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 历久弥新 ——北京中医药大学吴嘉瑞教授谈我国传统药物警戒思想
药物警戒的概念自上世纪70年代提出以后，随着流行病学相关领域的不断发展，它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对药物警戒的定义是，与发现、评价、理解和预防不良反应或其他任何可能与药物有关问题的科学研究与活动。关于中药药物警戒，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一直在探索。“十一五”期间，我国开展了多个中药上市后再评价的相关课题，其中中药药物警戒的理论内涵研究，由北京中医药大学课题组承担完成。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世界中联中药上市后再评价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学术年会暨上市后再评价促进中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该课题主要完成人之一、北京中医药大学吴嘉瑞教授介绍了中国传统药物警戒思想的发展历程和精髓。
汉末和魏晋时期药物警戒思想框架初成
吴嘉瑞介绍，我国近百部古代本草和医籍中，蕴含着大量与安全用药相关的论述，中国传统药物警戒思想的顶层框架，初步形成于汉末和魏晋时期，明清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发展。
《神农本草经》作为中药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提出了很多与用药安全(药物警戒)相关的论述，比如首次提出了配伍禁忌和配伍减毒思想，“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和相杀者。”两个药物相反功能被制约；如果要用有毒药物来治病，就要想办法制约毒性，要用相畏和相杀者。《神农本草经》中也提出了服用有毒药物的剂量、疗程和控制原则，“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意思是说，在应用有毒药物治病时，剂量一开始要像小稻谷粒一样，从微量开始，逐渐增加，病去则不用。
唐代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中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吴嘉瑞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医的药物警戒思想，即使是无毒的药物使用时也只治90%的病，然后用食疗的方法把剩下的10%治好。“我们今天临床上如果能树立‘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这样一种思想，临床用药就会更加合理、更加规范、更加安全。”
据吴嘉瑞介绍，中国传统药物警戒思想分为三大部分：毒性分级思想、用药警戒思想和中毒解救思想。
毒性分级思想从《神农本草经》开始，把365种药根据毒性和功能特点分成了上、中、下三品，毒性是分类的主要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毒性分类越来越细化，比如《名医别录》中将毒物分为大毒、有毒和小毒。这种分类方法虽然没有很客观的量化标准，但体现了传统中医重视毒性分类并对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传统药物警戒思想内容最丰富，配伍减毒和炮制减毒两种思想最早在《神农本草经》里都有记载。用药禁忌思想内容也十分丰富，其中配伍禁忌在《神农本草经》、证候禁忌最早在《伤寒论》中有明确提及。还有剂量和疗程的控制思想，不仅《神农本草经》中有毒药疗病，在后世很多的著作中都有很多类似的甚至是更加深入的论述。
中国传统药物警戒还包括中药中毒解救思想，魏晋时期有专篇论述中药中毒的解救方法，内容非常丰富。
中药药物警戒的标志性特点
吴嘉瑞说，中药药物警戒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中药药物警戒与中医安全用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思维模式；中药药物警戒饱含着我国历代医药学家安全用药精华，有着鲜明的中医药实践特色；中医药物警戒承袭了中医“治未病”思想，具有丰富的前瞻性预防理念，如《黄帝内经》说，“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吴嘉瑞解释说，中医学思维模式最有标志性的特点是辨证、辨体质，与辨证相对应的药物警戒思维模式就是证候的禁忌。《伤寒论》里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比如双黄连注射液，是以寒凉性原药材为主的注射剂，在临床中如果用于寒性病症，不仅没有疗效，安全性也会出问题。对于这种最基本的辨证，我们在使用中药注射剂这种新剂型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没有真正按照中医药理论去使用，这就增加了用药安全风险。
“关于中医药实践的特色，比如中药材品种混淆问题，十几年前龙胆泻肝丸中的关木通，被认为是国内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元凶。而历史上的龙胆泻肝汤用的木通是木通科的，到了宋代出现了川木通，到了近现代以后，关木通成为了主流品种之一。品种混淆在中药药物警戒当中很重要，是我们应该认识的标志性特点。”吴嘉瑞说。
药材炮制对于中药安全使用也至关重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论述原花时说，原花很少药，有毒，要使用必须要用醋来炮制。现代毒理学和药理学研究都证明醋制原花以后，不仅疗效提高了，而且安全性得到了保证。“祖先的宝贵知识经验，到今天仍然有重要的临床借鉴意义。”吴嘉瑞强调。
中药药物警戒“阵线”应前移
据了解，北京中医药大学去年成立了中药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研究中心，在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与合理应用等方面进行尝试性探索，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构建具有三维模式的数据库平台，在能够体现中医药特点的数据库基础上，采用多种数据挖掘方法，探索中药注射剂多因素不良反应发生特点。
吴嘉瑞认为，对于中药药物警戒来说，宣传和预防胜于监测和评价，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如何合理用药，对于未雨绸缪做好药物警戒至关重要。要开展高质量的中药临床评价研究。他说，从中药上市后再评价相关领域形成以来，对于新方法的探索，对于高水平的中药流行病学，临床评价研究一直是我们不断探索的，如何全方位提高临床研究质量，对于提高循证依据，更好地临床评价药物至关重要。
吴嘉瑞特别强调，形成从种植到应用全程中药药物警戒体系势在必行。他认为，中药药物警戒和化学药物警戒相比，阵线更加前移，如果药材种植不能够很好地规范，那么上市后的药品质量、药物安全性就没有根基。“从药物生产、原药材的种植、中成药处方设计入手，一直到上市后评价，一条龙地全方位传承中药药物警戒是我们共同的期望和努力的目标。”吴嘉瑞说。 (王泽议)
汉末和魏晋时期药物警戒思想框架初成
吴嘉瑞介绍，我国近百部古代本草和医籍中，蕴含着大量与安全用药相关的论述，中国传统药物警戒思想的顶层框架，初步形成于汉末和魏晋时期，明清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发展。
《神农本草经》作为中药学理论的奠基之作，提出了很多与用药安全(药物警戒)相关的论述，比如首次提出了配伍禁忌和配伍减毒思想，“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和相杀者。”两个药物相反功能被制约；如果要用有毒药物来治病，就要想办法制约毒性，要用相畏和相杀者。《神农本草经》中也提出了服用有毒药物的剂量、疗程和控制原则，“若用毒药疗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意思是说，在应用有毒药物治病时，剂量一开始要像小稻谷粒一样，从微量开始，逐渐增加，病去则不用。
唐代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五常政大论》中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吴嘉瑞认为，这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医的药物警戒思想，即使是无毒的药物使用时也只治90%的病，然后用食疗的方法把剩下的10%治好。“我们今天临床上如果能树立‘大毒治病十去其六’这样一种思想，临床用药就会更加合理、更加规范、更加安全。”
据吴嘉瑞介绍，中国传统药物警戒思想分为三大部分：毒性分级思想、用药警戒思想和中毒解救思想。
毒性分级思想从《神农本草经》开始，把365种药根据毒性和功能特点分成了上、中、下三品，毒性是分类的主要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毒性分类越来越细化，比如《名医别录》中将毒物分为大毒、有毒和小毒。这种分类方法虽然没有很客观的量化标准，但体现了传统中医重视毒性分类并对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传统药物警戒思想内容最丰富，配伍减毒和炮制减毒两种思想最早在《神农本草经》里都有记载。用药禁忌思想内容也十分丰富，其中配伍禁忌在《神农本草经》、证候禁忌最早在《伤寒论》中有明确提及。还有剂量和疗程的控制思想，不仅《神农本草经》中有毒药疗病，在后世很多的著作中都有很多类似的甚至是更加深入的论述。
中国传统药物警戒还包括中药中毒解救思想，魏晋时期有专篇论述中药中毒的解救方法，内容非常丰富。
中药药物警戒的标志性特点
吴嘉瑞说，中药药物警戒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中药药物警戒与中医安全用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思维模式；中药药物警戒饱含着我国历代医药学家安全用药精华，有着鲜明的中医药实践特色；中医药物警戒承袭了中医“治未病”思想，具有丰富的前瞻性预防理念，如《黄帝内经》说，“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
吴嘉瑞解释说，中医学思维模式最有标志性的特点是辨证、辨体质，与辨证相对应的药物警戒思维模式就是证候的禁忌。《伤寒论》里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比如双黄连注射液，是以寒凉性原药材为主的注射剂，在临床中如果用于寒性病症，不仅没有疗效，安全性也会出问题。对于这种最基本的辨证，我们在使用中药注射剂这种新剂型的时候往往忽视了，没有真正按照中医药理论去使用，这就增加了用药安全风险。
“关于中医药实践的特色，比如中药材品种混淆问题，十几年前龙胆泻肝丸中的关木通，被认为是国内肾病的一个最重要的元凶。而历史上的龙胆泻肝汤用的木通是木通科的，到了宋代出现了川木通，到了近现代以后，关木通成为了主流品种之一。品种混淆在中药药物警戒当中很重要，是我们应该认识的标志性特点。”吴嘉瑞说。
药材炮制对于中药安全使用也至关重要。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论述原花时说，原花很少药，有毒，要使用必须要用醋来炮制。现代毒理学和药理学研究都证明醋制原花以后，不仅疗效提高了，而且安全性得到了保证。“祖先的宝贵知识经验，到今天仍然有重要的临床借鉴意义。”吴嘉瑞强调。
中药药物警戒“阵线”应前移
据了解，北京中医药大学去年成立了中药药物警戒与合理用药研究中心，在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与合理应用等方面进行尝试性探索，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构建具有三维模式的数据库平台，在能够体现中医药特点的数据库基础上，采用多种数据挖掘方法，探索中药注射剂多因素不良反应发生特点。
吴嘉瑞认为，对于中药药物警戒来说，宣传和预防胜于监测和评价，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如何合理用药，对于未雨绸缪做好药物警戒至关重要。要开展高质量的中药临床评价研究。他说，从中药上市后再评价相关领域形成以来，对于新方法的探索，对于高水平的中药流行病学，临床评价研究一直是我们不断探索的，如何全方位提高临床研究质量，对于提高循证依据，更好地临床评价药物至关重要。
吴嘉瑞特别强调，形成从种植到应用全程中药药物警戒体系势在必行。他认为，中药药物警戒和化学药物警戒相比，阵线更加前移，如果药材种植不能够很好地规范，那么上市后的药品质量、药物安全性就没有根基。“从药物生产、原药材的种植、中成药处方设计入手，一直到上市后评价，一条龙地全方位传承中药药物警戒是我们共同的期望和努力的目标。”吴嘉瑞说。 (王泽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