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没有资格姓中
中草药被欧盟扫地出门之后，现任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再次强调了他几年以前的一个劝诫：中医要姓中。但是，在我看来，中医是我国读书人惹出来的祸。它不知残害了多少人的生命，也不知诈骗了多少人的钱财。这种文化垃圾没有资格姓我们中华民族的中!
疾病现象，原本是生命物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远古时代的人们，以其动物的本能行为方式征服疾病。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和方法。许多这样的模式和方法，都充满了盲目性。只不过，正如某些祈雨过程在先，下雨过程在后，会骗取人们迷信祈雨有效一样，在先的治疗过程如果跟随了在后的康复过程，也会骗取一些人对中医有效的迷信。而且，后一种迷信比前一种迷信更难以被识破。
公元10世纪，阿拉伯医生伊本·西拿最早开始了不同配方是否可以取得相同疗效的对比研究。他发现，对于相同的疾病，改变药物的配方，有时也能取得相同的治疗效果。到了17世纪，欧洲一些研究顺势疗法的医生，甚至鼓吹医学虚无主义。依据这种虚无主义的医学哲学，尽可能少的用药，可以取得比较多的用药相同的疗效。比如，当他们依据“以相似治疗相似”的原则治疗淋病的时候，他们发现，让患者兑水口服自己身上产生出来的淋病脓液，治疗自己的淋病，使用的分量越少，副作用也越小，而且治疗效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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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医学可以走向虚无主义，治疗与康复之间的真实关系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这个问题延续到18世纪，在英国出了个林德医生，他最早尝试通过实验生理学方法研究“药物究竟是怎样起作用”的问题。从那以后，在欧洲医学界形成了一种研究规范。它迫使人们在正确判断药物对于疾病的有效性之前，自觉接受实验生理学的检验。
遗憾的是，我们中国的读书人缺了欧洲人那样一种寻根究底的怀疑主义精神。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跟着感觉走”。表面上看上去有效的，都会被大多数中国人理解成真实有效的。如果有人对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效性还产生怀疑的话，那就不是这个有效性本身存在问题，而是那个对这种有效性表示怀疑的人有问题。至于相同的方法用于相同的疾病，为什么会无效，中医生都学会了如何对无效做有效辩护的方法。所有这些辩解都不免要强词夺理地把责任推给患者。其中，追求“道地药材”就是他们把责任推给对方的最恶劣的辩解方式之一。于是，他们常说：“不是我的治疗方法无效，而是你找不到道地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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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他们的无效治疗辩解得干干净净，关于“道地药材”的辩解通常都是日益严苛的。他们首先会这样告诫患者，同样一种药，云南的比河北的好；同样是云南的药，长在山顶上的比长在山底下的好。等患者的亲属到云南找到山顶上的药之后，中医生继续辩解说，山顶上朝东生长的药比朝南生长的药有效。等患者的家属找到朝东生长的药之后，医生又辩解说，朝东的药在太阳出来之前采收才有效。反正，有效都是医生的功劳，无效都不是医生的责任。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往往不求甚解，但却都学会了这种非常无聊的强词夺理。加上中国古代的老百姓缺乏起码的科学和哲学素养，不会对这样的强词夺理给以有效的反驳。于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许多读书人，就在他们读书落志之后，干起了以医行骗的勾当。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古代的读书人陷入这样的社会角色转换，也是多少迫于无奈的。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教育的教学内容单调而又封闭。教学目标也仅限于“读书做官”。可是，实际的情形却往往是，大部分读了书的人不能做官。于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就成了这些不能在官场上“就业”的读书人的谋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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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良医”固然可以混口饭吃，但是，社会地位毕竟不如做“良相”。人家搞的是政府倡导的“国学”和“儒术”，属于“主流意识形态”。做良医的人，算的哪一路？立志做良医的，毕竟也是读书人出身。他们谙熟“中国式的博学”。搜索枯肠之余，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他们搞的是国学，我们搞的是国医。他们搞的是儒术，我们搞的是仁术。咱们彼此彼此，半斤八两”。就这样，读书落第之后改走医道的人，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与儒学并驾齐驱的精神寄托。从那以后，中国以医行骗的人就开始披上“儒医”和“仁术”的袈裟了。
如此得意之后，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总还想凌驾于儒学之上。为此，他们捏造了许多无法查考的“医学祖宗”，如黄帝、玄女、神农、踰跗之类。其中，每一个“祖宗”都比孔子的年龄大得多。由此，他们不但可以以“儒医”自居，而且可以冒用祖宗的名义，凌驾于孔子之上了。谁怀疑和挑战他们，谁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嫌怀疑和挑战“祖宗”。孔子可以被人讥讽和质疑，在祖先崇拜的国家，谁敢非议祖宗？由之，中医愈加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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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手着实有效。中医不仅从“儒医”变成了“祖宗医”，还为后来骗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桂冠扫清了道路。
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外来医多起来了。隋朝有湿婆医，唐朝有大秦医，元朝有回回医、明清有西洋医学。与这些外来医术相比，“祖宗医”表现得异常无能。此时，中医生如果继续冒用祖宗之名，就涉嫌“有辱祖宗名声”了。于是，隋朝以后，冒用祖宗之名行医的人就逐步绝迹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医门派之风盛行。门派之风一兴，中医的江湖习气日甚。有趣的是，就像江湖上没有人敢公开妄称“江湖老大”一样，中国的医生也没有人敢公开妄称“医界老大”。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开始为中医生加封“泰斗”和“传人”，“医界老大”终于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中医之所以出现门派混乱，首先是因为所有的“仁术”都没有实验依据，其次就是它们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荒唐，除此之外，就是文献流传上的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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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百年的中医研究史上，指出前两个方面的错误最显著的是余云岫和恽铁樵，指出后一个错误最充分的，首数章太炎。
以下不妨以《伤寒论》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中医界现在依然坚持把《伤寒论》当作中医药大学学生必读的经典著作。但据我本人考证，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张仲景这个人。有人强词夺理地说，中医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这个话，只要稍微使用一点逻辑就可以证明它一钱不值。
传说中的张仲景写《伤寒论》，是因为他的家族200多口人在10年时间里被伤寒夺去了130条人命。“伤寒”无非就是现在的一些外感性疾病。如果张仲景的《伤寒论》是来自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何以张仲景的医术竟然如此低劣？又，《伤寒论》出版之后不到10年，这时传说中的张仲景还健在，在张仲景的家乡南阳，湖南的武陵，浙江的会稽和余姚，还有一个待考的交州，再次爆发了被当时人们描述出来的“伤寒”。面对这样的南方疾疫，所有医生(包括传说中的张仲景)均无措手足，毫无建树。其疾疫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曹操多次感叹：“吾往南方，则不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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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如此无用，难道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
1920年，恽铁樵发表《伤寒论研究》，分析了《伤寒论》的逻辑混乱。其中特别令人喷饭的就是“表”“里”“半表半里”这样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概念。其时，恽铁樵发表感慨说：“中医之论解剖，殆可谓乡里人谈城里事也，此中医未能知若何为西医也。吾又闻中医之论热病矣。其言曰，伤寒从表入里，温病由里出表，于是有伤寒下不厌迟，温病下不厌早，与夫温病之谬说。此类谬说之书，且汗牛充栋，今日时医泰半宗之，是中医未能知何者为中医也。”
继恽铁樵之后(也许在前)，章太炎考订了《伤寒论》的流传。他发现，唐朝的贾公彦在为《周礼·天官疾医》作疏的时候，还引述过《伤寒论》当中的一句话：“神农能尝百药，则炎帝者也”。可是，现在这句话已经看不到了。还有，唐朝的孙思邈在《千金方·诊候篇》当中引述了据说来自《金匮玉函》的250个字，现在也看不见了。这两本书，曾经被合刊为一本书，也就是所谓的《伤寒论》十卷本。从那以后，单论本的《伤寒论》不见踪影了。直到日本朝历安政三年(1865年)，日本籍的中医学者丹波元坚，才将保存在日本的单论本《伤寒论》复制给了中国。中国才重新了看到了单论本的《伤寒论》。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单论本的《伤寒论》夹载了署名为王叔和的评语：“疑非仲景方，疑非仲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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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句评语，使得我们今天活着的人，不免有惊呼上当的感觉。原来我们中华民族如此长久地尊张仲景为圣，奉《伤寒论》为典，居然都白白地浪费了我们的殷勤!
足见，张仲景及其《伤寒论》代表不了中医!
张仲景和《伤寒论》尚且不能代表中医，谁还有资格代表中医呢？
西医本不姓西，中医却拼死拼活要姓中。这其中难道不可嫌疑为拉大旗作虎皮么？
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公布了毛泽东生前批评江青的一条语录：“她不代表我，他只代表她自己”。今天我们可以仿其式而用之：所有的中医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也不管是官方认定的“泰斗”和“传人”，还是行走于江湖的张悟本、刘弘章、林光常、王振国，都只代表他们自己，不代表中华民族!既然他们都只代表他们自己，中医又有什么资格妄自称中呢？
2011年5月19日，星期四, http://www.100md.com(张功耀)
疾病现象，原本是生命物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远古时代的人们，以其动物的本能行为方式征服疾病。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和方法。许多这样的模式和方法，都充满了盲目性。只不过，正如某些祈雨过程在先，下雨过程在后，会骗取人们迷信祈雨有效一样，在先的治疗过程如果跟随了在后的康复过程，也会骗取一些人对中医有效的迷信。而且，后一种迷信比前一种迷信更难以被识破。
公元10世纪，阿拉伯医生伊本·西拿最早开始了不同配方是否可以取得相同疗效的对比研究。他发现，对于相同的疾病，改变药物的配方，有时也能取得相同的治疗效果。到了17世纪，欧洲一些研究顺势疗法的医生，甚至鼓吹医学虚无主义。依据这种虚无主义的医学哲学，尽可能少的用药，可以取得比较多的用药相同的疗效。比如，当他们依据“以相似治疗相似”的原则治疗淋病的时候，他们发现，让患者兑水口服自己身上产生出来的淋病脓液，治疗自己的淋病，使用的分量越少，副作用也越小，而且治疗效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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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医学可以走向虚无主义，治疗与康复之间的真实关系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这个问题延续到18世纪，在英国出了个林德医生，他最早尝试通过实验生理学方法研究“药物究竟是怎样起作用”的问题。从那以后，在欧洲医学界形成了一种研究规范。它迫使人们在正确判断药物对于疾病的有效性之前，自觉接受实验生理学的检验。
遗憾的是，我们中国的读书人缺了欧洲人那样一种寻根究底的怀疑主义精神。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跟着感觉走”。表面上看上去有效的，都会被大多数中国人理解成真实有效的。如果有人对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效性还产生怀疑的话，那就不是这个有效性本身存在问题，而是那个对这种有效性表示怀疑的人有问题。至于相同的方法用于相同的疾病，为什么会无效，中医生都学会了如何对无效做有效辩护的方法。所有这些辩解都不免要强词夺理地把责任推给患者。其中，追求“道地药材”就是他们把责任推给对方的最恶劣的辩解方式之一。于是，他们常说：“不是我的治疗方法无效，而是你找不到道地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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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他们的无效治疗辩解得干干净净，关于“道地药材”的辩解通常都是日益严苛的。他们首先会这样告诫患者，同样一种药，云南的比河北的好；同样是云南的药，长在山顶上的比长在山底下的好。等患者的亲属到云南找到山顶上的药之后，中医生继续辩解说，山顶上朝东生长的药比朝南生长的药有效。等患者的家属找到朝东生长的药之后，医生又辩解说，朝东的药在太阳出来之前采收才有效。反正，有效都是医生的功劳，无效都不是医生的责任。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往往不求甚解，但却都学会了这种非常无聊的强词夺理。加上中国古代的老百姓缺乏起码的科学和哲学素养，不会对这样的强词夺理给以有效的反驳。于是，我们中国古代的许多读书人，就在他们读书落志之后，干起了以医行骗的勾当。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古代的读书人陷入这样的社会角色转换，也是多少迫于无奈的。众所周知，我国古代教育的教学内容单调而又封闭。教学目标也仅限于“读书做官”。可是，实际的情形却往往是，大部分读了书的人不能做官。于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就成了这些不能在官场上“就业”的读书人的谋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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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良医”固然可以混口饭吃，但是，社会地位毕竟不如做“良相”。人家搞的是政府倡导的“国学”和“儒术”，属于“主流意识形态”。做良医的人，算的哪一路？立志做良医的，毕竟也是读书人出身。他们谙熟“中国式的博学”。搜索枯肠之余，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他们搞的是国学，我们搞的是国医。他们搞的是儒术，我们搞的是仁术。咱们彼此彼此，半斤八两”。就这样，读书落第之后改走医道的人，终于有了一个可以与儒学并驾齐驱的精神寄托。从那以后，中国以医行骗的人就开始披上“儒医”和“仁术”的袈裟了。
如此得意之后，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总还想凌驾于儒学之上。为此，他们捏造了许多无法查考的“医学祖宗”，如黄帝、玄女、神农、踰跗之类。其中，每一个“祖宗”都比孔子的年龄大得多。由此，他们不但可以以“儒医”自居，而且可以冒用祖宗的名义，凌驾于孔子之上了。谁怀疑和挑战他们，谁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嫌怀疑和挑战“祖宗”。孔子可以被人讥讽和质疑，在祖先崇拜的国家，谁敢非议祖宗？由之，中医愈加自命不凡!
, 百拇医药
这一手着实有效。中医不仅从“儒医”变成了“祖宗医”，还为后来骗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桂冠扫清了道路。
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外来医多起来了。隋朝有湿婆医，唐朝有大秦医，元朝有回回医、明清有西洋医学。与这些外来医术相比，“祖宗医”表现得异常无能。此时，中医生如果继续冒用祖宗之名，就涉嫌“有辱祖宗名声”了。于是，隋朝以后，冒用祖宗之名行医的人就逐步绝迹了。代之而起的是中医门派之风盛行。门派之风一兴，中医的江湖习气日甚。有趣的是，就像江湖上没有人敢公开妄称“江湖老大”一样，中国的医生也没有人敢公开妄称“医界老大”。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开始为中医生加封“泰斗”和“传人”，“医界老大”终于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中医之所以出现门派混乱，首先是因为所有的“仁术”都没有实验依据，其次就是它们的理论在逻辑上非常荒唐，除此之外，就是文献流传上的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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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百年的中医研究史上，指出前两个方面的错误最显著的是余云岫和恽铁樵，指出后一个错误最充分的，首数章太炎。
以下不妨以《伤寒论》研究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中医界现在依然坚持把《伤寒论》当作中医药大学学生必读的经典著作。但据我本人考证，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张仲景这个人。有人强词夺理地说，中医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这个话，只要稍微使用一点逻辑就可以证明它一钱不值。
传说中的张仲景写《伤寒论》，是因为他的家族200多口人在10年时间里被伤寒夺去了130条人命。“伤寒”无非就是现在的一些外感性疾病。如果张仲景的《伤寒论》是来自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何以张仲景的医术竟然如此低劣？又，《伤寒论》出版之后不到10年，这时传说中的张仲景还健在，在张仲景的家乡南阳，湖南的武陵，浙江的会稽和余姚，还有一个待考的交州，再次爆发了被当时人们描述出来的“伤寒”。面对这样的南方疾疫，所有医生(包括传说中的张仲景)均无措手足，毫无建树。其疾疫是如此的严重，以至于曹操多次感叹：“吾往南方，则不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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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如此无用，难道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
1920年，恽铁樵发表《伤寒论研究》，分析了《伤寒论》的逻辑混乱。其中特别令人喷饭的就是“表”“里”“半表半里”这样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概念。其时，恽铁樵发表感慨说：“中医之论解剖，殆可谓乡里人谈城里事也，此中医未能知若何为西医也。吾又闻中医之论热病矣。其言曰，伤寒从表入里，温病由里出表，于是有伤寒下不厌迟，温病下不厌早，与夫温病之谬说。此类谬说之书，且汗牛充栋，今日时医泰半宗之，是中医未能知何者为中医也。”
继恽铁樵之后(也许在前)，章太炎考订了《伤寒论》的流传。他发现，唐朝的贾公彦在为《周礼·天官疾医》作疏的时候，还引述过《伤寒论》当中的一句话：“神农能尝百药，则炎帝者也”。可是，现在这句话已经看不到了。还有，唐朝的孙思邈在《千金方·诊候篇》当中引述了据说来自《金匮玉函》的250个字，现在也看不见了。这两本书，曾经被合刊为一本书，也就是所谓的《伤寒论》十卷本。从那以后，单论本的《伤寒论》不见踪影了。直到日本朝历安政三年(1865年)，日本籍的中医学者丹波元坚，才将保存在日本的单论本《伤寒论》复制给了中国。中国才重新了看到了单论本的《伤寒论》。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单论本的《伤寒论》夹载了署名为王叔和的评语：“疑非仲景方，疑非仲景意”。
, 百拇医药
就这一句评语，使得我们今天活着的人，不免有惊呼上当的感觉。原来我们中华民族如此长久地尊张仲景为圣，奉《伤寒论》为典，居然都白白地浪费了我们的殷勤!
足见，张仲景及其《伤寒论》代表不了中医!
张仲景和《伤寒论》尚且不能代表中医，谁还有资格代表中医呢？
西医本不姓西，中医却拼死拼活要姓中。这其中难道不可嫌疑为拉大旗作虎皮么？
记得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公布了毛泽东生前批评江青的一条语录：“她不代表我，他只代表她自己”。今天我们可以仿其式而用之：所有的中医生，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也不管是官方认定的“泰斗”和“传人”，还是行走于江湖的张悟本、刘弘章、林光常、王振国，都只代表他们自己，不代表中华民族!既然他们都只代表他们自己，中医又有什么资格妄自称中呢？
2011年5月19日，星期四, http://www.100md.com(张功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