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行“中西医并重”医疗体制的历史教训
作者：张功耀
西医是世界性的，中医是“中国特色”的。西医是全世界最杰出的医学及生理学家通过前赴后继的不断探索共同建立的科学体系，中医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进入科学殿堂的门径。西医接受全世界人民的监督与检验，中医至今连起码的法律监管和科学检验机制都不具备。2010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中拥有西医初级职称以上卫生技术人员共计546.18万人，中医见习级别以上的医疗卫生人员只有40.44万人。质和量相差如此悬殊的“西医”和“中医”，何以能够“并重”？但“中西医并重”这个提法，却经常出现在我国各级各类的医疗政策文献当中。两种原本不应该，也不可能“并重”的东西，被人为地“并重”起来，使得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走了半个多世纪的弯路，并且累积了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举其要者，有如下一些：
一)严重拖累了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自从19世纪巴斯德和科赫创立微生物学说以来，医学进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抗生素的发明，增加了妇女生产之后的存活率，增加挽救了无数受枪伤、烧伤和创伤患者的生命，增加了人类细菌感染性疾病的愈病率。医学史家估算过，整个20世纪，每隔10年，就有一半左右的医疗观念和医疗技术得到更新。循证医学兴起之后，许多曾经长期被认为有效的医疗技术被证明实际无效而且不安全。就在全世界的医疗技术发生重大变革和长足进步的时候，我国却由于实行“中西医并重”体制，使得原本应当寻求不断进步的西医也沾染了因循守旧和夜郎自大的恶习，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正常发展。且不说B超、增强CT、DNA测试，这样一些使我国医学界耳目一新的重大发明，我们至今只能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跑步前进，单是在制药能力方面的落后状况，就应当使我们每一个稍微有点常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中华儿女，感到无以言表的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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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业是一个晚起的工业。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我国的制药工业还处在与欧美国家大致相同的起跑线上。40年代初，我国还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化学合成的方式生产麻黄素。过了70多年以后，我国制药工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制药水平相比，反倒整体落后了至少70年，在生物制药领域则至少落后100年。就是说，再花70年的时间，我国也未必能够赶上美国、德国、瑞士、英国这些制药工业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
据查，列入世界卫生组织人用药品目录的药物，单是以A字母开头的药品就有1103种。其中，我国只贡献了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两个品种。美国的辉瑞、瑞士的诺华、德国的拜尔、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年药品生产产值都在430亿美元以上。其中，美国的辉瑞公司2006年的总产值就达到了678亿美元，净收入193.37亿美元。与之相比，到2009年，我国4000多家制药企业总共完成工业总产值才10048亿元人民币，只相当于2.2个辉瑞公司。瑞士全国只有970万人口，一家诺华公司的年药品生产总值就是533.2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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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实际上，我国与一些看上去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依然相形见绌。2009年9月，我国政府卫生部推出了以降价为目的的基本药物制度。这个制度把“利益均沾”凌驾于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需求之上，其中，有超过40%的“基本药物”不符合人用药物标准。它们既没有可以愈病的有效性证据，也没有安全使用的界限说明，甚至连相关的品质保证标准也没有建立起来。在我国的“基本药物目录”中，真正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只有260种。这个数字，还不到津巴布韦1994年制定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593种)的一半。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公布的成年人用基本药物，共计是555种。换句话说，还有290多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尚未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1977年提出的基本药物(Essential Medicines)的定义，基本药物是指那些“用以满足人类基本健康保证体系的最小药物需求”的药。与之相比，我国政府卫生部却把这个概念修改成了“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其中的“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几个概念的引入，明显包含了许多不可告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这个表述可以看出，我国还有一些本应列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国家的生产能力还不能保证供应；国家具有相应生产能力，有所供应的药，我国普通民众还不能公平获得。事实上，在我国有生产能力供应的药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完全不符合国际标准，甚至还不能按照GMP(良好制造实践)标准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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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扭曲了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方向医学的科学化，通常包括诊断的科学化、病理解释的科学化、治疗的科学化、治疗效果评价的科学化、药物制造和品质监测的科学化、以及疾病预防的科学化。在这些科学化的要求当中，我国所有的传统医学，至今还没有在任何方面达到了科学化的水平于万一，甚至还没有寻求到走向科学化的途径。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题词。这个题词实际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前半句抽象地肯定“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继之，又对它究竟是不是“伟大的宝库”非常含蓄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标准，那就是，通过“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去确认。毛泽东一不是医生，二不是医学史家，三从来没有读过中医书。如果没有后半句的确认过程，任何“伟大的宝库”的誉美之辞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好比一位从来没有接触过地质学的外行，自我声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藏，只有经过实际的发掘，才能确定其“巨大矿藏”的真实性。未经发掘，或虽经发掘而又一无所获，或虽有所获，却又不足以偿其所失，都是不能证明其“巨大矿藏”的真实性的。可是，毛泽东的题词发表之后，中医界将毛泽东的这个题词割裂开来，取其“伟大的宝库”之一端，只许围绕着这个“待证实的结论”放医药卫星，不许对这些医药卫星发表任何质疑，终至我国医学界的科学精神遭到了严重的败坏，连对传统医药最起码的批判活动都成了一种高危的禁区。正是这个禁区的设置，既极大地模糊了我国医药学进步的方向，也阻滞了我国医学进步的原动力。它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为害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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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以来，对人类疾病的病理学解释发生了三次里程碑式的进步。正是这些进步，改变了医学的面貌。第一次是基于巴斯德和科赫建立的微生物学说对感染性疾病的解释；第二次是基于伯纳德的内分泌学说对肝、肾、脾、胰腺、胃等器官的功能性疾病的解释；第三次是1949年以莱那斯和哈维对镰状细胞性贫血的分子解释为开端，人类医学进入了分子时代。许多由遗传因素和营养因素造成的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癌症，在分子水平上均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与这些医学进步相反的是，我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受“中西医并重”的不良影响，至今还停留在虚、实、寒、热、燥、湿、风、火这样一些定义不清、逻辑混乱、缺乏具象解释基础的水平上。许多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我们只能在医科大学的讲堂上纸上谈兵，不能在临床上得到有效的应用，甚至还不能展开有效的研究。同样的内容，在中医药大学的课堂上，甚至连纸上谈兵的能力都不具备。
总而言之，自从我国实行“中西医并重”医疗体制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就已经陷入雾里看花的境界了。这种方向上的模糊是如此严重，就连一些省部级高官在面临各种疾病风险的时候都是手足无措，胡乱作为，终至自取其祸。像热衷于吃六味地黄丸“补肾”，吃冬虫夏草防癌，吃“胃药”缓解那些原本与胃无关的“胃痛”之类，都是非常愚昧的和充满风险的。由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失去了向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军的目标，江湖骗子更是趁机捣乱。他们利用一切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把我国的药品、保健品、食品、饲料、食品添加剂市场搞得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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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搞乱了我国医疗队伍建设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卫生部。有了卫生部，还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全面承担起对全体国民的身心健康负责的医疗卫生队伍。这就是说，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单有“太医院”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支合格的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医疗卫生队伍做基础，那些被选入“太医院”的医生也不可能是合格的。因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在医疗队伍建设上，必须始终坚持举国一致和不断进步的科学标准，绝不容许另立其它标准，更不容许任何医生的行医过程逃避这些科学标准的约束。不用说坚持风吹草动不动摇，就是天塌地陷也绝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舍此，便不足以建设一支合格的医疗卫生队伍。
在我国，目前却荒谬地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医疗卫生人员培训体系和资格认证体系。其中的西医培养和认证，虽然不能说可以与国际社会接轨，但至少可以与国际社会通约。中医培训和行医资格认证则不然。不用说它在国际比较方面完全不具有可通约性，就是在国内也是不可通约的。同样是《伤寒论》，有人把它奉为愈病圣经，有人批评它“杀人无算”。“中医泰斗”和“中医院士”未必能够通过中医药行医资格考试，能够通过中医行医资格考试的“学院派中医”，又未必具有较好的愈病能力。中医”和“西医”两个培训和认证体系同时存在，使得我国同样拿到卫生部颁发的医师行医资格证书的人，不用说医疗服务能力和服务标准迥然不同，就是在基本概念的表达方面，都是南腔北调，混乱不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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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提出，把洗脚和按摩也纳入我国国家医疗体制之中。他们的“理论依据”非常直观：“既然从事针灸活动的可以考行医执照，还可以当教授、博导、院士，洗脚按摩也是中医的组成部分或逻辑延伸，凭什么洗脚师和按摩师连医生资格都得不到政府的承认”？由此可见，他们的“理论”不是来自对医学科学进步的反思，而是源自我国现有的医疗体制。毫无疑问，如果我国政府真的把洗脚按摩也纳入国家医疗体制的话，则我国的医疗卫生队伍会得到最荒谬的加强，同时也会导致更加不可收拾的混乱。
四)在医疗卫生领域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有人一再主张，“中医要姓中”。其实，中医既没有资格姓“中华民族”的“中”，也没有资格姓“中国人民”的“中”，更没有资格姓“中国政府”的“中”。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医没有在任何一个可能的医学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不同的中医师传具有不同的概念框架，不同的疾病解释方式，和不同的疾病处置方式，就是对中医的“非传统性”的最好说明。已经形成传统的东西尚且有精华和糟粕之分，还没有形成传统的东西究竟蕴涵了多少愚昧，就更加值得我们给予高度警惕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国政府才于1988年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来管理中医中药。遗憾的是，这个被称作“管理局”的机构，20多年以来，既没有切实地管过医，也没有切实地管过药。不仅如此，它还经常充当了某些医学愚昧的保护伞和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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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长达20多年时间的不作为和逆向作为，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出重金属入药的限定标准，没有对已知的药用动植物毒性发布过任何警告，没有制定出“中药”与“西药”之间的配伍禁忌。我国法律体系倡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可是，由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连续20多年来的严重失职，使得我国对传统医药的管理，至今连最起码的“准绳”都没有。由于“准绳”的缺失，我国的司法系统每遇到公民的中医诉讼时，都要陷入“国外的标准不能用，国内没有标准可循”的尴尬境地。它严重助长了我国在医药领域追名逐利的商人假借“中华传统医药”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招摇撞骗。正是这些人的招摇撞骗行径，在不断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医学灾难的同时，也极大地损坏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国际声誉和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其中，影响最坏的是“中草药肾病”事件。
1993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肾脏学系教授万赫伏根(Vanherweghem J.L.)等9位医生，在世界最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共同署名发表了《含中草药的瘦身方而致年轻妇女迅速肾间质纤维化》的病例报道。依据这篇报道，1992年有两位原本年轻健康体态偏胖的比利时妇女，在服用了富含马兜铃酸的中草药减肥茶之后，肾脏受到严重损伤，从肾间质纤维化，肾小球功能丧失，迅速不可逆地进入肾功能衰竭晚期，最后不治身亡。1993年，类似的病例再增加了46例。继比利时之后，日本、英国、德国、西班牙、法国、美国、韩国、台湾都陆陆续续地增加识别出了“中草药肾病”。到2001年，全世界可被识别的“中草药肾病”总病例数接近3000例。这是有史以来，因为采用不正确的医学方法而致残健康人的一次旷世空前的医学灾难。更为严重的是，当这个医学灾难发生的时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处理方式极其不智。我国古代一直倡导“以肥为美”，对肥胖所蕴含的健康风险从来就没有研究过。所谓“中草药减肥”，实际上既无现代科学依据，也无历史传闻依据。而且，导致比利时妇女罹患中草药肾病的“瘦身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我国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批准，也不是我国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推动出口的。可见，这个事件原本与我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不但不从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的角度去积极地应对，正面撇清我国政府与事件本身无关，而是竭力于逆向作为。先是对这个事件做国内掩盖和国际辩解，后是展开所谓“订正正品木通”的“科研”工作，继续为马兜铃科植物入药走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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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使我国政府大丢面子的事件是，号称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医药被欧盟扫地出门。
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曾一度出现过一种始料不及的医学现象，那就是热衷于使用传统医学看病的人数陡然增加。在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对传统医学的监管却一直放任自流。针对这种状况，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颁布了《传统医药战略2002-2005》的战略性文件。文件明确了发展传统医药的基本理念：安全、有效、质优。对于如此重要的国际战略性文件，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的我国，全然将其抛在脑后，不去引导我国公民正确地使用传统医药，而是罔顾国际社会多次对中医药泛滥的杯葛、抗议、取缔，甚至逮捕相关人员的严酷事实，一味地热衷于自编自导自演“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虚假故事，下欺骗国内民众，上欺骗中央政府。
与之相比，欧盟为了贯彻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战略性文件的精神，曾经发表了一系列的指令，以加强对传统医药的监管。依据这些指令，欧盟从2004年4月30日起，延续7年，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传统医药的“简易注册”。到2011年4月30日期满的时候，我国和印度双双交了白卷。其中，印度传统医学出口到欧盟属于民间行为，中医中药出口到欧盟则是我国政府一手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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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简易注册”条件中，欧盟只要求申请者提供相关传统医学在欧盟国家境内连续使用30年有效而安全的证据，或者对应提供在欧盟国家以内使用15年和在欧盟以外的国家使用30年的证据，或者提供在现代药物学实验研究明确了传统草药的有效成分的基础上，附带提供这些成分的理化测试、生物测试、药理测试、毒理测试、临床使用对比测试数据，并且，如果有已经发表的草药产品研究报告，也可以作为申请简易注册的依据。如此宽松的注册条件，一直享受我国政府特别给予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社会舆论的、教育的最宽松资源分配和最优惠的“保护措施”的中医中药交了白卷，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国际信誉所遭遇的损失，由此可见一斑!
?五)为我国累积了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一个社会问题：医药广告泛滥成灾
在我国，医疗广告泛滥成灾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我国的中医生长期依靠“华佗再世”“岐黄复生”“妙手回春”之类的广告宣传经营生计的自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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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9年，世界医学会就曾经颁布过一个《国际医德守则》(因这个会议在伦敦召开而俗称“伦敦守则”)。在这个《国际医德守则》中，作为“医生的一般职责”的第一条医德就是：“不要登广告宣扬自己”。正是这样一条世界性的国际医德守则，在我国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倡导的“加大中医药宣传力度”破坏掉了。
常识告诉我们，病人只能对自己的身体不适做出似是而非的描述。这些描述只能作为医生诊断病情的基础，并不是真实的病情本身。比如，被病人描述出来的“胃痛”，许多情况下都是与胃没有关系的。胆囊炎、胰腺炎、十二指肠溃疡、胆道蛔虫、胆结石、腹膜炎、肠炎、结肠炎、肝炎、肠套叠、肠穿孔、脾梗塞、脾囊肿、乙状结肠扭转，都有可能被患者描述成“胃痛”。如果患者听信了“胃痛、胃胀、胃酸，请用斯达舒”那样的广告词，盲目接受这些企业自我标榜的“胃药”去治疗这些疾病，虽然在解痉止痛方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这种以缓解症状冒充治病的行为是一种医疗欺诈行为，容易掩盖真实的病情，从而贻误对疾病的最佳治疗时机，严重的还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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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使被患者描述出来的“胃痛”的确与胃有关，也仍有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任何负责任的医生都不可能用同一种方法去治疗极不相同的胃病。在与“胃痛”有关的疾病中，有一类疾病属于消化道溃疡。临床调查显示，77%的消化道溃疡是由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用降酸药(如氢氧化铝)和解痉药(如颠茄酊)缓解疼痛症状，通常都会取得“疗效”。但是，这种缓解症状的“疗效”是虚假疗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有统计资料显示，这样的消化道溃疡如果不给以及时的治疗，患者将面临减少10%到20%的生命周期的风险，即，原本可以活80岁的，如果消化道溃疡治疗不及时，就最多只能活72岁。其中，有大约2%的消化道溃疡还会蜕变成胃癌。由此可见，所有医药广告，无论它所宣扬的疗效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对于患者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由此可见，违背“不许做医疗广告”这一国际医德准则，不但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医德医风，而且还潜在地严重侵害了我国人民的健康利益。
第二个社会问题：从学风败坏延伸到医德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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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源于民间“粗鄙的”草医。即使现在，这样的草医也依然存在。草医变成中医，经历了一个“儒雅化”过程。草药是胡乱“剁”出来的，中药则是精精细细地“切”出来的。草药的名称充满着下里巴人的“粗俗”，中药的名称则散发着阳春白雪的“文气”。人屎被儒雅成了“人中黄”；白狗粪被儒雅成了“白龙沙”；螃蟹被儒雅成了“无肠公子”；被某些地方的百姓叫做“野萝卜菜”的植物，写进中医生的书里就成了“仙鹤草”。
人类疾病与其它动植物的疾病一样，都是自然现象。要把握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必须恪守研究自然现象的基本方法，即，实验和逻辑。可是，为草医做儒雅化改造的人，既缺乏研究自然的基本技能，更缺乏追求真理的基本精神。比如说，“五脏六腑”概念被提出来之后，东汉时期就有人发表过质疑：“五脏六腑里边为什么没有喉咙？”“喉咙属于五脏六腑的哪一部分？”“没有喉咙的人，还能活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都有人追问。可是，包括当今中医教授在内的所有中医界人士，一直避而不答。其学风之坏，由此可见一斑。
, 百拇医药 为中医做儒雅化改造的人(包括李时珍在内)，原本都是些读书不长进的落第文人。明朝学者李开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但读书无成，及作秀才不终者，方去学医，以为安身之地，糊口之资。岂有不善为儒，而顾善为医者乎？”我国几部被认为最重要的医学典籍，全都是一些读书不长进，又没有确实的行医经历的人，凭空杜撰出来的。晋朝写作《针灸甲乙经》的皇甫谧，唐代伪造《古本黄帝内经》的王冰，完全没有行医经历。至今被认为是《伤寒论》的作者的张仲景，其实只是一个神传人物，历史上并无真人。以编纂《本草纲目》闻名于世的李时珍，享年75岁，读书落第之后曾打算以行医谋生，行医不到一年便被逐出了医行。可悲的是，这些并没有确实的行医经历，也没有做过任何医学和生理学实验，既缺乏起码的医学和生理学常识，又毫无医学哲学判断能力的人，写出来的医书，居然成了我国学医人的经典。其学风之坏，实在令人咋舌!
这样的坏学风，在我国时下的中医药科研和教学中，不但没有得到丝毫的纠正，反而表现得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9年底，甲型H1N1流感疫情告急。北京市中医药防治甲型H1N1流感工作领导小组，从北京市政府获得了1000万元资金的拨款进行“科研攻关”。其投资额度比美国癌症研究中心四年的临床实验研究经费的总和还要多。承担这项研究的课题组，秃笔生花，写出一个“金花清感胶囊”的中草药配方，不到一个月就出“成果”了，由此创造了世界药物史上的“奇迹”。屠呦呦发明青蒿素花了30多年。埃尔利希发明砷凡纳明，失败了605次，直到第606次实验才获得成功。最早用于抗癌的几个氮芥化合物，是从50万种化合物当中筛选出来的。治疗卵巢癌、乳腺癌、现在又延伸到非小细胞肺癌的紫杉醇，在1962年开始的基础研究阶段，单是被标记的红豆杉植物样本就有1064个，以后又花了整整30年才使紫杉醇获得临床应用的入市证书。抗疟疫苗研究肇始于1967年，直到现在，还只发现两个“最有前途的方向”，离最后出成果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可是，当我国面临重大疫情的时候，一个投资1000万元的科研攻关项目，成果居然出得这么快。其学风之败坏，实在无以言表，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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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社会问题：医药市场混乱不堪。
俗话说，“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由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中保守着至今并不科学的、混乱的、甚至非传统的“传统医药”，它首先造成了我国医学教学和科研领域的学风败坏，继之，又像瘟疫一样蔓延到了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环节。正是这些环节医德医风的严重败坏，造成了我国医药市场的严重混乱。其中，最突出的市场混乱有两个缘由：一个是中草药注射剂；另一个是复方药。
注射剂原本是一种特殊的剂型。它有皮下注射、肌内注射和静脉注射三种基本形式。由于注射剂从注射口进入到身体里边以后，需要一个输运过程才能起到治病的作用。有时，这个输运过程还比较漫长，需要穿越若干个器官和组织才能达到病灶。有时，它还会从局部的药物注射扩展到全身。有鉴于此，为了确保注射剂的安全，在注射剂的研制过程当中，往往需要进行比通常的药物开发更加严格的药效动力学和药物代谢动力学实验。这样的实验只能针对单一分子实体进行。而我国药学界，在将中草药做成注射剂之前，都没有经过分子水平的提纯。实际上，它们都是以多分子实体的混合物形式进入人体的。对这样多分子实体的混合物进行药效动力学或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以注射方式给药的多分子实体混合物，因为是绕过肠胃给药的，所以不可能经由肠胃的消化过程去完成这些多分子实体的混合物的新陈代谢。它们的代谢只能依靠肝脏和肾脏去完成。毫无疑问，如果这些物质的排除率极小，甚至为零的话，便会造成的对人体的蓄积性伤害。这意味着，未经分子水平提纯的中草药，原本就不适合于通过注射途径给药。可是，在我国却有大量的中药注射剂充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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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的药物开发能力还相当落后。可是，我国在郑筱萸任内每年接受注册的“新药”和“特药”就超过了一万个。其中，郑筱萸个人的腐败固然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国医学界从学风败坏延伸出来的医德医风败坏。正是这个医德医风的败坏为我国医药市场混乱准备了温床。虽然郑筱萸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但是，经由郑筱萸批准的一万多个“新药”和“特药”，却至今没有一个被清除出了我国的医药市场。这一事实暗示着，我国医药市场的混乱并不是杀掉一个郑筱萸就可以迎刃而解的小问题，而是蕴藏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关系的大问题。
郑筱萸为什么可以批准那么多的“新药”和“特药”呢？没有足够数量的申报，就没有足够数量的批准。我国的药商们拿什么样的“新药”和“特药”向郑筱萸所把持的部门申报呢？秘密就在于用复方药冒充“新药”和“特药”。
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知道，治病用的复方药属于个性化用药。它特别针对那些未被认识的新型疾病的非标准化治疗，个体性差异悬殊的特殊化治疗，以及面临药品短缺的替代性治疗。由于这种用药方法强调个体性差异，所以，在国际医药学界，复合药通常都是不容许商业化的。在美国，复方药剂的配制和使用必须分别接受三个机构的监督管理。一是美国专业复方药中心(Professional Compounding Centers of America，PCCA)，承担复方药剂配制的技术咨询。二是复方药审定理事会(Pharmacy Compounding Accreditation Board，PCAB)，承担复方药的技术认证、监督与仲裁。通常情况下，申请获得复方药配制资格认证须完成19个程序才能盖印。三是美国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负责接受复方药的注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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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曾经于1986年6月13日接受注册了由苯丙醇胺与氯苯那敏复合组成的康泰克12小时缓释剂(contac 12 hour)。注册文本上明确写明为“控制供应”的处方药，严格禁止在12岁以下的儿童和生育期妇女中使用。这个药曾经于1993年通过天津中美史克公司进入我国。这个药进入我国之后，被我国药商悄然删去了“控制供应”的相关内容，取而代之的只是轻描淡写地在禁忌症中注明了：“服药期间勿饮用含酒精饮料”。
这明显是天津中美史克公司为了扩大销售而做的手脚。这样的医德败坏应当受到谴责。但在我国却没有人识别出其中蕴含的医德败坏。这个复合药已于2000年6月被FDA删除。如果不是FDA删除这个药的注册，天津中美史克公司可能还会继续这样在我国销售。
不幸的是，我国制药厂和药品销售商的这种医德败坏行为，并不限于天津中美史克一家。事实上，我国所有制药厂都在热衷于生产复方药。不单是我国民众对复方药已经习惯成自然，就是我国政府的药监部门也一直是见怪不怪，视为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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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不容许商业化的复方药，在我国的医药市场却泛滥成灾，这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中草药组方陋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古代在使用天然动植物资源入药的时候，缺乏起码的化学常识。他们错误地认为，被复合到一起的“药物”依然可以保留这些药物的独立性。对于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医生只知道依据“十九畏”“十八反”“妊娠禁忌歌”的口诀行事，全然不知其所以然，也从来没有深究其所以然的兴趣。比如，“十八反”口诀中的“半蒌贝蔹芨攻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乌头”(也称“乌附子”，有“川乌”和“草乌”之分)。乌头因含有剧毒的乌头碱而容易致死一切可能的动物，与是否与半夏、瓜蒌、贝母、白蔹、白芨共煎没有关系。现代毒理实验研究证实，一次性摄入乌头碱0.5毫克/公斤可至这个动物当场毙命；一次性摄入0.2毫克/公斤即可出现明显中毒症状；更小剂量的乌头碱摄入，将致服食者蓄积性的肾中毒。
稍微有点化学常识的人知道，所有物质都有其自身的化学特性。这些化学特性是由构成这些物质的化学元素及其结构决定的。正因为这样，化工产品的存放应当特别小心，尤其需要保持不同化工产品的各自独立性。如果发生堆放混乱，通常的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2011年10月10日，中南大学化学实验大楼发生火灾，就是由于不同化学药剂的不合理堆放引起的。1984年，印度联合碳化物公司发生的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是因为生产农药的前驱物储存罐进水产生生热反应造成的。在医学领域，药品的包装、运输、存放和使用都应该遵守相应的科学规程，不能随便混装、混存、混用。正因为这样，尽管在医疗实践中，有些疾病必须在联用两种以上药物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疗效，但是，药物学家依然坚持不同药物的联用方式，而不主张将这些药做成“复方药”。治疗消化道溃疡的“二联抗生素疗法”，治疗疟疾的“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用药疗法”(即ACT疗法)，还有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虽然它们的联用模式已经固定，但是，药物学界至今也没有将它们做成复方药。连存储、运输、包装都应当注意避免污染和混装的药品，我国却人为地复合进了一些不明不白的外来元素。这对于稍微有点化学常识的人来说，简直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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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的甲硝唑，掺入人工牛黄，就造成了人工牛黄甲硝唑。将氢氧化铝，颠茄酊，维生素U复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让普通消费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斯达舒”。?将对乙酰氨基酚、盐酸金刚烷胺、咖啡碱、人工牛黄复合在一起，从对乙酰氨基酚当中取一个“氨酚”，从盐酸金刚烷胺当中取一个“烷胺”，从咖啡碱当中取一个“咖”字，再从人工牛黄当中取一个“黄”字，这就做成了“氨酚咖黄烷胺片”。不知情的消费者以为它是一种新分子实体“洋药”，而实际上却是按照中医组方法则草率复合起来的复合药。
在“氨酚咖黄烷胺片”中，对乙酰氨基酚的作用是退烧；盐酸金刚烷胺是多巴胺增释剂和多巴胺再吸收阻断剂，由于它对中枢神经系统潜在的急性副作用隐患，2008年被美国FDA正式取消了对流行性感冒的用药范围；咖啡碱属于兴奋剂；人工牛黄的药用价值不明。对于需要缓解发烧症状的普通感冒患者来说，有对乙酰氨基酚就足够了，完全不需要冒着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的健康风险，不明不白地接受其它几种药物的“捆绑销售”。
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这还只是假定所有被复合在一起的药品在复合之后继续保留了它们各自的化学独立性，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被复合之后的药品在复合之后发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其它东西，其后果就无法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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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社会问题：中医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
“中医科学化”这个提法蕴含了“中医不科学”。在人命关天的医学教育中，不科学的东西充斥课堂，并成为课程考试的标准答案。学习这些不科学的东西的学生，可以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灌输这些不科学的东西的老师，可以当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极大耻辱!如此荒谬的教育，不用说“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就是走出校园，都是不可能的。这就造成了当前我国中医药大学毕业生普遍性的就业难、考执业证书难、创业难和转业难。对此，中医学子怨声载道久矣!
据《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提供的数据，2010年，我国招收本科文凭以上的中医药高等院校共计是46所，西医院校开设中医专业的有91个，另有136个非医科大学和非医学研究机构设置了中医药专业。三类机构在2010年共招生172096人。全国46所中医药高等院校，总共拥有在职的任课老师21807人，平均每所中医药高等院校只有474.06名老师。扣除政治、英语、计算机这样一类教育部统一设置课程的公共课教师，中医药大学从事专业课教学的教师还有多少，是可想而知的。为解决师资力量的不足，中医药高等院校普遍外聘了一些“在岗不在职”的老师。这一类外聘的“打工”老师，在全国中医药大学共有5935人，平均每所大学129.0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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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数据来源的统计资料还显示，2010年，全国卫生机构拥有职工8197502人。其中，中医机构职工总数是703392人，内有中医药专业执业人员(含见习中医师和中药师)153261人，占全部中医机构职工总数的21.79%。即使将这些专业的中医执业人员的位置，全部由当年的应届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去替换，也还有18835人无法在中医机构中就业。实际的情形是，2010年，在我国全部36763个中医机构中，平均每个机构只增员0.36人，其中绝大部分增员名额还是给了纯西医背景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中医学子就业难，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创业难问题。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要创业，必须首先取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否则，即为非法行医。可是，依据我国现行的医师法，报考助理执业医师证书须在相关医疗机构试用一年。毕业后不能就业的大学生，明显满足不了“在相关医疗机构试用一年”的报考条件。这又将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道路给堵死了。
除了就业难和创业难之外，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还有其它各类大学生所不曾面临的转业难问题。目前，我国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的毕业生，除少数专业的就业形势看好外，许多专业的毕业生都面临着就业难问题。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其它各类大学毕业生，虽然不能在本专业内实现对口就业，但终归可以转到其它专业工作去就业。学新闻、历史、哲学和汉语言文学的，完全可以转去搞文秘。学外语的转去搞金融，也大有人在。学古汉语的可以去搞中医，学中医的却搞不了古汉语。没有人相信，企业缺文秘会到中医药大学去要人。估计也没有人相信，缺电子商务和会计人才的企业，会到中医药大学去招聘。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是，留给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唯一的出路是去做药品销售代理。难怪有人说，中医药大学的实质就是“药代大学”。
就业难，创业难，转业难，几乎是每一个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必须面对的现实。不管中央政府对中医中药给予多大的扶持力度，也不管大众媒体如何毫无根据地渲染中医药的“伟大”与“神奇”，这“三难”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由这“三难”累积起来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了。
原文链接：http://zhgybk.blog.hexun.com/75477279_d.html, http://www.100md.com
西医是世界性的，中医是“中国特色”的。西医是全世界最杰出的医学及生理学家通过前赴后继的不断探索共同建立的科学体系，中医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进入科学殿堂的门径。西医接受全世界人民的监督与检验，中医至今连起码的法律监管和科学检验机制都不具备。2010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中拥有西医初级职称以上卫生技术人员共计546.18万人，中医见习级别以上的医疗卫生人员只有40.44万人。质和量相差如此悬殊的“西医”和“中医”，何以能够“并重”？但“中西医并重”这个提法，却经常出现在我国各级各类的医疗政策文献当中。两种原本不应该，也不可能“并重”的东西，被人为地“并重”起来，使得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走了半个多世纪的弯路，并且累积了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举其要者，有如下一些：
一)严重拖累了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自从19世纪巴斯德和科赫创立微生物学说以来，医学进入了加速发展的快车道。抗生素的发明，增加了妇女生产之后的存活率，增加挽救了无数受枪伤、烧伤和创伤患者的生命，增加了人类细菌感染性疾病的愈病率。医学史家估算过，整个20世纪，每隔10年，就有一半左右的医疗观念和医疗技术得到更新。循证医学兴起之后，许多曾经长期被认为有效的医疗技术被证明实际无效而且不安全。就在全世界的医疗技术发生重大变革和长足进步的时候，我国却由于实行“中西医并重”体制，使得原本应当寻求不断进步的西医也沾染了因循守旧和夜郎自大的恶习，从而严重阻碍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正常发展。且不说B超、增强CT、DNA测试，这样一些使我国医学界耳目一新的重大发明，我们至今只能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跑步前进，单是在制药能力方面的落后状况，就应当使我们每一个稍微有点常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中华儿女，感到无以言表的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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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业是一个晚起的工业。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末，我国的制药工业还处在与欧美国家大致相同的起跑线上。40年代初，我国还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以化学合成的方式生产麻黄素。过了70多年以后，我国制药工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制药水平相比，反倒整体落后了至少70年，在生物制药领域则至少落后100年。就是说，再花70年的时间，我国也未必能够赶上美国、德国、瑞士、英国这些制药工业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平。
据查，列入世界卫生组织人用药品目录的药物，单是以A字母开头的药品就有1103种。其中，我国只贡献了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两个品种。美国的辉瑞、瑞士的诺华、德国的拜尔、英国的葛兰素史克，年药品生产产值都在430亿美元以上。其中，美国的辉瑞公司2006年的总产值就达到了678亿美元，净收入193.37亿美元。与之相比，到2009年，我国4000多家制药企业总共完成工业总产值才10048亿元人民币，只相当于2.2个辉瑞公司。瑞士全国只有970万人口，一家诺华公司的年药品生产总值就是533.2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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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比较。实际上，我国与一些看上去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依然相形见绌。2009年9月，我国政府卫生部推出了以降价为目的的基本药物制度。这个制度把“利益均沾”凌驾于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需求之上，其中，有超过40%的“基本药物”不符合人用药物标准。它们既没有可以愈病的有效性证据，也没有安全使用的界限说明，甚至连相关的品质保证标准也没有建立起来。在我国的“基本药物目录”中，真正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只有260种。这个数字，还不到津巴布韦1994年制定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593种)的一半。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公布的成年人用基本药物，共计是555种。换句话说，还有290多种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尚未得到我国政府的重视。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1977年提出的基本药物(Essential Medicines)的定义，基本药物是指那些“用以满足人类基本健康保证体系的最小药物需求”的药。与之相比，我国政府卫生部却把这个概念修改成了“适应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的药品”。其中的“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几个概念的引入，明显包含了许多不可告人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能够保障供应，公众可公平获得”这个表述可以看出，我国还有一些本应列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国家的生产能力还不能保证供应；国家具有相应生产能力，有所供应的药，我国普通民众还不能公平获得。事实上，在我国有生产能力供应的药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完全不符合国际标准，甚至还不能按照GMP(良好制造实践)标准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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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扭曲了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方向医学的科学化，通常包括诊断的科学化、病理解释的科学化、治疗的科学化、治疗效果评价的科学化、药物制造和品质监测的科学化、以及疾病预防的科学化。在这些科学化的要求当中，我国所有的传统医学，至今还没有在任何方面达到了科学化的水平于万一，甚至还没有寻求到走向科学化的途径。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发表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题词。这个题词实际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前半句抽象地肯定“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继之，又对它究竟是不是“伟大的宝库”非常含蓄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标准，那就是，通过“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去确认。毛泽东一不是医生，二不是医学史家，三从来没有读过中医书。如果没有后半句的确认过程，任何“伟大的宝库”的誉美之辞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好比一位从来没有接触过地质学的外行，自我声称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矿藏，只有经过实际的发掘，才能确定其“巨大矿藏”的真实性。未经发掘，或虽经发掘而又一无所获，或虽有所获，却又不足以偿其所失，都是不能证明其“巨大矿藏”的真实性的。可是，毛泽东的题词发表之后，中医界将毛泽东的这个题词割裂开来，取其“伟大的宝库”之一端，只许围绕着这个“待证实的结论”放医药卫星，不许对这些医药卫星发表任何质疑，终至我国医学界的科学精神遭到了严重的败坏，连对传统医药最起码的批判活动都成了一种高危的禁区。正是这个禁区的设置，既极大地模糊了我国医药学进步的方向，也阻滞了我国医学进步的原动力。它对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为害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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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以来，对人类疾病的病理学解释发生了三次里程碑式的进步。正是这些进步，改变了医学的面貌。第一次是基于巴斯德和科赫建立的微生物学说对感染性疾病的解释；第二次是基于伯纳德的内分泌学说对肝、肾、脾、胰腺、胃等器官的功能性疾病的解释；第三次是1949年以莱那斯和哈维对镰状细胞性贫血的分子解释为开端，人类医学进入了分子时代。许多由遗传因素和营养因素造成的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癌症，在分子水平上均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与这些医学进步相反的是，我国的医学高等教育受“中西医并重”的不良影响，至今还停留在虚、实、寒、热、燥、湿、风、火这样一些定义不清、逻辑混乱、缺乏具象解释基础的水平上。许多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我们只能在医科大学的讲堂上纸上谈兵，不能在临床上得到有效的应用，甚至还不能展开有效的研究。同样的内容，在中医药大学的课堂上，甚至连纸上谈兵的能力都不具备。
总而言之，自从我国实行“中西医并重”医疗体制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方向，就已经陷入雾里看花的境界了。这种方向上的模糊是如此严重，就连一些省部级高官在面临各种疾病风险的时候都是手足无措，胡乱作为，终至自取其祸。像热衷于吃六味地黄丸“补肾”，吃冬虫夏草防癌，吃“胃药”缓解那些原本与胃无关的“胃痛”之类，都是非常愚昧的和充满风险的。由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失去了向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军的目标，江湖骗子更是趁机捣乱。他们利用一切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把我国的药品、保健品、食品、饲料、食品添加剂市场搞得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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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搞乱了我国医疗队伍建设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卫生部。有了卫生部，还需要建设一支能够全面承担起对全体国民的身心健康负责的医疗卫生队伍。这就是说，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单有“太医院”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支合格的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医疗卫生队伍做基础，那些被选入“太医院”的医生也不可能是合格的。因此，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政府，在医疗队伍建设上，必须始终坚持举国一致和不断进步的科学标准，绝不容许另立其它标准，更不容许任何医生的行医过程逃避这些科学标准的约束。不用说坚持风吹草动不动摇，就是天塌地陷也绝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舍此，便不足以建设一支合格的医疗卫生队伍。
在我国，目前却荒谬地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医疗卫生人员培训体系和资格认证体系。其中的西医培养和认证，虽然不能说可以与国际社会接轨，但至少可以与国际社会通约。中医培训和行医资格认证则不然。不用说它在国际比较方面完全不具有可通约性，就是在国内也是不可通约的。同样是《伤寒论》，有人把它奉为愈病圣经，有人批评它“杀人无算”。“中医泰斗”和“中医院士”未必能够通过中医药行医资格考试，能够通过中医行医资格考试的“学院派中医”，又未必具有较好的愈病能力。中医”和“西医”两个培训和认证体系同时存在，使得我国同样拿到卫生部颁发的医师行医资格证书的人，不用说医疗服务能力和服务标准迥然不同，就是在基本概念的表达方面，都是南腔北调，混乱不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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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提出，把洗脚和按摩也纳入我国国家医疗体制之中。他们的“理论依据”非常直观：“既然从事针灸活动的可以考行医执照，还可以当教授、博导、院士，洗脚按摩也是中医的组成部分或逻辑延伸，凭什么洗脚师和按摩师连医生资格都得不到政府的承认”？由此可见，他们的“理论”不是来自对医学科学进步的反思，而是源自我国现有的医疗体制。毫无疑问，如果我国政府真的把洗脚按摩也纳入国家医疗体制的话，则我国的医疗卫生队伍会得到最荒谬的加强，同时也会导致更加不可收拾的混乱。
四)在医疗卫生领域败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有人一再主张，“中医要姓中”。其实，中医既没有资格姓“中华民族”的“中”，也没有资格姓“中国人民”的“中”，更没有资格姓“中国政府”的“中”。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医没有在任何一个可能的医学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不同的中医师传具有不同的概念框架，不同的疾病解释方式，和不同的疾病处置方式，就是对中医的“非传统性”的最好说明。已经形成传统的东西尚且有精华和糟粕之分，还没有形成传统的东西究竟蕴涵了多少愚昧，就更加值得我们给予高度警惕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国政府才于1988年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来管理中医中药。遗憾的是，这个被称作“管理局”的机构，20多年以来，既没有切实地管过医，也没有切实地管过药。不仅如此，它还经常充当了某些医学愚昧的保护伞和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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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长达20多年时间的不作为和逆向作为，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制定出重金属入药的限定标准，没有对已知的药用动植物毒性发布过任何警告，没有制定出“中药”与“西药”之间的配伍禁忌。我国法律体系倡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可是，由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连续20多年来的严重失职，使得我国对传统医药的管理，至今连最起码的“准绳”都没有。由于“准绳”的缺失，我国的司法系统每遇到公民的中医诉讼时，都要陷入“国外的标准不能用，国内没有标准可循”的尴尬境地。它严重助长了我国在医药领域追名逐利的商人假借“中华传统医药”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招摇撞骗。正是这些人的招摇撞骗行径，在不断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医学灾难的同时，也极大地损坏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国际声誉和我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其中，影响最坏的是“中草药肾病”事件。
1993年，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肾脏学系教授万赫伏根(Vanherweghem J.L.)等9位医生，在世界最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共同署名发表了《含中草药的瘦身方而致年轻妇女迅速肾间质纤维化》的病例报道。依据这篇报道，1992年有两位原本年轻健康体态偏胖的比利时妇女，在服用了富含马兜铃酸的中草药减肥茶之后，肾脏受到严重损伤，从肾间质纤维化，肾小球功能丧失，迅速不可逆地进入肾功能衰竭晚期，最后不治身亡。1993年，类似的病例再增加了46例。继比利时之后，日本、英国、德国、西班牙、法国、美国、韩国、台湾都陆陆续续地增加识别出了“中草药肾病”。到2001年，全世界可被识别的“中草药肾病”总病例数接近3000例。这是有史以来，因为采用不正确的医学方法而致残健康人的一次旷世空前的医学灾难。更为严重的是，当这个医学灾难发生的时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处理方式极其不智。我国古代一直倡导“以肥为美”，对肥胖所蕴含的健康风险从来就没有研究过。所谓“中草药减肥”，实际上既无现代科学依据，也无历史传闻依据。而且，导致比利时妇女罹患中草药肾病的“瘦身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我国任何一个政府部门的批准，也不是我国任何一个政府部门推动出口的。可见，这个事件原本与我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不但不从维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的角度去积极地应对，正面撇清我国政府与事件本身无关，而是竭力于逆向作为。先是对这个事件做国内掩盖和国际辩解，后是展开所谓“订正正品木通”的“科研”工作，继续为马兜铃科植物入药走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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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使我国政府大丢面子的事件是，号称拥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医药被欧盟扫地出门。
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曾一度出现过一种始料不及的医学现象，那就是热衷于使用传统医学看病的人数陡然增加。在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对传统医学的监管却一直放任自流。针对这种状况，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颁布了《传统医药战略2002-2005》的战略性文件。文件明确了发展传统医药的基本理念：安全、有效、质优。对于如此重要的国际战略性文件，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的我国，全然将其抛在脑后，不去引导我国公民正确地使用传统医药，而是罔顾国际社会多次对中医药泛滥的杯葛、抗议、取缔，甚至逮捕相关人员的严酷事实，一味地热衷于自编自导自演“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虚假故事，下欺骗国内民众，上欺骗中央政府。
与之相比，欧盟为了贯彻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战略性文件的精神，曾经发表了一系列的指令，以加强对传统医药的监管。依据这些指令，欧盟从2004年4月30日起，延续7年，接受来自世界各国的传统医药的“简易注册”。到2011年4月30日期满的时候，我国和印度双双交了白卷。其中，印度传统医学出口到欧盟属于民间行为，中医中药出口到欧盟则是我国政府一手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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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简易注册”条件中，欧盟只要求申请者提供相关传统医学在欧盟国家境内连续使用30年有效而安全的证据，或者对应提供在欧盟国家以内使用15年和在欧盟以外的国家使用30年的证据，或者提供在现代药物学实验研究明确了传统草药的有效成分的基础上，附带提供这些成分的理化测试、生物测试、药理测试、毒理测试、临床使用对比测试数据，并且，如果有已经发表的草药产品研究报告，也可以作为申请简易注册的依据。如此宽松的注册条件，一直享受我国政府特别给予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社会舆论的、教育的最宽松资源分配和最优惠的“保护措施”的中医中药交了白卷，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国际信誉所遭遇的损失，由此可见一斑!
?五)为我国累积了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一个社会问题：医药广告泛滥成灾
在我国，医疗广告泛滥成灾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是我国的中医生长期依靠“华佗再世”“岐黄复生”“妙手回春”之类的广告宣传经营生计的自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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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9年，世界医学会就曾经颁布过一个《国际医德守则》(因这个会议在伦敦召开而俗称“伦敦守则”)。在这个《国际医德守则》中，作为“医生的一般职责”的第一条医德就是：“不要登广告宣扬自己”。正是这样一条世界性的国际医德守则，在我国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倡导的“加大中医药宣传力度”破坏掉了。
常识告诉我们，病人只能对自己的身体不适做出似是而非的描述。这些描述只能作为医生诊断病情的基础，并不是真实的病情本身。比如，被病人描述出来的“胃痛”，许多情况下都是与胃没有关系的。胆囊炎、胰腺炎、十二指肠溃疡、胆道蛔虫、胆结石、腹膜炎、肠炎、结肠炎、肝炎、肠套叠、肠穿孔、脾梗塞、脾囊肿、乙状结肠扭转，都有可能被患者描述成“胃痛”。如果患者听信了“胃痛、胃胀、胃酸，请用斯达舒”那样的广告词，盲目接受这些企业自我标榜的“胃药”去治疗这些疾病，虽然在解痉止痛方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是，这种以缓解症状冒充治病的行为是一种医疗欺诈行为，容易掩盖真实的病情，从而贻误对疾病的最佳治疗时机，严重的还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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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使被患者描述出来的“胃痛”的确与胃有关，也仍有可能是千差万别的。任何负责任的医生都不可能用同一种方法去治疗极不相同的胃病。在与“胃痛”有关的疾病中，有一类疾病属于消化道溃疡。临床调查显示，77%的消化道溃疡是由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用降酸药(如氢氧化铝)和解痉药(如颠茄酊)缓解疼痛症状，通常都会取得“疗效”。但是，这种缓解症状的“疗效”是虚假疗效，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有统计资料显示，这样的消化道溃疡如果不给以及时的治疗，患者将面临减少10%到20%的生命周期的风险，即，原本可以活80岁的，如果消化道溃疡治疗不及时，就最多只能活72岁。其中，有大约2%的消化道溃疡还会蜕变成胃癌。由此可见，所有医药广告，无论它所宣扬的疗效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对于患者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由此可见，违背“不许做医疗广告”这一国际医德准则，不但严重败坏了我国的医德医风，而且还潜在地严重侵害了我国人民的健康利益。
第二个社会问题：从学风败坏延伸到医德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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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源于民间“粗鄙的”草医。即使现在，这样的草医也依然存在。草医变成中医，经历了一个“儒雅化”过程。草药是胡乱“剁”出来的，中药则是精精细细地“切”出来的。草药的名称充满着下里巴人的“粗俗”，中药的名称则散发着阳春白雪的“文气”。人屎被儒雅成了“人中黄”；白狗粪被儒雅成了“白龙沙”；螃蟹被儒雅成了“无肠公子”；被某些地方的百姓叫做“野萝卜菜”的植物，写进中医生的书里就成了“仙鹤草”。
人类疾病与其它动植物的疾病一样，都是自然现象。要把握自然现象的规律性，必须恪守研究自然现象的基本方法，即，实验和逻辑。可是，为草医做儒雅化改造的人，既缺乏研究自然的基本技能，更缺乏追求真理的基本精神。比如说，“五脏六腑”概念被提出来之后，东汉时期就有人发表过质疑：“五脏六腑里边为什么没有喉咙？”“喉咙属于五脏六腑的哪一部分？”“没有喉咙的人，还能活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都有人追问。可是，包括当今中医教授在内的所有中医界人士，一直避而不答。其学风之坏，由此可见一斑。
, 百拇医药 为中医做儒雅化改造的人(包括李时珍在内)，原本都是些读书不长进的落第文人。明朝学者李开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但读书无成，及作秀才不终者，方去学医，以为安身之地，糊口之资。岂有不善为儒，而顾善为医者乎？”我国几部被认为最重要的医学典籍，全都是一些读书不长进，又没有确实的行医经历的人，凭空杜撰出来的。晋朝写作《针灸甲乙经》的皇甫谧，唐代伪造《古本黄帝内经》的王冰，完全没有行医经历。至今被认为是《伤寒论》的作者的张仲景，其实只是一个神传人物，历史上并无真人。以编纂《本草纲目》闻名于世的李时珍，享年75岁，读书落第之后曾打算以行医谋生，行医不到一年便被逐出了医行。可悲的是，这些并没有确实的行医经历，也没有做过任何医学和生理学实验，既缺乏起码的医学和生理学常识，又毫无医学哲学判断能力的人，写出来的医书，居然成了我国学医人的经典。其学风之坏，实在令人咋舌!
这样的坏学风，在我国时下的中医药科研和教学中，不但没有得到丝毫的纠正，反而表现得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9年底，甲型H1N1流感疫情告急。北京市中医药防治甲型H1N1流感工作领导小组，从北京市政府获得了1000万元资金的拨款进行“科研攻关”。其投资额度比美国癌症研究中心四年的临床实验研究经费的总和还要多。承担这项研究的课题组，秃笔生花，写出一个“金花清感胶囊”的中草药配方，不到一个月就出“成果”了，由此创造了世界药物史上的“奇迹”。屠呦呦发明青蒿素花了30多年。埃尔利希发明砷凡纳明，失败了605次，直到第606次实验才获得成功。最早用于抗癌的几个氮芥化合物，是从50万种化合物当中筛选出来的。治疗卵巢癌、乳腺癌、现在又延伸到非小细胞肺癌的紫杉醇，在1962年开始的基础研究阶段，单是被标记的红豆杉植物样本就有1064个，以后又花了整整30年才使紫杉醇获得临床应用的入市证书。抗疟疫苗研究肇始于1967年，直到现在，还只发现两个“最有前途的方向”，离最后出成果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可是，当我国面临重大疫情的时候，一个投资1000万元的科研攻关项目，成果居然出得这么快。其学风之败坏，实在无以言表，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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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社会问题：医药市场混乱不堪。
俗话说，“什么师傅带什么徒弟”。由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体系中保守着至今并不科学的、混乱的、甚至非传统的“传统医药”，它首先造成了我国医学教学和科研领域的学风败坏，继之，又像瘟疫一样蔓延到了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环节。正是这些环节医德医风的严重败坏，造成了我国医药市场的严重混乱。其中，最突出的市场混乱有两个缘由：一个是中草药注射剂；另一个是复方药。
注射剂原本是一种特殊的剂型。它有皮下注射、肌内注射和静脉注射三种基本形式。由于注射剂从注射口进入到身体里边以后，需要一个输运过程才能起到治病的作用。有时，这个输运过程还比较漫长，需要穿越若干个器官和组织才能达到病灶。有时，它还会从局部的药物注射扩展到全身。有鉴于此，为了确保注射剂的安全，在注射剂的研制过程当中，往往需要进行比通常的药物开发更加严格的药效动力学和药物代谢动力学实验。这样的实验只能针对单一分子实体进行。而我国药学界，在将中草药做成注射剂之前，都没有经过分子水平的提纯。实际上，它们都是以多分子实体的混合物形式进入人体的。对这样多分子实体的混合物进行药效动力学或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是相当困难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以注射方式给药的多分子实体混合物，因为是绕过肠胃给药的，所以不可能经由肠胃的消化过程去完成这些多分子实体的混合物的新陈代谢。它们的代谢只能依靠肝脏和肾脏去完成。毫无疑问，如果这些物质的排除率极小，甚至为零的话，便会造成的对人体的蓄积性伤害。这意味着，未经分子水平提纯的中草药，原本就不适合于通过注射途径给药。可是，在我国却有大量的中药注射剂充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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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的药物开发能力还相当落后。可是，我国在郑筱萸任内每年接受注册的“新药”和“特药”就超过了一万个。其中，郑筱萸个人的腐败固然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我国医学界从学风败坏延伸出来的医德医风败坏。正是这个医德医风的败坏为我国医药市场混乱准备了温床。虽然郑筱萸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但是，经由郑筱萸批准的一万多个“新药”和“特药”，却至今没有一个被清除出了我国的医药市场。这一事实暗示着，我国医药市场的混乱并不是杀掉一个郑筱萸就可以迎刃而解的小问题，而是蕴藏了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关系的大问题。
郑筱萸为什么可以批准那么多的“新药”和“特药”呢？没有足够数量的申报，就没有足够数量的批准。我国的药商们拿什么样的“新药”和“特药”向郑筱萸所把持的部门申报呢？秘密就在于用复方药冒充“新药”和“特药”。
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知道，治病用的复方药属于个性化用药。它特别针对那些未被认识的新型疾病的非标准化治疗，个体性差异悬殊的特殊化治疗，以及面临药品短缺的替代性治疗。由于这种用药方法强调个体性差异，所以，在国际医药学界，复合药通常都是不容许商业化的。在美国，复方药剂的配制和使用必须分别接受三个机构的监督管理。一是美国专业复方药中心(Professional Compounding Centers of America，PCCA)，承担复方药剂配制的技术咨询。二是复方药审定理事会(Pharmacy Compounding Accreditation Board，PCAB)，承担复方药的技术认证、监督与仲裁。通常情况下，申请获得复方药配制资格认证须完成19个程序才能盖印。三是美国联邦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负责接受复方药的注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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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曾经于1986年6月13日接受注册了由苯丙醇胺与氯苯那敏复合组成的康泰克12小时缓释剂(contac 12 hour)。注册文本上明确写明为“控制供应”的处方药，严格禁止在12岁以下的儿童和生育期妇女中使用。这个药曾经于1993年通过天津中美史克公司进入我国。这个药进入我国之后，被我国药商悄然删去了“控制供应”的相关内容，取而代之的只是轻描淡写地在禁忌症中注明了：“服药期间勿饮用含酒精饮料”。
这明显是天津中美史克公司为了扩大销售而做的手脚。这样的医德败坏应当受到谴责。但在我国却没有人识别出其中蕴含的医德败坏。这个复合药已于2000年6月被FDA删除。如果不是FDA删除这个药的注册，天津中美史克公司可能还会继续这样在我国销售。
不幸的是，我国制药厂和药品销售商的这种医德败坏行为，并不限于天津中美史克一家。事实上，我国所有制药厂都在热衷于生产复方药。不单是我国民众对复方药已经习惯成自然，就是我国政府的药监部门也一直是见怪不怪，视为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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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不容许商业化的复方药，在我国的医药市场却泛滥成灾，这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中草药组方陋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古代在使用天然动植物资源入药的时候，缺乏起码的化学常识。他们错误地认为，被复合到一起的“药物”依然可以保留这些药物的独立性。对于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医生只知道依据“十九畏”“十八反”“妊娠禁忌歌”的口诀行事，全然不知其所以然，也从来没有深究其所以然的兴趣。比如，“十八反”口诀中的“半蒌贝蔹芨攻乌”，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乌头”(也称“乌附子”，有“川乌”和“草乌”之分)。乌头因含有剧毒的乌头碱而容易致死一切可能的动物，与是否与半夏、瓜蒌、贝母、白蔹、白芨共煎没有关系。现代毒理实验研究证实，一次性摄入乌头碱0.5毫克/公斤可至这个动物当场毙命；一次性摄入0.2毫克/公斤即可出现明显中毒症状；更小剂量的乌头碱摄入，将致服食者蓄积性的肾中毒。
稍微有点化学常识的人知道，所有物质都有其自身的化学特性。这些化学特性是由构成这些物质的化学元素及其结构决定的。正因为这样，化工产品的存放应当特别小心，尤其需要保持不同化工产品的各自独立性。如果发生堆放混乱，通常的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2011年10月10日，中南大学化学实验大楼发生火灾，就是由于不同化学药剂的不合理堆放引起的。1984年，印度联合碳化物公司发生的博帕尔毒气泄漏事故，是因为生产农药的前驱物储存罐进水产生生热反应造成的。在医学领域，药品的包装、运输、存放和使用都应该遵守相应的科学规程，不能随便混装、混存、混用。正因为这样，尽管在医疗实践中，有些疾病必须在联用两种以上药物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疗效，但是，药物学家依然坚持不同药物的联用方式，而不主张将这些药做成“复方药”。治疗消化道溃疡的“二联抗生素疗法”，治疗疟疾的“基于青蒿素的联合用药疗法”(即ACT疗法)，还有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虽然它们的联用模式已经固定，但是，药物学界至今也没有将它们做成复方药。连存储、运输、包装都应当注意避免污染和混装的药品，我国却人为地复合进了一些不明不白的外来元素。这对于稍微有点化学常识的人来说，简直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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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的甲硝唑，掺入人工牛黄，就造成了人工牛黄甲硝唑。将氢氧化铝，颠茄酊，维生素U复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让普通消费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斯达舒”。?将对乙酰氨基酚、盐酸金刚烷胺、咖啡碱、人工牛黄复合在一起，从对乙酰氨基酚当中取一个“氨酚”，从盐酸金刚烷胺当中取一个“烷胺”，从咖啡碱当中取一个“咖”字，再从人工牛黄当中取一个“黄”字，这就做成了“氨酚咖黄烷胺片”。不知情的消费者以为它是一种新分子实体“洋药”，而实际上却是按照中医组方法则草率复合起来的复合药。
在“氨酚咖黄烷胺片”中，对乙酰氨基酚的作用是退烧；盐酸金刚烷胺是多巴胺增释剂和多巴胺再吸收阻断剂，由于它对中枢神经系统潜在的急性副作用隐患，2008年被美国FDA正式取消了对流行性感冒的用药范围；咖啡碱属于兴奋剂；人工牛黄的药用价值不明。对于需要缓解发烧症状的普通感冒患者来说，有对乙酰氨基酚就足够了，完全不需要冒着损伤中枢神经系统的健康风险，不明不白地接受其它几种药物的“捆绑销售”。
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这还只是假定所有被复合在一起的药品在复合之后继续保留了它们各自的化学独立性，是这样的结果。如果被复合之后的药品在复合之后发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其它东西，其后果就无法预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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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社会问题：中医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
“中医科学化”这个提法蕴含了“中医不科学”。在人命关天的医学教育中，不科学的东西充斥课堂，并成为课程考试的标准答案。学习这些不科学的东西的学生，可以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灌输这些不科学的东西的老师，可以当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极大耻辱!如此荒谬的教育，不用说“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就是走出校园，都是不可能的。这就造成了当前我国中医药大学毕业生普遍性的就业难、考执业证书难、创业难和转业难。对此，中医学子怨声载道久矣!
据《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提供的数据，2010年，我国招收本科文凭以上的中医药高等院校共计是46所，西医院校开设中医专业的有91个，另有136个非医科大学和非医学研究机构设置了中医药专业。三类机构在2010年共招生172096人。全国46所中医药高等院校，总共拥有在职的任课老师21807人，平均每所中医药高等院校只有474.06名老师。扣除政治、英语、计算机这样一类教育部统一设置课程的公共课教师，中医药大学从事专业课教学的教师还有多少，是可想而知的。为解决师资力量的不足，中医药高等院校普遍外聘了一些“在岗不在职”的老师。这一类外聘的“打工”老师，在全国中医药大学共有5935人，平均每所大学129.0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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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数据来源的统计资料还显示，2010年，全国卫生机构拥有职工8197502人。其中，中医机构职工总数是703392人，内有中医药专业执业人员(含见习中医师和中药师)153261人，占全部中医机构职工总数的21.79%。即使将这些专业的中医执业人员的位置，全部由当年的应届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去替换，也还有18835人无法在中医机构中就业。实际的情形是，2010年，在我国全部36763个中医机构中，平均每个机构只增员0.36人，其中绝大部分增员名额还是给了纯西医背景的医科大学毕业生。中医学子就业难，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另一边，还有一个创业难问题。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要创业，必须首先取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否则，即为非法行医。可是，依据我国现行的医师法，报考助理执业医师证书须在相关医疗机构试用一年。毕业后不能就业的大学生，明显满足不了“在相关医疗机构试用一年”的报考条件。这又将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道路给堵死了。
除了就业难和创业难之外，中医药大学毕业生还有其它各类大学生所不曾面临的转业难问题。目前，我国各级各类高等院校的毕业生，除少数专业的就业形势看好外，许多专业的毕业生都面临着就业难问题。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其它各类大学毕业生，虽然不能在本专业内实现对口就业，但终归可以转到其它专业工作去就业。学新闻、历史、哲学和汉语言文学的，完全可以转去搞文秘。学外语的转去搞金融，也大有人在。学古汉语的可以去搞中医，学中医的却搞不了古汉语。没有人相信，企业缺文秘会到中医药大学去要人。估计也没有人相信，缺电子商务和会计人才的企业，会到中医药大学去招聘。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是，留给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唯一的出路是去做药品销售代理。难怪有人说，中医药大学的实质就是“药代大学”。
就业难，创业难，转业难，几乎是每一个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必须面对的现实。不管中央政府对中医中药给予多大的扶持力度，也不管大众媒体如何毫无根据地渲染中医药的“伟大”与“神奇”，这“三难”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由这“三难”累积起来的社会问题，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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