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都雍城城市体系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二、雍城城郭形态演变与城市扩、改、建的动态分析
雍城城址区系秦国置都期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目前已确认平面呈不规则梯形范围系秦都雍城城址区，而确定其范围和四指的重要标示为周边残断的城墙以及护城的自然与人工环围体系，整个城址区南北长3300米，东西宽3200米，总面积近11平方公里。城内的标示则为道路、宫殿建筑、聚落、作坊，以及与此关联的各种自然环境因素等，人文遗存与自然环境的空间摆布展现出这座秦都城所具备的典型性特征。[9]
对城址范围内大规模考古调查与发掘所获得的陶质标本材料，是利用地层与类型学原理进行分期与断代最具说服力的依据。
从文献记载中留下秦人在雍城置都期间逐渐营建之印记，历年来考古工作也从遗存序列中发现其对应关系。从最初秦德公选择“初居雍城大郑宫”开始，到后来城市逐步营建与拓展，反映出秦人顺应时势的创新与互动。2012～2014年间，在传统的“宏观”工作基础上，以确定城址区整体布局结构与内涵为目标，则以“微观”方法对城址区做细致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从结果看，整个雍城城址区体现了由小到大、由东向西、由结构单一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根据各区间遗存的早晚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位于整个城址区的东南部，即今瓦窑头村一带，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从前期调查过程中采集的文化堆积层中的陶片、陶质建筑材料等比较分析，该区域秦文化遗存年代为最早。今瓦窑头村一带虽在秦人选择的四周以河环围的大环境之中，但此时所圈占区域之外的空间仍然被视为雍城“城外”。该区间发现大型宫室建筑、聚落集中分布区，但没有发现城墙遗迹，也没有人工沟壕(图三)。
从环境层面分析第一期布局特征：首先，以外围自然河流的河水丰沛、河谷纵深之条件，作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条件，其首要目的是防御，这种情形与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子山秦西犬丘城的防御体系如同出一辙，这与文献所说的“城堑河濒”，即以水围城，并将临水的河谷挖深，使河堤陡直，使河岸增高以加强城防安全系数，同时也起到抵挡河水上岸的作用吻合；[10]其次，发现的大型宫室建筑的附近还有中型建筑，应是王公与秦国贵族居所，与其临近的则是相对集中的半地穴式居址，所包含的遗迹有大量生活灰坑和用于作坊生产的窖、井等设施，此当为平民聚落区。尽管使用各类不同等级的建筑者有贵贱与卑微之分，但之间没有相互隔离设施，所有人作为城内和谐共处的成员生活在同一个大聚落区域之内；[11]再次，在瓦窑头遗址区发现属于雍城最早的大型宫室建筑遗址，残长186米，系组合式结构，显现“五门”、“五院”、“前朝后寝”的格局，其形制结构与岐山凤雏村西周宗庙遗址四合院式的组合相类同，[12]其属性初步判断为秦国承袭西周“宫寝合一”的礼制建筑，即初居雍城时期秦公朝政与宗庙祭祀在同一建筑之内，与文献“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之“雍寝”是否对应，值得进一步探讨。[13]
第二期：系秦雍城聚落结构发生结构变化最为明显时段。位于整个城址区的中部，即今马家庄村一带，中心区面积约3平方公里，从历年来考古调查与发掘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梳理，该区域所发现的主要文化遗存包括早年发掘出的马家庄秦宗庙遗址和另外几处大型建筑遗址；[14]新发现了高台建筑以及按照“后市前朝”而设的“市场”等。[15]上述遗址均被一条由自然河流与人工沟壕贯通的环壕所环绕，而在其外围又形成另外一重环壕，且多系在自然河流基础上的人工开凿，其涵盖范围约7平方公里。这两条环壕形成较为规则的“回”字形。两重环壕内各类聚居区分布呈现截然不同的情景，内壕系大型宫室及其附属建筑分布区，当为秦公和贵族所居，内沟与外沟之间除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姚家岗宫区之外，余皆分布平民生产与生活的聚居区。这两条壕恰似内城与外城之象征，也成为城市聚落区间按层次结构分而治之的显著标志，即并非城墙形式，而是以河沟所形成的城郭结构(图四)。
以河流或自然壕沟与河流贯通来作为城之兆域及城防设施，这分别是秦雍城一、二期的典型特征，这种情形在雍城秦公陵园则表现为内、中、外兆沟与整个陵园的布局关系之中。按照“视死如生”的葬俗观念，秦公陵墓与国人墓葬当仿生前宫城生活情景。目前在内雍城秦公陵园已勘探出的51座包括平面形制为“丰”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凸”字形、“刀把”形、“目”字形和圆形等七个类型，其中“丰”字形、“中”字形和“甲”字形为大墓，其余形制皆为外藏坑。陵园的三重兆沟，内兆沟围绕个别“中”字形大墓墓室；围绕每个区域相对集中的各类大墓及外藏坑者为中兆沟，并以此将整个陵园区分成14座；而将整个秦公陵区应环围者则为外兆沟。陵园兆沟的形制与这一时期城中环壕布局、形制保持一致(图五)。根据近年来对秦公一、六号陵园再次勘探，发现在中兆沟以外，外兆沟以内，每一座秦公陵园还各自包括几百座中小型陪葬墓，墓主人当为该陵园所葬秦公所属国人。[16]雍城秦公陵园的外、中两重环围兆沟也像马家庄宫区将朝宫、贵族聚居区与国人聚落区完全隔开，而环围个别“中”字形大墓的内兆沟则可能是初期尚未形成双重环壕“城堑河濒”时期城的特别象征和标识意义。
呈现“城陵相依”的陵园布局
第三期：环围整个城址范围的城墙形成时期。经调查勘探，目前已确认城墙的走向、墙体结构及构筑年代。在瓦窑头一带的层位关系及墙体夯层内发现秦雍城初期陶片，以此推断古文献“悼公二年，城雍”记载的可能性，即秦国在置都雍城近二百年之后才正式构筑城墙。[17]至此，雍城已发展成为一座功能齐备，规模达11平方公里的大都市，其涵盖范围即现在所确定的城址区，除上述一、二期区间外，今南故城、豆腐村小庄、铁丰、高王寺、穆公坟一带均被扩进城墙以内。这一时期大型建筑遗址的分布范围除在二期内城继续存在之外，已扩展至这重壕沟的北侧，即铁丰、高王寺一带。在城郊发现如塔林、三岔建筑遗址，又发现了城外雍水河的堰塘遗址，这是在确保泄洪的前提下，提升雍水河水位高度，使其注入城中河道。在臨近北城墙和东城墙处发现了以半地穴式为特征的平民聚落(图六)。, 百拇医药(田亚岐?郁彩玲)
雍城城址区系秦国置都期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目前已确认平面呈不规则梯形范围系秦都雍城城址区，而确定其范围和四指的重要标示为周边残断的城墙以及护城的自然与人工环围体系，整个城址区南北长3300米，东西宽3200米，总面积近11平方公里。城内的标示则为道路、宫殿建筑、聚落、作坊，以及与此关联的各种自然环境因素等，人文遗存与自然环境的空间摆布展现出这座秦都城所具备的典型性特征。[9]
对城址范围内大规模考古调查与发掘所获得的陶质标本材料，是利用地层与类型学原理进行分期与断代最具说服力的依据。
从文献记载中留下秦人在雍城置都期间逐渐营建之印记，历年来考古工作也从遗存序列中发现其对应关系。从最初秦德公选择“初居雍城大郑宫”开始，到后来城市逐步营建与拓展，反映出秦人顺应时势的创新与互动。2012～2014年间，在传统的“宏观”工作基础上，以确定城址区整体布局结构与内涵为目标，则以“微观”方法对城址区做细致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从结果看，整个雍城城址区体现了由小到大、由东向西、由结构单一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根据各区间遗存的早晚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位于整个城址区的东南部，即今瓦窑头村一带，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从前期调查过程中采集的文化堆积层中的陶片、陶质建筑材料等比较分析，该区域秦文化遗存年代为最早。今瓦窑头村一带虽在秦人选择的四周以河环围的大环境之中，但此时所圈占区域之外的空间仍然被视为雍城“城外”。该区间发现大型宫室建筑、聚落集中分布区，但没有发现城墙遗迹，也没有人工沟壕(图三)。
从环境层面分析第一期布局特征：首先，以外围自然河流的河水丰沛、河谷纵深之条件，作为“以水御敌于城外”的主要条件，其首要目的是防御，这种情形与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子山秦西犬丘城的防御体系如同出一辙，这与文献所说的“城堑河濒”，即以水围城，并将临水的河谷挖深，使河堤陡直，使河岸增高以加强城防安全系数，同时也起到抵挡河水上岸的作用吻合；[10]其次，发现的大型宫室建筑的附近还有中型建筑，应是王公与秦国贵族居所，与其临近的则是相对集中的半地穴式居址，所包含的遗迹有大量生活灰坑和用于作坊生产的窖、井等设施，此当为平民聚落区。尽管使用各类不同等级的建筑者有贵贱与卑微之分，但之间没有相互隔离设施，所有人作为城内和谐共处的成员生活在同一个大聚落区域之内；[11]再次，在瓦窑头遗址区发现属于雍城最早的大型宫室建筑遗址，残长186米，系组合式结构，显现“五门”、“五院”、“前朝后寝”的格局，其形制结构与岐山凤雏村西周宗庙遗址四合院式的组合相类同，[12]其属性初步判断为秦国承袭西周“宫寝合一”的礼制建筑，即初居雍城时期秦公朝政与宗庙祭祀在同一建筑之内，与文献“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之“雍寝”是否对应，值得进一步探讨。[13]
第二期：系秦雍城聚落结构发生结构变化最为明显时段。位于整个城址区的中部，即今马家庄村一带，中心区面积约3平方公里，从历年来考古调查与发掘所获得的资料进行梳理，该区域所发现的主要文化遗存包括早年发掘出的马家庄秦宗庙遗址和另外几处大型建筑遗址；[14]新发现了高台建筑以及按照“后市前朝”而设的“市场”等。[15]上述遗址均被一条由自然河流与人工沟壕贯通的环壕所环绕，而在其外围又形成另外一重环壕，且多系在自然河流基础上的人工开凿，其涵盖范围约7平方公里。这两条环壕形成较为规则的“回”字形。两重环壕内各类聚居区分布呈现截然不同的情景，内壕系大型宫室及其附属建筑分布区，当为秦公和贵族所居，内沟与外沟之间除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马家庄三号建筑遗址、姚家岗宫区之外，余皆分布平民生产与生活的聚居区。这两条壕恰似内城与外城之象征，也成为城市聚落区间按层次结构分而治之的显著标志，即并非城墙形式，而是以河沟所形成的城郭结构(图四)。
以河流或自然壕沟与河流贯通来作为城之兆域及城防设施，这分别是秦雍城一、二期的典型特征，这种情形在雍城秦公陵园则表现为内、中、外兆沟与整个陵园的布局关系之中。按照“视死如生”的葬俗观念，秦公陵墓与国人墓葬当仿生前宫城生活情景。目前在内雍城秦公陵园已勘探出的51座包括平面形制为“丰”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凸”字形、“刀把”形、“目”字形和圆形等七个类型，其中“丰”字形、“中”字形和“甲”字形为大墓，其余形制皆为外藏坑。陵园的三重兆沟，内兆沟围绕个别“中”字形大墓墓室；围绕每个区域相对集中的各类大墓及外藏坑者为中兆沟，并以此将整个陵园区分成14座；而将整个秦公陵区应环围者则为外兆沟。陵园兆沟的形制与这一时期城中环壕布局、形制保持一致(图五)。根据近年来对秦公一、六号陵园再次勘探，发现在中兆沟以外，外兆沟以内，每一座秦公陵园还各自包括几百座中小型陪葬墓，墓主人当为该陵园所葬秦公所属国人。[16]雍城秦公陵园的外、中两重环围兆沟也像马家庄宫区将朝宫、贵族聚居区与国人聚落区完全隔开，而环围个别“中”字形大墓的内兆沟则可能是初期尚未形成双重环壕“城堑河濒”时期城的特别象征和标识意义。
呈现“城陵相依”的陵园布局
第三期：环围整个城址范围的城墙形成时期。经调查勘探，目前已确认城墙的走向、墙体结构及构筑年代。在瓦窑头一带的层位关系及墙体夯层内发现秦雍城初期陶片，以此推断古文献“悼公二年，城雍”记载的可能性，即秦国在置都雍城近二百年之后才正式构筑城墙。[17]至此，雍城已发展成为一座功能齐备，规模达11平方公里的大都市，其涵盖范围即现在所确定的城址区，除上述一、二期区间外，今南故城、豆腐村小庄、铁丰、高王寺、穆公坟一带均被扩进城墙以内。这一时期大型建筑遗址的分布范围除在二期内城继续存在之外，已扩展至这重壕沟的北侧，即铁丰、高王寺一带。在城郊发现如塔林、三岔建筑遗址，又发现了城外雍水河的堰塘遗址，这是在确保泄洪的前提下，提升雍水河水位高度，使其注入城中河道。在臨近北城墙和东城墙处发现了以半地穴式为特征的平民聚落(图六)。, 百拇医药(田亚岐?郁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