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国老爸眼睛里的纽约
80年前鼎鼎大名的精神病专家弗洛伊德在曼哈顿兜风，对满大街不绝于耳的马车声、电车声不胜其烦，这是前些天去世的埃·劳·多克托罗在《雷格泰姆音乐》里透露的。70年前那个预言了纽约911的E.B.怀特，依然感受着纽约的“糟心、拥挤、紧张”，出租车“很疯狂”、“很刺激”，“后面有人催，两侧给人夹裹”，只是多克托罗那个通过声音和气味寻找纽约大街变化的瞎眼霍默兄弟却发现，马蹄声马粪味在这不宽的街道已荡然无存，只有警笛声刺破并穿越许多街道疾速而至。卡波特阔气的格蕾迪妹妹从她家豪宅向整个中央公园眺望时，“植物耗尽了精力，成排倒卧在地，蜷缩在死寂的树荫下”，那个夏天的纽约太热了；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埃斯特妹妹也在感受纽约的热，“热烘烘的街道在阳光下浮游，两边对峙的大楼把街道拦成一道花岗岩峡谷，峡谷底部灰蒙蒙的，好似海市蜃楼。汽车的顶部烤得哧哧直响，反射着刺眼的阳光”，这是60年前的纽约。这时候纽约大街上还有一个著名的弟弟在游荡，《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霍尔顿，美国高中课本里的人物，圣诞节前的纽约把霍尔顿冻坏了，牙齿止不住打战，头发都结成冰碴子，他在想自己得肺炎死后的葬礼呢。
纽约的50年前，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教授被“廉价燃料的汽车废气和密密麻麻塞在一起的各式各样汽车”弄得“头昏脑涨，透不过气来”，教授在百老汇看到“一个满脸短髭的酒鬼撅着嘴，神气活现地拿着一团肮脏的抹布，等着给过往的车子擦挡风玻璃，擦完就伸手要钱”。40年前纽约的象征双子塔建成，双子塔的作者雅马萨奇这样说，建筑要符合人的尺度，使人感觉到安全、愉悦和宁静是最重要的，但他没有看到他的作品是如此惨烈的结局。法国人让·波德里亚花了三周在美国行走，他用哲学腔调说到30年前的纽约，在“对拥挤状态的纯粹迷醉”的背面是“独一无二的孤独”，“人群、喧闹和广告占据了街道”，“疯狂夺取了整个城市”。英国人尼尔·盖曼笔下的“阿曼人”被纽约吓坏了，“他害怕熙熙攘攘的人流。所有不同外貌、不同种族的人，都从他们高高的、肮脏的大厦中涌出来，拥挤在人行道上。他还害怕车辆发出的喧嚣吵闹声” ，这是20年前的纽约。唐·德里罗带我们进入21世纪的纽约，《大都会》里那个坐在车里又郁闷又混账的坏小子，在曼哈顿大街上连嘉莉妹妹的影子也没有看到，只看到“穿着轻盈裙子的女人，半跑着、穿着凉鞋、头上戴着耳机的女人，穿着邋遢短裤的女人以及旅行者”，时代广场的“广告牌上摇曳着鬼魂般的灯”。
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她的“致纽约”里有这样的话，“树木诡异”，“道路绕着公园盘旋又盘旋”，这应该说的是中央公园吧。塞林格的中央公园，“除了狗屎和老人吐的痰、扔的雪茄烟头，好像什么都没看见”，“长椅也湿漉漉的”，“实在叫人泄气”。“在纽约游走的忧郁灵魂”劳伦斯·布洛克，闲逛到中央公园时，“终于出太阳了，这是一周来的第一个晴天。我长久地散步，看着小孩、骑车的人和溜冰的人，尽力把这健康、纯真、朝气蓬勃的景象同每天早晨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个黑暗的城市面目调和起来”。在乔·卡·欧茨的中央公园里，“小径两旁成排的樱桃树，累累白色小花，羽毛样的树枝风中摇曳。阳光下，绿色的芽苞泛出一片金黄”。保罗·奥斯特的纽约是“一个永远不缺新鲜花样的地方，一个无穷无尽的迷宫，不管他走出多远，不管他走入了如指掌的邻街地带还是其他什么街区，总会给他带来迷失的感觉”，“一边走一边就把自己丢在了街上”；瑞士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乘船进入纽约时也有这种感觉，“一座奇异的、几乎是神秘的城市耸立在雾中。随着船的航行，那个幻影渐渐变成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又残忍又野蛮的图景”。安迪·沃霍尔告诫在纽约居住的人们，千万别拿曼哈顿摆谱，纽约大学附近的公园里还埋着一万多名死刑犯，那做绞刑架的树还活着呢。是的，旅行者也千万别拿到过曼哈顿当回事儿，一不留神没准儿被或美德或恶行绊个跟头。
丫头，梳理了一百多年的纽约没有多大变化。一个城市的不可复制，是因为那些如数家珍的历史、文化和人物，你可以感觉一条大名鼎鼎的街道的体温和喘息，去翻阅鼎鼎大名的书写者成就了这个奢华的想像之都。纽约这个地方用针去扎每一寸的土地，都能扎到一个名人或者一个名人的故事。这些名人制作了纽约、想像了纽约，使纽约成为今天的样子，每一个名人都带着一堆沉重而又有玩味的思想。既有放任与挣脱，又有沉溺与自闭；既有怀旧与避世，又有颠覆与荒谬。前些年，纽约的出版公司、书店还都是数以千计，图书俱乐部也是数以百计，第五大道不仅卖时尚，还云集着一堆世界上最著名的书店，几十家的样子，有百年老字号，也有中文书店。可是法国人夏尔·丹齐格说，纽约的书店如同萤火虫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没有看到这个城市的犯罪与堕落，也没有看到她的浪漫与艳丽，但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那么多的博物馆，每个博物馆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和海量的展品，虽然寥寥数语的中文；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横切面，时间叠加在一起，像层层叠叠的沉积岩，每一个岩层都有它的线性连续性，每一个细节都有刻痕记录；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嘈杂与喧闹，也看到了她的次序与精致。
对这个国家老爹和丫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和生存差距，老爹是疏远、隔阂、短期游客，没有丫头，老爹在美国寸步难行，离开丫头，也就离开了所有的亲切。纽约没有老爹走街串巷的心理环境，走失了大概就会无踪无影；呆久了就会想逃离，也没有老爹的饮食，只有那个老有嚼头的粗粮面包。当老爹站在百老汇大街的时候，那些文化那些思想者那些属于纽约的细节是如此陌生，老爹不能通过任何语言、文字甚至形象去贴近它们。不知道酒店的名字、不知道吃下去的叫什么，不知道巨型广告牌上说什么，街道都是相似的，随便拐弯是很危险的。丫头不断地在提醒老爹，在餐馆的声音太大，不要把镜头对着一个具体的人；丫头老是在留意是不是对人家造成不便、带来麻烦；老是在用尊重的面孔和热情的声音招待陌生人；老是不停地在留下小费。在博物馆坐下来喝杯咖啡，得留下小费；从酒店门童手里接过行李得留下小费；房间乱得厉害，得留下小费；从浏览车上下来得给讲解员小费，虽然老爹一句也听不懂，餐馆干脆在账单子上直接写明了小费的选择空间，小费决定着服务的灿烂。老爹只有从现场回到书房这个城市才能真实起来，这个城市和老爹长大变老的那个城市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不仅是从饮食到语言、不仅是从待人接物到观看方式，是从骨髓里透出来的差别。喧嚣后面是孤独，脸上那些即来即走的笑容后面是冷漠，步履急速的人流中每一个身影老爹都觉得是寂寞的，这个城市和丫头靠得更近，你更熟悉更喜欢它，如鱼得水。老爹在美国的两周看到丫头在美国两年的改变。
——爱你的老爹, http://www.100md.com
纽约的50年前，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教授被“廉价燃料的汽车废气和密密麻麻塞在一起的各式各样汽车”弄得“头昏脑涨，透不过气来”，教授在百老汇看到“一个满脸短髭的酒鬼撅着嘴，神气活现地拿着一团肮脏的抹布，等着给过往的车子擦挡风玻璃，擦完就伸手要钱”。40年前纽约的象征双子塔建成，双子塔的作者雅马萨奇这样说，建筑要符合人的尺度，使人感觉到安全、愉悦和宁静是最重要的，但他没有看到他的作品是如此惨烈的结局。法国人让·波德里亚花了三周在美国行走，他用哲学腔调说到30年前的纽约，在“对拥挤状态的纯粹迷醉”的背面是“独一无二的孤独”，“人群、喧闹和广告占据了街道”，“疯狂夺取了整个城市”。英国人尼尔·盖曼笔下的“阿曼人”被纽约吓坏了，“他害怕熙熙攘攘的人流。所有不同外貌、不同种族的人，都从他们高高的、肮脏的大厦中涌出来，拥挤在人行道上。他还害怕车辆发出的喧嚣吵闹声” ，这是20年前的纽约。唐·德里罗带我们进入21世纪的纽约，《大都会》里那个坐在车里又郁闷又混账的坏小子，在曼哈顿大街上连嘉莉妹妹的影子也没有看到，只看到“穿着轻盈裙子的女人，半跑着、穿着凉鞋、头上戴着耳机的女人，穿着邋遢短裤的女人以及旅行者”，时代广场的“广告牌上摇曳着鬼魂般的灯”。
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她的“致纽约”里有这样的话，“树木诡异”，“道路绕着公园盘旋又盘旋”，这应该说的是中央公园吧。塞林格的中央公园，“除了狗屎和老人吐的痰、扔的雪茄烟头，好像什么都没看见”，“长椅也湿漉漉的”，“实在叫人泄气”。“在纽约游走的忧郁灵魂”劳伦斯·布洛克，闲逛到中央公园时，“终于出太阳了，这是一周来的第一个晴天。我长久地散步，看着小孩、骑车的人和溜冰的人，尽力把这健康、纯真、朝气蓬勃的景象同每天早晨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个黑暗的城市面目调和起来”。在乔·卡·欧茨的中央公园里，“小径两旁成排的樱桃树，累累白色小花，羽毛样的树枝风中摇曳。阳光下，绿色的芽苞泛出一片金黄”。保罗·奥斯特的纽约是“一个永远不缺新鲜花样的地方，一个无穷无尽的迷宫，不管他走出多远，不管他走入了如指掌的邻街地带还是其他什么街区，总会给他带来迷失的感觉”，“一边走一边就把自己丢在了街上”；瑞士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乘船进入纽约时也有这种感觉，“一座奇异的、几乎是神秘的城市耸立在雾中。随着船的航行，那个幻影渐渐变成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又残忍又野蛮的图景”。安迪·沃霍尔告诫在纽约居住的人们，千万别拿曼哈顿摆谱，纽约大学附近的公园里还埋着一万多名死刑犯，那做绞刑架的树还活着呢。是的，旅行者也千万别拿到过曼哈顿当回事儿，一不留神没准儿被或美德或恶行绊个跟头。
丫头，梳理了一百多年的纽约没有多大变化。一个城市的不可复制，是因为那些如数家珍的历史、文化和人物，你可以感觉一条大名鼎鼎的街道的体温和喘息，去翻阅鼎鼎大名的书写者成就了这个奢华的想像之都。纽约这个地方用针去扎每一寸的土地，都能扎到一个名人或者一个名人的故事。这些名人制作了纽约、想像了纽约，使纽约成为今天的样子，每一个名人都带着一堆沉重而又有玩味的思想。既有放任与挣脱，又有沉溺与自闭；既有怀旧与避世，又有颠覆与荒谬。前些年，纽约的出版公司、书店还都是数以千计，图书俱乐部也是数以百计，第五大道不仅卖时尚，还云集着一堆世界上最著名的书店，几十家的样子，有百年老字号，也有中文书店。可是法国人夏尔·丹齐格说，纽约的书店如同萤火虫般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没有看到这个城市的犯罪与堕落，也没有看到她的浪漫与艳丽，但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文化，那么多的博物馆，每个博物馆居然有那么多的人和海量的展品，虽然寥寥数语的中文；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横切面，时间叠加在一起，像层层叠叠的沉积岩，每一个岩层都有它的线性连续性，每一个细节都有刻痕记录；看到了这个城市的嘈杂与喧闹，也看到了她的次序与精致。
对这个国家老爹和丫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和生存差距，老爹是疏远、隔阂、短期游客，没有丫头，老爹在美国寸步难行，离开丫头，也就离开了所有的亲切。纽约没有老爹走街串巷的心理环境，走失了大概就会无踪无影；呆久了就会想逃离，也没有老爹的饮食，只有那个老有嚼头的粗粮面包。当老爹站在百老汇大街的时候，那些文化那些思想者那些属于纽约的细节是如此陌生，老爹不能通过任何语言、文字甚至形象去贴近它们。不知道酒店的名字、不知道吃下去的叫什么，不知道巨型广告牌上说什么，街道都是相似的，随便拐弯是很危险的。丫头不断地在提醒老爹，在餐馆的声音太大，不要把镜头对着一个具体的人；丫头老是在留意是不是对人家造成不便、带来麻烦；老是在用尊重的面孔和热情的声音招待陌生人；老是不停地在留下小费。在博物馆坐下来喝杯咖啡，得留下小费；从酒店门童手里接过行李得留下小费；房间乱得厉害，得留下小费；从浏览车上下来得给讲解员小费，虽然老爹一句也听不懂，餐馆干脆在账单子上直接写明了小费的选择空间，小费决定着服务的灿烂。老爹只有从现场回到书房这个城市才能真实起来，这个城市和老爹长大变老的那个城市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不仅是从饮食到语言、不仅是从待人接物到观看方式，是从骨髓里透出来的差别。喧嚣后面是孤独，脸上那些即来即走的笑容后面是冷漠，步履急速的人流中每一个身影老爹都觉得是寂寞的，这个城市和丫头靠得更近，你更熟悉更喜欢它，如鱼得水。老爹在美国的两周看到丫头在美国两年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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