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产科最有名的男医生(热点人物)
 |
本报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郎景和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妇产科学界首屈一指的专家。他这些“高大”的头衔，每次一看到，就让人想起张爱玲的话，“见到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去……”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其实非常和善。
每次见他，总要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那长长走廊的一头、一间小而不起眼的门前等很久。这扇门没有门牌，陌生人也许会把它当作仓库或储藏室，然而穿白大褂的医生一个个拿着各种文件，走马灯一样出来进去。
一般至少要等15分钟以上，才会见他推开紧闭的门，闪身出来迎客。他72岁了，身材并不很高，略有些发胖，但腰背笔挺，脸上带着雍容而矜贵的笑容，微微低一下头，算打过招呼。通常，他上身穿深色的蓝格子衬衫、黑色羊毛马甲，黑发清爽而整齐，一丝不苟地向后梳去，只要再加一根拐杖，就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绅士。但偶尔，他穿着绿色半袖手术衣，裤腿挽到膝盖上，穿着拖鞋，坐在椅子上谈得一时兴起，极惬意地翘起了光光的脚丫，又像一个披发跣足的魏晋名士。
, http://www.100md.com
他是医生，也是作家。医生里很少见他这样谈起泰尔戈、毕加索、达利如数家珍的，作家里很少见他这样用一把手术刀解除无数女性病痛愁苦的。他就是“妇产科里的男医生”、“一代儒医”郎景和。
“我喜欢善良、柔美的女人”
很多人都会好奇，一个男人，为何要做一名妇产科大夫？郎景和也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论妇产科男医生》，里面说“因为特殊，人们都会特殊地看待他们。百姓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干这行，有病呀？对象说：当哪科大夫都比这强，在你面前，一点神秘感都没有，你能在意我吗？你能在意我妈吗？”
中国有10万余妇产科医生，其中男医生只占10%—15%；但在欧美，这个比例是70%—80%。对于差距的悬殊，郎景和认为很好解释，这和封建传统思想有关。医生在诊疗时，也许可以将自己当作超越性别的存在，但患者却不这么想。他去过日本，日本很多女性是不工作的，所以不管哪科医生，都是男性多；欧美没有封建意识，而且整个职场中，男性占绝对强势；香港和台湾的妇产科男医生也多，因为他们受日本、欧美影响很大。
, http://www.100md.com
作为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批“珍稀动物”，郎景和对自己的“妇产科男医生”身份非常自豪又略作调侃：“我们多干活，少说话，全天候上班，不休例假，不休病假，不休产假，而且我们不会说‘生孩子谁不会生，喊什么，叫什么!’”
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奠基人林巧稚，亲自引领郎景和走上“妇产科男医生”之路。1964年，林巧稚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在毕业分配来的一批大学生中，她看中了郎景和。提起当年的选择，郎景和认为没有想太多方便不方便、尴尬不尴尬的问题，在协和这样西化的大医院里，女性对男医生的抗拒表现得并不明显。48年后，掌管协和妇产科的郎景和也会有意识地在每期毕业生中，选择一两个男医生留下，如今妇产科123个医生中，已经有40多个男医生，比例高达1/3。
作家毕淑敏曾采访郎景和，问他，“女人最高贵的品质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首先是善良，其次是美丽。”工作的地方虽然女性扎堆儿，但郎景和常饱含着深情回忆起自己生命中最爱的女性——母亲。寒冷冬日，他沏了杯红茶，坐在椅子上，在琥珀色茶汤上飘起的阵阵暖香中举起书，开始朗读一篇自己回忆母亲的文章：“五十年前，我的少年时代……”父亲有些木讷，母亲操持一切家务，照顾他这个独子。他睡着后，母亲会小心地抽出他手中的书，折一页书角，放在枕下；醒来时眼睛睁不开，母亲会轻轻地舔湿，让他慢慢睁开，然后温柔地说：“快去洗洗脸，吃西瓜。”他说，从这篇文章中，你可以看出我对母亲的爱，母亲对我的爱。母亲是柔美的，他想了想说，“我喜欢柔美的女性，贾宝玉所说的那种水一样的女性。”母亲多病，小时候他常常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请看病的先生。先生夹一个黑色的皮包，亮亮的，他跟在皮包后头。到家里，皮包被打开，露出一个小小的铝盒，先生拿出酒精和针来，那酒精的味道让人感觉非常特别，一针下去，母亲就好了，他对先生怀着浓浓的崇敬和感激。
, http://www.100md.com
“医学是我的职业，哲学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爱好”
对文学的热爱，让郎景和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医生。他说，小时候写诗、写散文，4行诗可以赚1块钱稿费，2毛5一行。“那时候的1块钱什么概念？我们中学在山上，我可以用它请3个同学下山吃一顿饭。”最多一次，他赚了10块钱稿费，比一个月8块钱的甲等助学金还高，“加上家境不错，”他笑说，“我买皮鞋、买书，什么都可以买。”
“赚钱”当然不是他写诗与散文的目的，只是给他带来自豪与成就感。现实的艰辛没有过早压迫他，给他时间充分体会生活之美。他回忆，每当学校要远足，他会写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登在黑板报上，题目就叫《旅行去》。他和另外两个同学组成个小小的编辑部，负责全校的快报和黑板报，中秋节晚上也不休息。学校每人发了一块月饼，“那月饼真好吃，黄黄的，渗出来的油将包点心的纸都浸透了，整个屋子飘着它的香味，一直钻到人心里头。我们把自己的月饼吃下去，又把另外一个同学的也分吃了，吃完还是觉得很香，在肚子里想。我说我下去再买一块吧，买回来放在那儿，我们俩真没出息，又把那块给吃了。”
, http://www.100md.com
考大学的时候，他在中文系、哲学系和医学系之间徘徊了好久。他喜欢文学，小学4年级，《红楼梦》、《说岳全传》这些传统文学作品就都看过了。中国作家里，他觉得徐志摩的风花雪月固然不错，但他更爱鲁迅隐藏在尖刻下的力量；外国作家里，他爱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飞鸟集》，时常上课藏在桌下偷偷地看。他也迷恋哲学，冯至的《平凡的真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都看了。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医学，因为“一门具体的技术可以帮助像母亲那样的病人解除痛苦。”
“医学是我的职业，哲学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爱好。”他说，你一定要写上这句话。“医学是人学，文学也是人学，这点肯定是相通的，包括音乐、艺术也一样。对于医学，只有感觉不行，你必须理解；对于艺术，你可以不理解，但要有感觉。站在梵高的画前，也许你不太懂，但看久了，内心会升起各种各样的感想，这些感想都丰富人的阅历与思想，让你对人性有更多的了解。”
他一直坚持每个月去一趟三联书店，一次买回十几本书，都是散文、杂文等“闲书”。这些书即使没时间细读，他也会翻阅一遍，写东西、想事情时想起在哪本书里，就把它找出来。在协和医院妇产科的“月报会”上，他每次推荐一本书，不是敷衍，而是认真地用幻灯做出不到10分钟的读书报告。他推荐过医学教育家威廉·奥斯勒的《生活之路》、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和美国著名神学家路易·帕罗的《江边对话》。“科里100多个医生，”他开玩笑说，“每次推荐完，书店的书就脱销了。”
, 百拇医药
“临床医生要走到病人床边去，永远面对面的工作”
最近十几年中国医患矛盾愈演愈烈，郎景和对医学进行了更多的人文思考。威廉·奥斯勒在《生活之路》里说，现代医学的弊病日趋显著：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这话常常让郎景和回想起年轻时看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里张秉贵卖糖的经历。“百货大楼一进去靠左手那个柜台是张秉贵卖糖的，我不买，但是特别愿意看，站在边上可以看二三十分钟。老头个儿不高，腰板溜直，一把准准地抓起半斤或三两糖，然后一包，包得特别好，找钱时脸上都在笑，让你感觉比糖还甜。”
张秉贵的可贵之处，不在于他抓糖技术的精准，而在于他对每一个买糖的人的珍视。郎景和觉得，一个临床医生不仅应关注各种先进知识和技术的运用，更应该对病人有细心的体察和感性交流。“一个产科大夫要接生100个以上的孩子，才能知道生产是怎么回事。你背熟了产科三要素，产力、胎儿、骨盆，不行；在模型上模拟，也不行；看过接生，还不行。必须自己去接生!协和至今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助产士的医院，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大夫，都要亲自接生。”
, http://www.100md.com
什么是感性交流？郎景和说，你要读得懂病人的眼神，知道他们是迷茫，还是忧郁。前提是你一定要看他，不看怎么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前年我去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朋友送了我一条他们的领带，很平常的东西，但上面除了斯坦福的标识，还绣了一个听诊器。听诊器代表什么？为什么不绣心电图，也不绣心动图？因为听诊器是和病人最亲密接触的东西。林巧稚大夫的听诊器永远挂在脖子上，”他指了指办公室里一张临时用来休息的床，“我的听诊器就挂在那个床头。”
2010年，他去米兰开第35届欧洲内科肿瘤学会大会，大会的口号让他心有戚戚焉：好的科学，更好的是医药，最好的是实践。他说，“‘实践’指的是临床医生一定要走到病人床边去，永远和他们面对面的工作，如果病人来了你连头都不抬就让他去检查，怎么和他交流？”他将医患关系定义为“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体现了医学的社会性和人文性。
然而，不管医生付出多大的努力，有些病人依然不满意，郎景和说，那是他们对医学的理解不全面。比如，很多老人过世都归咎为“医治无效”，其实，衰老和死亡是人生的正常规律。医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风险性，即使整个医疗过程没有错误、无可挑剔，也有可能医治失败，这是所有人应该接受的事实。
《江边对话》里，赵启正问，爱因斯坦是个伟大的物理学家，但他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你怎么解释呢？路易·帕罗回答，爱因斯坦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上帝指明方向，我来完成细节。”郎景和说，做医生也是这样。他有自己对命运的看法，认为生和死自有它的轨迹。“一个人应该有所敬畏，我敬畏生命，敬畏病人，敬畏医学，敬畏自然。”他说，如果这个社会没有了敬畏，就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http://www.100md.com(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