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句话都是对病人的承诺(天下名医2)
本报独家专访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教授
在王拥军院长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异常美丽的东西：一半是红色，一半是蓝色，在清水中丝丝蔓蔓地纠缠着。王拥军说，这是一个16岁孩子的脑血管标本，红色的是动脉，蓝色的是静脉。与它遥遥相对的，是书柜上王院长和女儿的大幅合影，两人笑得无比开心。死的痛苦和生的幸福，就这样在王拥军院长办公室里同时存在着。
在唐山，见识过生命无法承受之“痛”
王拥军的医生生涯，从1982年开始。那一年，他从河北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带头报名到了唐山。“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的唐山。”王拥军说。那时，唐山大地震已过去6年，但那个城市依然一片废墟。
“你看过《唐山大地震》的电影吗？就是电影里那个火车站，有一个很大的过街天桥。我站在那个天桥上，不知道城市在哪儿，只看到满目的小平房。因为做饭要烧煤，所以每个平房都冒着烟，整个天空乌烟弥漫，别提有多凄凉。”
, 百拇医药
在唐山4年，其中1年半的时间，他住在地震棚，也工作在地震棚。“你都没见过那么惨的病房，那么惨的病人。”唐山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单亲家庭非常多。第二是截瘫的病人非常多，是被地震砸的，唐山当时有全世界最大的截瘫病院。
在医院里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王拥军的一生。一个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孤苦伶仃的病人，先是被砸成截瘫，后来又得了神经系统疾病，不知从哪儿搞到一把剪刀，半夜里剪开了自己的肚子。王拥军说，第二天早晨查房的时候，他看到满地的肠子和血。
“从那天开始，我选择了做一个神经内科医生。”见识过生命无法承受之“痛”，让王拥军这辈子都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当作一个医生的人文理想。
拥有两个工商管理学习经历的医生
他第一个“人文理想”的实现，是2001年建成的“卒中单元”。2000年，王拥军出任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后任副院长。他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了“卒中单元”的概念。
, http://www.100md.com
它不是一个新的治疗方法，而是更人文化的治疗模式。一个脑中风病人，需要内科、外科、康复治疗，需要心理师、语言师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治疗，才能让病人真正有希望过上健康人的生活。
最早筹划“卒中单元”时，有专家对王拥军说：“用的医生多肯定效果好。”王拥军却回答，没有任何经验告诉我们，人多一定会有好效果，关键是怎么进行整合。为了更好地管理科室，他在北京大学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接受了两个不同文化的管理学(EMBA)培训。他曾经写过一个科训——打造品牌对于个人和医院同等重要，品牌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品牌决定了医院医疗市场的边界。品牌是一种庄严的承诺，品牌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铸造个人和医院品牌的过程。
人文关怀从何而来
王拥军是《中国卒中杂志》的主编，每个月他都会写一篇“主编手记”。这些手记的汇编，起了一个非常感性的书名叫《梦在那片海》。
他的文笔很好，当说明一个非常专业的医学问题，比如“卒中后抑郁”时，他往往会这样开头：“30年前，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了大学生活。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然而，在他的身边，喜欢读小说的医生却非常少。医学生人文课程缺失，对社会和人情了解得越来越少，最终导致他们对患者缺少人文关怀。王拥军说：“我有时觉得一些医生很不会说话，要是自己的父母，你会这样说吗？”
为此，王拥军在首都医科大学开了第一门人文课，叫“医学沟通”。专门教医生沟通技巧，比如怎么向病人传递好消息、坏消息，用什么样的问诊方式才能让病人说出医生真正需要的东西。在他人文理想的道路上，他坚持着、努力着。▲, 百拇医药(本报记者 张 静)
在王拥军院长的办公室里，放着一个异常美丽的东西：一半是红色，一半是蓝色，在清水中丝丝蔓蔓地纠缠着。王拥军说，这是一个16岁孩子的脑血管标本，红色的是动脉，蓝色的是静脉。与它遥遥相对的，是书柜上王院长和女儿的大幅合影，两人笑得无比开心。死的痛苦和生的幸福，就这样在王拥军院长办公室里同时存在着。
在唐山，见识过生命无法承受之“痛”
王拥军的医生生涯，从1982年开始。那一年，他从河北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带头报名到了唐山。“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的唐山。”王拥军说。那时，唐山大地震已过去6年，但那个城市依然一片废墟。
“你看过《唐山大地震》的电影吗？就是电影里那个火车站，有一个很大的过街天桥。我站在那个天桥上，不知道城市在哪儿，只看到满目的小平房。因为做饭要烧煤，所以每个平房都冒着烟，整个天空乌烟弥漫，别提有多凄凉。”
, 百拇医药
在唐山4年，其中1年半的时间，他住在地震棚，也工作在地震棚。“你都没见过那么惨的病房，那么惨的病人。”唐山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单亲家庭非常多。第二是截瘫的病人非常多，是被地震砸的，唐山当时有全世界最大的截瘫病院。
在医院里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王拥军的一生。一个在地震中失去亲人孤苦伶仃的病人，先是被砸成截瘫，后来又得了神经系统疾病，不知从哪儿搞到一把剪刀，半夜里剪开了自己的肚子。王拥军说，第二天早晨查房的时候，他看到满地的肠子和血。
“从那天开始，我选择了做一个神经内科医生。”见识过生命无法承受之“痛”，让王拥军这辈子都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当作一个医生的人文理想。
拥有两个工商管理学习经历的医生
他第一个“人文理想”的实现，是2001年建成的“卒中单元”。2000年，王拥军出任天坛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后任副院长。他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了“卒中单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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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一个新的治疗方法，而是更人文化的治疗模式。一个脑中风病人，需要内科、外科、康复治疗，需要心理师、语言师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治疗，才能让病人真正有希望过上健康人的生活。
最早筹划“卒中单元”时，有专家对王拥军说：“用的医生多肯定效果好。”王拥军却回答，没有任何经验告诉我们，人多一定会有好效果，关键是怎么进行整合。为了更好地管理科室，他在北京大学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接受了两个不同文化的管理学(EMBA)培训。他曾经写过一个科训——打造品牌对于个人和医院同等重要，品牌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品牌决定了医院医疗市场的边界。品牌是一种庄严的承诺，品牌是我们最大的资产。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铸造个人和医院品牌的过程。
人文关怀从何而来
王拥军是《中国卒中杂志》的主编，每个月他都会写一篇“主编手记”。这些手记的汇编，起了一个非常感性的书名叫《梦在那片海》。
他的文笔很好，当说明一个非常专业的医学问题，比如“卒中后抑郁”时，他往往会这样开头：“30年前，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了大学生活。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然而，在他的身边，喜欢读小说的医生却非常少。医学生人文课程缺失，对社会和人情了解得越来越少，最终导致他们对患者缺少人文关怀。王拥军说：“我有时觉得一些医生很不会说话，要是自己的父母，你会这样说吗？”
为此，王拥军在首都医科大学开了第一门人文课，叫“医学沟通”。专门教医生沟通技巧，比如怎么向病人传递好消息、坏消息，用什么样的问诊方式才能让病人说出医生真正需要的东西。在他人文理想的道路上，他坚持着、努力着。▲, 百拇医药(本报记者 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