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头监管，管不出食品安全
在三聚氰胺重现江湖的同时，海南“毒豇豆”事件再次暴露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的问题。《食品安全法》虽已出台，食品安全的警钟却不断敲响。“八顶大盖帽抓不住一个杀猪的，十个部委管不住一个造假的。” 这一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揭示了食品安全最大的“死穴”，就是多头管理，却难以管好。
一棵蔬菜好多双眼睛盯着
“我这蔬菜可新鲜了，早上摘的。”在北京通州果园地区，大大小小的蔬菜和农产品销售商店不下10家。几天前，记者走进其中一家，卖菜的刘师傅动作麻利，将记者要买的小白菜一捆，扔进薄薄的红色塑料袋里。
“你这是无公害小白菜吗？”记者问。
“你真逗，到我这里买菜，都没人提什么无公害。”刘师傅笑了，“我可以保证，蔬菜新鲜，但回去要洗，别直接就吃了。”
从刘师傅的商店一直往东，大约走半个小时，就能看到大片的农田和塑料大棚，这里是北京重要的蔬菜基地。
“我们不会用水胺硫磷，也不会用氯丹、甲胺磷、二溴氯丙烷这些禁药，也就用用最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或者杀虫霜。”技术员小包是土桥附近的村民，他对记者说：“我们这里的蔬菜，一般直供超市或本地蔬菜零售商。”
在一家大型超市，售货员告诉记者，这里有蔬菜质量检测环节，有问题、过了保质期的菜都倒掉。而在农贸批发市场，按规定，设有专门的蔬菜质量检测室，凡欲进场交易的蔬菜都必须检测合格。
一棵蔬菜从田间到餐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答案是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市卫生局郭淑芹指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的分段监管体制，链条很长，涉及卫生、食品药品、农业、工商、质监等多个部门。
为何没能及早发现问题
“毒豇豆”的发现，并不是在生产环节，而是在商品流通环节。
为何带毒的蔬菜还能现身？小包说，市场交易量这么大，不可能每一批蔬菜都检测到。批发市场的质量检测都靠抽样。像海南“毒豇豆”，如果不是特别大的批次，漏检的概率极大。
这么多部门在管，为何还能让“毒豇豆”顺顺当当地出现在各地的农贸市场？
郭淑芹指出，“毒豇豆”事件中，卫生监督的第一层由市、区一级农检中心负责，进入集贸市场和超市销售后的第二层监督属于工商部门，进入饭店和单位食堂等餐桌的第三层监督属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卫生行政部门虽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但不是执法主体。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农产品全国生产、全国销售的大流通格局。郭淑芹指出，在基层的监管实践中，哪些是流通环节，哪些是生产环节，界限难以明晰的事例不胜枚举。监管分工的背后，其实是各部门的利益纠葛。
她说，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经过几次调整，形成了以多部门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模式。这种模式表面上看分工明确、职责清楚，但是实际效果却并非如此。
一元化管理呼声渐高
多头管理造就的部门利益，已成为改变现状的最大阻力。郭淑芹说，执法部门往往遇到好处就抢，遇到责任就推。例如，在下游的餐饮卫生监督中，就容易出现“卫生没法管，药监无力管，餐馆不服管”的局面。对此，郭淑芹说，对于农产品，应该是“谁销售谁负责，谁检测谁负责”。哪个环节查到“有毒”，哪个环节就应该全权负责。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丽朴建议，在大流通蔬菜方面实行品牌准入制度。如果蔬菜生产没有品牌，尽管像海南省农业厅发布报告称97.88%的豇豆是合格的，但消费者并不知道哪个合格、哪个不合格。为了避免成为2.12%的受害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吃豇豆。
“我认为，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探索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大食品监管机制’，将多头管理转为一元化管理。”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说，从国际经验来看，食品监管往往需要强有力的、统一的主管机构来落实、执行。
目前，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主要有多部门监管和独立监管两种模式。其中独立监管模式最典型的是加拿大和英国。1997年3月，加拿大通过《食品监督署法》，决定将原来分属农业和农业食品部、渔业部和海洋部、卫生部和工业部等多个部门的食品监管职能集中，在农业部下设一个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督机构——加拿大食品监督署，统一负责食品安全、动物健康和植物保护的监管工作，真正实现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2000年4月，英国对原有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进行改革，成立食品标准局，由其全面负责食品安全的监管，同样希望实现“从农田到餐桌”整个食品链的安全监管。
郭淑芹指出，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尚未到位，综合协调机制不健全。省级机构改革正在进行，监管职能调整没有完成，大多数市、县级机构改革还未启动，给执法造成一定困难。她说，如能尽快实现统一管理，发现问题会容易得多。 (李天舒)
一棵蔬菜好多双眼睛盯着
“我这蔬菜可新鲜了，早上摘的。”在北京通州果园地区，大大小小的蔬菜和农产品销售商店不下10家。几天前，记者走进其中一家，卖菜的刘师傅动作麻利，将记者要买的小白菜一捆，扔进薄薄的红色塑料袋里。
“你这是无公害小白菜吗？”记者问。
“你真逗，到我这里买菜，都没人提什么无公害。”刘师傅笑了，“我可以保证，蔬菜新鲜，但回去要洗，别直接就吃了。”
从刘师傅的商店一直往东，大约走半个小时，就能看到大片的农田和塑料大棚，这里是北京重要的蔬菜基地。
“我们不会用水胺硫磷，也不会用氯丹、甲胺磷、二溴氯丙烷这些禁药，也就用用最常见的有机磷农药或者杀虫霜。”技术员小包是土桥附近的村民，他对记者说：“我们这里的蔬菜，一般直供超市或本地蔬菜零售商。”
在一家大型超市，售货员告诉记者，这里有蔬菜质量检测环节，有问题、过了保质期的菜都倒掉。而在农贸批发市场，按规定，设有专门的蔬菜质量检测室，凡欲进场交易的蔬菜都必须检测合格。
一棵蔬菜从田间到餐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答案是很多。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保定市卫生局郭淑芹指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实行的分段监管体制，链条很长，涉及卫生、食品药品、农业、工商、质监等多个部门。
为何没能及早发现问题
“毒豇豆”的发现，并不是在生产环节，而是在商品流通环节。
为何带毒的蔬菜还能现身？小包说，市场交易量这么大，不可能每一批蔬菜都检测到。批发市场的质量检测都靠抽样。像海南“毒豇豆”，如果不是特别大的批次，漏检的概率极大。
这么多部门在管，为何还能让“毒豇豆”顺顺当当地出现在各地的农贸市场？
郭淑芹指出，“毒豇豆”事件中，卫生监督的第一层由市、区一级农检中心负责，进入集贸市场和超市销售后的第二层监督属于工商部门，进入饭店和单位食堂等餐桌的第三层监督属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卫生行政部门虽承担食品安全综合协调、组织查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但不是执法主体。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农产品全国生产、全国销售的大流通格局。郭淑芹指出，在基层的监管实践中，哪些是流通环节，哪些是生产环节，界限难以明晰的事例不胜枚举。监管分工的背后，其实是各部门的利益纠葛。
她说，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经过几次调整，形成了以多部门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模式。这种模式表面上看分工明确、职责清楚，但是实际效果却并非如此。
一元化管理呼声渐高
多头管理造就的部门利益，已成为改变现状的最大阻力。郭淑芹说，执法部门往往遇到好处就抢，遇到责任就推。例如，在下游的餐饮卫生监督中，就容易出现“卫生没法管，药监无力管，餐馆不服管”的局面。对此，郭淑芹说，对于农产品，应该是“谁销售谁负责，谁检测谁负责”。哪个环节查到“有毒”，哪个环节就应该全权负责。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丽朴建议，在大流通蔬菜方面实行品牌准入制度。如果蔬菜生产没有品牌，尽管像海南省农业厅发布报告称97.88%的豇豆是合格的，但消费者并不知道哪个合格、哪个不合格。为了避免成为2.12%的受害者，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吃豇豆。
“我认为，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探索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大食品监管机制’，将多头管理转为一元化管理。”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说，从国际经验来看，食品监管往往需要强有力的、统一的主管机构来落实、执行。
目前，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主要有多部门监管和独立监管两种模式。其中独立监管模式最典型的是加拿大和英国。1997年3月，加拿大通过《食品监督署法》，决定将原来分属农业和农业食品部、渔业部和海洋部、卫生部和工业部等多个部门的食品监管职能集中，在农业部下设一个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督机构——加拿大食品监督署，统一负责食品安全、动物健康和植物保护的监管工作，真正实现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2000年4月，英国对原有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进行改革，成立食品标准局，由其全面负责食品安全的监管，同样希望实现“从农田到餐桌”整个食品链的安全监管。
郭淑芹指出，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尚未到位，综合协调机制不健全。省级机构改革正在进行，监管职能调整没有完成，大多数市、县级机构改革还未启动，给执法造成一定困难。她说，如能尽快实现统一管理，发现问题会容易得多。 (李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