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毫无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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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是中医心目中无比高大不可动摇的经典，但是它的趣味性不强，引不起阅读快感。在趣味性上，它比著名的笑话大全《本草纲目》差的太远。
研究一下《伤寒论》可知，古人原来是这样理解他们一筹莫展的传染病的，这其实很有趣。但是，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尤其是微生物学、免疫学、流行病学、抗菌药物、检验技术的高度发达，人类对传染病已经有了强有力的手段，《伤寒论》的现实作用可以说同《本草纲目》一样，略等于零。它应该且只应该成为医学史家研究的对象。
一、《伤寒论》产生的时代背景谈《伤寒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必须先做一个假设，即作者张仲景的生平是可靠的，就是说他大约生于公元150～154年，死于215～219年。这当然是一个很不靠谱的假设，有较真的学者考证，就像扁鹊、华佗一样，张仲景很可能也不是历史上真实人物，《伤寒论》更可能是晋人王叔和的伪托之作。这些考证有理有据，可信度更高。
根据张仲景是真实历史人物的假设，我们将镜头穿越到东汉末年。对于中华民族，尤其是草民们，这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恐怖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民不仅要承受频繁的战乱和自然灾害，更深重的苦难还有“瘟疫”。史家统计，公元119至217年百年间(正是传说中张仲景生活的年代)，发生过几十次大瘟疫。仅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就有十二次。那时的医学对于瘟疫的真正原因完全摸不着头脑，更谈不上有效的治疗，因此死亡之惨重尤胜于战争。尽管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但留下的文字记载足以使人对其悲惨景象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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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植《说疫气》：“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亡，或覆族而丧。”令人毛骨悚然。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并非是文学的夸张，实是苦难时代的素描。而据曹丕回忆录：“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中，就连著名公知“建安七子”也难逃其厄，七个竟然一时死了四个。而“七子之冠冕”王粲据专家考证后来也死于瘟疫。
“建安七子”七死五，蝼蚁平民复何如？东汉末年大瘟疫究竟死了多少人？是不是如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所说我中华民族在中医的护佑(忽悠)下，从无死亡超过百万的传染病发生？非也!根据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经过大瘟疫，仅仅八十年后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惨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除去战争和灾荒的原因，仅仅瘟疫所带来的人口减少至少也有2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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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圣张仲景躬逢其时，亲临其境，亲受其灾。他的家族本是望族，人口众多，达两百余口，不到十年，三分之二死于瘟疫(他排除了战争和饥荒因素)。除了哀叹外，他做了怎样的研究和努力？他写的《伤寒论》是怎样认识“瘟疫”的？又提供了怎样的治疗方法？对后世瘟疫的治疗和控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伤于寒乎19世纪后期，现代微生物学的诞生了。经过巴斯德、科赫等科学家艰苦卓绝的努力，人类终于逐渐弄明白了瘟疫的真正原因，随后才逐渐找到了有效的武器。根据历史记载，各种传染病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结核、麻风、疟疾等都曾袭击过中国大地，一个也不少。古人对这些传染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过程一无所知，只能在漫漫长夜中展开无可奈何、收效甚微的臆想。把所有的传染病一律笼统称之为“瘟疫”，表现出现代医学诞生前人类中国古人对疾病和死亡的原始恐惧。
张仲景把东汉末年爆发的大瘟疫称为“伤寒”，这个名词实际上就是他的传染病病因学说。但这并非他的创新，《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大凡传染性疾病，几乎都有发热的症状，古人想当然的推测，发“热”就是伤于“寒”。至张仲景则干脆把“伤寒”作为一切外感热病的总称(不仅包括鼠疫、霍乱，也包括痢疾、疟疾甚至更多的是普通感冒)。他凭什么？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根据史料，没有发现他曾经有过实地调查、疾病观察、临诊研究的记载，他所作的仅仅是“勤求古训”、“用思精”。也就是说，张仲景不过是从《素问》等古书里得到启发，加上自己的苦思冥想而得到的结论。这正是中国传统医学在探索方法上最根本的方向性错误。士大夫长沙太守张仲景犯了脱离实际的方法错误，闭门造车的“伤寒”之论实际上还远不如蛮族匈奴人对瘟疫的朴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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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西汉武帝时，匈奴人基于对瘟疫朴素的认识对汉军采取了史上最早的“生化武器”：“匈奴闻汉军来，使巫埋羊牛，于汉军所出诸道及水源上，以诅汉军”。果然，汉军接触或饮用被牛羊尸体污染的水源后，就发生了瘟疫，连著名的军事家霍去病，也在远征匈奴大获全胜后，年仅二十四岁就病死了。这说明匈奴蛮族认识到瘟疫可以通过污染水源来传播，与医圣的“伤寒论”相比，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见解!现代医学在千年之后，通过无比复杂的流行病学调查和微生物学研究才确定这一点。后人根据现代医学理论进行合理推测，汉军带回了匈奴人馈赠的瘟疫之源，在中原地区落地生根，并潜伏下来，一伺外界环境成熟，就大规模发作。病人排泄物通过老鼠及家畜向内地反复传播，由此引发自公元1世纪至4世纪前后数百年间在中原地区反复发作的“伤寒”瘟疫。作为始作俑者，匈奴人一样受到了“诅咒”，史料表明，随后百多年间，匈奴各部屡遭瘟疫，人口锐减。同时，在汉王朝的打击下被迫西迁，疫病随之“一路豪歌”蔓延并扩散，中亚、南亚、阿拉伯半岛、北非以及整个欧洲均不能幸免，对人类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考古学可以探知现代人类疾病几乎都存在于古人甚至史前人类一样；根据现代医学理论，不仅可以合理推测东汉大瘟疫的起源和传播情形，也可以大致推测出其病原。根据其“发高热而苦寒，患者体有斑瘀，死亡率高”的临床特征和流行特点，这次瘟疫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统一定名为“肾综合征出血热”)，这是一种由小型啮齿动物为主要传染源(也有部分家畜)，由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病毒引起的高死亡率烈性传染病。这种病与“风寒”无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本《伤寒论》失去了其赖以立足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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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必苛求张仲景具有微生物的概念。但是，今天的中医在确凿的事实面前仍然拒不接受微生物学，顽固而又愚昧地用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外感之邪来解释传染病的病因，尽显其反科学和伪科学的丑恶嘴脸。用这种完全错误的理论去治疗传染病，近2000年一无所获，只留下“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明代吴有性在《瘟疫论》中曾大胆猜测“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并指出“瘟疫之邪”自口鼻而入。他这种敢于突破古人思维禁锢的创造性思想彻底否定了张仲景的错误理论，如果他有一台显微镜，很可能会早于列文虎克发现微生物。然而，吴有性的创新观点被食古不化的主流中医无情地排斥和打压，错失了在传染病研究上取得突破的机会。
《伤寒论》对于传染病病因的认识在根本上是错误的，那么，在病理生理上的描述又如何呢？
三、伤寒病理邪说法定传染病共39种，包括在历史上肆虐横行的如鼠疫、霍乱、疟疾、天花、流行性出血热等，《伤寒论》把这些外感热病统称之为伤寒。这几种可怕瘟疫的病原体分别是鼠疫杆菌、霍乱弧菌、疟原虫、天花病毒和汉坦病毒，既有细菌也有病毒和原虫，而《伤寒论》把这些可怕的微生物笼统“黑箱”为风寒之邪。几十种传染病的病原、侵袭途径、病理各异，但在张仲景看来却很简单：自然界之风之寒，吹拂于人体，其衣厚者无恙，衣薄者易病，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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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把传染病也即外感热病归纳为六经病(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无论何种外邪，都是自肌表，循六经，入脏腑，每一步都经历正邪交战。比如张仲景认为：风寒之邪，侵袭肌表，首当其冲者为太阳经，这叫太阳病经证(又分为中风、伤寒、温病三种)；若邪在太阳经不解而内传于膀胱或大肠，其所引起的病变叫太阳腑证(分蓄水和蓄血二证)；外邪进一步内侵，入里化热，成阳明病等。这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也是源于取类比象思维，仿佛攻城战，从城墙，循巷道，达首府，挡得住则胜王，挡不住则败寇。中医理论因为类比让人一听就觉得很好理解，它的迷惑性也在这里，如果不站在现代医学的高度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是很难批判中医的。现代医学有确凿证据表明，不同的传染病有不同的传播传入途径，而不是遵循共同途径；“外邪”(病原微生物)侵入人体后致病的机制也各不相同。
以腺鼠疫为例，人鼠间借蚤为媒介传播鼠疫杆菌。其侵入皮肤或呼吸道后，首先在局部繁殖，随后迅速经淋巴管至局部淋巴结繁殖，随后大量繁殖的病菌及毒素入血，引起全身感染、败血症和严重中毒症状，脾、肝、肺、中枢神经系统等均可受累。再如霍乱，霍乱弧菌进入人体的唯一途径是通过饮食由口腔经胃到小肠。经过胃时多数被胃酸杀死，少数通过胃酸屏障而进入小肠，粘附于小肠上皮细胞表面并繁殖，产生霍乱肠毒素。从而引起肠液的大量分泌，出现剧烈的腹泻和反射性呕吐。又如疟疾，受染的雌按蚊吮吸人血时，疟原虫子孢子随蚊唾液直接进入人体血循环，约半小时即全部侵入肝细胞，在肝细胞内裂体增殖，然后胀破肝细胞逸出成千上万的裂殖子进入血流并侵入红细胞，再发育成雌雄配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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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学没有揭示这些真相之前，也只好由得中医们胡思乱想、随意猜测。而现代中医们面对事实却往往辩解为不能用西医的思维和标准来理解中医。这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西方和东方的问题，而是真假和是非的问题。中医的概念从经络到脏腑到六淫外邪全是虚拟的，关于外感热病的病理生理则全是想象臆测的，毫无事实根据。现代医学则完全是实证的结果，每一条结论都有板上钉钉般的证据。如疟原虫钻入红细胞的过程甚至可以用高分辨微镜技术进行拍摄，可谓铁证如山。现代医学与中医的可信度根本不可以相提并论。
一种医学，如果它对疾病的病因、传播途径、病理生理等全然靠想象推测而得出，它会是可靠的吗？基本理论不可靠，以其为根本依据进行的临床“辨证”会可靠吗？再以“辨证”为根据进行的“施治”会有效吗？
四、辨证蒙治《伤寒论》最伟大的“成就”(其实毋宁说是罪过)是确立了“辨证论治”的法则，并从外感热病扩展到一切疾病，成为万世不易的临床诊疗纲领。这种法则撇开了疾病的本质，使得后世中医不再费心费力去探索疾病真正的病因和病理，而是只需沉浸在“伟大、光荣、正确”的“法则”里，作纯粹主观的思辨玄想，使医学沦落为算命术。张仲景罪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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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事实看，《伤寒论》出现后对中国瘟疫的防治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影响。瘟疫依旧史不绝书，死亡依然触目惊心。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平均两年就有一次。尤其明末清初的大瘟疫，惨烈程度尤胜于东汉末年，死亡在2000万以上。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在任何一次瘟疫流行中，有任何名医以神妙的医术大大降低过死亡率，更不曾有任何“上医”以传说中的“治未病”神术防止过瘟疫的发生。这种情况持续到现代医学进入中国才发生根本改变。
1910年12月，东北肺鼠疫大流行，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达39679人。时俄、日均以保护侨民为由，以兵要挟，欲独揽防疫工作(对我中华上医的不信任)。清政府作出英明决策(说不定是他们作出的唯一英明的决策)，派出纯正西医博士伍连德(剑桥出身)为全权总医官主持东北防疫工作。伍连德时年31岁，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他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过程，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连德的成功说明，在抗生素和疫苗发明之前，面对大爆发的传染病，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即使在今天，这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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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没有现代医学，张仲景们对病人一个一个进行辨证再施治，就算治一个好一个，又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能精确辨证的神医？清代温病学被奉为《伤寒论》的发扬光大，但是并无实质进步。如叶天士创立的以卫气营血作为辨证论治纲领的理论，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一样不知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古人想不到天地间还有一种看不见的“邪”叫做“微生物”，他们在病人身上用虚拟的经络、营卫、三焦辨来证去，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瞎折腾而已。折腾出再多的学说、再多的学派、再博大精深，还是一钱不值。而现代中医在科学证据面前仍然胡辨乱证，如果不是蓄意欺骗则只能视为愚昧至极。
难道说《伤寒论》就一无是处？“辨证施治”虽然对瘟疫的整体控制无能，对患者个体的治疗难道也无效？
根据推测，张仲景时代主要的“伤寒”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热，仅以此病为例进行如下分析。流行性出血热临床上表现为五期经过，即发热期、低血压休克期、少尿期、多尿期和恢复期。但是并不必然经过这五期，有些病人前期表现轻微，仿佛直接进入多尿期；同在发热期也表现各异，并不都表现出全身酸痛、头痛、腰痛、眼眶痛。该病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发热消退，给人以疾病康复的假象，而接下来的才是真正的危险，如休克、肾衰竭、电解质紊乱、继发消化道大出血、继发感染等等。第二个假象是休克、少尿期度过，似乎危险已经消除，但实际上死亡多发生于随后的多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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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论》的辨证基本就局限在发热期，这可谓本末倒置。《伤寒论》对重要的生命征象和指标无能顾及，却孜孜不倦地穷究于是有汗还是无汗，是脉缓还是脉急。有汗而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风的桂枝汤证；无汗而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燥者，又属大青龙汤证等等。实际上这些看似不同的“证”，其本质上的原因都是由汉坦病毒感染导致的全身小血管和毛细血管的损伤，引起渗出、出血，造成各器官功能的异常。初期抗病毒治疗可能有效，退不退热，发不发汗，与疾病预后全不相干；后期则以生命支持技术为主，如少尿期的透析，消化道大出血时的止血和输血技术，多尿期的电解质紊乱调整，重症时的生命监护等等才是治疗的重要手段。
任何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都是基于客观事实的，疾病的病因和病理也是如此。虽然认识事物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不代表结果可以脱离事实。任何方法得出的结论必须回归事实，必须以事实来验证是否正确。《伤寒论》采用了粗浅观察和无限想象的方法，没有认识到微生物与传染病的关系，也从未表现出任何有效的防治作用。在《伤寒论》的误导下，中医理论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由于不知道传染病的根本病因和病理生理，《伤寒论》的所谓“辨证施治”只能是“辨证蒙治”。 “辨证施治”的神奇效果和《本草纲目》中各种荒诞的“效验如神”一样，全是自说自话，迄今没有一例能经过严苛的双盲对照实验的验证，其疗效永远都只能停留在中医支持者的嘴上。显然，《伤寒论》只有医学史的价值，没有临床实用价值。清人张志聪说“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 其后半句可以改为：不明《伤寒论》之谬者不可以为医。而明知其谬却仍以此为医者则不可以为人。, http://www.100md.com(棒棒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