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者的出身来源上，彼时中国之医行道问世确较西方医者更为自由。就传统医者而言，常是家传师授到一定程度(大约由师傅首肯)即可行医，这个过程也不见得草率，故医未必不良。前条材料中也提到仍有“无师承之儒医”等，实际还更复杂，如江湖郎中、走方游医一类。若与前条材料对照看，则其中虽不乏庸劣之辈，却未必都视人命为草菅。不同观念的形成实因不同的时代与立场，这里面的情况应具体考察，不可一概而论。拟另文探讨。然而到了清末，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这一传统的传承方式就遭到了质疑。因为对中国传统医者并无固定的衡量标准，医者大多“挟术以游、招牌一悬”，即“衣食在是”，而“其术之精否未由知之”，惟以“人之性命试己之方术”，其害实有不可胜言者。⁽⁷⁾因此，在涉及医风的讨论中，不少人即将中国医风不佳的原因归于无西方那样的考选制度，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中西医的主要差别。如1881年，《申报》一文指出，“西医与中医本亦不甚大异，惟西医系由考取之后给以凭据而后可以行道，华医则招牌即其凭据，初不由考试而得，此则最足为异。”作者观察到上海昔年也“曾有考试医生之举”，不过“考之者，仍不得其法，且举之后，绝无继者”，因此并没有像西方考医制一样，对甄别医生起到作用。《中西医术不同说》，《申报》第3032号，1881年10月9日，影印本第19册，401页。18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