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中医科学化问题
作者：张功耀
张功耀按：自从2006年，以我公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为开端，中医中药再次遭遇了人民群众自发的愤怒声讨。一些从中医中药当中得到过“好处”(这些“好处”充满了欺诈和愚昧)的民众，一直质问我，为什么不能推动中医中药走向现代化或科学化，却要以“告别”了事？2009年，一个韩国学者也问到了我这个问题。以下就是我对他的书面回答。现将这个对话的中文稿，原原本本地发在这里，作为我对中医科学化问题的一次再谈。
问：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科学。医学也是一样。西方医学是从寻求人体生理和病理解释的科学化，再进步到诊断的科学化、治疗的科学化、疾病预防的科学化和疗效评价的科学化的。请问，中医在科学化方面进行了哪些尝试？这些尝试是否成功？中医能不能在科学化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答：是的，科学是不断发展的。由于科学认识水平上的不同，科学在历史上的理论形态和所关心的侧重点也不同。力学就有亚里士多德力学、牛顿力学、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形态。你说得很对，医学也是这样。巴斯德(Louis Pasteur)创立的微生物学只能解释感染性疾病，伯托尔德(Arnold Adolph Berthold)创立的内分泌学说，将生长缓慢、发育不良、肝肾功能下降、性能力衰退、过度肥胖等疾病，以“激素分泌的不平衡”观念给以了非常合理的解释。1949年，鲍林(Linus Carl Pauling)和伊泰诺(Harvey Akio Itano)提出“分子疾病”(molecular disease)的概念，为癌症、心血管疾病、免疫性疾病，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科学解释，为医学进步埋下了一颗新的学术种子。不进步的医学，甚至找不到进步的门径的医学，一定不是科学的医学。很不幸，中医就是这样一种不科学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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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这个机会，我想顺便补充一下被李约瑟(Josephy Needham)博士阐述过的一个科学哲学原理，那就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那被称为科学的东西必须具有世界性，不具有世界性的认识不是科学的认识。任何地方性的或民族性的知识，如果不能世界化，就不能成为科学。李约瑟把这一知识演变过程，叫做科学知识的世界化。
如果有人拿一片阿斯匹林(aspirin)给我们，我们立马就会知道，它是一种世界性的用药。从这个药的生产标准到它的治病范围，都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接受监督和检验。反过来，如果有人建议我们，用柳树枝熬出来的水煮稀饭吃，以便治疗噎嗝、反胃和消化不良。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这种治病方法属于某个地方的“土方子”，不具有世界性。对于不是世界性的“土方子”，我们不要指望它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接受科学方法的检验。
其实，阿斯匹林是从古埃及人用过的“土方子”发展起来的。据艾伯斯草纸书(Ebers Papyrus)记载，早在公元前1543年以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将柳树皮用于需要止痛、退烧、消炎的疾病场合了。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这种医术传入了欧洲。所以，在古代希腊公元前6世纪遗留下来的医学文献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记载。我不知道韩国人是不是也使用柳树皮治病。在我们中国，柳树皮是经常被建议用来治病的。而且，《本草纲目》列举出柳树皮的治病范围有18种之多。淋病、黄疸、皮肤湿疹、牙痛都被列在了它的治病范围之内。有趣的是，其中，恰恰没有关于柳树皮止痛、退烧和消炎的记载。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虽然《本草纲目》列举了柳树皮的18种治病范围，但全都被国际社会忽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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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者情结。他们认为，世界上不接受中医中药是因为中国人对中医中药宣传得不够。
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政府花在中医中药宣传方面的开支每年都是以十亿元人民币计数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意思是说，虽然桃花和李花从来不自我吹嘘自己的美丽，但它们自身的美丽却能够吸引不少人来欣赏它们。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人了解西医，和西方人了解中医，是同步进行的。有趣的是，人们对中医了解得越透彻，就越觉得中医不可靠，越发觉得它是一种庸医。医学是治病救人的东西。医学上不可靠的东西是必然要遭遇淘汰的，任何声嘶力竭地自我吹嘘都挽救不了它的命运。
由于欧洲人一直用柳树皮缓解发烧、止痛和消除炎症，所以，在欧洲告别中世纪的黑暗之后，对它的研究也被空前地增加起来。1763年，英国药物学家爱德华·斯通(Edward Stone)用16世纪瑞士化学家、医生、药物学家巴拉塞尔苏斯(Paracellsus)发明的植物活性成分萃取方法，从柳树皮当中获得了一些萃取物。他发现，用这些萃取物可以更加有效地缓解发烧、头痛、疲乏、寒颤等症状。五年以后，这位爱德华先生从秘鲁树皮(Peruvian bark)中也得到了具有类似治疗功效的萃取物。后来的药物学确认，这两种萃取物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它们都是水杨苷(sali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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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有机化学在德国兴起。欧洲的许多化学家开始尝试提纯有机化合物。由于柳树皮和金鸡纳树皮的萃取物在当时用得比较广，研究的人相应也比较多,于是，就有两位意大利化学家，布鲁格拉特尼(Brugnatelli)和冯唐纳(Fontana)，在1826年获得了高纯度的水杨苷结晶体。1830年，瑞士药物学家约翰·帕根斯特歇尔(Johann Pagenstecher)从绣线菊(spirea)当中也萃取到了这种物质。又过了8年，意大利药物学家拉法利·皮拉亚(Raffaele Piria)发现水杨苷可以转化为糖类物质，将这种糖类物质氧化，还可以获得水杨酸(salicylic acid)。他还发现，这个过程也可以在人体的代谢过程中实现。它比水杨苷的疗效更快、更直接、也更好。至此，药物学家终于揭开了柳树皮止痛、消炎、退烧的奥秘。
19世纪80年代，化学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那就是，可以从无机物当中合成有机物。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用煤焦油合成了有机染料。从那以后，药物的人工合成研究走向了高潮。在这个背景下，德国的拜尔(Bayer)制药公司率先用人工合成的方法，生产出了水杨酸。为了减小水杨酸的副作用，拜尔公司又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实现了水杨酸的乙酰化(acetylating)，生产出了我们现在还在用的乙酰水杨酸(acetylsalicylic acid)。这就是阿斯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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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化的东西适合于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当然也适合于中国和韩国。所以，阿斯匹林走向了全世界。同样道理，所有被我们称作西医的东西也能在中国和韩国传播。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西医传入中国之后，引起了不少社会问题。其中，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中医生普遍面临着被西医敲掉饭碗的威胁。
其实，许多西方文明成果进入中国之后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大部分不具有文化特征)造成过类似的威胁。机器织布技术使中国人传统的手工织布无法生存。火药武器技术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的“十八般武艺”蜕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但是，所有这些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冲击，都没有像西医冲击中医那样对中医生和中华文化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切肤之痛。
其实，稍微有点科学哲学常识的人知道，西医与中医之间的较量，只是一个知识竞争问题，不是什么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新的、进步的知识，必然淘汰旧的、落后的知识。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着。由此，亚里士多德力学遭遇牛顿力学的淘汰是正常的；热的运动理论淘汰热的物质理论也是正常的；西医冲击中医，乃至于最后淘汰中医，也肯定是正常的。希腊人没有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力学被淘汰而感到希腊民族文化的危机。英国人也没有因为牛顿力学被出生于德国的爱因斯坦超越而仇视德国。恐怕只有我们中国，对产生于自己本民族那些落后而愚昧的认识遭遇到知识更新的冲击之后，那样耿耿于怀，那样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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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主动地接受外来民族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是这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希望所在。可是，我们中国那些心胸狭窄的民族主义者，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为了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把民族兴旺的根本利益踩在脚下，一再把知识进步看作是摧毁民族文化的洪水猛兽，却把保守落后、衰败、野蛮的旧文化供奉在维系民族文化命脉的神龛上，屡屡以此煽动起对知识更新和科学进步的民族仇恨和文化对立。这种思潮与其说是对民族文化的保守，莫如说是对人类进步的反动。
事实上，由知识进步而被煽动起来的中华民族极端排外的民族仇恨和文化对立，在我国的天文学领域也曾经发生过。从明朝末年开始，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的天文学。那个时候，中国有一批靠玩弄他们的天文学骗取钱财，甚至左右朝廷大政方针的人，唯恐自己的既得利益被西方天文学摧毁，毫无根据地把西方的天文学捏造成“谋夺人国”的“邪教”。这意思就是说，西方的天文学不但足以颠覆中国人的人心，而且还足以颠覆中国的现政权和整个政治制度。进入清朝以后，出了一个头脑清醒的康熙皇帝，他在1668年11月到1669年8月之间，先后七次，亲自主持了中国的天文学与西方的天文学在理论计算与实际测量之间的误差检验。每次检验都是西方的天文学胜出。在康熙皇帝的竭力推动下，西方的天文学才在中国生根，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天文学才蜕变成科学史上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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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境内还在进行的“中医存废之争”，与30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中西天文学之争，十分相似。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康熙皇帝。
但是，医学毕竟是人命关天的。没有康熙皇帝，中国人依然要讨论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医学问题。西医的疗效快而且可靠。中医的疗效不确切，大多带赌博性质。西药用起来方便，几个药片、几包小小的药粉，用温开水送进口里，吞服下去，或者撒在伤口上，简简单单地就OK了。中药从采药、制药、抓药、煎药到最后服药，中间蕴含了许多繁杂的过程和莫名其妙的禁忌。携带也不方便。更有甚者，在我们中国，经常发生中医生自己毒死自己的事情。它常常使我国民众在接受中医治疗之前，不寒而栗。至于因为接受中医的无效治疗而贻误病情，丧失最佳治疗时机，使患者的生存希望在中医药不科学的治疗之下而误入黄泉之门，更是多得不计其数。与之相比，西医因为对已经认识到的疾病都有统一的诊断标准和医学处置标准，并且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接受监督和检查，如果有人试图自作主张修改这些标准，或违规使用这些药物，那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求和道德的谴责。最后，西医讲出来的道理一是一，二是二，非常清晰明白，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它不像中医，一种疾病可以讲出十多种不同的道理，写出上百个不同的药方。从这样的比较中，任何一个不闭眼的人都可以看到西医的智慧和中医的愚昧。在这样的比较之下，中西医之间的知识竞争就演变成中医生为努力保守自己的饭碗而进行的对抗。为了保守自己的饭碗，中医生们不得不启动了一种叫做“中医科学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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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中医科学化该做些什么事呢？
在我们中国，任何人都享有自由行医的权利。不管什么人，即使大字不识也没有关系，只要自己挂出一面行医的杏黄旗，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堂行医，完全不需要接受任何行医资格审查。这种局面，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在中国的行医者当中，每个医生的受教育程度是参差不齐的。能够对医学进步多少还能产生一些紧迫感的人，只能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恽铁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人1878年出生在中国的福建省。1935年去世。他曾经在上海的南洋公学接受过良好的外国文学训练。他创办过《小说月报》，翻译过一些中篇小说。期间，他也利用业余时间阅读过许多中医药书籍和西医著作。他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个职业是文学出版。大约出于“行医更赚钱”的考虑，在我国“人皆可以为医生”的自由行医制度下，他非常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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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铁樵没有受过严格的医学训练，却成为了中医科学化的第一推手，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受过良好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自由行医的社会环境中，像恽铁樵那样具有大学毕业文化水平的行医者，在20世纪最初30年里，可谓凤毛麟角。第二个方面是，他以自己亲身的医疗实践使他笃信中医有效。
事实上，恽铁樵笃信中医有效是非常盲目的。熟悉人体生理和病理变化的人知道，人类有一半以上的疾病具有自限性，也就是可以不治自愈。你看那些“千年的老乌龟”，在它们的一生中，肯定也生过病，可是，它们却活得比我们人类的寿命还要长。
依据疾病具有自限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论：
假设恽铁樵平均每天看3个病人。从理论上讲，只要他采取比较温和的，不使用太冒险的方法看病，至少有一半的病人，在经过他的治疗之后，会发生好转。这样一年下来，理论上可被他“治愈”的病人，至少都有550个。其余没有被他治好的病人，通常也不会去特别地责怪他。假若在经他治疗以后好转的病人当中，有百分之一的人给他送锦旗，他一年之内就可以收到五面锦旗。这样下去，只需三年，在他药铺的墙壁上就可以挂出15面歌颂他的医术的锦旗。恽铁樵受教育的程度在当时中医行里头是首屈一指的。加上他谨慎行医，所以，他非常轻松地就获得了“一代名医”的声誉。正是这个“一代名医”的声望，使得恽铁樵坚信“中医的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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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恽铁樵又毕竟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完全知道真正科学的医学应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在笃信中医有效的同时，又坚信“中医不科学”。他曾经批评我国流传下来的中医著作：“满纸陈死人之余唾，参以不可究诘之呓语”。
为了使“的确有效”的中医摆脱“不科学”的坏名声，恽铁樵最早尝试着将中医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与西医做一些沟通。他仿照西方传教士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冬至”解释成英文的“winter solstice”，试图把中医药当中的概念和理论与西医做一些对等的翻译。他说：“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
恽铁樵在将中医与西医相“周旋”的过程中，曾经取得了一些他自己感到满意的结果。他依据《灵枢·营卫生会篇》的说法，将中医里边的“营气”解释为血脉里边具有营养身体功能的各种物质。又依据同一文献和《素问·痺论》关于“卫气”的阐述，将“卫气”与西医理论当中神经系统的体温调节功能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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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铁樵这个人曾经非常自信。他引述朱熹的话勉励自己说：“吾读书未尽一页，不敢读第二页；未尽一卷，不敢读第二卷。所谓尽者，谓能尽行明了其意义也。”
但是，恽铁樵在进行中医与西医的“周旋”中，所遇到的实际状况却非常尴尬。虽然他自认为他已经成功地将中医当中的“营气”解释为血脉当中的营养物质了，可是，中医所说的某些“营气病”症状，如“神昏谵语”和“心烦不寐”，却不能用西医的“营养不良”去解释。更有甚者，虽然他自认为他已经成功地将“卫气”解释为神经系统对体温的调节作用了，但这个解释却与西方传入中国的生理学原理格格不入。按照西方生理学的认识，人体的体温是由自主神经控制的。如果仅仅局限在这句话上，恽铁樵简直可以对“卫气”的科学化解释高唱凯歌了。然而，下面的内容却使恽铁樵非常难堪。《黄帝内经》上说：“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据此，中医一直将“卫气症”(也叫“卫分症”)归结为“邪伤皮毛”或“邪客于肺”的小毛病，这就无法与西方的神经生理学协调起来了。假若某位病人长时间地发烧，或者长时间地处于病态的体温偏低状况，按照中医的解释，他属于“卫气虚”，是“邪伤皮毛”或“邪客于肺”所至。对于前者，中医生常用的方剂是银翘散。对于后者，中医生常用的方剂是桑菊饮。可是，依据西方的病理学解释，它是由自主神经紊乱引起的，并不如“邪伤皮毛”或“邪客于肺”那样简单。这样一来，恽铁樵在中西医之间所做出的“周旋”，往往都是读懂了第一句之后，读不懂第二句；读懂了第一页之后，无法继续读懂第二页。于是，恽铁樵关于中医科学化的尝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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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恽铁樵去世。另一位主张中医科学化的先锋人物是陆渊雷先生。这个人曾经是恽铁樵的学生。这个人的特殊身份曾经使他成为保守中医的铁杆人物，和不择手段打击反中医人士的鹰犬。有趣的是，自从陆渊雷真正地阅读了一些西医著作以后，又使他蜕变成了在我国努力推动“中医科学化”的头号人物。
陆渊雷的古汉语和外语阅读能力都很好。他既读过不少中医药经典著作，也广泛涉猎了不少西医书籍。他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知识也比较全面。他曾经撰写并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生理补正》，试图用他知道的西方生理学理论纠正中国人在人体生理认识上的错误，并以此推动中医科学化。他在这本书的《绪言》中说：“国医之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又说：“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
鉴于这样一个判断，陆渊雷主张清除中医里边那些“不合实理”的理论；放弃那些明显失效的方剂；即使确有疗效的方剂，也要弄清它们的作用机理。用我们中国最时髦的话说就是，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中医药彻底地来一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此，陆渊雷主张废除《黄帝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作为中医生学医的必读教材，对中国古代流行的药方集成著作，他也主张区别对待。他鼓励中医生，要敢于否定那些没有疗效的药方，他还鼓励从事中医药教学的老师，敢于“别为时方”。除此之外，陆渊雷还竭力主张，学中医的人应当了解一些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和西医的基础理论，如生理学、解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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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陆渊雷推动中医科学化的这些尝试，并不被中国社会所接受，许多人批评他的做法是“非驴非马”，“驴唇不对马嘴”。
1950年8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召开了首次全国性的卫生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在中国推行中医科学化。但是，在如何实现中医科学化的问题上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它放弃了恽铁樵所倡导的“中西医之间的对译”，也放弃了陆渊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努力，而是依据当时担任我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的一个说法：“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选择了“中西医结合”这条道路。“西医好”是世界性的好。“中医好”则不是世界性的好。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是否真的更好？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敢于这样发问。
毛泽东原来是不相信中医的。但是，毛泽东推行的中医政策却比周恩来更激进。毛泽东所希望的，不是中医和西医平等地的结合，而是以中医为主导，把西医结合到中医里边。所以，毛泽东号召我国的西药医生要向中医学习。为执行毛泽东的这个医疗政策，我国还由政府出面在全国各地举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培训。所以，中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医科学化，其基本特征是以中医为主导的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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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以中医为主导的中西医结合究竟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是试图创立“新医学”。在这个新医学当中有一种疗法，叫做埋线疗法。它是这样做的：
选择胃俞、脾俞、中脘、上脘四个穴位，做好标记，令病人仰卧，经穴位消毒以后，对所选定的穴位进行常规的麻醉。然后，用不锈钢针穿上羊肠线，左手攫起中脘与上脘之间的皮肤，右手从中脘穴位进针，上脘穴位出针，把线尾拉进肌肉里边，再剪断上脘穴位出来的线头，再松手，令线头自动缩回到肌肉里边去。最后再缠上消毒纱布。完成这两个穴位的埋线以后，再叫患者翻过来俯卧，在胃俞和脾俞两个穴位之间重复以上的埋线手术。
发明这些“新医疗法”的中西医结合医生宣称，对患者施行这样的埋线手术，可以治疗十二指肠溃疡和支气管哮喘。
他们干的第二件事是推行西药的中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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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用药，没有深究药物的有效成分的习惯和能力，全凭一些不可靠的表面判断和猜测行事。
在中国古代，农历的十一月被称为“子月”，以后各月的顺序为丑月(12月)、寅月(1月)、卯月(2月)，以此类推。魏晋时期(公元3-5世纪)的中医生据此做出一种推断，采自寅、卯、辰(3月)、巳(4月)四个月而又无毒的药是大补之药。其逻辑证据竟然就是这些药出在“万物生荣之时”。采自午(5月)、未(6月)、申(7月)、酉(8月)四个月的药则具有“祛患为速”的功效，因为它们出在“万物成熟之时”。采自戍(9月)、亥(10月)、子、丑月的药，则“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因为它们出在“万物枯藏之时”。
这显然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进入唐朝以后，又有一些中医生依据动物界皆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推断中药也有“阴阳”及其“法像”。于是，有羽毛的动物“生于阳而属于阴”，有鳞片的动物“生于阴而属于阳”。空青的植物(如竹子)和动物(青蛇)与“木”相类似，所以“主肝”，可以用来治疗肝经疾病。反之，赤色的植物或动物，与“火”相类似，所以“主心”，可以用来治疗心经疾病。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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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中医目前还在流行的用药理论是“五味”(酸、咸、甘、苦、辛)和“四气”(寒、热、温、凉)。它可能起源于唐朝初年。这种用药理论是从中国古代关于世间万物成于天地的猜想延伸出来的。这里讲的“四气”源于一年四季的“天气”变化，“五味”则被认为是受“地气”决定的五种基本口感。稍微有点化学常识的知道，物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是由构成这些物质的化学元素及其结构方式决定的。“天气”和“地气”只是造成这些物质生成的外部原因。可见，用“五味四气”来指导用药，根本就是十足的愚昧。但是，我们中国的中医生却不但一直对它乐此不疲，而且始终认为这样做“很有效”。
西医进入中国之后，一些致力于中西医结合的医生们，便尝试着对西药也做出类似于“五味四气”那样的解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有山东省中医生张锡纯曾经将自己的上述尝试写出了一部《医学衷中参西录》。在这部著作中，张医生把阿斯匹林确定为“性寒，体虚者慎用”。据此，他提出建议，若要用阿斯匹林治病，应当辅之以温补脾胃的中药。由此就造成了用中医方法指导使用西药的荒唐。当前我国流行的“中西医结合”方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这种荒谬的用药方法当中延伸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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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干的第三件事是使中药西药化。
我不知道韩国民众是怎样理解“中药”的。在我们中国，“中药”这个概念非常混乱。前面我提到过一部《本草纲目》。这本书是明朝的李时珍花了27年时间收集整理出来的。它现在还是中医中药的象征和最权威的参考书。这部书收集了3725种“中药”。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不能算“药”。比如，书中记载的13种“天水”(雨、露、霜、雪)，30种“地水”(井水、流水、海水、温泉、古墓积水)，11种“阳火”(可以用水浇灭的火，如柴火)，30多种“阴火”(可以在水中燃烧的火，如雷火、磷火、酒精燃烧)，都是不能算“药”的。此外，如，稻米、小麦、高粱、花生、海带、猪肉、食盐、醋、酒、大蒜、生姜、草鱼、泥鳅，应该算食品，不能算药品，《本草纲目》也把它们记载成了药品。由于“中药”的概念模糊，所以，我国在“中医科学化”的旗帜下所做的中药研究工作也非常模糊，非常荒谬，非常危险，非常具有欺骗性。下面这些“中医科学化”的工作，就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第一、通过现代化的分析方法为中草药的传统用法做虚假的科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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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已经介绍了阿斯匹林的发明过程。事实上，有许多西药的开发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的。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奎宁(quinin)、二甲双胍(metformin)、秋水仙碱(colchicine)、紫杉醇(pacilitaxel)。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化学领域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叫植物化学(Phytochemicals)。植物的香味、颜色、汁液的物理特性，都受到了植物化学家们的重视。我们中国一些从事化学和中医药研究的人，便尝试着把植物化学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中草药研究。但是，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像一口大染缸，西方许多优秀的成果和方法，经过中国这口文化大染缸浸染以后，就要变得漆黑。所以，看上去，他们是在用植物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在那里做中草药研究，而实际上却是在那里为中草药的传统用法做虚假的科学解释。
据我所知，中国人和韩国人都特别迷信人参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据《本草纲目》记载，人参得升麻补上焦，得茯苓补下焦，得麦冬升脉，得干姜补气，得黄芪、甘草除大热，泄阴火，等等。可是，人参为什么会具有如此神奇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呢？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或韩国人解释清楚了。有趣的是，中国人自己没有解释清楚的东西，又希望别人能够接受。否则，拒绝接受的那些人会被这些自以为是的中医生斥责为“无知”“愚昧”。在所有不理解中医生的做法的人当中，“最愚昧”“最无知”的，可能还是来自欧美国家的外国人。近代的中国，门户洞开，经常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也经常有不少外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令中医生感到困惑和羞耻的是，列强居然从来不要中国的人参。做生意的不买中国的人参，当士兵的也不抢夺中国的人参。对此，中医生的解释是：“洋夷不识我大清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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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中医科学化的人，显然不能满足于“洋夷不识我大清之宝”的埋怨和批评。于是，他们带着“人参大补”的研究义务，在人参体内发现了两类人参皂苷(Ginsenosides)。
科学研究本不应该带着某种既定的义务进行。发现人参皂苷应当只是正确认识人参的第一步。如果不能在人参皂苷与它传说中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之间，建立起有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这个人参皂苷的发现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们中国的药物学家没有再做后面的工作，就开始下结论了。他们宣称，人参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就来自这些人参皂苷。
你可能知道，除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生产人参外，美国、德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也生产人参。有趣的是，美国、德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生产的人参，都没有在它们的出产地消费，大部分都卖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人把美国进口的人参叫花旗参。据知，花旗参体内的人参皂苷Rb1含量，在所有人参当中是最丰富的。可是，2003年有人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人参皂苷Rb1具有影响胎儿发育，导致胎儿畸形的副作用。2007年，香港浸会大学又有人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人参皂苷Rb1具有抗血管再生的作用。这种作用对癌症患者有益，对心血管疾病患者，以及存在外伤和需要手术愈合的患者，则是极为不利。遗憾的是，我国的药物学家在对“中药”进行“西化”研究的过程当中，往往都是以一种捕风捉影，甚至公然弄虚作假的方式，只公布其中对“弘扬中医药文化”有利的部分，竭力掩盖对“保守中医药”不利的部分。所以，我国绝大部分民众至今还不知道人参对心血管疾病、风湿性疾病、外伤性疾病(外科手术、胃出血、咯血、肠穿孔)、妇女的月经病和妊娠期间对胎儿的不利影响。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中医生虽然打的旗号是“中医科学化”，但他们并没有使中医中药面对科学，接受科学检验的勇气。可以想象，这样的“中医科学化”工作做得越多，对接受中医药的人所构成的欺骗也就越大，后果也就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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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仿照西药“西化”中草药剂型。
我们通常使用的西药都依据需要和可能进行了剂型设计。中医根本谈不上任何剂型设计。中医生用药的基本剂型只有汤、丸、膏、散、丹五种，以汤剂为主。使用汤剂，是因为中医生相信，汤剂具有“荡涤脏腑”的功效。使用丸剂是因为中医生相信它可以“破坚积”。使用散剂是因为中医生相信，“散”字蕴含了“驱散”“散去”的意思，依据“医者意也”的中医药哲学，它具有驱除风、寒、暑、湿的功效。因此，在“可汗而不汗”“可吐而不吐”“可下而不下”的疾病场合，中医生都倾向于用散剂。
这样的“剂型设计”当然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当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医生发现西医里边有许多闻所未闻的剂型，如胶囊剂、片剂、粉剂、气雾剂、含剂、吸食剂、栓剂、注射剂，等等。其中，最使中医生羡慕不已的是注射剂。这些剂型设计完全突破了古代中医药剂型设计遵循“医者意也”的那些原则了。表面上，这样的剂型设计已经与西药接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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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西药剂型的人知道，药物剂型的设计主要依据三个因素进行。一是药物的代谢情况。药物成分太复杂，如果肝肾代谢不了，通过肠胃代谢则比较安全一些，就绝对不能做成注射剂。另一个是药物在体内循环的路径。肠胃途径给药固然比注射途径安全。但是，药物可能到不了病灶，不能产生实际的治疗。这就需要寻求注射或标靶途径给药。如眼睛发炎红肿，直接对眼睛点眼药水，就肯定比口服通过肠胃代谢的中草药要更加直接、更加有效。最后一个需要考虑的是药剂的生物效率。有的药剂需要维持较长的时间，如避孕和止痛；有的需要见效迅速，如对心肌梗塞的急救和抗晕动；有的需要缓解药物的刺激性，如缓解因药物释放太快而出现胃痛、高血压、低血压、心动过速、困顿、过敏等等。所以，西药的剂型设计必须根据需要和可能进行。可是，中国的中草药剂型设计完全不遵守这些规则。在我国，以胶囊剂和颗粒剂出产的中成药，多半是为了掩盖实际的药物成分。以糖浆剂出产的中成药是为了以口感促进销售。以浸膏或酊剂出产的中成药，是为了追求特殊的药味。这些都蕴含了许多肮脏的经济利益和对患者未知的安全风险。
在剂型西化的中成药中，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和坚决拒绝的，是中草药注射剂。这是在我们中国已经声名狼藉，至今还没有被我国政府禁止的“西化的”一种剂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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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给药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快。静脉注射，可以在30秒钟以内发生药效。肌肉注射和皮下注射可以在5分钟以内发生药效。其次是它的生物有效性高。注射进去的药物成分，100%地可以产生生物学后果。所以，通过肠胃吸收不了，或吸收效率较差的药，用注射方法通常都能发挥很好的生物学作用。再次是注射给药可以维持较长的生物效果，如醋酸甲地孕酮(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的避孕效果可以维持三个月。最后是静脉注射可以在体内以循环的方式反复地发生作用。
但是，在上述注射给药所具有的明显优势的另一边是巨大的风险。见效快，也意味着命悬一线。以注射方式给药，也意味着患者无法自我控制。如果注射器消毒不严，还可能导致交叉感染。操作不当的注射过程，潜存着气泡致命的风险。如此等等。对于中草药注射剂来说，由于注射给药使得药物的生物效率高达100%，这意味着，任何进入静脉、肌肉和皮肤组织的药物成分，不管它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不管它的单分子实体的还是多分子实体的，不管它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不管它是有害的、有益的、既无害也无益的，都会产生相应的生物学后果。正是注射剂的生物有效性高，这就要求注射剂的药物成分必须100%地可靠，而且还应当尽可能地单纯，注射剂药物设计者对药物成分的摄入、分布和排除状况，还必须要有100%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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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中草药注射剂成分是单纯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中草药注射剂进入人体之后的摄入状况、生物学后果、分布状况和排除率。所以，在我国，中草药注射剂导致过敏性休克具有相当高的发病率。仅在我国江苏省2004到2009年的5年间，就报道过因为使用中草药注射剂而发生的过敏性休克225起，死亡3人。由于中草药注射剂的设计者们对中草药注射剂进入人体之后的摄入状况、生物学后果、分布状况和排除率，一片茫然，所以，我国还没有任何部门就中草药注射剂的安全隐患提出了经得起科学检验的防范策略。所以，所有的中草药注射剂都是不值得信赖的。
中医生干的第四件中医科学化的事情，是西化中医疾病名称。
有文字根据的中医药史大概只有2700年。我们中国人自我标榜的“5000年的中医史”并没有切实可靠的文字根据。在这将近3000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医没有为世界贡献一个合格的疾病名称，更没有针对某种疾病提供公认的诊断标准。《伤寒论》所讲的“伤寒”与英语中的typhoid不对等。中医著作中的“疟疾”不等于malaria。既没有合格的疾病名称，又没有公认的诊断标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要赢得人们的同情和信赖，必须采取一些“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就有中医生把中医当中那些不合格的疾病名称进行西化的努力。于是，中医记载的“尿频”“尿急”被西化成了前列腺炎，“消渴”被西化成了糖尿病，“伤风”被西化成了感冒，“痞块”被西化成了癌症，“心气虚”被西化成了心脏病或高血压，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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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西化对于那些缺乏基本的医学和生理学常识的人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尿急，尿失禁，是逼尿肌过分活跃引起的，它属于神经系统疾病。有的人自主神经的自制力不行，容易产生条件反射，喝水之后，甚至看见水龙头滴水，都会刺激形成想排尿的生理反应。这些都与前列腺炎没有关系。可是，在中医疾病名称的西化过程中，它们都被毫无根据地解释成了前列腺炎。
在西医中，前列腺炎分为五类：急性前列腺炎、慢性前列腺炎、无细菌前列腺炎、无炎症前列腺痛、无症状前列腺炎。前两种前列腺炎都能检查出细菌和尿液的白血球阳性；无菌前列腺炎虽然不能检查出细菌，但却能检查出尿液的白血球阳性；前列腺痛除疼痛外，既不能检查出细菌也不能检查出白血球；无症状的前列腺炎只能检查出尿液的白血球阳性。它们未必都会伴随尿频或尿急症状。出现尿频或尿急的患者，除神经性因素外，其生理性改变的原因大多来自膀胱。其中一个原因是，伴随着寿年的增加，膀胱逐渐地老化，蓄尿和排尿的功能逐步有所降低，导致膀胱功能性的排尿不畅或排尿频度增加，甚至出现尿失禁。还有一种情况是膀胱癌、膀胱结石、前列腺增生压迫了膀胱，使得膀胱蓄尿的容积减小，也会出现尿频或者尿急。它们也是与前列腺炎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国那些致力于中医现代化的人，却把尿频和尿急无一例外地西化成前列腺炎。这显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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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和时间，我不可能对中医生西化的疾病名称做逐一的分析。但是，从中医生把尿频和尿急解释成前列腺炎可以看出，中医生将中医的疾病名称西化蕴含了许多误导。我看过韩国出版的电视连续剧《医道》，里边把中医记载的“消渴”当作西医的糖尿病。这也是非常错误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消渴，但消渴的人不一定患有糖尿病。
我可以负责地这么说，中医科学化的工作已经在我们中国做了差不多100年了，其中没有一项是符合科学的基本要求的。它除了用科学的外衣装扮基于迷信而又充满迷信的中医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果。早在1935年，陆渊雷就曾经产生过一种预感，“中医不科学化是要被废的，即便科学化亦会被废”。在我看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预感，而是中医药无法避免的必然结局。
原文链接：http://zhgybk.blog.hexun.com/80549384_d.html, 百拇医药
张功耀按：自从2006年，以我公开发表《告别中医中药》为开端，中医中药再次遭遇了人民群众自发的愤怒声讨。一些从中医中药当中得到过“好处”(这些“好处”充满了欺诈和愚昧)的民众，一直质问我，为什么不能推动中医中药走向现代化或科学化，却要以“告别”了事？2009年，一个韩国学者也问到了我这个问题。以下就是我对他的书面回答。现将这个对话的中文稿，原原本本地发在这里，作为我对中医科学化问题的一次再谈。
问：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科学。医学也是一样。西方医学是从寻求人体生理和病理解释的科学化，再进步到诊断的科学化、治疗的科学化、疾病预防的科学化和疗效评价的科学化的。请问，中医在科学化方面进行了哪些尝试？这些尝试是否成功？中医能不能在科学化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答：是的，科学是不断发展的。由于科学认识水平上的不同，科学在历史上的理论形态和所关心的侧重点也不同。力学就有亚里士多德力学、牛顿力学、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形态。你说得很对，医学也是这样。巴斯德(Louis Pasteur)创立的微生物学只能解释感染性疾病，伯托尔德(Arnold Adolph Berthold)创立的内分泌学说，将生长缓慢、发育不良、肝肾功能下降、性能力衰退、过度肥胖等疾病，以“激素分泌的不平衡”观念给以了非常合理的解释。1949年，鲍林(Linus Carl Pauling)和伊泰诺(Harvey Akio Itano)提出“分子疾病”(molecular disease)的概念，为癌症、心血管疾病、免疫性疾病，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科学解释，为医学进步埋下了一颗新的学术种子。不进步的医学，甚至找不到进步的门径的医学，一定不是科学的医学。很不幸，中医就是这样一种不科学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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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这个机会，我想顺便补充一下被李约瑟(Josephy Needham)博士阐述过的一个科学哲学原理，那就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那被称为科学的东西必须具有世界性，不具有世界性的认识不是科学的认识。任何地方性的或民族性的知识，如果不能世界化，就不能成为科学。李约瑟把这一知识演变过程，叫做科学知识的世界化。
如果有人拿一片阿斯匹林(aspirin)给我们，我们立马就会知道，它是一种世界性的用药。从这个药的生产标准到它的治病范围，都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接受监督和检验。反过来，如果有人建议我们，用柳树枝熬出来的水煮稀饭吃，以便治疗噎嗝、反胃和消化不良。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这种治病方法属于某个地方的“土方子”，不具有世界性。对于不是世界性的“土方子”，我们不要指望它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接受科学方法的检验。
其实，阿斯匹林是从古埃及人用过的“土方子”发展起来的。据艾伯斯草纸书(Ebers Papyrus)记载，早在公元前1543年以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将柳树皮用于需要止痛、退烧、消炎的疾病场合了。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这种医术传入了欧洲。所以，在古代希腊公元前6世纪遗留下来的医学文献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记载。我不知道韩国人是不是也使用柳树皮治病。在我们中国，柳树皮是经常被建议用来治病的。而且，《本草纲目》列举出柳树皮的治病范围有18种之多。淋病、黄疸、皮肤湿疹、牙痛都被列在了它的治病范围之内。有趣的是，其中，恰恰没有关于柳树皮止痛、退烧和消炎的记载。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虽然《本草纲目》列举了柳树皮的18种治病范围，但全都被国际社会忽略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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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中国，存在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爱国主义者情结。他们认为，世界上不接受中医中药是因为中国人对中医中药宣传得不够。
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国政府花在中医中药宣传方面的开支每年都是以十亿元人民币计数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意思是说，虽然桃花和李花从来不自我吹嘘自己的美丽，但它们自身的美丽却能够吸引不少人来欣赏它们。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人了解西医，和西方人了解中医，是同步进行的。有趣的是，人们对中医了解得越透彻，就越觉得中医不可靠，越发觉得它是一种庸医。医学是治病救人的东西。医学上不可靠的东西是必然要遭遇淘汰的，任何声嘶力竭地自我吹嘘都挽救不了它的命运。
由于欧洲人一直用柳树皮缓解发烧、止痛和消除炎症，所以，在欧洲告别中世纪的黑暗之后，对它的研究也被空前地增加起来。1763年，英国药物学家爱德华·斯通(Edward Stone)用16世纪瑞士化学家、医生、药物学家巴拉塞尔苏斯(Paracellsus)发明的植物活性成分萃取方法，从柳树皮当中获得了一些萃取物。他发现，用这些萃取物可以更加有效地缓解发烧、头痛、疲乏、寒颤等症状。五年以后，这位爱德华先生从秘鲁树皮(Peruvian bark)中也得到了具有类似治疗功效的萃取物。后来的药物学确认，这两种萃取物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它们都是水杨苷(sali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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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有机化学在德国兴起。欧洲的许多化学家开始尝试提纯有机化合物。由于柳树皮和金鸡纳树皮的萃取物在当时用得比较广，研究的人相应也比较多,于是，就有两位意大利化学家，布鲁格拉特尼(Brugnatelli)和冯唐纳(Fontana)，在1826年获得了高纯度的水杨苷结晶体。1830年，瑞士药物学家约翰·帕根斯特歇尔(Johann Pagenstecher)从绣线菊(spirea)当中也萃取到了这种物质。又过了8年，意大利药物学家拉法利·皮拉亚(Raffaele Piria)发现水杨苷可以转化为糖类物质，将这种糖类物质氧化，还可以获得水杨酸(salicylic acid)。他还发现，这个过程也可以在人体的代谢过程中实现。它比水杨苷的疗效更快、更直接、也更好。至此，药物学家终于揭开了柳树皮止痛、消炎、退烧的奥秘。
19世纪80年代，化学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那就是，可以从无机物当中合成有机物。其中，最突出的成果是用煤焦油合成了有机染料。从那以后，药物的人工合成研究走向了高潮。在这个背景下，德国的拜尔(Bayer)制药公司率先用人工合成的方法，生产出了水杨酸。为了减小水杨酸的副作用，拜尔公司又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实现了水杨酸的乙酰化(acetylating)，生产出了我们现在还在用的乙酰水杨酸(acetylsalicylic acid)。这就是阿斯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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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化的东西适合于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当然也适合于中国和韩国。所以，阿斯匹林走向了全世界。同样道理，所有被我们称作西医的东西也能在中国和韩国传播。让人始料不及的是，西医传入中国之后，引起了不少社会问题。其中，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中医生普遍面临着被西医敲掉饭碗的威胁。
其实，许多西方文明成果进入中国之后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大部分不具有文化特征)造成过类似的威胁。机器织布技术使中国人传统的手工织布无法生存。火药武器技术进入中国之后，中国人的“十八般武艺”蜕变成了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但是，所有这些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冲击，都没有像西医冲击中医那样对中医生和中华文化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切肤之痛。
其实，稍微有点科学哲学常识的人知道，西医与中医之间的较量，只是一个知识竞争问题，不是什么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问题。新的、进步的知识，必然淘汰旧的、落后的知识。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发生着。由此，亚里士多德力学遭遇牛顿力学的淘汰是正常的；热的运动理论淘汰热的物质理论也是正常的；西医冲击中医，乃至于最后淘汰中医，也肯定是正常的。希腊人没有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力学被淘汰而感到希腊民族文化的危机。英国人也没有因为牛顿力学被出生于德国的爱因斯坦超越而仇视德国。恐怕只有我们中国，对产生于自己本民族那些落后而愚昧的认识遭遇到知识更新的冲击之后，那样耿耿于怀，那样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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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主动地接受外来民族的新知识、新思想、新方法，是这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希望所在。可是，我们中国那些心胸狭窄的民族主义者，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为了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把民族兴旺的根本利益踩在脚下，一再把知识进步看作是摧毁民族文化的洪水猛兽，却把保守落后、衰败、野蛮的旧文化供奉在维系民族文化命脉的神龛上，屡屡以此煽动起对知识更新和科学进步的民族仇恨和文化对立。这种思潮与其说是对民族文化的保守，莫如说是对人类进步的反动。
事实上，由知识进步而被煽动起来的中华民族极端排外的民族仇恨和文化对立，在我国的天文学领域也曾经发生过。从明朝末年开始，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的天文学。那个时候，中国有一批靠玩弄他们的天文学骗取钱财，甚至左右朝廷大政方针的人，唯恐自己的既得利益被西方天文学摧毁，毫无根据地把西方的天文学捏造成“谋夺人国”的“邪教”。这意思就是说，西方的天文学不但足以颠覆中国人的人心，而且还足以颠覆中国的现政权和整个政治制度。进入清朝以后，出了一个头脑清醒的康熙皇帝，他在1668年11月到1669年8月之间，先后七次，亲自主持了中国的天文学与西方的天文学在理论计算与实际测量之间的误差检验。每次检验都是西方的天文学胜出。在康熙皇帝的竭力推动下，西方的天文学才在中国生根，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天文学才蜕变成科学史上的“古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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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境内还在进行的“中医存废之争”，与30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中西天文学之争，十分相似。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了康熙皇帝。
但是，医学毕竟是人命关天的。没有康熙皇帝，中国人依然要讨论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医学问题。西医的疗效快而且可靠。中医的疗效不确切，大多带赌博性质。西药用起来方便，几个药片、几包小小的药粉，用温开水送进口里，吞服下去，或者撒在伤口上，简简单单地就OK了。中药从采药、制药、抓药、煎药到最后服药，中间蕴含了许多繁杂的过程和莫名其妙的禁忌。携带也不方便。更有甚者，在我们中国，经常发生中医生自己毒死自己的事情。它常常使我国民众在接受中医治疗之前，不寒而栗。至于因为接受中医的无效治疗而贻误病情，丧失最佳治疗时机，使患者的生存希望在中医药不科学的治疗之下而误入黄泉之门，更是多得不计其数。与之相比，西医因为对已经认识到的疾病都有统一的诊断标准和医学处置标准，并且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接受监督和检查，如果有人试图自作主张修改这些标准，或违规使用这些药物，那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求和道德的谴责。最后，西医讲出来的道理一是一，二是二，非常清晰明白，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它不像中医，一种疾病可以讲出十多种不同的道理，写出上百个不同的药方。从这样的比较中，任何一个不闭眼的人都可以看到西医的智慧和中医的愚昧。在这样的比较之下，中西医之间的知识竞争就演变成中医生为努力保守自己的饭碗而进行的对抗。为了保守自己的饭碗，中医生们不得不启动了一种叫做“中医科学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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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中医科学化该做些什么事呢？
在我们中国，任何人都享有自由行医的权利。不管什么人，即使大字不识也没有关系，只要自己挂出一面行医的杏黄旗，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堂行医，完全不需要接受任何行医资格审查。这种局面，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在中国的行医者当中，每个医生的受教育程度是参差不齐的。能够对医学进步多少还能产生一些紧迫感的人，只能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恽铁樵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个人1878年出生在中国的福建省。1935年去世。他曾经在上海的南洋公学接受过良好的外国文学训练。他创办过《小说月报》，翻译过一些中篇小说。期间，他也利用业余时间阅读过许多中医药书籍和西医著作。他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个职业是文学出版。大约出于“行医更赚钱”的考虑，在我国“人皆可以为医生”的自由行医制度下，他非常顺利地成为了一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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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铁樵没有受过严格的医学训练，却成为了中医科学化的第一推手，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受过良好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自由行医的社会环境中，像恽铁樵那样具有大学毕业文化水平的行医者，在20世纪最初30年里，可谓凤毛麟角。第二个方面是，他以自己亲身的医疗实践使他笃信中医有效。
事实上，恽铁樵笃信中医有效是非常盲目的。熟悉人体生理和病理变化的人知道，人类有一半以上的疾病具有自限性，也就是可以不治自愈。你看那些“千年的老乌龟”，在它们的一生中，肯定也生过病，可是，它们却活得比我们人类的寿命还要长。
依据疾病具有自限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论：
假设恽铁樵平均每天看3个病人。从理论上讲，只要他采取比较温和的，不使用太冒险的方法看病，至少有一半的病人，在经过他的治疗之后，会发生好转。这样一年下来，理论上可被他“治愈”的病人，至少都有550个。其余没有被他治好的病人，通常也不会去特别地责怪他。假若在经他治疗以后好转的病人当中，有百分之一的人给他送锦旗，他一年之内就可以收到五面锦旗。这样下去，只需三年，在他药铺的墙壁上就可以挂出15面歌颂他的医术的锦旗。恽铁樵受教育的程度在当时中医行里头是首屈一指的。加上他谨慎行医，所以，他非常轻松地就获得了“一代名医”的声誉。正是这个“一代名医”的声望，使得恽铁樵坚信“中医的确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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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恽铁樵又毕竟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完全知道真正科学的医学应该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在笃信中医有效的同时，又坚信“中医不科学”。他曾经批评我国流传下来的中医著作：“满纸陈死人之余唾，参以不可究诘之呓语”。
为了使“的确有效”的中医摆脱“不科学”的坏名声，恽铁樵最早尝试着将中医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与西医做一些沟通。他仿照西方传教士将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冬至”解释成英文的“winter solstice”，试图把中医药当中的概念和理论与西医做一些对等的翻译。他说：“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
恽铁樵在将中医与西医相“周旋”的过程中，曾经取得了一些他自己感到满意的结果。他依据《灵枢·营卫生会篇》的说法，将中医里边的“营气”解释为血脉里边具有营养身体功能的各种物质。又依据同一文献和《素问·痺论》关于“卫气”的阐述，将“卫气”与西医理论当中神经系统的体温调节功能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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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铁樵这个人曾经非常自信。他引述朱熹的话勉励自己说：“吾读书未尽一页，不敢读第二页；未尽一卷，不敢读第二卷。所谓尽者，谓能尽行明了其意义也。”
但是，恽铁樵在进行中医与西医的“周旋”中，所遇到的实际状况却非常尴尬。虽然他自认为他已经成功地将中医当中的“营气”解释为血脉当中的营养物质了，可是，中医所说的某些“营气病”症状，如“神昏谵语”和“心烦不寐”，却不能用西医的“营养不良”去解释。更有甚者，虽然他自认为他已经成功地将“卫气”解释为神经系统对体温的调节作用了，但这个解释却与西方传入中国的生理学原理格格不入。按照西方生理学的认识，人体的体温是由自主神经控制的。如果仅仅局限在这句话上，恽铁樵简直可以对“卫气”的科学化解释高唱凯歌了。然而，下面的内容却使恽铁樵非常难堪。《黄帝内经》上说：“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者也。”据此，中医一直将“卫气症”(也叫“卫分症”)归结为“邪伤皮毛”或“邪客于肺”的小毛病，这就无法与西方的神经生理学协调起来了。假若某位病人长时间地发烧，或者长时间地处于病态的体温偏低状况，按照中医的解释，他属于“卫气虚”，是“邪伤皮毛”或“邪客于肺”所至。对于前者，中医生常用的方剂是银翘散。对于后者，中医生常用的方剂是桑菊饮。可是，依据西方的病理学解释，它是由自主神经紊乱引起的，并不如“邪伤皮毛”或“邪客于肺”那样简单。这样一来，恽铁樵在中西医之间所做出的“周旋”，往往都是读懂了第一句之后，读不懂第二句；读懂了第一页之后，无法继续读懂第二页。于是，恽铁樵关于中医科学化的尝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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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恽铁樵去世。另一位主张中医科学化的先锋人物是陆渊雷先生。这个人曾经是恽铁樵的学生。这个人的特殊身份曾经使他成为保守中医的铁杆人物，和不择手段打击反中医人士的鹰犬。有趣的是，自从陆渊雷真正地阅读了一些西医著作以后，又使他蜕变成了在我国努力推动“中医科学化”的头号人物。
陆渊雷的古汉语和外语阅读能力都很好。他既读过不少中医药经典著作，也广泛涉猎了不少西医书籍。他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知识也比较全面。他曾经撰写并出版了一部三卷本的《生理补正》，试图用他知道的西方生理学理论纠正中国人在人体生理认识上的错误，并以此推动中医科学化。他在这本书的《绪言》中说：“国医之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实理。天下无不合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又说：“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
鉴于这样一个判断，陆渊雷主张清除中医里边那些“不合实理”的理论；放弃那些明显失效的方剂；即使确有疗效的方剂，也要弄清它们的作用机理。用我们中国最时髦的话说就是，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中医药彻底地来一个“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此，陆渊雷主张废除《黄帝内经》《难经》《针灸甲乙经》作为中医生学医的必读教材，对中国古代流行的药方集成著作，他也主张区别对待。他鼓励中医生，要敢于否定那些没有疗效的药方，他还鼓励从事中医药教学的老师，敢于“别为时方”。除此之外，陆渊雷还竭力主张，学中医的人应当了解一些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知识和西医的基础理论，如生理学、解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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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陆渊雷推动中医科学化的这些尝试，并不被中国社会所接受，许多人批评他的做法是“非驴非马”，“驴唇不对马嘴”。
1950年8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卫生部召开了首次全国性的卫生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在中国推行中医科学化。但是，在如何实现中医科学化的问题上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它放弃了恽铁樵所倡导的“中西医之间的对译”，也放弃了陆渊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努力，而是依据当时担任我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的一个说法：“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选择了“中西医结合”这条道路。“西医好”是世界性的好。“中医好”则不是世界性的好。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是否真的更好？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敢于这样发问。
毛泽东原来是不相信中医的。但是，毛泽东推行的中医政策却比周恩来更激进。毛泽东所希望的，不是中医和西医平等地的结合，而是以中医为主导，把西医结合到中医里边。所以，毛泽东号召我国的西药医生要向中医学习。为执行毛泽东的这个医疗政策，我国还由政府出面在全国各地举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培训。所以，中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医科学化，其基本特征是以中医为主导的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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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以中医为主导的中西医结合究竟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他们干的第一件事是试图创立“新医学”。在这个新医学当中有一种疗法，叫做埋线疗法。它是这样做的：
选择胃俞、脾俞、中脘、上脘四个穴位，做好标记，令病人仰卧，经穴位消毒以后，对所选定的穴位进行常规的麻醉。然后，用不锈钢针穿上羊肠线，左手攫起中脘与上脘之间的皮肤，右手从中脘穴位进针，上脘穴位出针，把线尾拉进肌肉里边，再剪断上脘穴位出来的线头，再松手，令线头自动缩回到肌肉里边去。最后再缠上消毒纱布。完成这两个穴位的埋线以后，再叫患者翻过来俯卧，在胃俞和脾俞两个穴位之间重复以上的埋线手术。
发明这些“新医疗法”的中西医结合医生宣称，对患者施行这样的埋线手术，可以治疗十二指肠溃疡和支气管哮喘。
他们干的第二件事是推行西药的中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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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用药，没有深究药物的有效成分的习惯和能力，全凭一些不可靠的表面判断和猜测行事。
在中国古代，农历的十一月被称为“子月”，以后各月的顺序为丑月(12月)、寅月(1月)、卯月(2月)，以此类推。魏晋时期(公元3-5世纪)的中医生据此做出一种推断，采自寅、卯、辰(3月)、巳(4月)四个月而又无毒的药是大补之药。其逻辑证据竟然就是这些药出在“万物生荣之时”。采自午(5月)、未(6月)、申(7月)、酉(8月)四个月的药则具有“祛患为速”的功效，因为它们出在“万物成熟之时”。采自戍(9月)、亥(10月)、子、丑月的药，则“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因为它们出在“万物枯藏之时”。
这显然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进入唐朝以后，又有一些中医生依据动物界皆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推断中药也有“阴阳”及其“法像”。于是，有羽毛的动物“生于阳而属于阴”，有鳞片的动物“生于阴而属于阳”。空青的植物(如竹子)和动物(青蛇)与“木”相类似，所以“主肝”，可以用来治疗肝经疾病。反之，赤色的植物或动物，与“火”相类似，所以“主心”，可以用来治疗心经疾病。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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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中医目前还在流行的用药理论是“五味”(酸、咸、甘、苦、辛)和“四气”(寒、热、温、凉)。它可能起源于唐朝初年。这种用药理论是从中国古代关于世间万物成于天地的猜想延伸出来的。这里讲的“四气”源于一年四季的“天气”变化，“五味”则被认为是受“地气”决定的五种基本口感。稍微有点化学常识的知道，物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是由构成这些物质的化学元素及其结构方式决定的。“天气”和“地气”只是造成这些物质生成的外部原因。可见，用“五味四气”来指导用药，根本就是十足的愚昧。但是，我们中国的中医生却不但一直对它乐此不疲，而且始终认为这样做“很有效”。
西医进入中国之后，一些致力于中西医结合的医生们，便尝试着对西药也做出类似于“五味四气”那样的解释。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有山东省中医生张锡纯曾经将自己的上述尝试写出了一部《医学衷中参西录》。在这部著作中，张医生把阿斯匹林确定为“性寒，体虚者慎用”。据此，他提出建议，若要用阿斯匹林治病，应当辅之以温补脾胃的中药。由此就造成了用中医方法指导使用西药的荒唐。当前我国流行的“中西医结合”方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这种荒谬的用药方法当中延伸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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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干的第三件事是使中药西药化。
我不知道韩国民众是怎样理解“中药”的。在我们中国，“中药”这个概念非常混乱。前面我提到过一部《本草纲目》。这本书是明朝的李时珍花了27年时间收集整理出来的。它现在还是中医中药的象征和最权威的参考书。这部书收集了3725种“中药”。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不能算“药”。比如，书中记载的13种“天水”(雨、露、霜、雪)，30种“地水”(井水、流水、海水、温泉、古墓积水)，11种“阳火”(可以用水浇灭的火，如柴火)，30多种“阴火”(可以在水中燃烧的火，如雷火、磷火、酒精燃烧)，都是不能算“药”的。此外，如，稻米、小麦、高粱、花生、海带、猪肉、食盐、醋、酒、大蒜、生姜、草鱼、泥鳅，应该算食品，不能算药品，《本草纲目》也把它们记载成了药品。由于“中药”的概念模糊，所以，我国在“中医科学化”的旗帜下所做的中药研究工作也非常模糊，非常荒谬，非常危险，非常具有欺骗性。下面这些“中医科学化”的工作，就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
第一、通过现代化的分析方法为中草药的传统用法做虚假的科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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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已经介绍了阿斯匹林的发明过程。事实上，有许多西药的开发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的。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奎宁(quinin)、二甲双胍(metformin)、秋水仙碱(colchicine)、紫杉醇(pacilitaxel)。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化学领域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叫植物化学(Phytochemicals)。植物的香味、颜色、汁液的物理特性，都受到了植物化学家们的重视。我们中国一些从事化学和中医药研究的人，便尝试着把植物化学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到中草药研究。但是，鲁迅先生说过，中国像一口大染缸，西方许多优秀的成果和方法，经过中国这口文化大染缸浸染以后，就要变得漆黑。所以，看上去，他们是在用植物化学的理论和方法在那里做中草药研究，而实际上却是在那里为中草药的传统用法做虚假的科学解释。
据我所知，中国人和韩国人都特别迷信人参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据《本草纲目》记载，人参得升麻补上焦，得茯苓补下焦，得麦冬升脉，得干姜补气，得黄芪、甘草除大热，泄阴火，等等。可是，人参为什么会具有如此神奇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呢？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或韩国人解释清楚了。有趣的是，中国人自己没有解释清楚的东西，又希望别人能够接受。否则，拒绝接受的那些人会被这些自以为是的中医生斥责为“无知”“愚昧”。在所有不理解中医生的做法的人当中，“最愚昧”“最无知”的，可能还是来自欧美国家的外国人。近代的中国，门户洞开，经常遭遇西方列强的侵略，也经常有不少外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令中医生感到困惑和羞耻的是，列强居然从来不要中国的人参。做生意的不买中国的人参，当士兵的也不抢夺中国的人参。对此，中医生的解释是：“洋夷不识我大清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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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中医科学化的人，显然不能满足于“洋夷不识我大清之宝”的埋怨和批评。于是，他们带着“人参大补”的研究义务，在人参体内发现了两类人参皂苷(Ginsenosides)。
科学研究本不应该带着某种既定的义务进行。发现人参皂苷应当只是正确认识人参的第一步。如果不能在人参皂苷与它传说中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之间，建立起有说服力的因果关系，这个人参皂苷的发现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们中国的药物学家没有再做后面的工作，就开始下结论了。他们宣称，人参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就来自这些人参皂苷。
你可能知道，除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生产人参外，美国、德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也生产人参。有趣的是，美国、德国、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生产的人参，都没有在它们的出产地消费，大部分都卖到中国来了。我们中国人把美国进口的人参叫花旗参。据知，花旗参体内的人参皂苷Rb1含量，在所有人参当中是最丰富的。可是，2003年有人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人参皂苷Rb1具有影响胎儿发育，导致胎儿畸形的副作用。2007年，香港浸会大学又有人发表研究报告指出，人参皂苷Rb1具有抗血管再生的作用。这种作用对癌症患者有益，对心血管疾病患者，以及存在外伤和需要手术愈合的患者，则是极为不利。遗憾的是，我国的药物学家在对“中药”进行“西化”研究的过程当中，往往都是以一种捕风捉影，甚至公然弄虚作假的方式，只公布其中对“弘扬中医药文化”有利的部分，竭力掩盖对“保守中医药”不利的部分。所以，我国绝大部分民众至今还不知道人参对心血管疾病、风湿性疾病、外伤性疾病(外科手术、胃出血、咯血、肠穿孔)、妇女的月经病和妊娠期间对胎儿的不利影响。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中医生虽然打的旗号是“中医科学化”，但他们并没有使中医中药面对科学，接受科学检验的勇气。可以想象，这样的“中医科学化”工作做得越多，对接受中医药的人所构成的欺骗也就越大，后果也就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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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仿照西药“西化”中草药剂型。
我们通常使用的西药都依据需要和可能进行了剂型设计。中医根本谈不上任何剂型设计。中医生用药的基本剂型只有汤、丸、膏、散、丹五种，以汤剂为主。使用汤剂，是因为中医生相信，汤剂具有“荡涤脏腑”的功效。使用丸剂是因为中医生相信它可以“破坚积”。使用散剂是因为中医生相信，“散”字蕴含了“驱散”“散去”的意思，依据“医者意也”的中医药哲学，它具有驱除风、寒、暑、湿的功效。因此，在“可汗而不汗”“可吐而不吐”“可下而不下”的疾病场合，中医生都倾向于用散剂。
这样的“剂型设计”当然是毫无科学依据的。
当西医进入中国以后，中医生发现西医里边有许多闻所未闻的剂型，如胶囊剂、片剂、粉剂、气雾剂、含剂、吸食剂、栓剂、注射剂，等等。其中，最使中医生羡慕不已的是注射剂。这些剂型设计完全突破了古代中医药剂型设计遵循“医者意也”的那些原则了。表面上，这样的剂型设计已经与西药接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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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西药剂型的人知道，药物剂型的设计主要依据三个因素进行。一是药物的代谢情况。药物成分太复杂，如果肝肾代谢不了，通过肠胃代谢则比较安全一些，就绝对不能做成注射剂。另一个是药物在体内循环的路径。肠胃途径给药固然比注射途径安全。但是，药物可能到不了病灶，不能产生实际的治疗。这就需要寻求注射或标靶途径给药。如眼睛发炎红肿，直接对眼睛点眼药水，就肯定比口服通过肠胃代谢的中草药要更加直接、更加有效。最后一个需要考虑的是药剂的生物效率。有的药剂需要维持较长的时间，如避孕和止痛；有的需要见效迅速，如对心肌梗塞的急救和抗晕动；有的需要缓解药物的刺激性，如缓解因药物释放太快而出现胃痛、高血压、低血压、心动过速、困顿、过敏等等。所以，西药的剂型设计必须根据需要和可能进行。可是，中国的中草药剂型设计完全不遵守这些规则。在我国，以胶囊剂和颗粒剂出产的中成药，多半是为了掩盖实际的药物成分。以糖浆剂出产的中成药是为了以口感促进销售。以浸膏或酊剂出产的中成药，是为了追求特殊的药味。这些都蕴含了许多肮脏的经济利益和对患者未知的安全风险。
在剂型西化的中成药中，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和坚决拒绝的，是中草药注射剂。这是在我们中国已经声名狼藉，至今还没有被我国政府禁止的“西化的”一种剂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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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给药的优势非常明显。首先是见效快。静脉注射，可以在30秒钟以内发生药效。肌肉注射和皮下注射可以在5分钟以内发生药效。其次是它的生物有效性高。注射进去的药物成分，100%地可以产生生物学后果。所以，通过肠胃吸收不了，或吸收效率较差的药，用注射方法通常都能发挥很好的生物学作用。再次是注射给药可以维持较长的生物效果，如醋酸甲地孕酮(medroxyprogesterone acetate)的避孕效果可以维持三个月。最后是静脉注射可以在体内以循环的方式反复地发生作用。
但是，在上述注射给药所具有的明显优势的另一边是巨大的风险。见效快，也意味着命悬一线。以注射方式给药，也意味着患者无法自我控制。如果注射器消毒不严，还可能导致交叉感染。操作不当的注射过程，潜存着气泡致命的风险。如此等等。对于中草药注射剂来说，由于注射给药使得药物的生物效率高达100%，这意味着，任何进入静脉、肌肉和皮肤组织的药物成分，不管它是有机物还是无机物，不管它的单分子实体的还是多分子实体的，不管它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不管它是有害的、有益的、既无害也无益的，都会产生相应的生物学后果。正是注射剂的生物有效性高，这就要求注射剂的药物成分必须100%地可靠，而且还应当尽可能地单纯，注射剂药物设计者对药物成分的摄入、分布和排除状况，还必须要有100%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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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中草药注射剂成分是单纯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中草药注射剂进入人体之后的摄入状况、生物学后果、分布状况和排除率。所以，在我国，中草药注射剂导致过敏性休克具有相当高的发病率。仅在我国江苏省2004到2009年的5年间，就报道过因为使用中草药注射剂而发生的过敏性休克225起，死亡3人。由于中草药注射剂的设计者们对中草药注射剂进入人体之后的摄入状况、生物学后果、分布状况和排除率，一片茫然，所以，我国还没有任何部门就中草药注射剂的安全隐患提出了经得起科学检验的防范策略。所以，所有的中草药注射剂都是不值得信赖的。
中医生干的第四件中医科学化的事情，是西化中医疾病名称。
有文字根据的中医药史大概只有2700年。我们中国人自我标榜的“5000年的中医史”并没有切实可靠的文字根据。在这将近3000年的历史演变中，中医没有为世界贡献一个合格的疾病名称，更没有针对某种疾病提供公认的诊断标准。《伤寒论》所讲的“伤寒”与英语中的typhoid不对等。中医著作中的“疟疾”不等于malaria。既没有合格的疾病名称，又没有公认的诊断标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要赢得人们的同情和信赖，必须采取一些“与国际社会接轨”的措施。在这些措施中，就有中医生把中医当中那些不合格的疾病名称进行西化的努力。于是，中医记载的“尿频”“尿急”被西化成了前列腺炎，“消渴”被西化成了糖尿病，“伤风”被西化成了感冒，“痞块”被西化成了癌症，“心气虚”被西化成了心脏病或高血压，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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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西化对于那些缺乏基本的医学和生理学常识的人来说，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尿急，尿失禁，是逼尿肌过分活跃引起的，它属于神经系统疾病。有的人自主神经的自制力不行，容易产生条件反射，喝水之后，甚至看见水龙头滴水，都会刺激形成想排尿的生理反应。这些都与前列腺炎没有关系。可是，在中医疾病名称的西化过程中，它们都被毫无根据地解释成了前列腺炎。
在西医中，前列腺炎分为五类：急性前列腺炎、慢性前列腺炎、无细菌前列腺炎、无炎症前列腺痛、无症状前列腺炎。前两种前列腺炎都能检查出细菌和尿液的白血球阳性；无菌前列腺炎虽然不能检查出细菌，但却能检查出尿液的白血球阳性；前列腺痛除疼痛外，既不能检查出细菌也不能检查出白血球；无症状的前列腺炎只能检查出尿液的白血球阳性。它们未必都会伴随尿频或尿急症状。出现尿频或尿急的患者，除神经性因素外，其生理性改变的原因大多来自膀胱。其中一个原因是，伴随着寿年的增加，膀胱逐渐地老化，蓄尿和排尿的功能逐步有所降低，导致膀胱功能性的排尿不畅或排尿频度增加，甚至出现尿失禁。还有一种情况是膀胱癌、膀胱结石、前列腺增生压迫了膀胱，使得膀胱蓄尿的容积减小，也会出现尿频或者尿急。它们也是与前列腺炎没有关系的。但是，我国那些致力于中医现代化的人，却把尿频和尿急无一例外地西化成前列腺炎。这显然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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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和时间，我不可能对中医生西化的疾病名称做逐一的分析。但是，从中医生把尿频和尿急解释成前列腺炎可以看出，中医生将中医的疾病名称西化蕴含了许多误导。我看过韩国出版的电视连续剧《医道》，里边把中医记载的“消渴”当作西医的糖尿病。这也是非常错误的。糖尿病患者会出现消渴，但消渴的人不一定患有糖尿病。
我可以负责地这么说，中医科学化的工作已经在我们中国做了差不多100年了，其中没有一项是符合科学的基本要求的。它除了用科学的外衣装扮基于迷信而又充满迷信的中医之外，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果。早在1935年，陆渊雷就曾经产生过一种预感，“中医不科学化是要被废的，即便科学化亦会被废”。在我看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预感，而是中医药无法避免的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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