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纲目》逻辑思维形式初探(全文)
《本草纲目》巨大成就的取得，不仅由于李时珍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而且还与他使用了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密切相关。研究《本草纲目》的逻辑思维方法，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李时珍这位伟大的医药学家是如何借助思维规律来反映药物世界，揭示本草的规律，创立本草学理论的。
明确本草学概念
形式逻辑认为要有正确的思维，首先必须要求概念明确，不能含混。所谓概念明确，就是明确一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外延是哪些；也就是明确一个概念所反映的是哪些事物及事物的什么本质。以该书中首先载绘药物图形1110幅，然后于各卷论述药物，“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次以修制，谨炮炙也；次以气味，明性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本草纲目·凡例》)。即包括了药物的名称、产地、形状、采取时间、炮炙方法、气味、功能、用法等内容，说明“记载药物的著作，包括图谱之类，称为本草”(《中医名词术语选释》人民卫生出版社)，这便是本草学的内涵。不难看到李时珍关于本草学具有十分明确的概念。而“本草记载的药物有植物、动物、矿物和酿造的饮料食品及少数化学制品等”(引同上)。这便是本草学的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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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可供药用的植物、动物、矿物等等十分繁富，李时珍明确其外延包涵内容的丰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地品物无穷……本草之书所以不厌详悉”(卷一·序例上·本草拾遗)的观点。他认为本草著作应尽可能地加以搜罗，所以他参阅八百余家著作，并实地访采四方，焚膏油以继晷，穷三十年之精力，始完成《本草纲目》巨著。
“会意从类”的类比法
类比，是根据二个(或二类)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而推出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的一种逻辑方法。李时珍在访采四方的过程中，收集到不少新的民间单方。这些单方疗效确切，前人未曾论述。如何解释药理？无疑是一项新的课题。李时珍使用了《内经》取象比类符合逻辑类比的释理方法。
如访得一老妇人，用水杨枝叶煎洗治疗痘疮，可助透发灌浆。李时珍认为：“若内服助气血药，藉此升之，其效更速，风寒亦不得而阻之矣……盖黄钟一动，而蛰虫启户，东风一吹，而坚冰解冻，同一春也，群书皆无此法，故详著之。”(卷三十五·木部·水杨)以黄钟律，东风吹等温气春来之象，说明水杨枝叶具有温化升透的作用。又如他说：“凡藤蔓之属，像人之筋，所以多治筋病。旋花根细如筋可啖……时珍自京师还，见北土车夫每截之，云暮归煎汤饮，可补损伤，则益气续筋之说尤可徵矣”(卷十八·草部·旋花)。李时珍将这种思辨说理的方法名之曰“会意从类”。他说蛇蜕“入药有四义：一能辟恶，取其变化性灵也，故治邪僻鬼魅蛊疟诸疾。二能去风，取其属巽性窜也，故治惊痫癜驳喉舌诸疾。三能杀虫，故治恶疮痔瘘疥癣诸疾，用其毒也。四有蜕义，故治翳膜胎产皮肤诸疾，会意从类也”(卷四十三·鳞部·蛇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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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释理还比较直观，但从逻辑学方面来认识，实是一种类比推理的方法。在科学囿于一定水平，尚不能从微观方面完全解释诸物的作用原理时，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在科学中曾经用这样的方法揭示了这样的事实：有一部分在古典力学中发生作用的规律，即在宏观世界中发生作用的规律，也在另一个对象领域中，即也在微观世界中，发生作用。”(《逻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运用这种释理过程中，由于李时珍注意了类比物之间的共性与被解释药物的密切联系，故其结论的可靠性往往较强；由于反映了客观药物的内在规律，故而能接受临床的反复验证。如炉甘石用治目疾、聍耳、湿痒；三七用以消瘀止血；丝瓜络用以祛风通脉络，消肿化痰；樟脑用以通窍、利气、杀虫；木芙蓉用治痈疽疔疮等，都为临床医家所常用，现代药理也证明其疗效的可靠性。李时珍运用这种逻辑思维方法总结发明了不少药物新的功能，为中药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析族区类”的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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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法是从特殊性的前提概括出一般性结论的推理。李时珍认为旧的本草书“玉石水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或虫入木部，或木入草部”(凡例)，存在着泾渭不分的混乱局面。如何能够做到虽繁不紊？他便将所搜集到的1892种药物进行“析族区类”、“振纲分目”(卷十二上·草部)的归纳工作。将玉石水火草木虫介等“各列为部，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服器，从草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凡例)。说明这种分部排列法，有其内在联系。而每部又分各类，如草部，李时珍说，草“得其气之粹者为良，得其气之戾者为毒，”因而按各草性质分为山草类、芳草类、湿草类、毒草类、蔓草类、水草类、石草类、苔类等。其芳草得自然之粹气为良，气多辛香，如当归、藁本、白芷等皆辛香，故同归入芳草类。在明确芳草概念的前提下，(芳草与本草之间又存在概念的种属关系)，来分析综合相类似的药物，从特殊到一般进行“析族区类”(凡例)，进行各以类从的工作，其余各类药物莫不如此。
这种方法符合形式逻辑的完全归纳法，是一种典型的演绎推理。由于李时珍从实际出发，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故其结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他完全打破了《神农本草经》对药物所作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在《本草纲目》中，他对金属矿石等无机药物的研究，大体以相同元素的化合物按顺序排列，与今天药物化学中无机药物的分类基本精神相一致；对植物根据其内在联系进行分类，与现代植物学分类精神基本符合，比瑞典自然科学家植物学分类的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要早一百七十多年，内容也要丰富得多；对动物大体上由结构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以进化观点进行排列，19世纪进化论者达尔文也采用了类似方法。 (朱祥麟 湖北省鄂州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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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思”推理的演绎法
演绎推理是逻辑思维的重要方法。李时珍在研究药物过程中，非常注重“绎思”推理，其与逻辑学中的演绎推理颇相一致。
如张仲景治伤寒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历代名医注解皆随文附会。“时珍常绎思之，似有一得，与昔人所解不同云。”他认为：“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卫气，包罗一身，天之象也。”风寒之邪皆由皮毛而入，是证虽属太阳，实为肺经受邪。在此前提下，他推断为伤寒无论是表实还是表虚，都是由肺之功能失调所致，进而得出一个新的观点：“麻黄汤虽太阳发汗重刑，实为发散肺经火郁之药也”；“桂枝虽太阳解肌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认为发现了“千古未发之秘旨”(卷十五·麻黄条)。麻黄桂枝羌防等皆属于风药，李东垣不但常用其治疗风邪表证，而且还用其发越郁火，或用其升散胜湿。时珍曾治“一锦衣夏月饮酒达旦，并水泄数日不止”，认为“此因内食生冷茶水过杂，抑遏阳气在下，水盛土衰，《素问》所谓久风成殆泄也，法当升之扬之，遂以小续命汤投之，一服而愈”。肺与大肠相表里，此用小续命汤，其中麻桂等发散肺经风邪，同时也起到升散胜脾湿之效，故可治大肠泄泻。所以李时珍谓麻黄能发散肺经郁火，桂枝能理脾救肺，其说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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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狂证因痰火、蓄血所致，李时珍根据《苏鹗杜阳编》载：范纯佑女丧夫发狂，闭之室中，夜断窗棂，登桃树上食桃花几尽。及旦，家人接下，自是遂愈也。珍按：此亦惊怒伤肝，痰夹败血，遂致发狂。偶得桃花利痰饮，散滞血之功，与张仲景治积热发狂用承气汤，蓄血发狂用桃仁承气汤之意相同。故李时珍在主治条件下指出桃花具有“利宿水痰饮积滞治疯狂”之功用(卷二十九·果部·桃仁)。
这种“绎思”推理的思维方法为发明药物功用在《本草纲目》中得到合理应用。
以“用”证“体”的论证法
李时珍说：“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凡例)。此论说明，李时珍通过搜罗百氏，在阐述了每味药物的主治功能之后，强调必须附以单方或复方，以证明其功能是确切可靠的。假若将附方删去，则其功能的临床可靠性便难以令人置信了。可见，他这里强调的以“用”证“体”，实属逻辑学的论证方法，这是一项复杂、艰巨和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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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李时珍在每味药物的主治条下，收录了《本经》、《别录》等明以前本草及有关医家对该药物主治的论述，为证实其可靠性，李时珍便尽可能地将明以前有关方书的与该药相关的单方或复方附之于后，亦有他自己所搜集的《濒湖集简方》。
如人参一味，所主治病症颇多，其附方亦达63方之多(卷十二上·草部·人参)。特别是有关时珍自己所总结的主治病症，则是必有所据。即如时珍谓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其附方便有7个，治嗽血、吐血、下血、衄血、齿衄、尿血等，其中与黄芪合用者2方，与大枣合用者1方(凡例)，旨在益气摄血，说明人参治男妇气虚失血是有效的。后世亦多验案，证实了时珍这一经验(论点)的可重复性(正确性)。
又如绿豆在主治条下引了《开宝本草》“生研绞汁服，治丹毒、烦热、风疹、药石发动”等，但附方缺如，时珍乃于发明项下疏义说：“绿豆肉平皮寒，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宜连皮生研水服”，并举《东夷志》载：“有人服附子酒多，颈肿如斗，唇裂血流，急求绿豆、黑豆各数合嚼食，并煎汤饮之，乃解也”(卷二十四·谷部绿豆)。此实起着附方一样的作用，论证了绿豆解草木毒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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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凡有药物主治，而在李时珍尚未搜罗到有关附方，则缺如，留待后人再于临床验证。以“用”证“体”，这是《本草纲目》胜过前人本草书的一大特色。由于李时珍这种老实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论证方法，才使《本草纲目》的论述有很强的可靠性，有着极大的实用价值，其中蕴藏着许多精华，有待于我们去发掘。
从《本草纲目》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内容看，记有《庄子》、《荀子》等蕴含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逻辑思想的著作。其他如墨者的“援”，属于一种类比法；“推”属归纳法；“效”属演绎法(《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等等。这些逻辑思维方法在李时珍的药物学研究过程中被广泛采用。D4 (朱祥麟 湖北省鄂州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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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本草学概念
形式逻辑认为要有正确的思维，首先必须要求概念明确，不能含混。所谓概念明确，就是明确一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外延是哪些；也就是明确一个概念所反映的是哪些事物及事物的什么本质。以该书中首先载绘药物图形1110幅，然后于各卷论述药物，“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集解，解其出产形状采取也；次以辨疑正误，辨其可疑，正其谬误也；次以修制，谨炮炙也；次以气味，明性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本草纲目·凡例》)。即包括了药物的名称、产地、形状、采取时间、炮炙方法、气味、功能、用法等内容，说明“记载药物的著作，包括图谱之类，称为本草”(《中医名词术语选释》人民卫生出版社)，这便是本草学的内涵。不难看到李时珍关于本草学具有十分明确的概念。而“本草记载的药物有植物、动物、矿物和酿造的饮料食品及少数化学制品等”(引同上)。这便是本草学的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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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可供药用的植物、动物、矿物等等十分繁富，李时珍明确其外延包涵内容的丰富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天地品物无穷……本草之书所以不厌详悉”(卷一·序例上·本草拾遗)的观点。他认为本草著作应尽可能地加以搜罗，所以他参阅八百余家著作，并实地访采四方，焚膏油以继晷，穷三十年之精力，始完成《本草纲目》巨著。
“会意从类”的类比法
类比，是根据二个(或二类)对象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而推出在其他方面也可能相似或相同的一种逻辑方法。李时珍在访采四方的过程中，收集到不少新的民间单方。这些单方疗效确切，前人未曾论述。如何解释药理？无疑是一项新的课题。李时珍使用了《内经》取象比类符合逻辑类比的释理方法。
如访得一老妇人，用水杨枝叶煎洗治疗痘疮，可助透发灌浆。李时珍认为：“若内服助气血药，藉此升之，其效更速，风寒亦不得而阻之矣……盖黄钟一动，而蛰虫启户，东风一吹，而坚冰解冻，同一春也，群书皆无此法，故详著之。”(卷三十五·木部·水杨)以黄钟律，东风吹等温气春来之象，说明水杨枝叶具有温化升透的作用。又如他说：“凡藤蔓之属，像人之筋，所以多治筋病。旋花根细如筋可啖……时珍自京师还，见北土车夫每截之，云暮归煎汤饮，可补损伤，则益气续筋之说尤可徵矣”(卷十八·草部·旋花)。李时珍将这种思辨说理的方法名之曰“会意从类”。他说蛇蜕“入药有四义：一能辟恶，取其变化性灵也，故治邪僻鬼魅蛊疟诸疾。二能去风，取其属巽性窜也，故治惊痫癜驳喉舌诸疾。三能杀虫，故治恶疮痔瘘疥癣诸疾，用其毒也。四有蜕义，故治翳膜胎产皮肤诸疾，会意从类也”(卷四十三·鳞部·蛇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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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种释理还比较直观，但从逻辑学方面来认识，实是一种类比推理的方法。在科学囿于一定水平，尚不能从微观方面完全解释诸物的作用原理时，仍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思维形式。“在科学中曾经用这样的方法揭示了这样的事实：有一部分在古典力学中发生作用的规律，即在宏观世界中发生作用的规律，也在另一个对象领域中，即也在微观世界中，发生作用。”(《逻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运用这种释理过程中，由于李时珍注意了类比物之间的共性与被解释药物的密切联系，故其结论的可靠性往往较强；由于反映了客观药物的内在规律，故而能接受临床的反复验证。如炉甘石用治目疾、聍耳、湿痒；三七用以消瘀止血；丝瓜络用以祛风通脉络，消肿化痰；樟脑用以通窍、利气、杀虫；木芙蓉用治痈疽疔疮等，都为临床医家所常用，现代药理也证明其疗效的可靠性。李时珍运用这种逻辑思维方法总结发明了不少药物新的功能，为中药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析族区类”的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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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法是从特殊性的前提概括出一般性结论的推理。李时珍认为旧的本草书“玉石水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或虫入木部，或木入草部”(凡例)，存在着泾渭不分的混乱局面。如何能够做到虽繁不紊？他便将所搜集到的1892种药物进行“析族区类”、“振纲分目”(卷十二上·草部)的归纳工作。将玉石水火草木虫介等“各列为部，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次之以草谷菜果木，从微至巨也；次之以服器，从草木也；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凡例)。说明这种分部排列法，有其内在联系。而每部又分各类，如草部，李时珍说，草“得其气之粹者为良，得其气之戾者为毒，”因而按各草性质分为山草类、芳草类、湿草类、毒草类、蔓草类、水草类、石草类、苔类等。其芳草得自然之粹气为良，气多辛香，如当归、藁本、白芷等皆辛香，故同归入芳草类。在明确芳草概念的前提下，(芳草与本草之间又存在概念的种属关系)，来分析综合相类似的药物，从特殊到一般进行“析族区类”(凡例)，进行各以类从的工作，其余各类药物莫不如此。
这种方法符合形式逻辑的完全归纳法，是一种典型的演绎推理。由于李时珍从实际出发，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故其结论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他完全打破了《神农本草经》对药物所作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在《本草纲目》中，他对金属矿石等无机药物的研究，大体以相同元素的化合物按顺序排列，与今天药物化学中无机药物的分类基本精神相一致；对植物根据其内在联系进行分类，与现代植物学分类精神基本符合，比瑞典自然科学家植物学分类的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要早一百七十多年，内容也要丰富得多；对动物大体上由结构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以进化观点进行排列，19世纪进化论者达尔文也采用了类似方法。 (朱祥麟 湖北省鄂州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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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思”推理的演绎法
演绎推理是逻辑思维的重要方法。李时珍在研究药物过程中，非常注重“绎思”推理，其与逻辑学中的演绎推理颇相一致。
如张仲景治伤寒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历代名医注解皆随文附会。“时珍常绎思之，似有一得，与昔人所解不同云。”他认为：“皮毛者，肺之合也，肺主卫气，包罗一身，天之象也。”风寒之邪皆由皮毛而入，是证虽属太阳，实为肺经受邪。在此前提下，他推断为伤寒无论是表实还是表虚，都是由肺之功能失调所致，进而得出一个新的观点：“麻黄汤虽太阳发汗重刑，实为发散肺经火郁之药也”；“桂枝虽太阳解肌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认为发现了“千古未发之秘旨”(卷十五·麻黄条)。麻黄桂枝羌防等皆属于风药，李东垣不但常用其治疗风邪表证，而且还用其发越郁火，或用其升散胜湿。时珍曾治“一锦衣夏月饮酒达旦，并水泄数日不止”，认为“此因内食生冷茶水过杂，抑遏阳气在下，水盛土衰，《素问》所谓久风成殆泄也，法当升之扬之，遂以小续命汤投之，一服而愈”。肺与大肠相表里，此用小续命汤，其中麻桂等发散肺经风邪，同时也起到升散胜脾湿之效，故可治大肠泄泻。所以李时珍谓麻黄能发散肺经郁火，桂枝能理脾救肺，其说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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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狂证因痰火、蓄血所致，李时珍根据《苏鹗杜阳编》载：范纯佑女丧夫发狂，闭之室中，夜断窗棂，登桃树上食桃花几尽。及旦，家人接下，自是遂愈也。珍按：此亦惊怒伤肝，痰夹败血，遂致发狂。偶得桃花利痰饮，散滞血之功，与张仲景治积热发狂用承气汤，蓄血发狂用桃仁承气汤之意相同。故李时珍在主治条件下指出桃花具有“利宿水痰饮积滞治疯狂”之功用(卷二十九·果部·桃仁)。
这种“绎思”推理的思维方法为发明药物功用在《本草纲目》中得到合理应用。
以“用”证“体”的论证法
李时珍说：“诸品首以释名，正名也……次以主治，录功也；次以发明，疏义也；次以附方，著用也。或欲去方，是有体无用矣”(凡例)。此论说明，李时珍通过搜罗百氏，在阐述了每味药物的主治功能之后，强调必须附以单方或复方，以证明其功能是确切可靠的。假若将附方删去，则其功能的临床可靠性便难以令人置信了。可见，他这里强调的以“用”证“体”，实属逻辑学的论证方法，这是一项复杂、艰巨和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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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参一味，所主治病症颇多，其附方亦达63方之多(卷十二上·草部·人参)。特别是有关时珍自己所总结的主治病症，则是必有所据。即如时珍谓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其附方便有7个，治嗽血、吐血、下血、衄血、齿衄、尿血等，其中与黄芪合用者2方，与大枣合用者1方(凡例)，旨在益气摄血，说明人参治男妇气虚失血是有效的。后世亦多验案，证实了时珍这一经验(论点)的可重复性(正确性)。
又如绿豆在主治条下引了《开宝本草》“生研绞汁服，治丹毒、烦热、风疹、药石发动”等，但附方缺如，时珍乃于发明项下疏义说：“绿豆肉平皮寒，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宜连皮生研水服”，并举《东夷志》载：“有人服附子酒多，颈肿如斗，唇裂血流，急求绿豆、黑豆各数合嚼食，并煎汤饮之，乃解也”(卷二十四·谷部绿豆)。此实起着附方一样的作用，论证了绿豆解草木毒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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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凡有药物主治，而在李时珍尚未搜罗到有关附方，则缺如，留待后人再于临床验证。以“用”证“体”，这是《本草纲目》胜过前人本草书的一大特色。由于李时珍这种老实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论证方法，才使《本草纲目》的论述有很强的可靠性，有着极大的实用价值，其中蕴藏着许多精华，有待于我们去发掘。
从《本草纲目》引据古今经史百家书目内容看，记有《庄子》、《荀子》等蕴含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逻辑思想的著作。其他如墨者的“援”，属于一种类比法；“推”属归纳法；“效”属演绎法(《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等等。这些逻辑思维方法在李时珍的药物学研究过程中被广泛采用。D4 (朱祥麟 湖北省鄂州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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