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村医遭遇职业困惑
年轻村医不愿扎根农村
很多年轻的乡村医生想离开农村。内蒙古自治区某地的乡村医生秦峰(化名)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了。他36岁，目前正在大城市进修。他说自己准备进修结束后，报名参加今年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如果顺利的话，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证后，他打算离开自己行医10多年的村卫生所，去大城市发展。
据秦医生反映，他所在的镇好些乡村医生都不愿再继续干下去了。有的到外面做买卖，有的开起了饭馆。他自己所在的行政村有五六个自然村，前几年，最多的时候有3个乡村医生。可现在，如果秦医生离开的话，他这个村就只剩下一个乡村医生了。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的资料显示，2008年底，全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总计约90万人，比上年减少2万人。据了解，乡村医生人数在减少现象几年前就开始出现。《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8》数据显示，2003年之前，我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基本保持在120万人以上，到了2003年，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从此前的100多万人急剧减少到86万人左右。尽管之后几年，乡村医生数量有所回升，但自2006年起，乡村医生人数又开始递减。2007年的乡村医生人数比2006年减少了近2万人。有关人士分析，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一些乡村医生考取了执业医师资格，而不再被冠以“乡村医生”有关，另一方面与老乡村医生的退去有关；同时，部分年轻乡村医生中途弃行也是造成这支队伍缩减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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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低风险大是选择离开的主因
记者问及离开的原因，秦峰表示，大城市发展的空间大，自己进修学的医学知识和技能，很多在农村派不上用场。“我在城市医院的皮肤科、小儿科等科室进修过，但是到了农村，这些专科知识很少能用得上。”
秦峰说，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做乡村医生是一件“特别受罪的事”。他随时都要出诊，尤其是大冬天，内蒙古最冷时气温零下30摄氏度，但只要乡亲们打电话来找他去看病，就得立刻骑着摩托车出门，哪怕顶风冒雪。由于常常在外面跑，手脚经常冻得不听使唤，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得了关节炎。
四川的小蔡尽管这些年干得还比较顺利，觉得自己在村里行医自由、自主，且人际关系简单，但地位低、风险高的现实，让他还是觉得前途难料。“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了，不敢轻举妄动，但继续干乡医，很怕出事后把自己这10年挣的钱全给赔进去。农村卫生机构没有一个很好的风险分担机制，药品质量也不过关，不论是药品质量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或者过敏的问题，出事了都是我们自己担着，根本没有职业的荣耀感。”
, 百拇医药
“我们不希望被政策边缘化”
据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2007年所做的一项乡村医生调查显示，9个样本乡镇172名乡村医生的平均年龄为43.3岁，2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乡村医生极少，35岁以下的年轻乡村医生也仅占4成，乡村医生队伍不仅存在较为严重的老化现象，而且还不同程度存在后继乏人的问题。该项调查提出，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逐渐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持，乡村医生的生存和发展面临诸多问题，正常的公益性服务受到很大影响。目前，村卫生室的举办形式主要包括集体办、镇办镇管和私人办。即便是村办的卫生所，村集体的支持也仅仅限于用房上，并没有给村卫生室其他实质性的投入和补偿。除东部发达省份极少数地方外，我国中、西部绝大部分的乡村医生收入主要来源是医疗服务所得，这其中主要是药品的差价，而防保收入和政府补助则微乎其微。
乡村医生提供大量的基本医疗和转诊服务，同时，还要提供计划免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宣传等公共卫生服务。但绝大多数地方，给乡村医生的补贴也就每月100元或一年1000元。乡村医生公共卫生服务基本上无经费补贴或仅有极少量的防保补助，且没有享受任何社会保障。对于不少乡村医生来说，仅从事卫生服务难以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从事农副业生产来补贴家用。
, 百拇医药
小蔡说，影响年轻村医选择的主要动力是政府的政策影响。但是现在，他感觉自己在被政策“边缘化”。“现在国家和各个地方的政策主要是促进县医院和卫生院发展，对村卫生所只是象征性地给予补贴。”小蔡还提到，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是救了卫生院(他们那里卫生院住院报90%，每个家庭每年还有100元的门诊费)， 门诊费根本不能在村卫生室报销，病人都流失了，这让村卫生所很有压力，他们当地的村卫生所因患者减少而惨淡经营。“我在等着新农合政策也能关照我们。”小蔡说。
小蔡认为，除了新农合政策不能“阳光普照”到乡村医生外，城市医院的医疗责任险也“冷落”乡村医生。“病人在我这里出事了，都得我一人担着，这是影响我们工作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他希望建立一种制度，让乡村医生出事后能获得和医院医生一样的保险支持，比如，让每个乡医一年出点钱买份医疗责任保险，以分担风险。 (摘自《健康报》 李阳和文), 百拇医药
很多年轻的乡村医生想离开农村。内蒙古自治区某地的乡村医生秦峰(化名)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了。他36岁，目前正在大城市进修。他说自己准备进修结束后，报名参加今年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如果顺利的话，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证后，他打算离开自己行医10多年的村卫生所，去大城市发展。
据秦医生反映，他所在的镇好些乡村医生都不愿再继续干下去了。有的到外面做买卖，有的开起了饭馆。他自己所在的行政村有五六个自然村，前几年，最多的时候有3个乡村医生。可现在，如果秦医生离开的话，他这个村就只剩下一个乡村医生了。
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的资料显示，2008年底，全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总计约90万人，比上年减少2万人。据了解，乡村医生人数在减少现象几年前就开始出现。《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8》数据显示，2003年之前，我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基本保持在120万人以上，到了2003年，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从此前的100多万人急剧减少到86万人左右。尽管之后几年，乡村医生数量有所回升，但自2006年起，乡村医生人数又开始递减。2007年的乡村医生人数比2006年减少了近2万人。有关人士分析，究其原因，一方面与一些乡村医生考取了执业医师资格，而不再被冠以“乡村医生”有关，另一方面与老乡村医生的退去有关；同时，部分年轻乡村医生中途弃行也是造成这支队伍缩减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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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低风险大是选择离开的主因
记者问及离开的原因，秦峰表示，大城市发展的空间大，自己进修学的医学知识和技能，很多在农村派不上用场。“我在城市医院的皮肤科、小儿科等科室进修过，但是到了农村，这些专科知识很少能用得上。”
秦峰说，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因为做乡村医生是一件“特别受罪的事”。他随时都要出诊，尤其是大冬天，内蒙古最冷时气温零下30摄氏度，但只要乡亲们打电话来找他去看病，就得立刻骑着摩托车出门，哪怕顶风冒雪。由于常常在外面跑，手脚经常冻得不听使唤，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得了关节炎。
四川的小蔡尽管这些年干得还比较顺利，觉得自己在村里行医自由、自主，且人际关系简单，但地位低、风险高的现实，让他还是觉得前途难料。“我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了，不敢轻举妄动，但继续干乡医，很怕出事后把自己这10年挣的钱全给赔进去。农村卫生机构没有一个很好的风险分担机制，药品质量也不过关，不论是药品质量的问题，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或者过敏的问题，出事了都是我们自己担着，根本没有职业的荣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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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希望被政策边缘化”
据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2007年所做的一项乡村医生调查显示，9个样本乡镇172名乡村医生的平均年龄为43.3岁，2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乡村医生极少，35岁以下的年轻乡村医生也仅占4成，乡村医生队伍不仅存在较为严重的老化现象，而且还不同程度存在后继乏人的问题。该项调查提出，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逐渐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持，乡村医生的生存和发展面临诸多问题，正常的公益性服务受到很大影响。目前，村卫生室的举办形式主要包括集体办、镇办镇管和私人办。即便是村办的卫生所，村集体的支持也仅仅限于用房上，并没有给村卫生室其他实质性的投入和补偿。除东部发达省份极少数地方外，我国中、西部绝大部分的乡村医生收入主要来源是医疗服务所得，这其中主要是药品的差价，而防保收入和政府补助则微乎其微。
乡村医生提供大量的基本医疗和转诊服务，同时，还要提供计划免疫、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健康教育、慢性病管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宣传等公共卫生服务。但绝大多数地方，给乡村医生的补贴也就每月100元或一年1000元。乡村医生公共卫生服务基本上无经费补贴或仅有极少量的防保补助，且没有享受任何社会保障。对于不少乡村医生来说，仅从事卫生服务难以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从事农副业生产来补贴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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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蔡说，影响年轻村医选择的主要动力是政府的政策影响。但是现在，他感觉自己在被政策“边缘化”。“现在国家和各个地方的政策主要是促进县医院和卫生院发展，对村卫生所只是象征性地给予补贴。”小蔡还提到，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是救了卫生院(他们那里卫生院住院报90%，每个家庭每年还有100元的门诊费)， 门诊费根本不能在村卫生室报销，病人都流失了，这让村卫生所很有压力，他们当地的村卫生所因患者减少而惨淡经营。“我在等着新农合政策也能关照我们。”小蔡说。
小蔡认为，除了新农合政策不能“阳光普照”到乡村医生外，城市医院的医疗责任险也“冷落”乡村医生。“病人在我这里出事了，都得我一人担着，这是影响我们工作和发展的最大障碍。”他希望建立一种制度，让乡村医生出事后能获得和医院医生一样的保险支持，比如，让每个乡医一年出点钱买份医疗责任保险，以分担风险。 (摘自《健康报》 李阳和文),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