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证”的历史，不超过60年。最初提出“证”，是为了强调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是一种规定或者约定。

    “随症治之”只是针对大原则顾及不到，需要灵活处理的“坏病”的对症治疗，不能将它人为地抬高，成为“论治一切疾病的总方法”。所以，“随症治之”是针对“坏病”的应急对症治疗，并非《伤寒论》主流。

    “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这是张仲景为后人创立的治“坏病”的治则(注：现行很多书籍，此句中的“症”多为“证”。二者的区别详见后文)。而时下也有一种思潮很流行，即重视“方症对应”、“方病对应”等，关注方药超过了对人与病的关注。

    这种思潮的直接影响，就是“随症治之”，对症候群用方被现在很多中医学子、甚至中医学者误认为是中医“论治一切疾病的总方法”，但这是对中医“临症察机”、“见病知源”、“治病求本”主流和正确思维的歪曲和误解，需要警惕。

    是“随症治之”而非“随证治之”

    理解古人 先还文字原貌

    笔者认为，在刻意抬高“随症治之”的过程中，有一个桥梁——辨证论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先假定了辨证论治的公理地位，然后在《伤寒论》中寻找理论依据，于是“随症治之”便被选中，并命名为“随证治之”。

    如果辨证论治不再拥有公理的地位，那么对“随证治之”的误解便容易得到纠正。如果古人并没有本质的、概括层面的“证”的概念，我们就应该还原古人本义的文字。只有还原了古人文章中的关键文字，我们才有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古人所要表达的涵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