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居协议”难成护身符，患癌女状告无情汉却吞苦果
面对亲人们的质疑，李爱菊这才尴尬地说出了两人未领结婚证的实情。亲友们都说她太傻了，不明不白地和别人生活了十年，生了病却被人这样对待。
尽管李爱菊感到心寒，但她对刘东栓内心还是有着某种期待，毕竟共同生活了十年，两人还是有感情的。一次，她打电话给刘东栓，让他把她放在家里的几件内衣拿到病房。第二天，刘东栓给她送衣服来了，趁病房里没有其他人，李爱菊直视着刘东栓，问他：“你给我说心里话，我现在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有其他想法？”
刘东栓没有看李爱菊，而是把眼睛望向了窗外，然后吞吞吐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是，这，这么想的，我都63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这种病，我照顾起来真的有心无力了!”
联想到刘东栓此前的种种表现，他的话并没让李爱菊有多少意外。想想十年来自己对眼前这个男人的付出，却换来如此无情的对待，李爱菊伤心欲绝。刘东栓无力为自己辩解，只是讪讪地说：“爱菊，我知道对不住你，可这种病大家都知道的……”
李爱菊挥挥手说：“你不用多说了，咱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夫妻，我也用不着你可怜、同情，你走吧……”刘东栓站起来，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自此，李爱菊再没给刘东栓打过电话，刘东栓也再未出现在她的病房，好在亲友们对李爱菊照顾得很周到，儿子几乎每天都给母亲打个电话。李爱菊调整心态，决定和病魔抗争。术后放疗、化疗她都挺了过来，身体康复得也挺理想。出院后，她回到自己的家静养。
2016年2月下旬，因为自己的许多生活用品还放在刘东栓家里，李爱菊前去取东西。她掏出钥匙开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原来刘东栓把门锁换掉了。
李爱菊清楚，刘东栓的这个举动表明，她已经被扫地出门了。此时的李爱菊已经生不起气来了，怪只怪自己当初看错了人，和这样一个冷漠透顶的人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十年。
将不履行协议“丈夫”告上法庭，因不是合法夫妻无奈接受调解
那天下午，李爱菊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从外面回来的刘东栓。看到站在门口的李爱菊，刘东栓愣了愣，不好意思地说：“你来了，前段时间门锁不好用，我换了新锁……”
李爱菊冷笑着说：“别担心，我不会赖在这儿不走，我是来拿我的东西的!”
这时的刘东栓反倒放开了，没有任何掩饰地说：“爱菊，你也别冷嘲热讽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咱们相处一场，好聚好散吧!”李爱菊爽快地说：“好吧，等咱俩的事情掰扯清楚，我就把东西搬走!”说罢，她扭头出了楼门。
刘东栓明白其话语所指。的确，以夫妻名义同居十年，十年来，她每天做饭、拖地、洗衣服，几乎所有家务都由她来做，刘东栓就是个甩手掌柜，自己任劳任怨却遭到了不公平对待，不说别的，按当初那份协议约定的每年一万元的雇工费，他总该出吧!
2016年3月1日，李爱菊给刘东栓打电话，约他到一处街心花园见面。刘东栓如约赶到，李爱菊开门见山，掏出了十年前签订的那份已经泛黄的《“夫妻”同居协议》。
刘东栓像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接过那份协议，指着其中“共同生活中，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男方应按雇工标准每年支付女方劳动报酬一万元人民币(从2005年4月1日同居开始计算)，如男方不支付，女方可以到法院起诉”这一项内容，不慌不忙地说：“爱菊呀，造成咱们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这一方，而是因为你患了重病，我这把年纪无力照顾你，才难以进行的，咱们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我才可以支付你劳动报酬的，咱们得讲道理啊!”
李爱菊彻底看清了刘东栓的无赖嘴脸，为了替自己讨个公道，2016年3月中旬，她聘请律师向香坊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协议，支付她十年同居生活期间的雇工费用共计十万元人民币。
4月18日，香坊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各持己见。原告代理人称，协议是原、被告真实意思的表达，现原告罹患绝症，正需要被告照顾时，却遭到被告的遗弃，恳请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协议，赔偿原告雇工费十万元。
被告代理人则辩称，造成原、被告双方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的原因是原告身体出了问题，被告年事已高，对原告照料起来力不从心，而不是原告所说的遗弃。另外，双方共同生活十年来，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原、被告双方的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双方所签的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由于双方各持己见，法院未当庭下达判决。2016年5月6日，在法院二次开庭前，主审法官对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诉前调解。得知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自己面临败诉的结局时，李爱菊无奈地表示愿意接受调解。
接着，主审法官做被告刘东栓的工作，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原告李爱菊与他共同生活十年，对这个家庭做出了不少贡献，现罹患绝症，生活难以自理，无论从道义、情理上，都应该给予帮助。在法官的耐心劝导下，刘东栓愿意支付3.8万元“补偿费”，补偿费结清后，李爱菊把自己的生活用品搬离，两人正式解除同居关系。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如今，已经正式和刘东栓解除同居关系的李爱菊正积极地进行康复治疗。那段十年的同居生活给了她难以言说的伤痛，她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那些正在同居或准备同居的女同胞：男女同居难保会出现各种无法预料的情况。在决定和对方共同生活时，一定要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否则，一旦同居生活出了意外，女性是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人。
责编/毕春晖, 百拇医药(海阔)
尽管李爱菊感到心寒，但她对刘东栓内心还是有着某种期待，毕竟共同生活了十年，两人还是有感情的。一次，她打电话给刘东栓，让他把她放在家里的几件内衣拿到病房。第二天，刘东栓给她送衣服来了，趁病房里没有其他人，李爱菊直视着刘东栓，问他：“你给我说心里话，我现在成这个样子了，你是不是有其他想法？”
刘东栓没有看李爱菊，而是把眼睛望向了窗外，然后吞吞吐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是，这，这么想的，我都63岁了，身体也不是很好，你这种病，我照顾起来真的有心无力了!”
联想到刘东栓此前的种种表现，他的话并没让李爱菊有多少意外。想想十年来自己对眼前这个男人的付出，却换来如此无情的对待，李爱菊伤心欲绝。刘东栓无力为自己辩解，只是讪讪地说：“爱菊，我知道对不住你，可这种病大家都知道的……”
李爱菊挥挥手说：“你不用多说了，咱们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夫妻，我也用不着你可怜、同情，你走吧……”刘东栓站起来，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自此，李爱菊再没给刘东栓打过电话，刘东栓也再未出现在她的病房，好在亲友们对李爱菊照顾得很周到，儿子几乎每天都给母亲打个电话。李爱菊调整心态，决定和病魔抗争。术后放疗、化疗她都挺了过来，身体康复得也挺理想。出院后，她回到自己的家静养。
2016年2月下旬，因为自己的许多生活用品还放在刘东栓家里，李爱菊前去取东西。她掏出钥匙开门，却怎么也打不开了。原来刘东栓把门锁换掉了。
李爱菊清楚，刘东栓的这个举动表明，她已经被扫地出门了。此时的李爱菊已经生不起气来了，怪只怪自己当初看错了人，和这样一个冷漠透顶的人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十年。
将不履行协议“丈夫”告上法庭，因不是合法夫妻无奈接受调解
那天下午，李爱菊等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等到了从外面回来的刘东栓。看到站在门口的李爱菊，刘东栓愣了愣，不好意思地说：“你来了，前段时间门锁不好用，我换了新锁……”
李爱菊冷笑着说：“别担心，我不会赖在这儿不走，我是来拿我的东西的!”
这时的刘东栓反倒放开了，没有任何掩饰地说：“爱菊，你也别冷嘲热讽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咱们相处一场，好聚好散吧!”李爱菊爽快地说：“好吧，等咱俩的事情掰扯清楚，我就把东西搬走!”说罢，她扭头出了楼门。
刘东栓明白其话语所指。的确，以夫妻名义同居十年，十年来，她每天做饭、拖地、洗衣服，几乎所有家务都由她来做，刘东栓就是个甩手掌柜，自己任劳任怨却遭到了不公平对待，不说别的，按当初那份协议约定的每年一万元的雇工费，他总该出吧!
2016年3月1日，李爱菊给刘东栓打电话，约他到一处街心花园见面。刘东栓如约赶到，李爱菊开门见山，掏出了十年前签订的那份已经泛黄的《“夫妻”同居协议》。
刘东栓像是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他接过那份协议，指着其中“共同生活中，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男方应按雇工标准每年支付女方劳动报酬一万元人民币(从2005年4月1日同居开始计算)，如男方不支付，女方可以到法院起诉”这一项内容，不慌不忙地说：“爱菊呀，造成咱们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的原因，不是因为我这一方，而是因为你患了重病，我这把年纪无力照顾你，才难以进行的，咱们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如因男方原因造成同居生活无法进行，我才可以支付你劳动报酬的，咱们得讲道理啊!”
李爱菊彻底看清了刘东栓的无赖嘴脸，为了替自己讨个公道，2016年3月中旬，她聘请律师向香坊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协议，支付她十年同居生活期间的雇工费用共计十万元人民币。
4月18日，香坊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原、被告双方各持己见。原告代理人称，协议是原、被告真实意思的表达，现原告罹患绝症，正需要被告照顾时，却遭到被告的遗弃，恳请法院判令被告履行协议，赔偿原告雇工费十万元。
被告代理人则辩称，造成原、被告双方同居生活无法进行的原因是原告身体出了问题，被告年事已高，对原告照料起来力不从心，而不是原告所说的遗弃。另外，双方共同生活十年来，一直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根据《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者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的规定，原、被告双方的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双方所签的协议不具备法律效力，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由于双方各持己见，法院未当庭下达判决。2016年5月6日，在法院二次开庭前，主审法官对原、被告双方进行了诉前调解。得知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自己面临败诉的结局时，李爱菊无奈地表示愿意接受调解。
接着，主审法官做被告刘东栓的工作，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原告李爱菊与他共同生活十年，对这个家庭做出了不少贡献，现罹患绝症，生活难以自理，无论从道义、情理上，都应该给予帮助。在法官的耐心劝导下，刘东栓愿意支付3.8万元“补偿费”，补偿费结清后，李爱菊把自己的生活用品搬离，两人正式解除同居关系。双方签订了调解协议。
如今，已经正式和刘东栓解除同居关系的李爱菊正积极地进行康复治疗。那段十年的同居生活给了她难以言说的伤痛，她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那些正在同居或准备同居的女同胞：男女同居难保会出现各种无法预料的情况。在决定和对方共同生活时，一定要履行结婚登记手续，否则，一旦同居生活出了意外，女性是最有可能受到伤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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