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父亲过世后，有一次跟儿子说起他，孩子对姥爷的总结提醒了我。他说，姥爷这辈子不容易，年轻时，生活就开始从高处往低处走。父亲二十多岁时，在东北局工作，整天带着枪和介绍信出差。他对外孙多次谈起的都是这些，他在上海住的和平饭店，南京吃的盐水鸭，杭州的西湖，哈尔滨的友谊宫等……东北局解散，他到了卫生局，工作遇到了瓶颈。他开始学技术，然后到医院当了电工。最后因与医院领导不和，他又学习开车，考到证后，转到一个工厂当司机。他从这个工厂退休后没多久，工厂就倒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只能拿到二百多元的退休金……直到最后，他的退休金涨到了一千元，也只有母亲退休金的三分之一。当年他们都在那个医院工作，那时，父亲的工资七十多元，是母亲工资的一倍。挣高薪的父亲经常拿母亲微薄的工资开玩笑。
这些玩笑调侃，随着时间，渐渐失去了可笑的成分，变得苦涩。父亲因此对社会不满，无论社会，还是他的亲人，都没真正理睬过他。这些父亲难以吞咽的，最后成了杀害他的“凶手”。
四
父母生病前，我有两次失败的婚姻，在德国看过一段心理医生。我想知道，为什么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对我做了完全一样的事情，甚至有着相同的时间节奏：三年相识，六年婚姻，第七年出轨。心理咨询把我带到了问题的根源上——我的童年。
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独生子女(同父异母的哥哥从小跟奶奶一起生活，直到他工作独立)，我不到两个月大，就被送到一个老妇人家里照看，早晚接送，一直持续到我7岁上小学。这其实是父母对我的厚待，他们每个月付给老妇人十五元，20世纪60年代这不便宜；2005年，这笔钱最后的落点是“变相抛弃”。
一个婴儿，一个小孩儿，晚上被接回家，很快就睡觉了，我几乎没有跟父母相处的可能。那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包括休息日。母亲年轻时，很少说话，跟我也是一样。我不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她失去了别的孩子，并没使她与我更亲近。有时我想，母亲经历的苦难裹住了她，使她失去了一般母亲的柔和……但她却是宁静的，从年轻到年老。
有类似童年经历的人，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是——孤独。
孤独有各式各样的出口。我的出口先易后难。
照顾我的那個老妇人没有孩子，她丈夫是木匠。他一开始不喜欢哭闹的小孩子，后来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朋友。他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一生。
他也是一个孤独的人。
他每天上下班，几乎从不跟邻居说话。每天晚上，他喝二两白酒，看一段《史记》；周日休息，他给人做家具……唯一跟着他的人是我。3岁也许4岁，他就用筷子蘸白酒，滴到我嘴里，这就是我最初的酒量。时光荏苒，增加到今天的几两。他给我讲《史记》，似乎并没引起我的兴趣，但我很喜欢跟他一起做木匠活儿。他特意给我做了一个小刨子和一个小案子。干活时，他不跟我说话，也不听广播，完全沉浸在木头里……如今仍然令我惊讶的是，一个小孩儿多么容易受到影响，我居然能跟他一样，在刨花堆旁，跟木头相安。
他变成了我实际的父亲。
白天他上班时，我和他一样，几乎不怎么跟他老伴儿说话，一个人闷头玩儿玩具。我有全套的大夫护士的玩具，听诊器注射器之类的；有整套的厨具，有积木，有娃娃，等等。因为我小时候很胖，不灵活，别的孩子不喜欢跟我一起玩儿，下雨天他们才来找我，玩儿我的玩具。上学后，看书逐渐代替了玩具。家里书少，我一个人去图书馆借，父母吵架之类的事情，我都成功地躲避了。……直到20岁，心理医生认为，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堡垒里。木头、玩具、书……唯一没变的是我的堡垒。
这也是我婚姻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
爱要求无间地融合，这不是结婚生孩子可以证明的，但却是爱人能够感觉到的。当年的他们，和我一样，对我的堡垒一无所知，出轨便成了一种打破它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我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成功了，虽然我们离婚了。
我是一个安静的人，一个能一个人待着的人，能一个人待很久的人。代价是，我只有我的堡垒，无法真正地走近他人。
我知道，不能把这些跟父母说。他们为我提供了他们认为是最好的童年生活，我不能享受了它的好处，再去清算它的坏处。这么决定后，觉得这是我对父母的一份理解和爱。再想到自己这二十年来过于颠簸的生活，眼泪总是往上涌。并没觉得十分委屈，但觉到了十分的孤寂。
这样的童年导致我与父母的“隔阂”，却一直没有消失。我可以为他们买他们需要的一切，为他们做他们希望的一切，但我不能拥抱他们，拉手也只发生在他们生病以后需要帮助的瞬间。
跟爱人相比，与父母的联系是血液和灵魂的。他们相继去世后，这绝望才露出它狰狞的脸：我独自面对童年的遗留，根本谈不上什么对父母的理解和爱。立在眼前的只有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他们活着时，我们彼此无法走近；现在我们相隔浩茫的人生两岸。这生死也无法改变的距离，变成遗憾，永存。
五
朋友钢克说，一个听诊器，无法计算我们与死亡之间的距离。
2011年年末，父亲因为咳嗽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到2012年2月初，除了其间有三天时间出院在家，他的最后时光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一直警觉的父亲很快就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他要求手术，被医生拒绝后，他选择了化疗。
我不忍看父亲对化疗寄托的希望，生还的希望。
我也不敢劝他放弃治疗。
他住过的病房里，有个临床病人去世了，父亲盯着空出的病床，久久无法把目光收回来。
化疗之后的各种反应，父亲挺着，期待着病情的好转。病情继续恶化的迹象一出现，绝望的父亲愤怒地爆发了。他拔掉输液管，怒斥医院就是为了赚钱……他重新平静下来时，吩咐我们把多年没有走动的亲戚们找来……
父亲并不顺遂的一生，像有一个咄咄逼人的敌人，被一点一点地缴了械，拿走了他手里的所有武器。最后面对死亡时，父亲已经赤手空拳，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已羸弱不堪。
——他仍然不甘心死。
不是他不愿意死，是他活着时，生欠他一个答案。
他把不走动的亲戚找来，他让我帮他买悲伤的CD，他说，他想听悲伤的曲儿……我也是现在才明白，他在寻找帮助，帮助他面对死。
无论我们谁，无论多么悲伤的曲调，无论什么，都没有帮上父亲。临终前，他挥舞手臂驱赶迎接他的死，抗拒着……他最后的那口气，放下了他驱赶死亡的手臂。
差三天两个月，从确诊到离世，父亲攒了一辈子的钱，都交给了医院。
为了活明白，有时，一辈子不够。
父亲不是一个和蔼的邻居老头儿，我从没和他好好聊聊天儿，我从没挽过他的胳膊，我从没单独跟他看过电影，我从没真正理解过他……
他没找到他的那片药。
我的绝望，也是无药可治。
死把我们的曾经停在那里，却无法终结。苍天下，到处飘着它们的幽魂。
假如可以，父亲，请您安息。
(吕心怡荐自《中外书摘》)
责编：小侧, http://www.100md.com(冯丽)
这些玩笑调侃，随着时间，渐渐失去了可笑的成分，变得苦涩。父亲因此对社会不满，无论社会，还是他的亲人，都没真正理睬过他。这些父亲难以吞咽的，最后成了杀害他的“凶手”。
四
父母生病前，我有两次失败的婚姻，在德国看过一段心理医生。我想知道，为什么两个完全不同的男人，对我做了完全一样的事情，甚至有着相同的时间节奏：三年相识，六年婚姻，第七年出轨。心理咨询把我带到了问题的根源上——我的童年。
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独生子女(同父异母的哥哥从小跟奶奶一起生活，直到他工作独立)，我不到两个月大，就被送到一个老妇人家里照看，早晚接送，一直持续到我7岁上小学。这其实是父母对我的厚待，他们每个月付给老妇人十五元，20世纪60年代这不便宜；2005年，这笔钱最后的落点是“变相抛弃”。
一个婴儿，一个小孩儿，晚上被接回家，很快就睡觉了，我几乎没有跟父母相处的可能。那时候，父亲经常不在家，包括休息日。母亲年轻时，很少说话，跟我也是一样。我不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她失去了别的孩子，并没使她与我更亲近。有时我想，母亲经历的苦难裹住了她，使她失去了一般母亲的柔和……但她却是宁静的，从年轻到年老。
有类似童年经历的人，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是——孤独。
孤独有各式各样的出口。我的出口先易后难。
照顾我的那個老妇人没有孩子，她丈夫是木匠。他一开始不喜欢哭闹的小孩子，后来成了我童年里最好的朋友。他影响了我，影响了我的一生。
他也是一个孤独的人。
他每天上下班，几乎从不跟邻居说话。每天晚上，他喝二两白酒，看一段《史记》；周日休息，他给人做家具……唯一跟着他的人是我。3岁也许4岁，他就用筷子蘸白酒，滴到我嘴里，这就是我最初的酒量。时光荏苒，增加到今天的几两。他给我讲《史记》，似乎并没引起我的兴趣，但我很喜欢跟他一起做木匠活儿。他特意给我做了一个小刨子和一个小案子。干活时，他不跟我说话，也不听广播，完全沉浸在木头里……如今仍然令我惊讶的是，一个小孩儿多么容易受到影响，我居然能跟他一样，在刨花堆旁，跟木头相安。
他变成了我实际的父亲。
白天他上班时，我和他一样，几乎不怎么跟他老伴儿说话，一个人闷头玩儿玩具。我有全套的大夫护士的玩具，听诊器注射器之类的；有整套的厨具，有积木，有娃娃，等等。因为我小时候很胖，不灵活，别的孩子不喜欢跟我一起玩儿，下雨天他们才来找我，玩儿我的玩具。上学后，看书逐渐代替了玩具。家里书少，我一个人去图书馆借，父母吵架之类的事情，我都成功地躲避了。……直到20岁，心理医生认为，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堡垒里。木头、玩具、书……唯一没变的是我的堡垒。
这也是我婚姻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
爱要求无间地融合，这不是结婚生孩子可以证明的，但却是爱人能够感觉到的。当年的他们，和我一样，对我的堡垒一无所知，出轨便成了一种打破它的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我无法确定他们是否成功了，虽然我们离婚了。
我是一个安静的人，一个能一个人待着的人，能一个人待很久的人。代价是，我只有我的堡垒，无法真正地走近他人。
我知道，不能把这些跟父母说。他们为我提供了他们认为是最好的童年生活，我不能享受了它的好处，再去清算它的坏处。这么决定后，觉得这是我对父母的一份理解和爱。再想到自己这二十年来过于颠簸的生活，眼泪总是往上涌。并没觉得十分委屈，但觉到了十分的孤寂。
这样的童年导致我与父母的“隔阂”，却一直没有消失。我可以为他们买他们需要的一切，为他们做他们希望的一切，但我不能拥抱他们，拉手也只发生在他们生病以后需要帮助的瞬间。
跟爱人相比，与父母的联系是血液和灵魂的。他们相继去世后，这绝望才露出它狰狞的脸：我独自面对童年的遗留，根本谈不上什么对父母的理解和爱。立在眼前的只有一个无比残酷的事实：他们活着时，我们彼此无法走近；现在我们相隔浩茫的人生两岸。这生死也无法改变的距离，变成遗憾，永存。
五
朋友钢克说，一个听诊器，无法计算我们与死亡之间的距离。
2011年年末，父亲因为咳嗽去医院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到2012年2月初，除了其间有三天时间出院在家，他的最后时光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一直警觉的父亲很快就知道了自己的病情，他要求手术，被医生拒绝后，他选择了化疗。
我不忍看父亲对化疗寄托的希望，生还的希望。
我也不敢劝他放弃治疗。
他住过的病房里，有个临床病人去世了，父亲盯着空出的病床，久久无法把目光收回来。
化疗之后的各种反应，父亲挺着，期待着病情的好转。病情继续恶化的迹象一出现，绝望的父亲愤怒地爆发了。他拔掉输液管，怒斥医院就是为了赚钱……他重新平静下来时，吩咐我们把多年没有走动的亲戚们找来……
父亲并不顺遂的一生，像有一个咄咄逼人的敌人，被一点一点地缴了械，拿走了他手里的所有武器。最后面对死亡时，父亲已经赤手空拳，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已羸弱不堪。
——他仍然不甘心死。
不是他不愿意死，是他活着时，生欠他一个答案。
他把不走动的亲戚找来，他让我帮他买悲伤的CD，他说，他想听悲伤的曲儿……我也是现在才明白，他在寻找帮助，帮助他面对死。
无论我们谁，无论多么悲伤的曲调，无论什么，都没有帮上父亲。临终前，他挥舞手臂驱赶迎接他的死，抗拒着……他最后的那口气，放下了他驱赶死亡的手臂。
差三天两个月，从确诊到离世，父亲攒了一辈子的钱，都交给了医院。
为了活明白，有时，一辈子不够。
父亲不是一个和蔼的邻居老头儿，我从没和他好好聊聊天儿，我从没挽过他的胳膊，我从没单独跟他看过电影，我从没真正理解过他……
他没找到他的那片药。
我的绝望，也是无药可治。
死把我们的曾经停在那里，却无法终结。苍天下，到处飘着它们的幽魂。
假如可以，父亲，请您安息。
(吕心怡荐自《中外书摘》)
责编：小侧, http://www.100md.com(冯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