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弃医从文”新解
这是个老掉牙的话题,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当然是为了拿起文艺的武器,唤醒国民,疗救国民精神上的创伤。最著名、最流行的观点是鲁迅受了幻灯片事件的刺激。
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也就是说鲁迅是为了用文艺来改变国民的精神才放弃学医的。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着鲁迅?
我们先从鲁迅到仙台学医的经历说起,此前鲁迅没有接触过医学,至少是对西医一无所知。在此前的少年经历中,为治父病,他和中医打过多年的交道,深受其害,并由此对中医始终抱着深恶痛绝的反对态度。当初他不是为了学医而留学,而是为了留学而学医。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一是有准备有目的地去求学,一是为了留在国外学习一种知识技能。至少可以这么说,当初鲁迅到日本还没有抱定要学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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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选择了地处偏僻的仙台医专,是当时学校中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说,“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至于他选择学医的原因,他自己解释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呐喊·自序》)
从一个异国的学生角度,鲁迅在仙台感到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藤野先生。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回忆道:“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藤野先生在辗转听说鲁迅过世的消息后,写过一篇《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请看藤野眼中的鲁迅:
“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当年的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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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的同班同学小林茂雄,保存了一份鲁迅在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成绩报告单”,七门功课平均分65.5,在全班一百四十二人中名列第六十八名(见周作人著《鲁迅的青年时代》)。客观地讲,在一百多名同学中名列中等,应该说成绩还是不错的。如果换了一个混文凭的学生,这种中等成绩完全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心高气盛、志向远大的鲁迅能接受吗?他肯定付出的比别人多得多,日语还不很流畅,年龄相对较大,但是成绩平平,在一所二流学校得到二流成绩,这不能不让鲁迅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医学是他最感兴趣的吗?是他最擅长的吗?学医是最有出路的吗?放弃学医而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文艺,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学医无望是他决定弃医从文的直接诱因。
即使上面的这种成绩,仍然引起一些心胸狭窄、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同学的嫉妒。他们翻检他的笔记、写匿名信,语含讥讽,怀疑鲁迅的成绩是因为藤野漏题给他,在这种环境中,鲁迅自然愤恨难忍,他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对环境的不适应是他放弃学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对鲁迅来说,及时调整专业,发挥所长,舍医学之短,扬文艺之长,根据自己的兴趣,弃医从文,是再好不过的选择。这种选择有当时当地自身客观的现实原因,不仅仅单纯是为了实现文艺救国的理想。
【原载2011年10月23日《西安晚报·文化周刊》本刊有删节】, http://www.100md.com(张映勤)
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也就是说鲁迅是为了用文艺来改变国民的精神才放弃学医的。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除了这个原因,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在影响着鲁迅?
我们先从鲁迅到仙台学医的经历说起,此前鲁迅没有接触过医学,至少是对西医一无所知。在此前的少年经历中,为治父病,他和中医打过多年的交道,深受其害,并由此对中医始终抱着深恶痛绝的反对态度。当初他不是为了学医而留学,而是为了留学而学医。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一是有准备有目的地去求学,一是为了留在国外学习一种知识技能。至少可以这么说,当初鲁迅到日本还没有抱定要学医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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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选择了地处偏僻的仙台医专,是当时学校中唯一的中国留学生。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说,“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至于他选择学医的原因,他自己解释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呐喊·自序》)
从一个异国的学生角度,鲁迅在仙台感到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藤野先生。鲁迅在《藤野先生》中回忆道:“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藤野先生在辗转听说鲁迅过世的消息后,写过一篇《谨忆周树人君》的文章,请看藤野眼中的鲁迅:
“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
我们再来看看鲁迅当年的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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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的同班同学小林茂雄,保存了一份鲁迅在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成绩报告单”,七门功课平均分65.5,在全班一百四十二人中名列第六十八名(见周作人著《鲁迅的青年时代》)。客观地讲,在一百多名同学中名列中等,应该说成绩还是不错的。如果换了一个混文凭的学生,这种中等成绩完全可以说得过去,但是心高气盛、志向远大的鲁迅能接受吗?他肯定付出的比别人多得多,日语还不很流畅,年龄相对较大,但是成绩平平,在一所二流学校得到二流成绩,这不能不让鲁迅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医学是他最感兴趣的吗?是他最擅长的吗?学医是最有出路的吗?放弃学医而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文艺,这是最明智的选择。学医无望是他决定弃医从文的直接诱因。
即使上面的这种成绩,仍然引起一些心胸狭窄、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同学的嫉妒。他们翻检他的笔记、写匿名信,语含讥讽,怀疑鲁迅的成绩是因为藤野漏题给他,在这种环境中,鲁迅自然愤恨难忍,他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对环境的不适应是他放弃学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对鲁迅来说,及时调整专业,发挥所长,舍医学之短,扬文艺之长,根据自己的兴趣,弃医从文,是再好不过的选择。这种选择有当时当地自身客观的现实原因,不仅仅单纯是为了实现文艺救国的理想。
【原载2011年10月23日《西安晚报·文化周刊》本刊有删节】, http://www.100md.com(张映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