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医疗时代商业何去何从
“经过2014年的爆发，2015年和2016年市场的淘汰和沉淀，预计整个移动医疗产业的融合将发生在2017年，形成3～5家独大的综合型移动医疗集团”
2014年，阿里收购中信二十一世纪，大张旗鼓地直接将医药电商带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竞争时代。随着全民健康意识、信息技术以及网络覆盖率的提高，传统的“有病去医院”模式得到了延伸，医疗产业进入“移动医疗时代”，医药商业流通逐步开始“电商时代”，医药流通产业链逐步与医疗服务捆绑，向扁平化、透明化、服务多元化、流通全程可视化发展。
顶层设计方面，B2B、B2C牌照放开；医药第三方物流资质放开，牌照开放；处方药的电商放开，名单即将出台。
市场环境方面，一是跨界的冲击带来行业的巨变，BAT的移动医疗布局和并购提速，宣传力度大，“未来医院”等项目已经面世；二是医药产业链从顶端到终端，都开始涉足移动医疗，大量的厂家、药品流通企业、医院、医生、患者已接触和入驻移动医疗产品；三是电子商务已经成熟，医药电商“风口”已出现。
三个利润产生点
移动医疗时代的药品流通利润将在哪里产生？笔者认为，由于产业链的整合，药品从出厂到患者的流通链会压缩，成本加成会降低，价格会进一步透明，并且向阳光化发展。未来的药品流通利润产生点主要会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物流利润。随着电商的发展，物流会进一步碎片化，物流的延伸会进一步下沉，线上信息的高速发展会带来物流需求的高速增长，物流利润确定，物流在整个产业利润分配中的占比提升，这会是利润的第一个产生点。
二是渠道利润。随着产业链的压缩，代理商模式会减少，厂家会更多地采取“总代”的模式，将渠道交给药品流通企业来管理，实现全国的药品集中管控，重回“集采”模式，以降低渠道成本，而这部分利润将由全国性的商业公司获取。
三是服务利润。产业链的整合，带来服务集中和服务协同效应，各种专业服务将针对性地出现，如慢病管理、专业社区、病前病中病后管理、健康监测、数据服务、解决方案等，服务将会分散在产业链各个环节。
2017年步入产业融合期
“反腐”、“回扣”、“电商”、“移动医疗”、“医保支付价”、“零售价放开”，是2014年医疗市场的几个关键词，从政策、市场方面都可以看出，医药行业的市场化已面临彻底放开的局面。本来预计“2014年是招标大年”，但市场的影响已经使原来医药领域的规则偏离，就目前医药领域“全民谈电商”的局势来看，电商已经是“大步行走”了。
2014年中国市场上涉足“移动医疗”和“医药电商”的企业、商业过百家，但基本是玩概念、秀概念，拿小数据说大趋势。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线下的想上线，线上的想落地，所有都在想怎么赚钱”。线上的业务不完善，更没有跟线下对接好，整个O2O的大平台仍然是散乱的状态，还未形成整体合力，所以目前医药电商不赚钱。
笔者认为，整个移动医疗产业的融合预计将发生在2017年。经过2014年的爆发，2015年和2016年市场的淘汰和沉淀，三年时间会形成3～5家独大的综合型移动医疗集团，以提供信息服务、打通医疗各领域。此外，将逐渐实现线上线下的产业链整合，预计2020年可形成线上线下的综合性平台。
2020年后“大健康时代”
随着移动医疗、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全面健康意识的提高，2020年后，中国的医疗领域将逐步进入“大健康时代”。大健康时代的健康理念为：预防为主，治未病为主。
“大健康时代”的构想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国家宏观调控为手段，实现全民健康管理的可预知。随着基因技术、干细胞技术的完善，以及全民健康数据云管理的实现，国家或地域能根据对大数据的分析，预知到可能发生的威胁。比如碘缺乏导致的甲状腺肿大，将可以通过大数据发现，并提前统筹安排食用盐的碘添加；在碘盐使用后更可跟踪到应用效果，以及是否需要调控加碘比例等，从而实现地域性的调整和疾病预测等。对于个体来说，基因缺陷和健康数据的全生命段检测，可及早排查高发疾病，并提前干预。
而大健康时代的实现需要三个方面的保障。一是基础设施保障：终端体检、药品、诊疗，远程协助的全民覆盖；家庭健康设备的配备，如健康产品、监测产品的配备等，提供终端数据的收集。二是信息共享的保障：大健康数据平台的建立和全国数据的共享，包括电子病历、病史和治疗等数据。三是顶层架构的保障：包括政府的统筹管理，健康环境的塑造，吃穿住用行等全线产品对健康影响的监控。
延伸>>>
中国医药商业简史
计划经济时代
(1990年之前)
1990年之前的医药模式以计划为主体。在此模式下，药品从生产流通到使用，以国家宏观调控为主，生产企业出厂价约83扣，通过“五大站”向各省市调拨；“五大站”留7个点，90扣调至各省公司，省公司再以94扣调拨至二级子公司；二级子公司再加6个点配送至医院，医院15%加收药事服务费，以零售价卖给患者。
流通特点：1、企业和批发站完全按计划生产和销售，通过每年的4次定货会由生产企业与一、二级批发站签定全年的供货合同，企业不需要开展市场营销工作，企业没有主动性。2、流通渠道清楚有序(当然是低水平下的有序)，供货和返款采用银行托收承付的方式，因此不存在返款问题。3、周转时间长。由于必须经过一、二、三级批发渠道，因此药品流通周转时间长，整个流通过程需要约9个月的时间。4、药品价格没有太大的变化，按一定的比例(一般为15%)逐级加价，不存在价格竞争。
市场经济时代
(1990～2007年)
1990年左右，药品市场放开，计划逐步被市场取代。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医药生产企业的数量、规模也急剧增长，药品品种不断丰富，各种进口药品进入国内市场，医药生产过程中的竞争也大大增强。另外，我国流通体制的整体发展带动了医药流通的快速发展，各种药品流通企业数量快速增加。
在通常情况下，药品从出厂直至进入医疗机构，大致历经的环节链有：药品生产厂家-药品招标机构-药品批发公司-药品代理商-医院相关人员-患者，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一定的“潜规则”，“药价虚高”在这个阶段形成。
同时，这个阶段也是政策、招标、议价、回扣等相互纠结的时期。“药贩子”在这个阶段产生，并且迅速膨胀，药价的泡沫迅速扩大，药品流通的利润被大量聚集在这些人手里，而传统的医药流通领域的各环节反而受到制约，药品物流的利润被压缩，渠道被玩坏。
多级药品批发企业的产生有其历史和法律原因。首先，市场经济开始后，原有的医药公司变成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级药品批发公司，调控功能已失去。其次，国家法律规定，药品生产企业不允许在生产企业所在地以外的地方设立药品仓库，使得我国无法像国外一样产生跨地域的大型药品批发机构，客观上使得这些各级批发公司有了生存空间。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从2000年实施以来，有其积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药价贵的问题，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招标行为不规范，地方保护及行政部门的不正当干预，中标价格不能根据市场波动进行调整，以低价位作为评标的标准加剧了医药企业的恶性竞争等。
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中间环节过多，市场集中度迅速分散，医药不分业，国家的调控机制跟不上市场的变化，医药的高额利润使药价失控，市场流通混乱。
供应链整合时代
(2007～2013年)
2007年开始，国家上层架构开始变动，政策频出，医药商业市场开始整合，特别是医药商业与医院之间的对接，使散乱的医药商业重新开始走入集中，并且向扁平化供应链模式发展。
从我国药品生产流通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出，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统一配送到改革开放后打开市场，造成医药行业虽然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也造成一些混乱，并形成部分利益集团，药品价格层层加码，群众“看病贵”“买药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新一轮的医改中，2009年正式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现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品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到2011年，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致力于转变“以药补医”机制，让民众不用贵药就能治好病，同时实现科学遴选基本药物、规范药物生产流通、确保药物安全有效等三大目标。建设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意味着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中要负起更大的责任和担当，从这种制度着手，建立有效和明确的医疗服务和保障，让全体公民基本上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以减轻公众涉及医疗卫生时的沉重负担。
在这个阶段，国药集团、华润集团、上药集团、广药、九州通等商业并购进入战国时代，商业流通企业纷纷以“集采”、“总代”、“药房托管”、“供应链服务”、“创新服务”等模式加大对医药流通产业链的横向、纵向整合。中国第一大流通企业国药集团已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在全国实现了网络布局的全覆盖，市场份额达到了20%。这预示着中国医疗流通行业已经开始了集约化路线。
随着商业的并购，以及市场信息化的发展，代理商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产业链开始向“阳光化”发展，“药价虚高”乱象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调价”。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医药商业、厂家之间纷纷开始探索如何降低药品流通行业的成本，如何解决医院零加成后的困局。各种模式纷纷出现，如“闵行模式”、“院内物流”模式，很多软件公司纷纷介入，并且嗅到了新的商机，如“格银”、“万序”、“安捷力”等，开始研究医药产业链的信息流通，对电子商务进行尝试。 (■本报特约撰稿 陈鹏)
2014年，阿里收购中信二十一世纪，大张旗鼓地直接将医药电商带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竞争时代。随着全民健康意识、信息技术以及网络覆盖率的提高，传统的“有病去医院”模式得到了延伸，医疗产业进入“移动医疗时代”，医药商业流通逐步开始“电商时代”，医药流通产业链逐步与医疗服务捆绑，向扁平化、透明化、服务多元化、流通全程可视化发展。
顶层设计方面，B2B、B2C牌照放开；医药第三方物流资质放开，牌照开放；处方药的电商放开，名单即将出台。
市场环境方面，一是跨界的冲击带来行业的巨变，BAT的移动医疗布局和并购提速，宣传力度大，“未来医院”等项目已经面世；二是医药产业链从顶端到终端，都开始涉足移动医疗，大量的厂家、药品流通企业、医院、医生、患者已接触和入驻移动医疗产品；三是电子商务已经成熟，医药电商“风口”已出现。
三个利润产生点
移动医疗时代的药品流通利润将在哪里产生？笔者认为，由于产业链的整合，药品从出厂到患者的流通链会压缩，成本加成会降低，价格会进一步透明，并且向阳光化发展。未来的药品流通利润产生点主要会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物流利润。随着电商的发展，物流会进一步碎片化，物流的延伸会进一步下沉，线上信息的高速发展会带来物流需求的高速增长，物流利润确定，物流在整个产业利润分配中的占比提升，这会是利润的第一个产生点。
二是渠道利润。随着产业链的压缩，代理商模式会减少，厂家会更多地采取“总代”的模式，将渠道交给药品流通企业来管理，实现全国的药品集中管控，重回“集采”模式，以降低渠道成本，而这部分利润将由全国性的商业公司获取。
三是服务利润。产业链的整合，带来服务集中和服务协同效应，各种专业服务将针对性地出现，如慢病管理、专业社区、病前病中病后管理、健康监测、数据服务、解决方案等，服务将会分散在产业链各个环节。
2017年步入产业融合期
“反腐”、“回扣”、“电商”、“移动医疗”、“医保支付价”、“零售价放开”，是2014年医疗市场的几个关键词，从政策、市场方面都可以看出，医药行业的市场化已面临彻底放开的局面。本来预计“2014年是招标大年”，但市场的影响已经使原来医药领域的规则偏离，就目前医药领域“全民谈电商”的局势来看，电商已经是“大步行走”了。
2014年中国市场上涉足“移动医疗”和“医药电商”的企业、商业过百家，但基本是玩概念、秀概念，拿小数据说大趋势。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线下的想上线，线上的想落地，所有都在想怎么赚钱”。线上的业务不完善，更没有跟线下对接好，整个O2O的大平台仍然是散乱的状态，还未形成整体合力，所以目前医药电商不赚钱。
笔者认为，整个移动医疗产业的融合预计将发生在2017年。经过2014年的爆发，2015年和2016年市场的淘汰和沉淀，三年时间会形成3～5家独大的综合型移动医疗集团，以提供信息服务、打通医疗各领域。此外，将逐渐实现线上线下的产业链整合，预计2020年可形成线上线下的综合性平台。
2020年后“大健康时代”
随着移动医疗、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全面健康意识的提高，2020年后，中国的医疗领域将逐步进入“大健康时代”。大健康时代的健康理念为：预防为主，治未病为主。
“大健康时代”的构想是：以大数据为基础，国家宏观调控为手段，实现全民健康管理的可预知。随着基因技术、干细胞技术的完善，以及全民健康数据云管理的实现，国家或地域能根据对大数据的分析，预知到可能发生的威胁。比如碘缺乏导致的甲状腺肿大，将可以通过大数据发现，并提前统筹安排食用盐的碘添加；在碘盐使用后更可跟踪到应用效果，以及是否需要调控加碘比例等，从而实现地域性的调整和疾病预测等。对于个体来说，基因缺陷和健康数据的全生命段检测，可及早排查高发疾病，并提前干预。
而大健康时代的实现需要三个方面的保障。一是基础设施保障：终端体检、药品、诊疗，远程协助的全民覆盖；家庭健康设备的配备，如健康产品、监测产品的配备等，提供终端数据的收集。二是信息共享的保障：大健康数据平台的建立和全国数据的共享，包括电子病历、病史和治疗等数据。三是顶层架构的保障：包括政府的统筹管理，健康环境的塑造，吃穿住用行等全线产品对健康影响的监控。
延伸>>>
中国医药商业简史
计划经济时代
(1990年之前)
1990年之前的医药模式以计划为主体。在此模式下，药品从生产流通到使用，以国家宏观调控为主，生产企业出厂价约83扣，通过“五大站”向各省市调拨；“五大站”留7个点，90扣调至各省公司，省公司再以94扣调拨至二级子公司；二级子公司再加6个点配送至医院，医院15%加收药事服务费，以零售价卖给患者。
流通特点：1、企业和批发站完全按计划生产和销售，通过每年的4次定货会由生产企业与一、二级批发站签定全年的供货合同，企业不需要开展市场营销工作，企业没有主动性。2、流通渠道清楚有序(当然是低水平下的有序)，供货和返款采用银行托收承付的方式，因此不存在返款问题。3、周转时间长。由于必须经过一、二、三级批发渠道，因此药品流通周转时间长，整个流通过程需要约9个月的时间。4、药品价格没有太大的变化，按一定的比例(一般为15%)逐级加价，不存在价格竞争。
市场经济时代
(1990～2007年)
1990年左右，药品市场放开，计划逐步被市场取代。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医药生产企业的数量、规模也急剧增长，药品品种不断丰富，各种进口药品进入国内市场，医药生产过程中的竞争也大大增强。另外，我国流通体制的整体发展带动了医药流通的快速发展，各种药品流通企业数量快速增加。
在通常情况下，药品从出厂直至进入医疗机构，大致历经的环节链有：药品生产厂家-药品招标机构-药品批发公司-药品代理商-医院相关人员-患者，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着一定的“潜规则”，“药价虚高”在这个阶段形成。
同时，这个阶段也是政策、招标、议价、回扣等相互纠结的时期。“药贩子”在这个阶段产生，并且迅速膨胀，药价的泡沫迅速扩大，药品流通的利润被大量聚集在这些人手里，而传统的医药流通领域的各环节反而受到制约，药品物流的利润被压缩，渠道被玩坏。
多级药品批发企业的产生有其历史和法律原因。首先，市场经济开始后，原有的医药公司变成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级药品批发公司，调控功能已失去。其次，国家法律规定，药品生产企业不允许在生产企业所在地以外的地方设立药品仓库，使得我国无法像国外一样产生跨地域的大型药品批发机构，客观上使得这些各级批发公司有了生存空间。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从2000年实施以来，有其积极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药价贵的问题，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招标行为不规范，地方保护及行政部门的不正当干预，中标价格不能根据市场波动进行调整，以低价位作为评标的标准加剧了医药企业的恶性竞争等。
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中间环节过多，市场集中度迅速分散，医药不分业，国家的调控机制跟不上市场的变化，医药的高额利润使药价失控，市场流通混乱。
供应链整合时代
(2007～2013年)
2007年开始，国家上层架构开始变动，政策频出，医药商业市场开始整合，特别是医药商业与医院之间的对接，使散乱的医药商业重新开始走入集中，并且向扁平化供应链模式发展。
从我国药品生产流通制度的变迁可以看出，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统一配送到改革开放后打开市场，造成医药行业虽然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也造成一些混乱，并形成部分利益集团，药品价格层层加码，群众“看病贵”“买药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新一轮的医改中，2009年正式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行省级集中网上公开招标采购、统一配送，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并实现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药品报销目录，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到2011年，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致力于转变“以药补医”机制，让民众不用贵药就能治好病，同时实现科学遴选基本药物、规范药物生产流通、确保药物安全有效等三大目标。建设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意味着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中要负起更大的责任和担当，从这种制度着手，建立有效和明确的医疗服务和保障，让全体公民基本上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以减轻公众涉及医疗卫生时的沉重负担。
在这个阶段，国药集团、华润集团、上药集团、广药、九州通等商业并购进入战国时代，商业流通企业纷纷以“集采”、“总代”、“药房托管”、“供应链服务”、“创新服务”等模式加大对医药流通产业链的横向、纵向整合。中国第一大流通企业国药集团已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在全国实现了网络布局的全覆盖，市场份额达到了20%。这预示着中国医疗流通行业已经开始了集约化路线。
随着商业的并购，以及市场信息化的发展，代理商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产业链开始向“阳光化”发展，“药价虚高”乱象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调价”。在这种情况下，医疗机构、医药商业、厂家之间纷纷开始探索如何降低药品流通行业的成本，如何解决医院零加成后的困局。各种模式纷纷出现，如“闵行模式”、“院内物流”模式，很多软件公司纷纷介入，并且嗅到了新的商机，如“格银”、“万序”、“安捷力”等，开始研究医药产业链的信息流通，对电子商务进行尝试。 (■本报特约撰稿 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