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都雍城城市体系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三、从初期单一防御功能到后来大都市发展的发展趋向分析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18]仔细考量秦雍城，亦当如此。雍城历经300年由南向北改扩建过程，城市再建区域不断被拓宽，多功能化逐步完善。整合历年来雍城城址考古资料，以大型宫室群、贵族建筑群与平民聚居区三个层次结构所构成的城市聚落，以及手工业、市场、城内其他经济形态，以及雍城晚期近郊大型建筑区等，按照早晚关系可确定城市逐步扩大的区间——即瓦窑头遗址区——马家庄遗址区——城墙出现之后的整个城址区。雍城城市的发展过程既蕴含着其自身环境因素的制约而须进行的位置移动，更多地则体现了秦国顺应整个列国局势之变，以及城市制度的大变革。
瓦窑头遗址区可能属于初居雍城的德公、宣公、成公这三位国君执政时期，以传承西周制度所营建之城。对城的首选条件则是“以水御敌于城外”之防御目的，于是以“城堑河濒”的筑城方式选择在临水之域，这是权宜之策，在当时对于秦国立足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利因素则是这里处在整个城址区的最低处，难以低于洪灾，以及河水对堤岸的冲刷，直接威胁城的安全，加之空间较小，这为后来城址的位置挪动提出了缘由。
马家庄遗址区可能属于“悼公城雍”的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夷公、惠公执政时期。从秦国内部讲，秦穆公通过秦国对外战争取胜的同时，期望以“德威并举，德武力征”的创霸方针，使国力渐趋强盛，最终形成“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势。面对雍城人口增加，早先的城建规模因无法容纳而必须扩建；从外部讲，进入春秋以后，政治上列国纷争加剧，各自立都，军事上相互攻伐，于是出现更有利于君王安全的由“非城郭”向“两城制”的过渡，也即“内城”与“外城”同步出现。当放弃早先位于瓦窑头一带“城堑河濒”之城后，选择了位于今马家庄一带的新址，但筑城的传统色彩仍然保留，秦人在自然河流的基础上，再加人工开凿贯通的方法，形成了内外双层呈“回”字形环壕系统，内壕为秦公和贵族所居，内沟与外沟之，外壕以内则为平民，符合“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的城郭原则。刘庆柱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都城特点时强调，“对于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无问题，都城的城郭是其标志性建筑，这是古代礼制所限定的”，[19]刘先生同时又强调，“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20]但是马家庄时期雍城内外城墙则以自然河流与人工沟壕形式出现，且与“视死如生”的秦公陵园相印证，对于这种情景，按照梁云先生的观点，这是位于西方的秦文化与位于东方六国文化的显著差别。[21]
雍城大城郭出现与文献所记“悼公二年，城雍”吻合，标志着与其他列国一样，秦国也在对都城进行大规模增筑与改建。据《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城以墙为明确兆域，城内当至少有内城区和外城区之别，内城为城，系朝宫、官署和贵族所居，外城为郭，为城内国人所居，或包括因制度之变而迁至内城以外的礼制性建筑。与雍城马家庄同期各列国城郭形态虽存在形式上的差异，但其共同具有的大城、小城则普遍存在。如两城连接、多城连接、内外套合与单一城圈内附属设施等。[22]不过像雍城马家庄一样将宫城置于郭城之中形式则是这一时期城郭布局的主要模式。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雍城悼公城雍之后，东方列国凡新建或改建的都城，则往往出现将宫城迁至郭外或割去郭城一部分为宫城新布局。[23]雍城城外出现于这一期的城外大型建筑是否与此类同？此外，目前在考古材料薄弱的前提下无法确认在大城形成之后，之前马家庄时期以河流、沟壕形成的内外城功能结构是否仍在沿用？比如姚家岗一带建筑遗址、马家庄三号建筑、凌阴遗址等，为什么被置于内沟之外？是当初制度之变由内城迁至城外，还是新出现的城中新区，这些都需要未来的考古发掘来确认。
自悼公“城雍”后，秦都雍城的城市格局与多功能化已完全形成，此时分布于城市空间里的若干聚居区组合为一处“團聚型”大聚落结构，聚落各分支人群的身份等级和所从事的职业、社会经济活动决定了聚落的性质。[24]针对雍城城郭结构李自智先生认为，“雍城这种城郭制是一种新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手工作坊、一般居民居址，以及商市一并纳入，反映出当时都城建制中已比较重视安排控制居民的问题”；[25]许宏先生认为，“出现城郭布局的兴盛，当与军事局势高度紧张、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的社会背景不无关联”。[26]雍城置都三百年的逐步发展，则从早期以血缘为纽带的聚落结构过渡到以地缘政治为格局的新型社会架构，这种情景则“人群地缘性显然超过其血缘性，这必然在考古学文化上留下印记”，[27]这种多元化文化架构所形成社会氛围，为秦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推动了秦雍城时期社会变革和创新机制。
秦都雍城作为秦国历史上建置时间最长的一处正式都城，在其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历经诸位国君和举国上下苦心经营，秦国在此蓄势。在雍城，秦国把握政治时局，顺势而为，有效利用自然与人文环境，建立了坚固的防御系统和功能齐备的城市功能体系，[28]为长治久安及后来秦国的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国末期至西汉武帝时期，雍城及作为皇家举行大型郊祀的“圣都”之地，又使其城市功能得以“汉承秦制”，而从都城体系的角度研究都城地位的变化，会涉及失去主都地位之后的曾经都城，其城市格局也因使用性质的变化而发生较大的改观。[29]从目前已发现在雍城郊外大型建筑遗址与汉“畤”遗迹即可证明“圣都”存在的大致特征。[30]鉴于此，今后对雍城西汉中期之前的考古探索，仍然是研究雍城城市体系发生转型的重要课题。
注 释：
[1]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都城史研究——以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现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日本东方学会、大东文化大学编.第一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关于秦雍城置都年限，传统观点为294年或250年之说，参见a.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5-6合刊；徐卫民著.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关于建都327年之说，参见a.田亚岐、张文江.秦置都雍城年限考辨，载于炎帝与汉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2年；田亚岐.秦雍城沿革与历史地位研究，载于秦始皇陵博物院院刊.总第贰辑，三秦出版社，2013., http://www.100md.com(田亚岐?郁彩玲)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具有鲜明的阶段性。[18]仔细考量秦雍城，亦当如此。雍城历经300年由南向北改扩建过程，城市再建区域不断被拓宽，多功能化逐步完善。整合历年来雍城城址考古资料，以大型宫室群、贵族建筑群与平民聚居区三个层次结构所构成的城市聚落，以及手工业、市场、城内其他经济形态，以及雍城晚期近郊大型建筑区等，按照早晚关系可确定城市逐步扩大的区间——即瓦窑头遗址区——马家庄遗址区——城墙出现之后的整个城址区。雍城城市的发展过程既蕴含着其自身环境因素的制约而须进行的位置移动，更多地则体现了秦国顺应整个列国局势之变，以及城市制度的大变革。
瓦窑头遗址区可能属于初居雍城的德公、宣公、成公这三位国君执政时期，以传承西周制度所营建之城。对城的首选条件则是“以水御敌于城外”之防御目的，于是以“城堑河濒”的筑城方式选择在临水之域，这是权宜之策，在当时对于秦国立足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利因素则是这里处在整个城址区的最低处，难以低于洪灾，以及河水对堤岸的冲刷，直接威胁城的安全，加之空间较小，这为后来城址的位置挪动提出了缘由。
马家庄遗址区可能属于“悼公城雍”的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夷公、惠公执政时期。从秦国内部讲，秦穆公通过秦国对外战争取胜的同时，期望以“德威并举，德武力征”的创霸方针，使国力渐趋强盛，最终形成“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势。面对雍城人口增加，早先的城建规模因无法容纳而必须扩建；从外部讲，进入春秋以后，政治上列国纷争加剧，各自立都，军事上相互攻伐，于是出现更有利于君王安全的由“非城郭”向“两城制”的过渡，也即“内城”与“外城”同步出现。当放弃早先位于瓦窑头一带“城堑河濒”之城后，选择了位于今马家庄一带的新址，但筑城的传统色彩仍然保留，秦人在自然河流的基础上，再加人工开凿贯通的方法，形成了内外双层呈“回”字形环壕系统，内壕为秦公和贵族所居，内沟与外沟之，外壕以内则为平民，符合“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的城郭原则。刘庆柱先生在总结中国古代都城特点时强调，“对于古代都城而言，城郭不是有无问题，都城的城郭是其标志性建筑，这是古代礼制所限定的”，[19]刘先生同时又强调，“城墙是构成都城的基本政治要素，没有城墙的都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20]但是马家庄时期雍城内外城墙则以自然河流与人工沟壕形式出现，且与“视死如生”的秦公陵园相印证，对于这种情景，按照梁云先生的观点，这是位于西方的秦文化与位于东方六国文化的显著差别。[21]
雍城大城郭出现与文献所记“悼公二年，城雍”吻合，标志着与其他列国一样，秦国也在对都城进行大规模增筑与改建。据《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城以墙为明确兆域，城内当至少有内城区和外城区之别，内城为城，系朝宫、官署和贵族所居，外城为郭，为城内国人所居，或包括因制度之变而迁至内城以外的礼制性建筑。与雍城马家庄同期各列国城郭形态虽存在形式上的差异，但其共同具有的大城、小城则普遍存在。如两城连接、多城连接、内外套合与单一城圈内附属设施等。[22]不过像雍城马家庄一样将宫城置于郭城之中形式则是这一时期城郭布局的主要模式。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雍城悼公城雍之后，东方列国凡新建或改建的都城，则往往出现将宫城迁至郭外或割去郭城一部分为宫城新布局。[23]雍城城外出现于这一期的城外大型建筑是否与此类同？此外，目前在考古材料薄弱的前提下无法确认在大城形成之后，之前马家庄时期以河流、沟壕形成的内外城功能结构是否仍在沿用？比如姚家岗一带建筑遗址、马家庄三号建筑、凌阴遗址等，为什么被置于内沟之外？是当初制度之变由内城迁至城外，还是新出现的城中新区，这些都需要未来的考古发掘来确认。
自悼公“城雍”后，秦都雍城的城市格局与多功能化已完全形成，此时分布于城市空间里的若干聚居区组合为一处“團聚型”大聚落结构，聚落各分支人群的身份等级和所从事的职业、社会经济活动决定了聚落的性质。[24]针对雍城城郭结构李自智先生认为，“雍城这种城郭制是一种新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手工作坊、一般居民居址，以及商市一并纳入，反映出当时都城建制中已比较重视安排控制居民的问题”；[25]许宏先生认为，“出现城郭布局的兴盛，当与军事局势高度紧张、社会矛盾尖锐、列国对峙的社会背景不无关联”。[26]雍城置都三百年的逐步发展，则从早期以血缘为纽带的聚落结构过渡到以地缘政治为格局的新型社会架构，这种情景则“人群地缘性显然超过其血缘性，这必然在考古学文化上留下印记”，[27]这种多元化文化架构所形成社会氛围，为秦国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推动了秦雍城时期社会变革和创新机制。
秦都雍城作为秦国历史上建置时间最长的一处正式都城，在其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历经诸位国君和举国上下苦心经营，秦国在此蓄势。在雍城，秦国把握政治时局，顺势而为，有效利用自然与人文环境，建立了坚固的防御系统和功能齐备的城市功能体系，[28]为长治久安及后来秦国的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国末期至西汉武帝时期，雍城及作为皇家举行大型郊祀的“圣都”之地，又使其城市功能得以“汉承秦制”，而从都城体系的角度研究都城地位的变化，会涉及失去主都地位之后的曾经都城，其城市格局也因使用性质的变化而发生较大的改观。[29]从目前已发现在雍城郊外大型建筑遗址与汉“畤”遗迹即可证明“圣都”存在的大致特征。[30]鉴于此，今后对雍城西汉中期之前的考古探索，仍然是研究雍城城市体系发生转型的重要课题。
注 释：
[1]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与都城史研究——以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现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日本东方学会、大东文化大学编.第一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关于秦雍城置都年限，传统观点为294年或250年之说，参见a.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5-6合刊；徐卫民著.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关于建都327年之说，参见a.田亚岐、张文江.秦置都雍城年限考辨，载于炎帝与汉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2年；田亚岐.秦雍城沿革与历史地位研究，载于秦始皇陵博物院院刊.总第贰辑，三秦出版社，2013., http://www.100md.com(田亚岐?郁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