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务实 客观公正 ——我所认识的费开扬
1985年11月我奉调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分配到《中医杂志》社工作，适值费开扬老师刚从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重回杂志社，我与他相对而坐，一起办公达七年之久，耳濡目染，获益良多。先生温文儒雅，其精湛的医学造诣、严谨的治学精神、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感。
先生生于1925年，早年在中华国医专门学校学习，拜姚国鑫先生为师，后又获当代已故名医程门雪、章次公之亲炙，深得二公治学之精髓。1946年在全国中医师考试中脱颖而出，名列优等第六名(计录取362名，其中优等10名)，时年21岁。1952年又考入北京医学院，系统学习西医五年，成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
在欧风东渐，西医学日益昌明之际，先生作为一名已有名望的中医，转而再学西医，是受到唐容川等中西汇通派的影响，意欲为传统医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后来的临床实践中，他发现中西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其方法论、价值观大相径庭。对某些疾病，譬如炎症，在治疗方法上结合是可能的，那只是浅的层次；在理论上，就深的层次而言，中西医结合殊属不易，其历史进程将是漫长的。但这并不妨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对西医学深入了解后，更能看清中医的优势与特色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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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认为学好中医贵在实践。当年从医校毕业后，他在上海尊圣善会应诊六年之久，该会施诊给药，不收费用，求医者众。先生每天门诊量达100~120人之多，涉及内、妇、皮肤等科，其中不乏危重、疑难病证，斯时大有“书到用时方恨少”之叹，于是昼诊夜读，刻苦磨炼，让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交互参证，获得很多真切的体会，打下扎实的中医基础。他告诫后学力戒从书本到书本，闭门造车、面壁虚构、浮而不实的学风。
他以为医者当虚怀若谷，博采众长，不可有门户之见。叶天士从师十七人，终成一代宗师。他对程门雪、章次公二位老师的治学特点如数家珍。二公学识渊博，自不待言，但程师对中医经典的疏义、对传统技法及古方的研究罕见其匹，又精研叶天士之学，经方、时方融为一炉，在继承中发展提高，堪称其学术特色。而章师“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不仅对中医古籍研究有素，且将中西学理进行沟通，以分析病机、处方用药，立论新颖独到，不愧为中医学之革新家。先生从他们的治学轨迹获得启示，受益无穷。
他认为西医注重辨病，中医强调辨证，二者立足点不同。证是动态变化的，证变，方亦变，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精华之所在。西医注重病灶，中医强调整体调节，病在此而治在彼，这是中医的高明之处。为医临证，当审察阴阳寒热，明辨表里虚实，分清轻重缓急。譬如咳喘，新病属肺，久病属肾；新病多实，久病多虚。喘用麻黄意在宣畅肺气，喘用熟地意在益肾之虚。然而用补肾法治肺系疾病，从西医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中医则是治病求本之图。须知虚实辨治尚易，虚实夹杂尤难措手。先生曾治一名美国籍咳喘患者，长期使用激素无效，既有痰浊阻肺之见症，又有肾虚之征，用葶苈子、杏仁、熟地、淮牛膝、五味子、补骨脂、蛤蚧等组方，剿抚互用，虚实兼到，获得效机。其中熟地之用量，从30克渐增至60克乃至80克，其效愈显，坚持服药三月左右，咳喘遂平，诸恙渐复。盖饮积肺系，非葶苈子、杏仁不足以泄之降之；肾气不纳，非熟地、五味等不足以补之纳之。倘偏执一端，殊难切中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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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地不仅补肾，用之得当还有化痰之功。清代医家王孟英说：“脉细痰咸，阴虚水泛，非此不为功。”王氏深刻揭示了熟地化痰之机理，语甚精辟。盖阴血亏虚，血管不充盈，是以脉细；而咸为水味，肾脏属水，故痰咸乃肾虚水泛之明征。斯时用熟地治痰，乃治痰之本。先生不为王氏之说所拘，审系精血亏虚，肾失气化之职，水泛为痰，即放胆使用熟地，不治痰而痰自消。但熟地有腻膈之弊，亦不可不知。
以补为消，以消为补，塞因塞用，通因通用，是常法中之变法，体现了前人的高度智慧，值得研究。运用变法，关键在于不为病证之表象所惑，直指其本质之所在。譬如肺纤维化，习俗以为肺络瘀阻，常用活血化瘀法。殊不知此症有因邪毒所致者，更多的是久病伤肺使然，其本已虚，何堪攻伐？先生用扶正固本、益肾培元之法，以补为通常常获验。又如大便不通，简而言之，要区别是阳明病或太阴病，前者属实，可任攻下；后者属虚，是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要用补法，这与西医所说的肠蠕动不良是一致的，大剂白术能通大便即是此理。再如口疮，火性上炎，属火无疑，但火有虚实之分，实者宜清宜泄，虚者宜温宜补。口疮反复发作，经久不愈，清凉无效，用补土伏火法、引火归源法而取效，其理在斯。倘以为炎症一味清凉，势必适得其反。先生对当今某些“中药西用”的现状深表忧虑，认为这将导致中医学术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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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精求药物的配伍之道，受三才封髓丹的启发，其治相火偏亢、肾阴不足引起的阳痿、早泄，用大剂黄柏(15克)与熟地相伍而获验。对肝脾失调引起的腹胀，喜用木瓜，以其香能舒脾，又有柔肝之功。尝与青皮、白芍、吴茱萸相伍。以青皮疏肝理气，白芍养阴柔肝，吴茱萸通散达郁之故。且木瓜伍青皮，一敛一散；白芍伍吴茱萸，一寒一热；疏养结合，刚柔相济，肝脾二经均已顾及。从药对作进一步引伸，立法灵巧，寓意甚深，以上仅示其例而已。
先生也是一位有名望的编辑家，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同样体现在审稿的一丝不苟。他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众里选好，好中择优。认为文稿必具新意，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炒冷饭”。他曾诙谐而自信地说：“我的眼睛是深度近视，但对学术真伪优劣的识别，却是入木三分。”在他任职期间，《中医杂志》始终保持很高的学术水平，绝非偶然。他还认为真实是文稿的基础，言过其实、夸大疗效常是文稿的通病。当他怀疑某些医案的真实性时，还会发函要求复核。有些来稿称某方“治无不效”，他认为很不客观，不符合辩证法。为医者倘能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不仅有助于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也为他人提供借鉴，为此他提倡失手病例的分析，选用这类稿件。他对文稿的录用以质量为准，不讲情面，不走后门，不管作者职称高低，一视同仁。其刚直不阿、大公无私、奖掖后学，令人肃然起敬。去年先生荣获“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人”光荣称号，乃实至名归。《中医杂志》作为学术交流的窗口，大致可窥学术之动态与学风，其高质量的品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
我与先生的情缘系于《中医杂志》，该刊伴我成长，从忠实的读者，成为作者、编者。年轻时，我在基层医疗单位工作，默默无闻，与这位为我审定文稿的老师从未谋面，不意得到先生垂青，当卫生部决定从全国调进15名中医人才充实中国中医研究院时，因为先生极力推荐，有幸入选。抚今思昔，倍感师恩，谨撰此文聊表对先生的仰慕之忱。D4, http://www.100md.com(朱步先)
先生生于1925年，早年在中华国医专门学校学习，拜姚国鑫先生为师，后又获当代已故名医程门雪、章次公之亲炙，深得二公治学之精髓。1946年在全国中医师考试中脱颖而出，名列优等第六名(计录取362名，其中优等10名)，时年21岁。1952年又考入北京医学院，系统学习西医五年，成为一名学贯中西的学者。
在欧风东渐，西医学日益昌明之际，先生作为一名已有名望的中医，转而再学西医，是受到唐容川等中西汇通派的影响，意欲为传统医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后来的临床实践中，他发现中西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其方法论、价值观大相径庭。对某些疾病，譬如炎症，在治疗方法上结合是可能的，那只是浅的层次；在理论上，就深的层次而言，中西医结合殊属不易，其历史进程将是漫长的。但这并不妨碍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对西医学深入了解后，更能看清中医的优势与特色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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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认为学好中医贵在实践。当年从医校毕业后，他在上海尊圣善会应诊六年之久，该会施诊给药，不收费用，求医者众。先生每天门诊量达100~120人之多，涉及内、妇、皮肤等科，其中不乏危重、疑难病证，斯时大有“书到用时方恨少”之叹，于是昼诊夜读，刻苦磨炼，让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交互参证，获得很多真切的体会，打下扎实的中医基础。他告诫后学力戒从书本到书本，闭门造车、面壁虚构、浮而不实的学风。
他以为医者当虚怀若谷，博采众长，不可有门户之见。叶天士从师十七人，终成一代宗师。他对程门雪、章次公二位老师的治学特点如数家珍。二公学识渊博，自不待言，但程师对中医经典的疏义、对传统技法及古方的研究罕见其匹，又精研叶天士之学，经方、时方融为一炉，在继承中发展提高，堪称其学术特色。而章师“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不仅对中医古籍研究有素，且将中西学理进行沟通，以分析病机、处方用药，立论新颖独到，不愧为中医学之革新家。先生从他们的治学轨迹获得启示，受益无穷。
他认为西医注重辨病，中医强调辨证，二者立足点不同。证是动态变化的，证变，方亦变，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精华之所在。西医注重病灶，中医强调整体调节，病在此而治在彼，这是中医的高明之处。为医临证，当审察阴阳寒热，明辨表里虚实，分清轻重缓急。譬如咳喘，新病属肺，久病属肾；新病多实，久病多虚。喘用麻黄意在宣畅肺气，喘用熟地意在益肾之虚。然而用补肾法治肺系疾病，从西医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中医则是治病求本之图。须知虚实辨治尚易，虚实夹杂尤难措手。先生曾治一名美国籍咳喘患者，长期使用激素无效，既有痰浊阻肺之见症，又有肾虚之征，用葶苈子、杏仁、熟地、淮牛膝、五味子、补骨脂、蛤蚧等组方，剿抚互用，虚实兼到，获得效机。其中熟地之用量，从30克渐增至60克乃至80克，其效愈显，坚持服药三月左右，咳喘遂平，诸恙渐复。盖饮积肺系，非葶苈子、杏仁不足以泄之降之；肾气不纳，非熟地、五味等不足以补之纳之。倘偏执一端，殊难切中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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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地不仅补肾，用之得当还有化痰之功。清代医家王孟英说：“脉细痰咸，阴虚水泛，非此不为功。”王氏深刻揭示了熟地化痰之机理，语甚精辟。盖阴血亏虚，血管不充盈，是以脉细；而咸为水味，肾脏属水，故痰咸乃肾虚水泛之明征。斯时用熟地治痰，乃治痰之本。先生不为王氏之说所拘，审系精血亏虚，肾失气化之职，水泛为痰，即放胆使用熟地，不治痰而痰自消。但熟地有腻膈之弊，亦不可不知。
以补为消，以消为补，塞因塞用，通因通用，是常法中之变法，体现了前人的高度智慧，值得研究。运用变法，关键在于不为病证之表象所惑，直指其本质之所在。譬如肺纤维化，习俗以为肺络瘀阻，常用活血化瘀法。殊不知此症有因邪毒所致者，更多的是久病伤肺使然，其本已虚，何堪攻伐？先生用扶正固本、益肾培元之法，以补为通常常获验。又如大便不通，简而言之，要区别是阳明病或太阴病，前者属实，可任攻下；后者属虚，是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要用补法，这与西医所说的肠蠕动不良是一致的，大剂白术能通大便即是此理。再如口疮，火性上炎，属火无疑，但火有虚实之分，实者宜清宜泄，虚者宜温宜补。口疮反复发作，经久不愈，清凉无效，用补土伏火法、引火归源法而取效，其理在斯。倘以为炎症一味清凉，势必适得其反。先生对当今某些“中药西用”的现状深表忧虑，认为这将导致中医学术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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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也是一位有名望的编辑家，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同样体现在审稿的一丝不苟。他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众里选好，好中择优。认为文稿必具新意，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而不是人云亦云，或者“炒冷饭”。他曾诙谐而自信地说：“我的眼睛是深度近视，但对学术真伪优劣的识别，却是入木三分。”在他任职期间，《中医杂志》始终保持很高的学术水平，绝非偶然。他还认为真实是文稿的基础，言过其实、夸大疗效常是文稿的通病。当他怀疑某些医案的真实性时，还会发函要求复核。有些来稿称某方“治无不效”，他认为很不客观，不符合辩证法。为医者倘能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不仅有助于自身学术水平的提高，也为他人提供借鉴，为此他提倡失手病例的分析，选用这类稿件。他对文稿的录用以质量为准，不讲情面，不走后门，不管作者职称高低，一视同仁。其刚直不阿、大公无私、奖掖后学，令人肃然起敬。去年先生荣获“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人”光荣称号，乃实至名归。《中医杂志》作为学术交流的窗口，大致可窥学术之动态与学风，其高质量的品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
我与先生的情缘系于《中医杂志》，该刊伴我成长，从忠实的读者，成为作者、编者。年轻时，我在基层医疗单位工作，默默无闻，与这位为我审定文稿的老师从未谋面，不意得到先生垂青，当卫生部决定从全国调进15名中医人才充实中国中医研究院时，因为先生极力推荐，有幸入选。抚今思昔，倍感师恩，谨撰此文聊表对先生的仰慕之忱。D4, http://www.100md.com(朱步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