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医院”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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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日
这份对故乡的怀念，具有典型的“故乡”元素：美丽的自然风景、幼小的玩伴、母亲的爱抚，这与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少年闰土”及对“母亲”所在的鲁镇相似，而故乡的功能也是对叙述者所在的现时空间的不满。与“铁屋子”式的前现代空间不同，陆萍所身处的恰好是乡村医院这一现代空间。“医院”作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地方(精神与身体的双重疗养院)，医生与病人如同教室中的老师与学生，是典型的启蒙空间或者接受现代性规训的空间。与鲁迅经历“幻灯片事件”由学生转变为老师不同，陆萍正好相反，是从医生逐渐变成了病人，实现这种转换的“医院”究竟是正面的启蒙空间，后者是现代性的负面体验。或者说，“医院”究竟是左翼暴政的“铁屋子”，还是充满了“现代体制”的“制度性”异化，这就导致对陆萍不满的解读究竟是对非现代性因素的即封建意识的批评，还是对严密的科层管理制度的反现代性的批判。
陆萍处在这种尴尬或矛盾的位置中，正如乡村“医院”一样，既是封建的空间又是现代性的空间，因此，陆萍的不满，既是对这些领导干部的封建性的不满，同时又是对现代性的管理体制的不满，也就是说启蒙与反现代性同时存在的，这与这种混杂的空间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封建性，不仅体现在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看护、医工等工作人员身上：“但房子里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把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还有那些机关干部的老婆，“她们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只有时对于鞋袜的缝补，衣服的浆洗才表示兴趣”。而且病人也不像合格的“病人”：“这儿大半时陕北妇女，……她们好像很怕生病，却不爱干净，常常使用没有消毒过的纸，不让看护洗濯，生产还不到三天就悄悄爬起来自己去上厕所，甚至她们当着小孩子看待，每天重复着那些叮咛的话，有时也很假装生气。”而医院作为现代性空间在于“她仍在兴致很浓厚地去照顾着那些妇女，那些婴儿，为着她们一点点的需索，去同管理员，总务长，秘书长，甚至院长去争执”，这些科层化的管理体制无法解决陆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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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代又非现代、封建又非封建的空间，与“铁屋子”不同，但恰好正是这种乡村中的医院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隐喻。如果说“铁屋子”是启蒙故事的空间载体，那么这种现代与传统混杂的空间正是中国革命的空间载体。这种在空间中被并置在一起的位置，在时间向度上却是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先后秩序，这也成为列宁所论述的作为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以及毛泽东要把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部走的策略。对于革命者来说，反封建主义与反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并行不悖的双重历史任务，只是这种空间的混杂使得任何关于现代性的时间叙述都无效。但是这种对于空间的指认往往呈现一种悖论或互相遮蔽的状态，反封建就会导致对启蒙、现代性的正面确认，而反现代又是对这种启蒙或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内在批判，这也成为50-70年代的基本焦虑。
或许不在于使用乡村或城市这种本质化的概念来划定教室、医院的空间性质，而在于这些似乎是“现代”的空间场所却经常被指认为一种非现代的空间，或者说在不同的机制中，它们被指认为或现代或非现代的空间。如果是现代的空间，则带来一种现代式的规训，如果是非现代的空间，则被书写为“铁屋子”的压抑。这种暧昧或混杂的空间指认，也是中国遭遇现代性的重要经验和症候。
责任编辑⊙维平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百拇医药(张慧瑜)
陆萍处在这种尴尬或矛盾的位置中，正如乡村“医院”一样，既是封建的空间又是现代性的空间，因此，陆萍的不满，既是对这些领导干部的封建性的不满，同时又是对现代性的管理体制的不满，也就是说启蒙与反现代性同时存在的，这与这种混杂的空间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封建性，不仅体现在没有受过职业训练的看护、医工等工作人员身上：“但房子里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把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还有那些机关干部的老婆，“她们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只有时对于鞋袜的缝补，衣服的浆洗才表示兴趣”。而且病人也不像合格的“病人”：“这儿大半时陕北妇女，……她们好像很怕生病，却不爱干净，常常使用没有消毒过的纸，不让看护洗濯，生产还不到三天就悄悄爬起来自己去上厕所，甚至她们当着小孩子看待，每天重复着那些叮咛的话，有时也很假装生气。”而医院作为现代性空间在于“她仍在兴致很浓厚地去照顾着那些妇女，那些婴儿，为着她们一点点的需索，去同管理员，总务长，秘书长，甚至院长去争执”，这些科层化的管理体制无法解决陆萍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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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代又非现代、封建又非封建的空间，与“铁屋子”不同，但恰好正是这种乡村中的医院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隐喻。如果说“铁屋子”是启蒙故事的空间载体，那么这种现代与传统混杂的空间正是中国革命的空间载体。这种在空间中被并置在一起的位置，在时间向度上却是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先后秩序，这也成为列宁所论述的作为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以及毛泽东要把中国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部走的策略。对于革命者来说，反封建主义与反现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并行不悖的双重历史任务，只是这种空间的混杂使得任何关于现代性的时间叙述都无效。但是这种对于空间的指认往往呈现一种悖论或互相遮蔽的状态，反封建就会导致对启蒙、现代性的正面确认，而反现代又是对这种启蒙或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内在批判，这也成为50-70年代的基本焦虑。
或许不在于使用乡村或城市这种本质化的概念来划定教室、医院的空间性质，而在于这些似乎是“现代”的空间场所却经常被指认为一种非现代的空间，或者说在不同的机制中，它们被指认为或现代或非现代的空间。如果是现代的空间，则带来一种现代式的规训，如果是非现代的空间，则被书写为“铁屋子”的压抑。这种暧昧或混杂的空间指认，也是中国遭遇现代性的重要经验和症候。
责任编辑⊙维平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百拇医药(张慧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