年的宝贵经验，为什么不算数呢？”
在这里，我们撇开人体医药试验的伦理学问题不谈，陈果夫也还犯了几个致命的认识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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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谓“几千年的宝贵经验”是不可靠的。中医在历史上演变那么多年并没有形成任何可靠的疗法。对于同样的疾病，100个不同的中医生可以采取120个不同的疗法，所谓“宝贵经验”从何而来？中医经常性地“吃一堑”，却从来没有使中医“长一智”。这也算是“宝贵经验”么？
第二、古代中医生使用某种药物并没有明确的实验目的和实验方法，而是一再盲目地滥用。中医生频繁地滥用中草药不属于实验研究的范畴。
第三、认识需要不端的深化和发展。每一个人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事物。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许多以往不能认识的东西，在有了新的认识条件以后，我们就可能借用这些新的认识条件取得新的认识。在古代科学技术的条件下，我们几乎不能判断中草药的任何毒副作用。自有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条件以后，我们可以判断中草药的毒副作用了。同样道理，以往我们几乎不能正确判断药物的有效性。自有了随机双盲对比实验方法以后，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判断药物的有效性了。人类认识方法的进步，必然导致一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旧观念走向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不相信古人的经验，是完全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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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陈果夫捍卫中医是情真意切、兢兢业业的。他比时下的中医卫道士们要努力得多，刻苦得多。通观陈果夫捍卫中医的行为，他没有发表过任何不可一世的夸夸其谈，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压、谩骂或者撤换过任何人，没有禁止过批评中医的言论的公开发表，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串通宋子文，为捍卫中医动用一分钱中央财政，包括他领导的常山抗疟实验研究都是自己筹资的。尽管陈果夫团队进行的常山抗疟实验顺序被指为违背医学伦理，但整个实验过程的精细程度，丝毫也不亚于我国现在的任何一项中医中药研究。
遗憾的是，陈果夫先生毕竟缺乏科学教育背景，他的任何一项捍卫中医的工作都毫无科学意义。他领导的常山抗疟研究，从1940年启动到1944年写出研究报告，费时5年，虽然兢兢业业、仔仔细细，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中国人治疗疟疾还得用喹啉。, http://www.100md.com
陈果夫和陈立夫是陈其美的两个侄儿。陈其美因为介绍蒋介石加入同盟会，和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而使蒋介石终身都对陈其美抱有知遇之恩的心情。陈其美在临终时曾向蒋介石“托孤”自己的两个侄儿。蒋介石发迹以后，便将陈果夫和陈立夫收在自己的麾下，成为自己最可信赖的政治幕僚。1929年2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在不受任何政治干预的情况下，通过了由余云岫等17名医生提议的“废止中医案”，随即引起了全国规模的“中医药存废之争”。是时，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扮演了捍卫中医的领袖的角色，开创了通过政治手段干预我国医学科学进步的恶风先例。直到1960年，李敖先生还在算这笔旧账。
陈果夫先生1892年10月27日出生在浙江吴兴，幼年曾在长沙明德学堂读书。1907年入浙江陆军小学堂，是为“童子军”。1911年，陈先生入读南京陆军第四中学。这是他受过的最高层次的教育。在陈先生的一生中，没有接受过科学教育的任何记录。1918年起，陈先生在上海经商。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后，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安排陈先生在上海为军校招募新生兼采购物资。1926年，蒋先生安排陈先生当上了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中央组织部代部长，进入了蒋政权的核心。此时的陈立夫也已经当上了黄埔军校校长机要秘书。蒋介石的这些安排，为后来“蒋氏天下陈家党”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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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先生长期罹患肺结核。虽然这位先生坚定地迷信中医，但是，中医却没有为他的任何疾病施展一星半点的作为。陈先生身体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是西医解决的。尽管这样，陈先生却充当了弹压“废止中医案”的领袖，并且终身致力于为中医辩护。遗憾的是，自古以来就自我吹嘘，致力于延年益寿的中医，竟然没有能够使陈果夫先生长寿。1951年8月25日，陈果夫在台北病逝，享年只有59岁。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反中医的著名学者。远的有《周易》的作者，孔子、列子、韩愈、李商隐、苏东坡等名人。近的有俞樾、吴汝纶、丁福保。1929年发起“废止中医案”的人也都是些在科学医学方面训练有素的医生兼学者。在这前后，时任卫生部部长的胡定安，时任国家卫生委员会委员的余云岫、陈橘黄、汪企张，外围的有北大校长傅斯年，文豪鲁迅，科学家丁文江，等等，都是站在反中医斗争前列的领袖人物。这使得陈果夫先生虽然站在了捍卫中医的立场上，却一直敬仰这些大学问家。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与余云岫先生之间的交往。1935年12月，时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院长的陈果夫，明知余云岫对待中医中药的批评态度，却特别邀请余先生赴该校做开学演讲，并亲自主持演讲会。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陈果夫在上海举行庆祝光复的聚会，邀请社会贤达及名流与会，余云岫再次受到邀请，并特别让余云岫先生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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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抗“废止中医案”，中医曾经发起了所谓的“国医运动”。这个运动阻滞了中医被废的历史进程，但中医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此后，中医不得不采取步步退让的姿态。1931年，在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推动下，中医界人士联合成立了“国医馆”。陈立夫任国医馆第一任主任。
这个“国医馆”，虽然是在陈氏兄弟的推动下成立的，但它一直没有挂政府的牌子、也没有吃政府一口饭。“国医馆”成立伊始就对外申明了自己的宗旨：“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与制药方式”。
1935年，发起“国医运动”的核心人物陈存仁，在遭遇中医存废之争的冲击之后，卧薪尝胆，十年磨一剑，写出了《中华药学大辞典》。是书出版之时，陈存仁发表了如下感慨：“中国医学，积数千年经验而成”，“自后世才掺入阴阳五行家言，以意象空论为理论根据，于是中医学术大受浩劫，而为近世科学家所诟病。”“尤有望者，希冀世之科学专家，西医药家，对中国药学引起研究兴趣，进而作中药科学化之真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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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事同时意味着，在经历“废止中医案”的风波之后，陈果夫、陈立夫、陈存仁，这样一些站出来捍卫中医的顶尖级人士，都已经看清了中医的未来，那就是，中医必须接受科学的整理方有出路。否则，必然死路一条。
可是，中医科学化也许只是中医界的一厢情愿，未必能够落实。就在中医卫道士主张“接受科学的整理”之后，紧接着，反对中医的科学家们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谁来“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医”？不懂科学的人能够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医吗？
这个问题也曾经引起了医学界激烈的争论。西医们毫无愧色地宣称：“只有科学家才能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医。”
西医生的这个回答，对中医生千辛万苦选择出来的“中医科学化”道路无异于一记闷棍。一方面，中医已经不再可能完全蔑视科学。另一方面，中医生自己又没有能力“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医”。这意味着，如果中医继续蔑视科学，必然死路一条。反之，如果中医选择科学化的道路，因为中医生普遍缺乏使中医走向科学化的能力，中医生的饭碗也还是要被砸掉。这样一来，虽然中医生走出了“废止中医案”的危机，却总是面临着死路一条、无路可逃的展望。对此，中医卫道士自然于心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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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中医走投无路之际，陈果夫带领一帮人给中国的医学科学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或者说，给中国医学史写了一个“相声段子”。
1940年的某一天，时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医务所所长的程佩箴正在为陈果夫打针，程顺便向这位权倾朝野的顶头上司汇报说：“当今喹啉市场严重趋紧，价格飞涨，学校患疟疾的学生已经无法接受喹啉的治疗，情势非常危险。”
1940年是国民政府自泸沟桥抗战以来最困难的一个时期。那时，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国土已经沦丧，军民被迫撤向西南。当时的西南是疟疾最为肆虐的地区。就在我国军民向西南各省撤退的时候，日军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印尼是亚洲喹啉的主要供应地。日军占领印尼，引发了世界喹啉市场的极度混乱。
听了程佩箴的汇报以后，陈果夫不假思索地反问到：“何不用国药治之？”
程佩箴答：“不知何种国药对疟疾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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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不懂中医，一时语塞。实际上，即使学过中医的也不可能知道这个答案。如果国药中真有现成可以治疗疟疾的方剂，当年的康熙皇帝就用不着冒险去服用法国传教士提供的金鸡纳霜了。
恰在这之后不久，重庆的一张地方报纸刊登了一则“治疟方”，这使陈果夫立马兴奋起来。在陈果夫看来，有了这个方剂，不但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患疟疾有药可救，而且，中国军民向西南迁移也有卫生保证了。
重庆地方报纸登载的“常山治疟方”由7味药组成：常山、槟榔、鳖甲、甘草各三钱；乌梅、红枣各三枚；生姜三片做引。
在这7味药当中，究竟哪一味药具有抗疟作用呢？
虽然没有经过任何实验，陈果夫却非常有信心地把注意力盯在常山上。
中医典籍对常山的抗疟作用并没有明确记载。发现常山的抗疟作用应该归功于那些具有西医背景的学者，如西医翻译大家丁福保，美国药学家史密斯(Porter Smith)和中国医学史家李涛。但是，这三个人关于常山的抗疟作用并没有一致性的认识。丁福保充分相信常山对治疗疟疾有效。史密斯则说，中国人“不论是哪一种的疟疾热病，(本草)总是推荐常山”。李涛说得最谨慎：“古方多用常山治疗疟疾，却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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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任何实验依据，陈果夫依然凭借重庆地方报纸的报道和自己的直觉，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推动常山抗疟研究，踌躇满志地要进行他所谓的“为打击疟原虫增添一件新武器”的伟大创新。
有关常山抗疟研究过程，陈果夫把它浓缩在他撰写的科教片电影剧本《常山治疟》中了。这个剧本以陈先生自己领导的“实验”为蓝本。剧本设想女主人公“朱太太”吃了“陈主任”(陈果夫为原型)的治疟方以后完全康复。是时配上一句道白：“朱女士一跃而出，甚赞药方之效，陈主任始心安”。
这个情节构造对于一个训练有素的药学科学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事实上，不用说通过电影描写是毫无意义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吃药在先，康复在后”，也不能作为某种药物对某种疾病有效的科学依据。陈果夫当然也没有这样下结论，因为他的“治疟方”有7味药。接下来，陈果夫设想另外一个情节，“陈主任”和“程所长”在资料室研究7种药物各自的作用，然后一一进行实验，最后筛选出单独用常山进行“实验”。经过大量实验以后，“陈主任”终于发现了“常山治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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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电影剧本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只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证明陈果夫先生是否真在“朱太太”身上做过常山抗疟实验。即使真有这个实验，在科学家看来，这样的“实验”既不人道，也毫无科学价值。
紧接着，电影转向程佩箴更加严格的科学实验。按照电影剧本，程佩箴选择了50个自认为罹患了疟疾的学生，然后进行血液化验，实实在在地从这50个学生的血样中检查出了疟原虫。然后再给患者服用常山。根据剧本，在服用过常山的患者血液检验中，没有再发现疟原虫了。得到这个结论以后，剧本写道：“程所长喜甚，急奔报陈主任，时虽大雨倾盆，亦不顾焉。”
以上是陈果夫写的电影剧本。实际的常山抗疟研究在1944年出版了《常山治疟初步研究报告》。陈果夫为这个报告写了“序言”。根据这份报告，1940年代陈果夫先生倡导的常山抗疟研究分四个科目四个研究小组各自独立地进行。第一小组，属于药物分类学研究，它主要解决“究竟什么是常山”的问题。第二小组，从事常山的化学研究，主要工作是揭示常山治疟的有效成分。第三小组，从事药理学研究，主要揭示常山抗疟的作用机理。第四小组，致力于临床应用研究，以揭示常山抗疟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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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现在的抗疟武库中并没有常山这件抗疟武器，但是，许多中国人依然相信陈果夫的确带领他的研究团队为抗疟增添了一件新武器。可是，陈果夫团队辛辛苦苦花了5年时间发表的结论，却遭到了西医生们的讥讽。首先，与19世纪末20世纪20年代提炼麻黄素相比，陈果夫团队的研究违背了科学研究的人道主义原则。“陈主任”在不知道“治疟方”是不是真的安全而有效的情况下，就率先在“朱太太”身上做实验，把“朱太太”当实验动物，这是极不道德的。针对这样的程序错误，反中医的领袖人物余云岫发表了《现在应该研究中药了》，特别批评陈果夫研究团队“颠倒了研究程序”。
中药研究程序应该怎样进行，早在30年代就有讨论。协和医科大学的赵橘黄先生，曾经在1934年发表过《中药研究步骤》一文，指出中药研究应该按照(1)生药学研究→(2)化学分析→(3)动物实验→(4)临床应用→(5)人工合成→(6)改良结构，依次进行，不得颠倒。在这六个过程当中，生药学研究相当于现在的中药鉴别学研究。这个研究过程要求，在研究麻黄之前，应该先弄清什么是麻黄；在研究常山之前，应该先研究什么是常山。比如说，中国的常山有三种，鸡骨常山，海州常山和土常山。陈果夫研究小组确定“对疟疾有效”的常山是鸡骨常山(Dichroa Febrifuga)，它与日本人所理解的常山(Orixa Japonica)具有很大差异。在生药学研究完成以后，药物学家还得通过化学分析，找出其中具有化学活性的主要成分。紧接着，应该将这些分离出来的成分进行药理学实验，即，将这些化学溶液注射到实验动物体内，观察其血液、呼吸、心搏及其它生命特征，以了解这些有效成分的疗效、毒理特性和副作用。此后，才开始人体的临床应用试验。临床应用实验完成之后，再对所分离的成分进行人工合成研究。最后，为了消除或减小药品的毒副作用，或把药物的毒副作用纳入可进行人工控制的范围以内，药学家再尝试改良这种药品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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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就已经解决了中药研究程序问题，到陈果夫领导的常山抗疟研究小组中却把它给颠倒了。陈果夫团队的常山抗疟研究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步，先把“常山治疟方”在朱太太身上做试验。然后再选择50个罹患疟疾的学生，在更严格的检验条件下试验，确保“常山治疟方”能够消灭疟原虫。
第二步，考证“有效的”“真”常山。
第三步，对“有效的”“真”常山进行化学分析，分离出具有化学活性的有效成分。
第四步，把这个分离出来的成分用于临床。
第五步，如果工业化生产需要，再进行人工合成研究。
陈果夫的研究没有深入到人工合成研究这一步就终止了。因此，更后面的“改良结构”也没有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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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分析下来，陈果夫小组的研究顺序就不是按照赵橘黄先生指出的一、二、三、四、五的顺序进行的，而是按照三、二、一、四、五的顺序进行的。这个研究顺序在40年代引发了我国医学界关于人体医药试验的伦理学争论。当时一些训练有素的药学家都对陈果夫先生在药学研究中，把人体试验置于于动物试验之先的错误做法进行了谴责和批判。期间，余云岫先生再次引述苏东坡说过的“学书费纸，学医费人”，批评陈果夫“把病人当练书法的纸”。
面对医学界的批评，陈果夫很不服气。为此，他发表了《一二三四五还是五四三二一》为自己辩解。这个辩解的核心思想是：
“西洋研究药物者，每每先以动物试验，然后用到人身上来。中国几千年来以‘人’作实验而研究药物的性能，为什么现在学医的人反而不相信它呢？几千年的宝贵经验，为什么不算数呢？”
在这里，我们撇开人体医药试验的伦理学问题不谈，陈果夫也还犯了几个致命的认识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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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所谓“几千年的宝贵经验”是不可靠的。中医在历史上演变那么多年并没有形成任何可靠的疗法。对于同样的疾病，100个不同的中医生可以采取120个不同的疗法，所谓“宝贵经验”从何而来？中医经常性地“吃一堑”，却从来没有使中医“长一智”。这也算是“宝贵经验”么？
第二、古代中医生使用某种药物并没有明确的实验目的和实验方法，而是一再盲目地滥用。中医生频繁地滥用中草药不属于实验研究的范畴。
第三、认识需要不端的深化和发展。每一个人都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认识事物。由于受历史条件限制，许多以往不能认识的东西，在有了新的认识条件以后，我们就可能借用这些新的认识条件取得新的认识。在古代科学技术的条件下，我们几乎不能判断中草药的任何毒副作用。自有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条件以后，我们可以判断中草药的毒副作用了。同样道理，以往我们几乎不能正确判断药物的有效性。自有了随机双盲对比实验方法以后，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判断药物的有效性了。人类认识方法的进步，必然导致一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旧观念走向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人不相信古人的经验，是完全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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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说，陈果夫捍卫中医是情真意切、兢兢业业的。他比时下的中医卫道士们要努力得多，刻苦得多。通观陈果夫捍卫中医的行为，他没有发表过任何不可一世的夸夸其谈，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打压、谩骂或者撤换过任何人，没有禁止过批评中医的言论的公开发表，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串通宋子文，为捍卫中医动用一分钱中央财政，包括他领导的常山抗疟实验研究都是自己筹资的。尽管陈果夫团队进行的常山抗疟实验顺序被指为违背医学伦理，但整个实验过程的精细程度，丝毫也不亚于我国现在的任何一项中医中药研究。
遗憾的是，陈果夫先生毕竟缺乏科学教育背景，他的任何一项捍卫中医的工作都毫无科学意义。他领导的常山抗疟研究，从1940年启动到1944年写出研究报告，费时5年，虽然兢兢业业、仔仔细细，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中国人治疗疟疾还得用喹啉。,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