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的临终关怀想到的……
我在美国斯隆凯瑟琳癌症纪念医院学习期间，接触了很多关于治疗与临终关怀的临床和教学工作，有很多感触，写来和大家一起讨论，希望能够对我们的临终关怀工作有所启发。
下面是一位美国临床医生与一位晚期癌症患者的对话。患者对医生说：“我已经很晚了，快走了，可能还有十几天的时间，是这样吧？”医生说：“很抱歉，恐怕是这样，你自己已经很清楚，你现在还有什么痛苦？还需要我们怎样的帮助？还想和谁交谈？我希望你能够没有任何痛苦，内心感到平静地走，你认为能这样吗？”……听了这样的对话，我当时真的感到很震惊，因为这和我国的情况相差太大了，医生能如此和患者谈论病情，谈论死亡，这在我国恐怕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在国内也能够接触到临床晚期的癌症患者，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面对疾病，面对死亡，但是这样公开地和患者面对面谈论死亡还是没尝试过，也没有受到这方面的训练。我深知我们的文化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样做在中国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同时我也相信，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人性应该是相同的。
亚洲文化强调对他人无伤害和给予希望的原则，所以认为对癌症患者说出真相是伤害性行为，会造成患者的精神负担，同时强调家庭的责任多于个人的权力和自主性，个人只是家庭的一分子，因此很多重大决定都是由家庭而不是个人做出的。家人本着无伤害的原则，不希望将坏消息告诉患者，这些都是我们的文化所决定的，而且看起来也非常有道理。家庭成员对患者封锁坏消息是对患者的爱护，不让患者失去希望，是无可厚非的。
, 百拇医药
然而，最近的一些调查数据显示，许多患者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医生告诉自己关于疾病的信息而不是告诉他们的家属。例如，在中国大陆的一项对501例癌症患者的调查表明，73%的患者希望医生告诉他们癌症的诊断和有关信息，尽管是坏消息；24%的患者认为是否告诉患者病情应该看患者的心理状态，视患者的个人情况而定；3%的患者不希望被告诉病情。香港1996年对1136名患者调查发现95%的患者希望知道坏消息。尽管许多医疗工作者也支持和倡议，告知病情是患者的权利，但是由于一些文化因素和观念的影响，仍然没有在临床中完全实施。
人们有时天真地认为，如果患者不知道疾病的诊断，他们将保持希望和乐观的态度，然而一旦他们发现无法治好或病情发展，将面临心理崩溃，甚至拒绝治疗，不吃不喝。由于家庭的保护，很多患者不知道他们的诊断和病情，这在短时间内看似是对患者有利的，但是如果患者面临化疗、放疗所带来的难以忍受的副反应或病情每况愈下，患者会感到孤独、绝望，在感情上与家人分离。事实上，很多患者这时已经猜出或从其他渠道知道了坏消息，但是由于家庭从未告知病情，他们也能理解家人的一片苦心，宁可彼此心照不宣，这造成了感情上无法沟通。还有的患者曾经告诉我，我希望医生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希望自己死的明白，希望我有准备和思考的时间，完成自己还未了却的心愿，希望给家人留下一些话，或表达自己对家人的感谢和爱，如果不告诉患者病情，这些想法如何得到实现呢？
我还了解到，70年代以前的美国，和我国目前的情况差别不是很大，癌症就等于死亡，医生和家人都对患者封锁这个坏消息，患者常常是在无助和绝望的心态下死去的，有很多的心理痛苦和躯体痛苦没有得到释放和解决，没有医生和患者谈临终的问题，因此也不可能知道和处理患者的痛苦。经过20多年的改变，患者现在已经获得了知情权，很多心理痛苦和躯体症状得到改善，患者能够平静地接受死亡，也能够平静地走完人生。从人性的角度思考，我们是否也应该或必须朝着这个方向改变。(摘自《健康咨询报》), 百拇医药
下面是一位美国临床医生与一位晚期癌症患者的对话。患者对医生说：“我已经很晚了，快走了，可能还有十几天的时间，是这样吧？”医生说：“很抱歉，恐怕是这样，你自己已经很清楚，你现在还有什么痛苦？还需要我们怎样的帮助？还想和谁交谈？我希望你能够没有任何痛苦，内心感到平静地走，你认为能这样吗？”……听了这样的对话，我当时真的感到很震惊，因为这和我国的情况相差太大了，医生能如此和患者谈论病情，谈论死亡，这在我国恐怕是不可能的。尽管我在国内也能够接触到临床晚期的癌症患者，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地面对疾病，面对死亡，但是这样公开地和患者面对面谈论死亡还是没尝试过，也没有受到这方面的训练。我深知我们的文化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这样做在中国肯定是行不通的，但是同时我也相信，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人性应该是相同的。
亚洲文化强调对他人无伤害和给予希望的原则，所以认为对癌症患者说出真相是伤害性行为，会造成患者的精神负担，同时强调家庭的责任多于个人的权力和自主性，个人只是家庭的一分子，因此很多重大决定都是由家庭而不是个人做出的。家人本着无伤害的原则，不希望将坏消息告诉患者，这些都是我们的文化所决定的，而且看起来也非常有道理。家庭成员对患者封锁坏消息是对患者的爱护，不让患者失去希望，是无可厚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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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近的一些调查数据显示，许多患者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医生告诉自己关于疾病的信息而不是告诉他们的家属。例如，在中国大陆的一项对501例癌症患者的调查表明，73%的患者希望医生告诉他们癌症的诊断和有关信息，尽管是坏消息；24%的患者认为是否告诉患者病情应该看患者的心理状态，视患者的个人情况而定；3%的患者不希望被告诉病情。香港1996年对1136名患者调查发现95%的患者希望知道坏消息。尽管许多医疗工作者也支持和倡议，告知病情是患者的权利，但是由于一些文化因素和观念的影响，仍然没有在临床中完全实施。
人们有时天真地认为，如果患者不知道疾病的诊断，他们将保持希望和乐观的态度，然而一旦他们发现无法治好或病情发展，将面临心理崩溃，甚至拒绝治疗，不吃不喝。由于家庭的保护，很多患者不知道他们的诊断和病情，这在短时间内看似是对患者有利的，但是如果患者面临化疗、放疗所带来的难以忍受的副反应或病情每况愈下，患者会感到孤独、绝望，在感情上与家人分离。事实上，很多患者这时已经猜出或从其他渠道知道了坏消息，但是由于家庭从未告知病情，他们也能理解家人的一片苦心，宁可彼此心照不宣，这造成了感情上无法沟通。还有的患者曾经告诉我，我希望医生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希望自己死的明白，希望我有准备和思考的时间，完成自己还未了却的心愿，希望给家人留下一些话，或表达自己对家人的感谢和爱，如果不告诉患者病情，这些想法如何得到实现呢？
我还了解到，70年代以前的美国，和我国目前的情况差别不是很大，癌症就等于死亡，医生和家人都对患者封锁这个坏消息，患者常常是在无助和绝望的心态下死去的，有很多的心理痛苦和躯体痛苦没有得到释放和解决，没有医生和患者谈临终的问题，因此也不可能知道和处理患者的痛苦。经过20多年的改变，患者现在已经获得了知情权，很多心理痛苦和躯体症状得到改善，患者能够平静地接受死亡，也能够平静地走完人生。从人性的角度思考，我们是否也应该或必须朝着这个方向改变。(摘自《健康咨询报》),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