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与不病邪与正 疫气流行天和人 等
病与不病邪与正 疫气流行天和人
近日读《中国中医药报》5月30日曹东义“邪从正来，攻为复正”一文和6月3日王强“邪非‘皆从正来’——与曹东义先生商榷”一文，受益良多，同时也深感这些争论牵涉到对中医基本理论的正确认识问题，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病与不病，取决于邪与正
中医讲天人合一，人生长在自然万物之中，与社会环境有很多相通或相同之处，人乃一小天地。万事万物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互相影响、互相转化。曹东义提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邪气，都是由正气转化而来，比如‘六淫之邪’是从‘六气’转化而来”。笔者认为这个观点符合传统中医理论。正与邪是一个相对概念，邪与正可以相互转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就是说人体的生理功能，由于超过了正常生理范围，就可以由生理之正气转化为病理之邪气。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人体的气血阴阳此消彼长，社会也是一样，社会风气不正，则邪恶势力嚣张。所谓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如果人体自身脏腑功能低下，正气不足，一是内生五邪，二是正气虚导致外邪入侵，三是外伤过于强大，人体正气相对虚弱，邪气胜过人体正气，即所谓六淫致病；病的人很多，就成了流行的“疫气”为病。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避其毒气，同时还要使自己抗击外邪的能力增强。这个力量就是正气。正气的“正”与古人关于方位的认识有关系，有了“正位”也就建立了“标准”，违背这个标准，就是不正，或者属于“歪斜(邪)”。《论语》所言“名不正”，说的话不合身份，就不是正人君子采取的态度，所谓“非礼勿言”，言必失礼。失礼之言，与伤人的邪气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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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是一自组系统，是一个小社会，病与不病及预后转归取决于正气强弱及自身修复能力。比如对疾病的治疗，有经验的医生都知道，为什么在临床上无论医术多么高明的医生，治疗疾病有的能愈，有的不能愈甚至无效呢？就是说诊治疾病除了取决于医生辨证准确，用药恰当外，更取决于病人自身免疫功能状态，修复能力和对药物的敏感程度。所以，中医对正邪关系的认识，不能脱离天人合一思想，不能机械教条，把它绝对化。
疫气流行，并非人人都病
吴有性根据当时疫病流行的特点，结合自己的诊治实践所作的《温疫论》，提出天地间另有一种厉气，亦名戾气(疫气)，继承了《内经》、《伤寒论》的有关学术特点，又有所创新，但是过分强调外邪，而较少注意这种邪气流行的社会背景和气候条件以及人的因素。疫气的流行，大多由于社会、气候失序，环境恶劣——亦即“不正”所致。假如气候(运气)无太过不及，风调雨顺，人们安居乐业，环境卫生，民众体质强健，不吃野生动物(果子狸、旱獭等)，疫气也不易产生和流行。在古代这种“疫气”流行一般都在大灾或社会动荡，比如战争之后，尸骨遍于野，人们食不果腹，身体正气虚弱状况下才发生。像现在社会高度发达，这种流行机会很少，虽有疫毒邪气，也难猖獗流行。比如即使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后，由于防疫措施积极跟进，也没有因此出现疫病流行。而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才导致疫病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又如2003年SARS肆虐，党和各级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广大医疗工作者积极投身到了抗击非典战斗之中。有力控制了非典流行，人民群众健康得到保障，2004年仅有少量病例出现，已是强弩之末，传染力已大为减弱，我想应该与人体免疫力增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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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即使是很强的流行病，也不是人人都病；即使是得病之后，其病情变化，也是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因此，需要辨证论治，补虚泻实，清热散寒，回阳育阴各不相同，绝对不是疫气或异气一个因素可以决定一切的。
曹东义教授所说邪气由正气变化而来，内生的“邪气不是被完全驱赶出去，与人完全隔绝起来，而是被转化成正气而加以利用”的观点，是值得大家参考的。“水湿、痰饮除了攻逐出体外的权宜之计，还可以转化它们，‘与邪气讲和’使它们再次变成人体需要的可代谢的津液流动起来；瘀血通过‘活血化瘀’而再进入循环，成为再利用的‘环保物质’；气滞经过‘理气行滞’而活化出功能”，这的确是中医临床工作之中经常做的事情，只是过去没有被揭示出来。“这种由邪转化为正的过程”，也的确是“中医学博大精深大智慧的体现”。
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在为曹东义的著作《回归中医》所做的序言里，非常赞赏他“勿忘与邪气讲和”之正气与邪气共生共存的提法，认为“颇有新意”。笔者认为，曹东义邪正相互转化，“勿忘与邪气讲和”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中医是中和医学的精神实质，能够使人警醒，并引领现代医学发展方向，应该引起中医业界同仁高度重视，进一步探讨，并在临床实践中积极推广应用。 (刘世峰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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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正相对存在 可以相互转化 ——兼答王强先生
笔者于5月30日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了“邪从正来，攻为复正”一文，主要为了阐述邪正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不仅互相对立，而且可以互相转化；治疗的时候，促使气转变成正气，才是中医大智慧的首选之策。由于未能深入阐发，引起读者疑惑，6月3日王强先生在该报发表“邪非‘皆从正来’”一文进行商榷。笔者在此强调，“邪”与“正”是相对存在的一对矛盾，是人体患病过程中才可以见到的斗争现象，非生命的物体用不着“邪正攻补”。
王强所引吴又可《瘟疫论》关于戾气的论述，值得深思。吴又可说：“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别有一种戾气。”这个戾气，或者称之为异气、疫气，似乎与后来发现的微生物致病因素一致，被大家所推崇，称之为那个时代“世界最先进的病因学说”。可是，这个病因学说并不被清代的温病学家所接受，四大家或者其他温病学者，仍然按照六气太过成为六淫的认识，进行病因病机辨证论治。也就是说，戾气说、异气说，虽然与微生物致病学说相一致，但是与中医传统理论不能“无缝对接”，而被历史上的中医学家所不采纳。戾气、异气除了无法按照六淫辨证论治之外，其最突出的“缺陷”就是强调外邪致病的关键性的“决定作用”，也与中医强调内因正气的传统不相容。“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中医学一贯的思想。吴又可说戾气“此气之来，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大肆渲染外邪的“不可抵抗”，与临床事实不符。无论多么强烈的传染病，并不是一律“触之者病”，病与不病主要取决于正气而不是邪气，现代流行病学关于传染病发病率、人群隐性感染的数据，也支持中医学的传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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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致病性微生物进犯人体，似乎就是邪气，但是，有的人发病，有的人不病。不病的人，还有了免疫力、有了抗体，那么，这个致病性的微生物对于这个人来说，就不属于邪气，甚至帮助正气的盟友，是抗击邪气的疫苗。人体在注射疫苗的时候，绝对不是在输入邪气，而是提高正气。吴又可的时代，中医发明的牛痘疫苗已经在民间广泛被采用，这是中医免疫思想贡献给人类的一个硕果。毫无疑问，今天世界范围内传染病的控制，得益于疫苗技术的不断提高，而不是抗生素的普遍使用。这个免疫思想的原始创新，来源于中医的“正气存内”，以及“化毒为药”的大智慧。当时西方盛行“不接触”策略，穿隔离服，建隔离病区，而把毒疮痂“移栽”到健康人的身体上，西方还没有这样先进的医学思想，因此，也就不会有这样“化毒为药”疫苗技术的“原始创新”。
其实，吴又可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是比我们还纯正的中医，他也知道“正气存内”的重要性，因此，他在《瘟疫论·原病》的总论里说：“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着，又何异耶？若其年气来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则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营卫运行之机，乃为之阻，一身之阳气，因而屈曲，故为病热。”他所创立的“疫有九传”、达原饮等理论与治法，都是按照中医传统理论而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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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名不正”，是指人所处的地位不恰当，“言不顺”也不是和谐之声；“刑以正邪”，是说通过刑罚使人“改邪归正”。“刑以正邪”的“正”是使动法，使“邪”转为正。这样做与中医学化毒为药，转邪为正是一样的道理。中医学作为“仁术”与儒家所提倡的“仁心”是一致的，转化胜于攻逐，教化强过杀戮。即使是有“罪恶”的罪犯，他也是人，也要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不是一律消灭之。
刘明武先生说：“天上的规律在地上”，通过日晷测影可以研究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可以制定历法；张英栋先生说过“体内的规律在身外”，是说通过取象比类，可以阐明人体内部的道理。因此，很多看似无关的事物，它们蕴含的道理是很接近的，不要轻易判定“相去甚远”，或者认为毫无关系。肝属木、配东方，其气温，其色青，其味酸等等这些人与天地万物广泛联系的思想，就是中医学整体时空观创立的基础。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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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当祛邪 等
治病当祛邪
既病即有邪，无论外感风、寒、暑、湿、燥、火，还是内伤七情致气滞、血瘀、痰阻、水湿停留，无论正虚与邪盛，临床都应不忘祛邪。邪盛者以祛邪为主，正虚者扶正以祛邪或祛邪以扶正。这是笔者20余年来在行医过程中不断总结出来的，本以为是独家心得，2011年5月16日《中国中医药报》“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一文让笔者看到了持相同观点的人。
笔者所持以上观点，是在对“反复发生的口腔溃疡”和“慢性结肠炎”的治疗过程中体会到的。首先说“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多认为是心火盛所致，常用导赤散治疗，而口腔溃疡反复发生时多认为是阴虚火旺所致，常用滋阴、引火归元的方法治疗。这种治疗方法肯定在某些时候是有效的，如果无效就不会流传至今。而笔者总认为这种治疗方法不尽如意，当读了“火神派”的一些有关书籍后，认为反复发生的口腔溃疡乃阳虚，下元之火不能蒸腾津液，津液不得上承，口腔不得滋养所致，基于此种想法再对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进行治疗，感觉效果明显好于以前，但治疗时间还是较长。后来考虑到之所以反复发作，还是因为有湿热之邪久羁不去所致。于是在培补下元，温补脾肾的基础上，增加黄柏一味清热祛湿，效果非常好，且反复发作的几率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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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说“慢性结肠炎”的治疗。早期的结肠炎多认为是湿热瘀滞所致，治疗多采取清热利湿的方法，而结肠炎反复发作转为慢性时，多认为是因过用寒凉，损伤脾肾，脾肾阳虚收涩、开阖失调，以致泄泻无度。治疗多温脾补肾，收涩止泻，常能起到一定的效果，而很难使结肠炎彻底治愈不反复发作。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反复的临床实践，笔者认为结肠炎的反复发作是因在结肠炎的早期未能将肠内的湿热之邪彻底清除。于是在温补脾肾之时另外配伍了秦皮、葛根、黄连，用于清除肠道湿热之邪，有时甚至用以为君。在扶正之时不忘祛邪，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如果仅以此为例就说有病必须祛邪，也未免有些以偏赅全之嫌，但我们至少应当知道治病常须祛邪。笔者在临床常不忘此言，在许多疾病的治疗时常加入一些祛邪之品，感觉疗效明显优于以前。 (李荣伟 河南安阳李荣伟中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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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无虚实 攻补当辨证
《中国中医药报》5月27日发表张英栋“补虚为复正，虚人可攻邪”一文，对笔者5月26日在该报提出的质疑进行了解答，读之获益匪浅。张英栋认为：“任何形式的理论，应该以‘疗效’为检验的唯一标准。”当然不错，但是中医的扶正祛邪、补虚泻实等理论作为中医治病的根本大法，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实践检验，其疗效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
邪无虚实之分
张英栋认为，讨论邪正比虚实更直接，更有意义。其实，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没有对虚实变化的仔细辨别，就不可能对邪正消长做出准确的判断。舍弃虚实辨证，只讲攻邪不谈扶正，或者强调“虚人可攻邪”，不符合中医学的基本原则。“补虚为复正”没错，问题是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没有病何须用补？所以“补虚为复正”也是治病，而不像张英栋说的那样是“治人”。“虚人可攻邪”只有在虚证病人“虚中夹实”的情况下应用才有意义。张英栋还把邪气分为虚邪和实邪，其实，所谓虚邪就是指致病的邪气，邪气乘虚而入令人致病，故称虚邪，并非邪气还可分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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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栋说：“攻邪需要以正不虚为前提，正虚则需调整或者静候，这就是攻邪的时机问题。”笔者以为不完全如此，特别是在病情危重的情况下决不能等待。如《伤寒论》阳明三急下、少阴三急下，都是在邪实正虚，阴液将竭的情况下，急下攻邪的。并没有调整或者静候，体现了中医“急则治其标”、“祛邪以救正”的原则。
邪无虚实之分，但有内外之别，外邪多由感受六淫或者疫疠之气引起，多表现为实证，一般可以采取攻邪之法；内邪多由于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的功能失常而产生，如内生五邪等，多表现为虚证或本虚标实，治宜补虚为主，或标本兼治，也可“急则治其标”。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有时还会出现因虚致实的情况，即以正气虚为矛盾主要方面的虚性病变，因正气虚弱，脏腑功能减退，气、血、水液运行障碍，产生气滞、血瘀、痰饮、水湿等实邪留滞的病理变化。这种情况，不必强调攻邪，应以扶正的方法达到祛邪的目的，通常所谓“塞因塞用”是也。张元素治疗“积证”所使用的方法是“令真气实、胃气强、积自消矣。”就是用补虚的方法，强壮脾胃功能，达到消除积证的目的，是扶正以祛邪，元素谓之“养正积自除”。非如张英栋所言：“当是‘待衰’的一种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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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子和应有所取舍
张子和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为中医理论(特别是攻邪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倡导的“攻邪论”，主张治病应“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对临床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正如张大明先生所言，张子和的主张存在学术观点偏执(只重视外因，忽视内因)、自夸其术(至精至熟，有得无失。书中所收病例约140个，均有效，有“择优录取”之嫌，不客观)、立论自相矛盾(先言“乃知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也。”后说“予亦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等缺陷。所以我们在学习子和的理论和经验时应该有所取舍。
请看一则子和医案：昔维阳府判赵显之，病虚羸，泄泻褐色，乃洞泄寒中证也。每闻大黄气味即注泄。余诊之，两手脉沉而软，令灸水分穴一百余壮，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风汤、白术丸等药，不数月而愈(《儒门事亲·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该案表明，子和并不认为“有邪才有病”，其补虚也是为治病，而不是为攻邪创造条件或者仅仅是为了“治人”。这与子和“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此说来连攻邪大师张子和也未必赞成“补虚为复正，虚人可攻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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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偏纠偏”不可取
“理论有时是为纠偏而设”，“攻邪论并没有错，补虚论也没有错”，张英栋的这些观点很有道理。笔者认为：意在“纠偏”，可以理解，如果是“以偏纠偏”就值得商榷了。张英栋还说：“在当今时代，医者、病者都以攻邪为畏途，喜补之风造就了很多需‘攻邪’者，”这种情况也许在一定范围存在，应予重视。但在当今西医已经成为主流、中医西化严重的情况下，抗生素、清热解毒药的应用泛滥成灾，对人体正气和抗病力的攻伐触目惊心，如果为了纠偏，不加辨证地一味攻邪，也会造就诸多需“扶正”者，同样不能忽视。
中医学认为：人体疾病的发生关系到邪正两个方面，其中正气占主导作用，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邪气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河北中医学院董尚朴教授认为：“正气在发病中的主导地位还表现在单纯虚损性病证的形成上。由于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劳体耗神，年老体衰等因素，导致脏腑组织器官等的形态结构缺损、功能低下、气血津液不足，就会形成以正气不足为主要或完全表现的疾病，如某些小儿发育迟缓、男女不育不孕、产妇缺乳、脏器脱垂、老年皮肤干燥等。”指出了在没有病邪的情况下正虚可以导致许多病证，这无疑是对中医发病学说的进一步完善，也是笔者“无邪人亦病”观点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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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补应以辨证为指归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虚邪就是指致病的邪气，不是邪气还可以分虚实。对于邪实正虚的危重证，可以急攻其邪，不必等待。对于因虚致实，可以扶正以祛邪，“养正积自除”是其具体体现。正气不足可以导致一些虚损性病证，即“无邪人亦病”，并非一定“有邪才有病”。“补虚为复正”是扶正而治病，不是养生和“治人”，子和的病例也说明了这一点。“虚人可攻邪”是一种特殊情况，不具有普遍意义。临床上对于邪正和攻补，我们应该以辨证为指归，灵活运用“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治法，坚持扶正祛邪的根本原则，不偏不废，这样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王树文 河北省赞皇县东街卫生所 刘世峰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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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非“皆从正来” ——与曹东义先生商榷
2011年5月30日曹东义在《中国中医药报》刊登“邪从正来，攻为复正”一文(以下简称“曹文”)中提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邪气，都是由正气转化而来。比如‘六淫之邪’，是从‘六气’转化而来”。笔者认为此说有失偏颇,曹文所谓“非时失位即为邪”，仅是作为致病因素——邪气来源之一，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人的治病因素——邪气的分类认识已逐步深化。比如明代大家吴有性根据当时疫病流行及其诊治实践所作的《温疫论》，就不同意王叔和所谓“非时之气”可以导致温疫的论点。他认为四时气候，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异常能引起疾病，也无非是一般外感、伤风、伤暑之类而已，不足以造成疫病流行。惟天地间另有一种厉气，亦名戾气：“此气之来，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并且以“守古法不合今病”的先进思想，另创了如“达原”、“三消”等新型的治疗方法。当时他虽然还不知病原微生物，但将其与“非时之气”相鉴别，也实为中医学之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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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说，“邪是一个与正相对而言的名词，邪都是因为‘不正’而产生的。《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席不正不食’；《左传·隐公十一年》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笔者认为，正与邪在中医学中是一个特定概念，“正”主要指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和谐平衡的维护机制，相对而言，“邪”就是导致失和或失衡的破坏因素。而《论语》所言“名不正”，未必是说明有了“邪气”，“席不正”也与“邪气”无关。《左传》所谓“政以治民，刑以正邪”里的“正”与“治”都是动词而不是名词，“邪”则属于罪恶。此话与中医说的“正”和“邪”也相去甚远。 (王强 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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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中国中医药报》5月30日曹东义“邪从正来，攻为复正”一文和6月3日王强“邪非‘皆从正来’——与曹东义先生商榷”一文，受益良多，同时也深感这些争论牵涉到对中医基本理论的正确认识问题，很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病与不病，取决于邪与正
中医讲天人合一，人生长在自然万物之中，与社会环境有很多相通或相同之处，人乃一小天地。万事万物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互相影响、互相转化。曹东义提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邪气，都是由正气转化而来，比如‘六淫之邪’是从‘六气’转化而来”。笔者认为这个观点符合传统中医理论。正与邪是一个相对概念，邪与正可以相互转化，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就是说人体的生理功能，由于超过了正常生理范围，就可以由生理之正气转化为病理之邪气。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人体的气血阴阳此消彼长，社会也是一样，社会风气不正，则邪恶势力嚣张。所谓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内经》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如果人体自身脏腑功能低下，正气不足，一是内生五邪，二是正气虚导致外邪入侵，三是外伤过于强大，人体正气相对虚弱，邪气胜过人体正气，即所谓六淫致病；病的人很多，就成了流行的“疫气”为病。我们必须采取措施，避其毒气，同时还要使自己抗击外邪的能力增强。这个力量就是正气。正气的“正”与古人关于方位的认识有关系，有了“正位”也就建立了“标准”，违背这个标准，就是不正，或者属于“歪斜(邪)”。《论语》所言“名不正”，说的话不合身份，就不是正人君子采取的态度，所谓“非礼勿言”，言必失礼。失礼之言，与伤人的邪气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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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是一自组系统，是一个小社会，病与不病及预后转归取决于正气强弱及自身修复能力。比如对疾病的治疗，有经验的医生都知道，为什么在临床上无论医术多么高明的医生，治疗疾病有的能愈，有的不能愈甚至无效呢？就是说诊治疾病除了取决于医生辨证准确，用药恰当外，更取决于病人自身免疫功能状态，修复能力和对药物的敏感程度。所以，中医对正邪关系的认识，不能脱离天人合一思想，不能机械教条，把它绝对化。
疫气流行，并非人人都病
吴有性根据当时疫病流行的特点，结合自己的诊治实践所作的《温疫论》，提出天地间另有一种厉气，亦名戾气(疫气)，继承了《内经》、《伤寒论》的有关学术特点，又有所创新，但是过分强调外邪，而较少注意这种邪气流行的社会背景和气候条件以及人的因素。疫气的流行，大多由于社会、气候失序，环境恶劣——亦即“不正”所致。假如气候(运气)无太过不及，风调雨顺，人们安居乐业，环境卫生，民众体质强健，不吃野生动物(果子狸、旱獭等)，疫气也不易产生和流行。在古代这种“疫气”流行一般都在大灾或社会动荡，比如战争之后，尸骨遍于野，人们食不果腹，身体正气虚弱状况下才发生。像现在社会高度发达，这种流行机会很少，虽有疫毒邪气，也难猖獗流行。比如即使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后，由于防疫措施积极跟进，也没有因此出现疫病流行。而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才导致疫病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又如2003年SARS肆虐，党和各级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广大医疗工作者积极投身到了抗击非典战斗之中。有力控制了非典流行，人民群众健康得到保障，2004年仅有少量病例出现，已是强弩之末，传染力已大为减弱，我想应该与人体免疫力增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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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即使是很强的流行病，也不是人人都病；即使是得病之后，其病情变化，也是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因此，需要辨证论治，补虚泻实，清热散寒，回阳育阴各不相同，绝对不是疫气或异气一个因素可以决定一切的。
曹东义教授所说邪气由正气变化而来，内生的“邪气不是被完全驱赶出去，与人完全隔绝起来，而是被转化成正气而加以利用”的观点，是值得大家参考的。“水湿、痰饮除了攻逐出体外的权宜之计，还可以转化它们，‘与邪气讲和’使它们再次变成人体需要的可代谢的津液流动起来；瘀血通过‘活血化瘀’而再进入循环，成为再利用的‘环保物质’；气滞经过‘理气行滞’而活化出功能”，这的确是中医临床工作之中经常做的事情，只是过去没有被揭示出来。“这种由邪转化为正的过程”，也的确是“中医学博大精深大智慧的体现”。
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在为曹东义的著作《回归中医》所做的序言里，非常赞赏他“勿忘与邪气讲和”之正气与邪气共生共存的提法，认为“颇有新意”。笔者认为，曹东义邪正相互转化，“勿忘与邪气讲和”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中医是中和医学的精神实质，能够使人警醒，并引领现代医学发展方向，应该引起中医业界同仁高度重视，进一步探讨，并在临床实践中积极推广应用。 (刘世峰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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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正相对存在 可以相互转化 ——兼答王强先生
笔者于5月30日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了“邪从正来，攻为复正”一文，主要为了阐述邪正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不仅互相对立，而且可以互相转化；治疗的时候，促使气转变成正气，才是中医大智慧的首选之策。由于未能深入阐发，引起读者疑惑，6月3日王强先生在该报发表“邪非‘皆从正来’”一文进行商榷。笔者在此强调，“邪”与“正”是相对存在的一对矛盾，是人体患病过程中才可以见到的斗争现象，非生命的物体用不着“邪正攻补”。
王强所引吴又可《瘟疫论》关于戾气的论述，值得深思。吴又可说：“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气也。戾气者，非寒、非暑、非暖、非凉，亦非四时交错之气，乃天地别有一种戾气。”这个戾气，或者称之为异气、疫气，似乎与后来发现的微生物致病因素一致，被大家所推崇，称之为那个时代“世界最先进的病因学说”。可是，这个病因学说并不被清代的温病学家所接受，四大家或者其他温病学者，仍然按照六气太过成为六淫的认识，进行病因病机辨证论治。也就是说，戾气说、异气说，虽然与微生物致病学说相一致，但是与中医传统理论不能“无缝对接”，而被历史上的中医学家所不采纳。戾气、异气除了无法按照六淫辨证论治之外，其最突出的“缺陷”就是强调外邪致病的关键性的“决定作用”，也与中医强调内因正气的传统不相容。“藏于精者，春不病温”、“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中医学一贯的思想。吴又可说戾气“此气之来，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大肆渲染外邪的“不可抵抗”，与临床事实不符。无论多么强烈的传染病，并不是一律“触之者病”，病与不病主要取决于正气而不是邪气，现代流行病学关于传染病发病率、人群隐性感染的数据，也支持中医学的传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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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致病性微生物进犯人体，似乎就是邪气，但是，有的人发病，有的人不病。不病的人，还有了免疫力、有了抗体，那么，这个致病性的微生物对于这个人来说，就不属于邪气，甚至帮助正气的盟友，是抗击邪气的疫苗。人体在注射疫苗的时候，绝对不是在输入邪气，而是提高正气。吴又可的时代，中医发明的牛痘疫苗已经在民间广泛被采用，这是中医免疫思想贡献给人类的一个硕果。毫无疑问，今天世界范围内传染病的控制，得益于疫苗技术的不断提高，而不是抗生素的普遍使用。这个免疫思想的原始创新，来源于中医的“正气存内”，以及“化毒为药”的大智慧。当时西方盛行“不接触”策略，穿隔离服，建隔离病区，而把毒疮痂“移栽”到健康人的身体上，西方还没有这样先进的医学思想，因此，也就不会有这样“化毒为药”疫苗技术的“原始创新”。
其实，吴又可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是比我们还纯正的中医，他也知道“正气存内”的重要性，因此，他在《瘟疫论·原病》的总论里说：“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疫邪所着，又何异耶？若其年气来盛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则又不拘于此矣。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邪不胜正，未能顿发，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营卫运行之机，乃为之阻，一身之阳气，因而屈曲，故为病热。”他所创立的“疫有九传”、达原饮等理论与治法，都是按照中医传统理论而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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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名不正”，是指人所处的地位不恰当，“言不顺”也不是和谐之声；“刑以正邪”，是说通过刑罚使人“改邪归正”。“刑以正邪”的“正”是使动法，使“邪”转为正。这样做与中医学化毒为药，转邪为正是一样的道理。中医学作为“仁术”与儒家所提倡的“仁心”是一致的，转化胜于攻逐，教化强过杀戮。即使是有“罪恶”的罪犯，他也是人，也要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不是一律消灭之。
刘明武先生说：“天上的规律在地上”，通过日晷测影可以研究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可以制定历法；张英栋先生说过“体内的规律在身外”，是说通过取象比类，可以阐明人体内部的道理。因此，很多看似无关的事物，它们蕴含的道理是很接近的，不要轻易判定“相去甚远”，或者认为毫无关系。肝属木、配东方，其气温，其色青，其味酸等等这些人与天地万物广泛联系的思想，就是中医学整体时空观创立的基础。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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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当祛邪 等
治病当祛邪
既病即有邪，无论外感风、寒、暑、湿、燥、火，还是内伤七情致气滞、血瘀、痰阻、水湿停留，无论正虚与邪盛，临床都应不忘祛邪。邪盛者以祛邪为主，正虚者扶正以祛邪或祛邪以扶正。这是笔者20余年来在行医过程中不断总结出来的，本以为是独家心得，2011年5月16日《中国中医药报》“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一文让笔者看到了持相同观点的人。
笔者所持以上观点，是在对“反复发生的口腔溃疡”和“慢性结肠炎”的治疗过程中体会到的。首先说“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多认为是心火盛所致，常用导赤散治疗，而口腔溃疡反复发生时多认为是阴虚火旺所致，常用滋阴、引火归元的方法治疗。这种治疗方法肯定在某些时候是有效的，如果无效就不会流传至今。而笔者总认为这种治疗方法不尽如意，当读了“火神派”的一些有关书籍后，认为反复发生的口腔溃疡乃阳虚，下元之火不能蒸腾津液，津液不得上承，口腔不得滋养所致，基于此种想法再对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进行治疗，感觉效果明显好于以前，但治疗时间还是较长。后来考虑到之所以反复发作，还是因为有湿热之邪久羁不去所致。于是在培补下元，温补脾肾的基础上，增加黄柏一味清热祛湿，效果非常好，且反复发作的几率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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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说“慢性结肠炎”的治疗。早期的结肠炎多认为是湿热瘀滞所致，治疗多采取清热利湿的方法，而结肠炎反复发作转为慢性时，多认为是因过用寒凉，损伤脾肾，脾肾阳虚收涩、开阖失调，以致泄泻无度。治疗多温脾补肾，收涩止泻，常能起到一定的效果，而很难使结肠炎彻底治愈不反复发作。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反复的临床实践，笔者认为结肠炎的反复发作是因在结肠炎的早期未能将肠内的湿热之邪彻底清除。于是在温补脾肾之时另外配伍了秦皮、葛根、黄连，用于清除肠道湿热之邪，有时甚至用以为君。在扶正之时不忘祛邪，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如果仅以此为例就说有病必须祛邪，也未免有些以偏赅全之嫌，但我们至少应当知道治病常须祛邪。笔者在临床常不忘此言，在许多疾病的治疗时常加入一些祛邪之品，感觉疗效明显优于以前。 (李荣伟 河南安阳李荣伟中医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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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无虚实 攻补当辨证
《中国中医药报》5月27日发表张英栋“补虚为复正，虚人可攻邪”一文，对笔者5月26日在该报提出的质疑进行了解答，读之获益匪浅。张英栋认为：“任何形式的理论，应该以‘疗效’为检验的唯一标准。”当然不错，但是中医的扶正祛邪、补虚泻实等理论作为中医治病的根本大法，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实践检验，其疗效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
邪无虚实之分
张英栋认为，讨论邪正比虚实更直接，更有意义。其实，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没有对虚实变化的仔细辨别，就不可能对邪正消长做出准确的判断。舍弃虚实辨证，只讲攻邪不谈扶正，或者强调“虚人可攻邪”，不符合中医学的基本原则。“补虚为复正”没错，问题是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没有病何须用补？所以“补虚为复正”也是治病，而不像张英栋说的那样是“治人”。“虚人可攻邪”只有在虚证病人“虚中夹实”的情况下应用才有意义。张英栋还把邪气分为虚邪和实邪，其实，所谓虚邪就是指致病的邪气，邪气乘虚而入令人致病，故称虚邪，并非邪气还可分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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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栋说：“攻邪需要以正不虚为前提，正虚则需调整或者静候，这就是攻邪的时机问题。”笔者以为不完全如此，特别是在病情危重的情况下决不能等待。如《伤寒论》阳明三急下、少阴三急下，都是在邪实正虚，阴液将竭的情况下，急下攻邪的。并没有调整或者静候，体现了中医“急则治其标”、“祛邪以救正”的原则。
邪无虚实之分，但有内外之别，外邪多由感受六淫或者疫疠之气引起，多表现为实证，一般可以采取攻邪之法；内邪多由于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的功能失常而产生，如内生五邪等，多表现为虚证或本虚标实，治宜补虚为主，或标本兼治，也可“急则治其标”。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有时还会出现因虚致实的情况，即以正气虚为矛盾主要方面的虚性病变，因正气虚弱，脏腑功能减退，气、血、水液运行障碍，产生气滞、血瘀、痰饮、水湿等实邪留滞的病理变化。这种情况，不必强调攻邪，应以扶正的方法达到祛邪的目的，通常所谓“塞因塞用”是也。张元素治疗“积证”所使用的方法是“令真气实、胃气强、积自消矣。”就是用补虚的方法，强壮脾胃功能，达到消除积证的目的，是扶正以祛邪，元素谓之“养正积自除”。非如张英栋所言：“当是‘待衰’的一种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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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子和应有所取舍
张子和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为中医理论(特别是攻邪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倡导的“攻邪论”，主张治病应“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对临床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正如张大明先生所言，张子和的主张存在学术观点偏执(只重视外因，忽视内因)、自夸其术(至精至熟，有得无失。书中所收病例约140个，均有效，有“择优录取”之嫌，不客观)、立论自相矛盾(先言“乃知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也。”后说“予亦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等缺陷。所以我们在学习子和的理论和经验时应该有所取舍。
请看一则子和医案：昔维阳府判赵显之，病虚羸，泄泻褐色，乃洞泄寒中证也。每闻大黄气味即注泄。余诊之，两手脉沉而软，令灸水分穴一百余壮，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风汤、白术丸等药，不数月而愈(《儒门事亲·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该案表明，子和并不认为“有邪才有病”，其补虚也是为治病，而不是为攻邪创造条件或者仅仅是为了“治人”。这与子和“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此说来连攻邪大师张子和也未必赞成“补虚为复正，虚人可攻邪”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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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偏纠偏”不可取
“理论有时是为纠偏而设”，“攻邪论并没有错，补虚论也没有错”，张英栋的这些观点很有道理。笔者认为：意在“纠偏”，可以理解，如果是“以偏纠偏”就值得商榷了。张英栋还说：“在当今时代，医者、病者都以攻邪为畏途，喜补之风造就了很多需‘攻邪’者，”这种情况也许在一定范围存在，应予重视。但在当今西医已经成为主流、中医西化严重的情况下，抗生素、清热解毒药的应用泛滥成灾，对人体正气和抗病力的攻伐触目惊心，如果为了纠偏，不加辨证地一味攻邪，也会造就诸多需“扶正”者，同样不能忽视。
中医学认为：人体疾病的发生关系到邪正两个方面，其中正气占主导作用，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邪气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河北中医学院董尚朴教授认为：“正气在发病中的主导地位还表现在单纯虚损性病证的形成上。由于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劳体耗神，年老体衰等因素，导致脏腑组织器官等的形态结构缺损、功能低下、气血津液不足，就会形成以正气不足为主要或完全表现的疾病，如某些小儿发育迟缓、男女不育不孕、产妇缺乳、脏器脱垂、老年皮肤干燥等。”指出了在没有病邪的情况下正虚可以导致许多病证，这无疑是对中医发病学说的进一步完善，也是笔者“无邪人亦病”观点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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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补应以辨证为指归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虚邪就是指致病的邪气，不是邪气还可以分虚实。对于邪实正虚的危重证，可以急攻其邪，不必等待。对于因虚致实，可以扶正以祛邪，“养正积自除”是其具体体现。正气不足可以导致一些虚损性病证，即“无邪人亦病”，并非一定“有邪才有病”。“补虚为复正”是扶正而治病，不是养生和“治人”，子和的病例也说明了这一点。“虚人可攻邪”是一种特殊情况，不具有普遍意义。临床上对于邪正和攻补，我们应该以辨证为指归，灵活运用“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治法，坚持扶正祛邪的根本原则，不偏不废，这样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王树文 河北省赞皇县东街卫生所 刘世峰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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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非“皆从正来” ——与曹东义先生商榷
2011年5月30日曹东义在《中国中医药报》刊登“邪从正来，攻为复正”一文(以下简称“曹文”)中提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邪气，都是由正气转化而来。比如‘六淫之邪’，是从‘六气’转化而来”。笔者认为此说有失偏颇,曹文所谓“非时失位即为邪”，仅是作为致病因素——邪气来源之一，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人的治病因素——邪气的分类认识已逐步深化。比如明代大家吴有性根据当时疫病流行及其诊治实践所作的《温疫论》，就不同意王叔和所谓“非时之气”可以导致温疫的论点。他认为四时气候，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异常能引起疾病，也无非是一般外感、伤风、伤暑之类而已，不足以造成疫病流行。惟天地间另有一种厉气，亦名戾气：“此气之来，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并且以“守古法不合今病”的先进思想，另创了如“达原”、“三消”等新型的治疗方法。当时他虽然还不知病原微生物，但将其与“非时之气”相鉴别，也实为中医学之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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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说，“邪是一个与正相对而言的名词，邪都是因为‘不正’而产生的。《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席不正不食’；《左传·隐公十一年》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笔者认为，正与邪在中医学中是一个特定概念，“正”主要指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和谐平衡的维护机制，相对而言，“邪”就是导致失和或失衡的破坏因素。而《论语》所言“名不正”，未必是说明有了“邪气”，“席不正”也与“邪气”无关。《左传》所谓“政以治民，刑以正邪”里的“正”与“治”都是动词而不是名词，“邪”则属于罪恶。此话与中医说的“正”和“邪”也相去甚远。 (王强 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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