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死自杀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认为，大批农村女性的迁移使她们远离了既往男权家庭的从属地位和人际冲突情境，同时也远离了农药这种最重要的自杀工具。
在前些年的农村实地考察中，李献云曾惊愕地发现，不少人家的农药瓶就放在床头、厕所甚至厨房里，“就跟油盐酱醋的瓶子放在一起”。
李献云介绍，如果无法轻易拿到自杀工具，那么这种自杀冲动将会有很大程度的降低。要对自杀工具进行控制，首先要了解工具的使用情况。“然而比较麻烦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全国性自杀方式的登记”，李献云说，“只能靠调查。”
她认为，在保障公民隐私权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开放，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了解现状，也让政府能够更清楚应该把精力放在哪个方面，包括农药的管控销售和去毒无害、高楼的设施安全，甚至窗户开启的宽窄等。“数据的开放共享需要卫计委、医院、疾控中心、公安等各个部门的共同合作”。
在一些西方国家，自杀者选择最多的工具是枪支。有数据显示，家庭拥有枪支的比例和用枪支自杀的比例密切相关。而加拿大、新西兰、挪威和英国等一些国家通过对拥有枪支进行立法限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枪支导致的自杀率。英国对煤气、汽车尾气的脱毒处理，中国香港将超市的炭包从开放的架子挪到一个控制区域的干预措施，也显著降低了有毒气体引发的自杀死亡。
每个人的责任
跟中国急剧下降的自杀率不太一致的是，对于很多地区的自杀干预者来说，工作却越来越忙了。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这条全天候开放的“生命热线”，目前有将近30名接线员，每人都要黑白班交替，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然后隔一天又从下午4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
开通14年来，这条热线共接听来电约26万人次，且来电量逐年增加。目前每天来电量2000多个，但能够接听的最多只有100个。白天同时开通八九条线，王景娜接电话的同时看到还有四五个电话正在“往里蹦”，但就是没有人手去接听。
“越来越忙”，也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潘轶竹近几年的感受。有研究显示，中国的自杀因素中有63%为精神障碍。“11年前我刚来到安定医院时，精神科每天的门诊量是500人，现在已经翻了3倍”。
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有限的具备专业资质的从业人员形成了矛盾。有一次，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因为过于忙碌，没能接起一个来电者连续拨打12次的电话。最终，这位来电者实施了自杀。
完全依靠专业机构给予帮助，或许本来就是不现实的，对于那些已经陷入自杀阴影的人来说，来自社区和身边的力量可能更为直接和有效。社区能在危机情形下提供帮助，和自杀未遂者保持定期接触，并为那些有亲友自杀死亡的居丧者提供支持。
“在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资源有限的国家，无论怎样强调社区及其支持项目在自杀预防中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世界卫生组织在报告中这样指出。
现在，张淑霞已经从一个受助的对象变成了“守护者”。她拥有143个关于心理健康的QQ群，规模最大的有2000多人。曾经因为一个山东的网友在群里说已经服用了安眠药，身在北京的张淑霞急得手足无措，在大雨中跑进了附近的派出所报案，而工作人员告诉她，网友的身份没法得到确认，她哭着回了家。还有一次，一个在日本的网友写下了遗言，原本打字很慢的她在半個小时内发了100多条消息。后来这两位网友都回复了她，表明自己没有自杀，她至今记得那种“根本没办法形容”的高兴。
除此之外，她还在一些精神和心理治疗相关的机构担任志愿者，每个周末晚8点准时听网课，每天忙着策划各种活动，还有做简报和统计，经常忙到深夜两三点。
与张淑霞类似，“自杀者亲友互助小组”的其他成员中，有人开始研究自杀的相关理论，有人尝试开展论坛和讲座，还有人创办了自己的心理工作室，向更多还处在深渊中的人们伸出了双手。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就政策层面来说，守门员培训项目是预防自杀的一项重要干预措施，旨在让参加者拥有相关的知识、态度和技能去识别高危个体、确定风险等级并将高危个体转到专业机构接受治疗。经过培训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守门员”。
从国际上来看，加拿大蒙特利尔在对警察机构的职员进行多方面培训，并开设了一条志愿者警察热线电话后，该地警察的自杀率显著下降了79%。德国纽伦堡的一项面对普通公众、社区促进者、全科医师和患者及家属的多元培训，同样显著降低了自杀和自杀未遂的发生率，并且已经被抗抑郁欧洲联盟采用。
对于大部分来电者，王景娜并不知道他们最终的结局。每个月，她服务的这条热线都会接到两三个感谢电话，“要不是你们，那天晚上我可能真的会自杀”。接线员们还经常收到匿名的快递，里面有茶叶、饮料、十字绣或者手工饼干。
每当此时，王景娜都会觉得幸运，自己一个微小的举动就可能改变一个人对生死的决定。她说：“这分负责应该属于每一个人。”
(霍东荐自《东西南北》)
责编：Ester, 百拇医药(玄增星)
在前些年的农村实地考察中，李献云曾惊愕地发现，不少人家的农药瓶就放在床头、厕所甚至厨房里，“就跟油盐酱醋的瓶子放在一起”。
李献云介绍，如果无法轻易拿到自杀工具，那么这种自杀冲动将会有很大程度的降低。要对自杀工具进行控制，首先要了解工具的使用情况。“然而比较麻烦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全国性自杀方式的登记”，李献云说，“只能靠调查。”
她认为，在保障公民隐私权的基础上进行数据开放，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了解现状，也让政府能够更清楚应该把精力放在哪个方面，包括农药的管控销售和去毒无害、高楼的设施安全，甚至窗户开启的宽窄等。“数据的开放共享需要卫计委、医院、疾控中心、公安等各个部门的共同合作”。
在一些西方国家，自杀者选择最多的工具是枪支。有数据显示，家庭拥有枪支的比例和用枪支自杀的比例密切相关。而加拿大、新西兰、挪威和英国等一些国家通过对拥有枪支进行立法限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枪支导致的自杀率。英国对煤气、汽车尾气的脱毒处理，中国香港将超市的炭包从开放的架子挪到一个控制区域的干预措施，也显著降低了有毒气体引发的自杀死亡。
每个人的责任
跟中国急剧下降的自杀率不太一致的是，对于很多地区的自杀干预者来说，工作却越来越忙了。
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这条全天候开放的“生命热线”，目前有将近30名接线员，每人都要黑白班交替，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然后隔一天又从下午4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
开通14年来，这条热线共接听来电约26万人次，且来电量逐年增加。目前每天来电量2000多个，但能够接听的最多只有100个。白天同时开通八九条线，王景娜接电话的同时看到还有四五个电话正在“往里蹦”，但就是没有人手去接听。
“越来越忙”，也是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潘轶竹近几年的感受。有研究显示，中国的自杀因素中有63%为精神障碍。“11年前我刚来到安定医院时，精神科每天的门诊量是500人，现在已经翻了3倍”。
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有限的具备专业资质的从业人员形成了矛盾。有一次，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因为过于忙碌，没能接起一个来电者连续拨打12次的电话。最终，这位来电者实施了自杀。
完全依靠专业机构给予帮助，或许本来就是不现实的，对于那些已经陷入自杀阴影的人来说，来自社区和身边的力量可能更为直接和有效。社区能在危机情形下提供帮助，和自杀未遂者保持定期接触，并为那些有亲友自杀死亡的居丧者提供支持。
“在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资源有限的国家，无论怎样强调社区及其支持项目在自杀预防中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世界卫生组织在报告中这样指出。
现在，张淑霞已经从一个受助的对象变成了“守护者”。她拥有143个关于心理健康的QQ群，规模最大的有2000多人。曾经因为一个山东的网友在群里说已经服用了安眠药，身在北京的张淑霞急得手足无措，在大雨中跑进了附近的派出所报案，而工作人员告诉她，网友的身份没法得到确认，她哭着回了家。还有一次，一个在日本的网友写下了遗言，原本打字很慢的她在半個小时内发了100多条消息。后来这两位网友都回复了她，表明自己没有自杀，她至今记得那种“根本没办法形容”的高兴。
除此之外，她还在一些精神和心理治疗相关的机构担任志愿者，每个周末晚8点准时听网课，每天忙着策划各种活动，还有做简报和统计，经常忙到深夜两三点。
与张淑霞类似，“自杀者亲友互助小组”的其他成员中，有人开始研究自杀的相关理论，有人尝试开展论坛和讲座，还有人创办了自己的心理工作室，向更多还处在深渊中的人们伸出了双手。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就政策层面来说，守门员培训项目是预防自杀的一项重要干预措施，旨在让参加者拥有相关的知识、态度和技能去识别高危个体、确定风险等级并将高危个体转到专业机构接受治疗。经过培训后，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守门员”。
从国际上来看，加拿大蒙特利尔在对警察机构的职员进行多方面培训，并开设了一条志愿者警察热线电话后，该地警察的自杀率显著下降了79%。德国纽伦堡的一项面对普通公众、社区促进者、全科医师和患者及家属的多元培训，同样显著降低了自杀和自杀未遂的发生率，并且已经被抗抑郁欧洲联盟采用。
对于大部分来电者，王景娜并不知道他们最终的结局。每个月，她服务的这条热线都会接到两三个感谢电话，“要不是你们，那天晚上我可能真的会自杀”。接线员们还经常收到匿名的快递，里面有茶叶、饮料、十字绣或者手工饼干。
每当此时，王景娜都会觉得幸运，自己一个微小的举动就可能改变一个人对生死的决定。她说：“这分负责应该属于每一个人。”
(霍东荐自《东西南北》)
责编：Ester, 百拇医药(玄增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