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负中医,中医负我 王教授现象应引起警醒

http://www.100md.com 2011年4月8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3492期

     “王教授现象”应引起中医人警醒

    我们一直在强调提高中医药院校学生的素质，但某些教师作为中医药后学的领路人，他们身上同样存在着中医教育西化带来的不良影响——

    近来网络里流传着一篇文章《我负中医，中医负我》，署名为“王教授”。“王教授”自称是广西中医学院的一位教师，自认为学了一辈子“中医理论”，当了一辈子中医医生，教了30多年的“中医理论”，年近退休才弄懂“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他希望留一个“时间囊”，把他的“真知灼见”留在世界上“任人评说”。

    中医误了“王教授”什么事

    “王教授”自称19岁进入中医学院，毕业后行医、留校任教，一步一步地晋升为“教授”，应该说该得的都得了。他的境遇，比起那些一辈子在农村、在基层，运用中医药理论、方法，为群众诊治疾病，排忧解难的基层中医，可以说好很多。

    比如像“王汤药”那样的基层中医，经济收入非常微薄，学术职称、生活待遇，都比不上“王教授”。更何况很多基层有一技之长的民间中医，到六七十岁了还一直“赤着脚当中医”。与“王教授”相比，他们似乎更应该抱怨中医药没有给与他们应得的名和利。可反倒是他们对中医一腔热情，大声疾呼捍卫中医。他们的口号是：“中医助我，我助中医!”

    一辈子没学懂中医理论

    “王教授”是个有心人，一进中医的校门，就爱问“为什么”。这是一个好习惯，也是很多求学者走过的道路。但是，他评价中医理论的标准，是西医的解剖实证。这就像一个足球爱好者，来学习篮球技术，但他不接受篮球的规则，脑子里总是用足球标准问“为什么”，上看下看，左看右看，都不顺眼。这样的人学习篮球，肯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篮球运动员。

    学习中医也是一样，如果脑子里总是装着西医的解剖，经常用细胞、细菌、化学分析、物理定量来学习中医，就好像用显微镜看天象，一辈子入不了中医的门。

    中医是一座座高山，而且由很多山峰所组成，不进行艰苦攀登，就无法领略各个山峰的美丽风光。《内经》的智慧，《伤寒论》的规则，金元四大家的高论，温病四大家的创新，都在各自的山峰上争奇斗艳，令人留连忘返。

    而“王教授”始终在山脚下转悠，听回来的人说说故事，听说某某划伤了，某某遇上了雷电，某某遭遇了洪水，他认为各个山峰都是险峰，时刻会吞噬人的生命。于是他一辈子没有上过山。所以，不懂中医理论的真谛，只不过在工作时跟着西医大夫学习了一些“现代医学知识”。

    读书不求甚解 自误误人

    “王教授”说：扁鹊、华佗等名医的记载都是不可信的，不合情理。写《伤寒论》的张仲景到底是“留神医药”的医生还是“余宿尚方术”、“精究方术”的方士？(见张仲景：《伤寒论序》)。

    扁鹊是第一位被记载于史册的医学家，司马迁进行过考证。当然，《史记·扁鹊传》中也保留了一些民间传说。只要认真考辨，就不难知道历史的真相。笔者曾通过考证，认为可以证明扁鹊生活于春秋末期，是有记载的第一位民间中医，能四诊合参，最擅长脉诊。各种记载出现的错误，是文献资料在历史流传过程之中传抄所致，扁鹊绝对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也不是活了400多年的神仙。司马迁没错，错的是不善于读书的后人。

    华佗的时代，战争不断，外伤破肚的战士不少，战伤救护是医生的天职，久而久之，探索开腹、疗病，也不是不可能。

    张仲景是医生还是术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伤寒杂病论》的确指引历代中医学家，诊治疾病、积累经验，挽救过无数患者的性命。

    分不清恶风与恶寒

    “王教授”进中医的门，可谓时间不短，但是始终都没有找着感觉，更提不上用中医药为人民大众治病救命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付病人、应付学生。

    他说：当中医师遇上的多是些小伤、小病，一些大伤、大病、急危重症自己确实也处理不了，连病家也都知道中医没多大能耐而会主动去找西医，真要找上门来的也多是西医认为没什么病或者已经没什么办法的绝症了。

    中医的疗效虽有一些，但多侧重于症状的缓解，且多是个人直接经验的个案，不能举一反三，无法重复，疗效评价标准更是因人而异。情势紧急起来，人命关天，“传统”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现代”了，因而这“科班出身的中医”也就成了“三四流的西医”。

    当中医教师就更不容易了，且不说自圆己说，课堂上讲着讲着，有时连自己也失去信心。说真的，至今我仍无法讲清楚“恶风”与“恶寒”的区别，不都是患者发烧时出现“怕冷”的自我感觉嘛，还会起鸡皮疙瘩呢!

    这就是“王教授”对中医的体悟。他教了一辈子中医，连恶风与恶寒也分辨不清，看病没疗效，有事就借助于西医、西药，自认为就是一个“三四流的西医”，而且越依赖西医，中医的本事越得不到提高。自己掌握的中医技术逐渐“废用性萎缩”，坚硬的西医假肢代替了他本来的肢体，既走不快，更不能奔跑腾跳，他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为坚硬的假肢比本来的肉身好。

    “王教授”在心理上，已经对中医感到失望和厌倦，自然不会把心血花在钻研中医业务上，辨证论治的水平一直停留在刚入门的基础上。

    因此，在“王教授”的文章里，既有对余云岫的赞美，也有对中南大学“张教授”攻击中医的羡慕，他实际上已经不能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谈论中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长达数万言的网络文章，才取名《我负中医，中医负我》。

    “王教授”虽然辜负了中医的培养、中医给他的教育岗位、中医给他的最高职称，但他是一个缩影，在给整个中医界敲响警钟，让每一个中医人警醒、思考。

    链接

    王教授言论摘录

    ●记得到中医学院上第一堂中医课时，先生在黑板上大写了一个“信”字，并说学中医首先就得相信中医，不相信是学不好的。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哦!私下里曾问过自己，这“科学”的殿堂里，科学怎么就不是促使人们去思考而是成了要人信仰、盲从了呢？

    ●在诊疗的过程中，对同一病人带教的中医老师各人的理、法、方、药完全不同。使人感到中医无论诊断或是治疗上都没有一个统一客观的标准，缺乏标准化的操作程序，有点随心所欲，如同“孩童辨日，如盘如汤”。相反，西医老师所教给的现代医学知识在这里一一得到验证。

    ●不管你学习怎样努力用功，治好了就是辨证辨对了，学好了中医，治不好就是辨证没辨对，没学好中医。有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干脆不辨了，胡乱开个“心水”方子也能治好。到底是自己治好的，还是病人自愈的，或是用西药的缘故，没能弄个清楚明白，落得个“行时医师”的美名，自己也感到十分困惑。年轻时确是心有不服，想找出个究竟。如今，随着年岁的增长，见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不为怪了。兴许应了那句“医者，意也!”自己至今尚没搞清楚、弄明白的老话吧。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王教授现象”警示要关注教师素质

    拜读《中国中医药报》曹东义《“王教授现象”应引起中医人警醒》一文，使笔者感到震惊。虽然有人认为中医最大的失误在教育，但现在看来教师因素也不可忽视。

    中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中医具有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且中医的思维方式只能通过学习中医经典和临床实践获得。要说王教授没有读过中医经典，水平不高并不客观。我相信没读过中医经典、水平不高是晋升不了中医教授职称的，也写不出10余万字的《我负中医 中医负我》。

    笔者猜测，问题可能出在缺乏中医临床经验上，因而对中医缺乏信心，反而认为中医不科学；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医的生命力就在疗效。

    这也充分说明王教授不但脱离了获取中医能力的重要临床实践环节，并且涉猎了大量现代科技知识，用受西方实证、还原科学影响的西医标准来衡量中医，最终得出了中医不科学的结论。

    笔者认为，现在中医高校教师队伍中，“王教授现象”应该不是个别现象。目前在中医高校任教的中青年教师，大都是硕士研究生或博士出身，很多人的毕业论文都是通过喂养小白鼠完成的。他们从学校到学校，从书本到书本，中医理论水平不可谓不高，现代科技知识也掌握得相当多，但就是缺乏中医临床经验这一关键环节。

    中医要发展，教育是根本。记得解放后全国中医学院成立之初，当时的师资力量都是从民间中医的佼佼者中选拔产生。比如北京中医学院的秦伯未、董建华；成都中医学院的王渭川、李斯炽等均是中医临床大家，让他们充任中医教授，教出来的学生效果当然好。并且他们本身就对中医坚信不疑且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他们在教学中理论联系临床实际，言之有物，言之有味，讲出来的中医知识内容生动活泼，学生听起来有趣，毕业后拿到临床用得上、有实效，因而为中医药事业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功不可没。很值得我们今天的中医教育借鉴。

    笔者从1975年以来，长期坚持在中医临床一线，深感中医药在防病治病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深受病人群众喜爱和信赖。中医诊疗技术来源于临床，中医的生命在疗效。因此，要想获得中医知识和技术离不开临床实践，要教好中医学生必须具有丰富的临床知识和经验。

    现今中医高等教育学府中出现“王教授现象”。而中医界(包括中医爱好者)对此的看法、反应却大相径庭。有的网友发出“王教授有这样可恶吗？”的疑问。认为不能苛求王教授，王教授没有错，是无辜的是受害者。但大多数网友对王教授的做法是持反对意见的。

    笔者深感，中医的传承和发展，中医学子是否能学到真本事、硬功夫与授课老师的基本功、临床经验和理论素养关系密切，因此不能不说：发展中医教育为本，而教育的关键在教师是否合格。

    所以中医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中医教育当以教师为重。虽然目前中医教育改革已经在进行并初见成效，各中医药高等院校，缩减了西医课程，增加了中医古典医籍教学课时，并且有的院校已经开始将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笔者相信，这样对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必然会取得更好效果。

    然而，既然中医高校已经出现了“王教授现象”，那么这种教授就肯定不止一人。主管部门是不是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将那些失去中医信念，没有临床经验，只知道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教授”请出中医高校教师队伍。让他们到临床实践中去重新了解中医、认识中医、感悟中医、传承中医。从根本上杜绝这种现象再次出现呢？我想很有必要，但需要极大的勇气、胆略和气魄。

    当前，酝酿了20多年的《中医药法》修订草案正在征求意见中。对此，笔者建议，为了确保中医药事业后继有人，对中医高等院校教师的资格认定，不能只强调在何学历以上，应具有10年以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经验，才有资格担任。

    另一方面，为了“亡羊补牢”，还应该将中医高教队伍中极少数不合格的“教授”请出高校。同时，在中医基层一线选调一批既有较高中医理论素养，又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人才，充实中医高校教师队伍。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中医人才需要我们的高校人事部门去发掘。在政策的支持下，让他们去充实中医高校教育队伍，必将是中医之幸，中医学子之幸。

    如此，才能提高中医药院校教师的素质，才能确保中医药事业后继有人，繁荣昌盛。 (刘世峰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

    

    王教授现象说明中医教育亟待改革

    邓铁涛：中医院校还有很多称职的教师，我们不需要因为“王教授现象”而对中医感到悲观失望。

    近日，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阅读了《中国中医药报》刊登的曹东义文章《“王教授现象”应引起中医人警醒》(4月8日3版)后，内心很不平静。为此，我们采访了他。

    邓老对这个问题做了认真思考，他认为“王教授现象”的出现敲响了重视中医教育存在不足的警钟，目前中医教育内涵的改革刻不容缓。

    “王教授现象”不是单指一个人，而是一种现象，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教育的原因。“作为中医老教师，我认为是我们老一辈中医教授没有教育好下一辈中医教授，老一辈有失职之责；但责任不应全由我们承担，这是中医教育重西轻中的结果。当年，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对现行中医教育体制就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只能达到两个中专的水平，即：中医是中专水平，西医也是中专水平。文中王教授也承认自己只达到三四流的西医水平，这是我们中医教育的失败。由此，我觉得深化中医教育体制改革刻不容缓，要摒弃重西轻中的思想，以中为主，吸收西医精华。”

    邓老还说，“王教授现象”只是个别现象，称职的中医教师还是占主流。“广西中医学院的刘力红教授写了一本畅销的中医书籍《思考中医》，这本书影响巨大，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尽管他获得如此多的赞誉，但仍虚心拜一位副教授为师，不断提高自己的中医水平，做出一个主动接受再教育的好榜样，是一位称职的中医教授。中医院校还有很多称职的教师，我们不需要因为‘王教授现象’而对中医感到悲观失望。”

    邓老认为：学习中医，个人的努力是最重要的，个人的信仰、个人的实践、个人的努力方向是决定因素。“中医大师岳美中教授只参加过函授中医的短期培训班，并没经过高等中医教育，但由于他持之以恒地在中医药宝库里去挖掘，最后成为一代中医大师。周总理曾多次派岳美中为外国元首治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会诊印尼总统苏加诺。当时世界各国名医都说只能将苏加诺的病肾切除掉，只有岳美中说不用切，用中药和针灸可以治疗，结果将苏加诺的肾病治好了。反过来，王教授尽管是高等中医院校毕业，但由于不重视中医，不去钻研，就导致了‘王教授现象’。 所以，‘王教授现象’是他自己造成的，应该由他自己负责，如果他将这个责任推给中医，说中医负他，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针对认为“中医不科学”的提法，邓老指出，其实是中医的理论太过高深，很多人理解不了就说中医不科学。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子论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而中医走的是系统论的路。伟大科学家钱学森研究的是系统论，他曾说过将来西医学要走中医学的道路。

    2003年“非典”肆虐，由于采用中医药治疗，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造了治疗“非典”四个零(零死亡，零转院，零感染，零后遗症)的好成绩。该院还有许多成功使用纯中医药治好西医无法治好的病例。我国中医大师王绵之先生为国家宇航员制订个性化的中医保健调理方案，经他调理的三批宇航员的航天运动病发病率为零。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中医是尖端的科学。

    “目前，我国医学有两个主流：中医和西医，我们必须将中医这个主流医学不断发展，对世界做出贡献。世界医学将来也必然有两个主流医学，这是‘王教授现象’所不能左右的。”邓老希望中医药工作者要将中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发扬光大。中医的持续发展、中医的发扬光大、走向世界要靠中医教育，教育深化改革乃当务之急。 (方宁 通讯员 张秋霞 郑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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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我负中医 中医负我 -- 退休中医王教授的反思

    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理论”，用“中医理论”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30多年的“中医理论”，年近退休才弄懂“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在“和讯网”上，既给“中医理论”，也给自己留下个“时间囊”。知我罪我，任人评说！

    花甲之后又五年

    六十岁退休时，曾许下诺言，要将自己风风雨雨的人生，将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人和事，慢慢弄清楚的事体，做一番认真梳理，回忆起来，整理出来，记录下来，使自己更明白一点。为免所知悉的情况泯灭，基于一位老人的责任与使命，希望能将自己亲身的经历，所明了的事情，世间的真情实况，择其要者以示后人。可世事难料，还没来得及动笔，老母亲却病倒了下来，每天往返于609路公交车之上。三年之后，从医院送走了母亲。父亲上寿期颐、桑榆晚景，需要有人照顾，因而一直在家侍候，不敢怠慢与偷闲。只能于睡前晨起时分，认真回忆，仔细琢磨，精心构思，草拟腹稿。直至2009年秋后，待一切家务护理工作趋于稳定和熟练之后，稍有余暇，通过对面房住的学生在“和讯网”开了个“愽客”，才能如愿以偿。

    自己十九岁进中医学院，学了一辈子中医，当了一辈子中医生，教了三十多年中医，年近退休才慢慢读懂了中医，弄清楚了“中医理论”是怎么回事。早先只是困惑，感觉并不十分强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实践的磨练，学习的努力，阅历的积淀，这种感受就越加分明，更加深刻了。

    一年多来，围绕着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以叙事的形式，夹叙夹议，有感而发。道说了“中医理论”的形成；中医是中国古代的一门“自然哲学”；它的本质是“感觉”加“类比”的推理；中医的“神仙圣人史观”和“一次认识完成论”；古往今来的“两种中医”；中医是怎样“看病”的；中医为什么能“看好病”；以及中西医学的相互比较和不同范式。回顾过去，思考现在，展望未来，从理论到实践，从困惑到质疑，从反思到批判，从追求到觉悟，诉说了自己学习的感受和体会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落指先后敲下了106篇愽文〔经修改重新发出的后面8篇不包括在内〕，100多万字节。还原了历史，道岀了原委，说出了真相，针砭了时弊。那两千多年的所谓中国医学史，其实多是些吊诡的现代史，经过后来的人们不断地捡选、涂抹和添加，早已“古为今用”了。考究是翔实的，求证是严谨的，叙事也是理性的，这对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笔人生财富。

    有同学说，当下大家都在靠中医赚钱的时候，你却在论说中医的长短，似乎有点不识时相；也有同学说，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谈论一个十分圣洁的话题，未免过于奢侈；还有同学说，有些事大体不错就行了，不必较真，非得弄出个是钉是铆来；更有人说，这老头子，不自量力，自以为是，不甘寂寞！而我自己却始终认为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说了自己应该说的话，在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了出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何乐而不为！当敲完所有愽文之后无限释然，此生或错过，但留下真话永存。认清历史的过往，认清自己，对于现在和未来，才有真正的借鉴意义。

    真正读懂并理解我的意思的人们都会想到，其实，只要能识字断文，大凡有点仁爱之心，不是故弄玄虚沽名钓誉唯利是图，按照“中医经典”或摹仿着老先生们的方子，开出几味中药来，吃了不死人，谁都能当一名好中医！

    自己也跟学生们说过，大家不必介意，时下到门诊找你看病的多是些现代医学已经诊断清楚的慢性病病人，即便是急性病也是人家治了大半截，让你去做些调理调理治治病尾罢了。只要心中有数，懂得进退，充分了解药物的性、味及其毒、副作用，凭你那“感觉”加“类比”的悟性，取“四象”而“比类”推理一番，保准没错。反正中国人天生的阴阳失衡，《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是也！按《黄帝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开点清淡无毒的中药，“不治已病治未病”，或者专治一切“不治之症”，不妨大胆去试试，心诚则灵哦。说不准哪一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功成名就，您也能挂上“名中医”、“名老中医”的金字牌匾。何况人家没上过几天临床也没看过几个病人的，包装一下，不照样当上了“著名中医专家”、“全国名老中医”！可真要上个病房管管病人，绝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儿，还得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学好现代医学科学知识。否则，只能是看看门诊，当个“甩手郎中”，在那现代化医院的病房里，你是无法也不可能呆得下去的！

    关键在于自己是否已经弄明白并愿意将这明白了的真情实况告知学子与世人，使大家都能有所知晓，不致于视听迷惑是非混淆。否则，那“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传统经典该当何解释？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现代口号岂不成了空话一句！

    在一个公民科学素质仅为3.27%〔据2010年3月8日至4月21日中国科协第八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的国家，知识分子应当代表着社会和时代的理性，要有“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正如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先生前不久所言：知识分子不仅自己立身要正，更要有高尚的操守，不能为个人利益而失去良知，在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面前，更不应沉默或者逃避，要有不惧流俗敢说真话的勇气，如果因为讲真话说实话而遭到漫骂，那恰恰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光荣〔大意如此〕。有道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实，这社会只要有1%的在思考“科学”与“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有了希望！

    入行四十多年来，使自己深感读医之难。读医难，读医之所以难，难就难在，读医犹如读“人”、读“己”，这人类的奥秘永远读不完！绝无中国古文字中那“人”字“一撇一捺”、“一阴一阳”；“己”字“张口吃饭”、“摇头甩尾”象形般的解释那么简单。

    以往所犯下的错误有二：

    一是“孩童辩日，如盘如汤”。这是《列子》中一篇辩日的故事，说明两小儿的“认知世界”是不同的，与真实的“客观世界”也是不一致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世上，同一人，同一物，同一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与态度，没个统一的尺度和科学的准绳。把中医这门古老的自然哲学当作自然科学来读，以为只要用科学实验的方法去学习和研究事物，所学习和研究的事物、对象就是科学。将人类认识过程的一致性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个体“认知世界”的内容和标准的差异性混为一谈；否认个体的“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存在着差距。当从中无法获得科学的证据和结论时，其实，已经明示了什么！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有人失去良知弄虚作假；有人弃而逃避不敢面对；有人却将自己的“个人感觉”、“自我实践”、“直接经验”等等受时间、地点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所制约的所谓个体“认知世界”与真实的“客观世界”等量齐观，混淆了认识论的基础；有人甚至不惜怀疑科学理性的普世价值，为自己和利益集团而另立“科学范式”。

    二是“夫医者以愈为职，不贵其明于理，而贵其施于事也；不贵其言有物，而贵其治有效也。苟治之有效，无异于得鱼兔，安问其筌与蹄为？”〔章太炎先生语〕抱着一种但求捕得鱼兔不必问其捕捉工具是什么和如何能够捕得，只要有疗效就没必要问其方法和理论是否合理的实用主义态度。对中医疗效的判定有失偏颇，以致误读误判！以为中医用药在先，病愈在后就是中医的功效。对中医的疗效缺乏深入细致全面正确的分析，缺乏科学实验和循证医学的方法，完全忽视了人体本身、致病因素、疾病乃至医生、药物等等诸缘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满足于个案的结果，既经不起科学的实验检验，也经不起起码的逻辑推敲。这不能不说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医理论”所遗留下来的历史缺陷与无奈。

    就人类的认知而言，人既是认识的主体，又是被认识的对象。只要你把眼睛转个弯去看看自己，不是指向眼前的客观外部世界，而是指向眼后的自身内部世界，认识认识自己这活蹦活跳的生命，就会发见眼后的一切却是那么模模糊糊，不甚了了，一片幽暗，没眼前的那么明了清晰，清楚明白。纵观近、现代医学的发展历史，人们对自身的认识，是一个相当复杂、晦涩和困难的过程，往往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时而迂回曲折，时而停滞不前，甚至几经蒙难，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而今，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尽管人类己经能够登上月球，遨游太空，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还相当肤浅。尤其是对自身大脑的认识；对人体微观世界的认识；对精神性、心理性疾病和某些慢性病的认识；对一些仅有症状而查无体征时下称之为“心身性疾病”的认识。当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尚无法从人类自身的生物学的途径去进行科学的解读和揭示时，因而不得不又回归到几千年前的原始认知之上，“求诸于外，类比于内”、“感觉”加“类比”、“取象比类”，似乎只有那些含糊模棱“天人合一”大一统的哲学理念才能说明一切，而且越是“高度抽象”越能说明“深奥问题”，以求得到心灵上的安宁与平静！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神学医到玄学医再到科学医漫长的历史过程，医学的进步是点点滴滴的进步，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发展而发展。科学理论的停滞无法促使技术手段进步，技术手段的停滞又会阻碍科学理论发展。

    那后来的哲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给生命下了一个定义：“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形式，这个存在形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外部自然界不断地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旦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又说：“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这“生命”、“蛋白体”、“存在形式”、“新陈代谢”、“自身”、“物体”、“过程”、“每一瞬间”、“别的东西”、“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等等复杂而多变的情况，够你去揣摩的了。但如今看来，那生命之中还有许许多多更为深奥的知识和学问，即便是伟大的哲人也未免能说得个完道得个尽。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生命最宝贵的是健康，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声叹息！健康固然需要自己去维系，岂能让它停止、灭亡，得寻觅点神丹妙药，以求长生不死。但其终究会停止、灭亡而去，遵循自身生物学的规律，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完全不会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难什么难！我那老先生说：只要识得一个“人”字就可当中医生。那思考着的学生说：那老先生可“从未读过内、外、妇、儿、五官这些临床各科的书籍，他就凭一本《内经》治病”，“而且临床疗效卓著”。老先生还说：《黄帝内经》中只要“一句话悟清了，你一辈子都受用无穷”。那学生也说：可见“经典的这个后延性实在太大太大，它确实是一个早熟的文化，它确实是历久弥新的东西”。当今这世道儿，让人认识容易，让人认可却没那么简单，仅仅自称或别人称“才气非凡”是不够的，是骡子是马，只有拉出去溜几圈方才真正知道。坐井观天和自说自话的人，完全形同痴人说梦，更不值一哂。那点点东西，充其量只不过是对病人的一种“撫摸”、“安慰”和“关怀”，留下点人文色彩罢了！

    难什么难！睁开眼睛看看这世界，不就是白日、黒夜；太阳、月亮；高山、流水；男人、女人；一团“气”而已……望而知之，再简单容易不过的事儿了。那阴阳一分为二不就是哲学？那股子“气”不就统揽了天地人日月星辰三才七政？那六淫外感、七情内伤、阴阳失衡、五行乘侮、运气失调、八纲偏颇、经络脏腑失衡不都是病？“谨查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庸之道，权谋之术，国身治同，良相良医，“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是也！怎么会是“五大组织”、“八大系统”、“三大代谢”……？是“细菌”、“病毒”等等致病微生物的感染？是“新陈代谢”的障碍和“内分泌”的失调？又怎么会是“细胞”、“干细胞”、“蛋白体”、“线立体”、“基因”的缺损？生理、病理、药理、诊断标准、治愈标准、黄金指标、有效成分、对因治疗、无效验证、对照组验证、氨基酸、血钾、血钠、血尿酸、肌酐、血糖、胆固醇、高密度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酶、分子、质子等等名目繁多细之又细微之又微时刻都在变化着的东西！何必弄得那么复杂繁琐，自讨苦吃，自寻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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