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源流浅说
以此观之，则屈原、贾谊君子也；郭解、豫让君子也；聶政、荆轲君子也；张子房、诸葛亮、关云长、范仲淹、岳鹏举者又何尝而不为君子？是以嵇康(竹林七贤又何尝而不为君子？)曰：“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利于天下万物)之意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也将君子分出了大小高低。司马光：“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德胜才，谓之君子…君子挟才以为善，善无不至矣”(《资治通鉴·周纪一》)；“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资治通鉴·周纪四》)；“易曰：‘君子见机而作，不佚终日’”(《资治通鉴·汉纪八》)；又“君子犯礼，小人犯法”(《资治通鉴·汉纪十》；“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一》)；“君子作文，为贤者讳”(《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三》)；“古之君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隐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资治通鉴·汉纪四十三》)……·王安石：“故天下之有德者，通谓之君子”(王安石《君子斋记》)。朱熹注四书五经，言圣人之道、君子之德。其大学章句序言云：自孟子之后，俗儒记述词章之句而权谋术士、百家众技者流“所以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雜出乎其间，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故而欲使“圣经贤傳之指，粲然復明于世”“以俟後之君子”此不言已自明矣!又多處引用君子之意：“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注君子：谓其后贤后王也)”“故君子必诚其意”“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朱熹《大学章句集注》序)等等。以朱熹注四书五经，意在扩张儒学，大树儒教明王圣德与君子之道，其用心之良苦自不待言，其于儒学与君子之道之贡献也实非俗儒之可比。
总之，汉儒以后诸儒所引君子即按照先圣先贤之规范发展应用，此后再无增进，且由于统治者及其制度之影响，君子的内涵渐行渐少(士君子多无好下场，另有论)，以至于践行者也鲜有其人了，虽然是一个常人可达的境界，但碍于时势，绝大多数人却并不能达到。宋欧阳修：“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而又“罕能自守者，利欲胜之耳”(欧阳修《廉耻学》)。以廉耻尚不能守，更遑论其它？君子渐渐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人格标准，此所谓君子之悲剧所在。
至此，我们对君子这个道德人格载体可以做一个基本的总结和概括：其一、君子一词始见于《尚书》《礼记》，经《诗经》《易经》广泛应用，而至先秦诸子始臻完善。其二、君子最早是一个“位”的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德”的思想，地位与德行并举，是这一文化的特点(附于贤人政治之下)。其三、君子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并未实际对应某一个阶级或阶层，是除了小人(劳动人民、农民、下人、庶人等)以外所有统治阶级，上自天子下至三公九卿以及大夫士等大小官员的，是可以上下游动的概念。其四、若强言君子之可处的位置也无不可，则大约处于圣人、贤人之下，而处于士与庶人之上(见荀子)。但多数论君子之时，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在位者)均有所用，则又将这一概念作虚了。其五、君子在其发展过程中，“德”的含义逐渐超过了“位”的含义，进而成为一个纯粹的道德载体，以至于成为只要有德，无位也可称为君子。其六、君子之才能者何？君子是一个全才之人，而非只拥有某一项特别技艺：孔子“君子不器”；荀子说：君子之所谓贤者、所谓知(通智)者、所谓辩者、所谓察者，非能徧贤、徧知、徧辩、徧察人之谓也：有所止矣。并进一步：事农则“君子不如农人”；事商则“君子不如贾人”；规矩绳墨则“君子不如工人”；而“量能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所宜，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荀子·儒效》)。这无疑是对君子之才能的一个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换言之，君子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却是深知和熟悉每一方面的行家，所谓大道无外、终极相通，此之谓也。其七、君子的道德含义范围极广，包括：礼仪方面：言谈举止、衣食住行；人性方面：仁与善，慈与悲；人格方面：诚与信、忠与勇，正直无私；智慧方面：睿智、聪慧、明哲；节操方面：刚毅、果敢、处惊不变、临危不惧；修养与操行方面：谨慎、节制、温和、勤奋、见识、宽容、慷慨、特立独行、出类拔萃……。换言之，中国伦理道德之中所有美好积极、进步向上、优良优秀等等美德全部都集中于君子一身了。
以上君子之所具有的地位、道德、才能与人格等等，使君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处于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两千多年以来，中国文化之优良部分得以传承、发扬，皆有赖于此。屈原、范仲淹之忧国忧民、关羽之心在汉室与挂印封金、诸葛亮之鞠躬尽瘁兴复汉室、岳飞之精忠报国收复河山、文天祥之“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近代以来如秋瑾、邹容与戊戌六君子之为国为民慷慨以死等等等等，诚如鲁迅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些仁人君子或为道德之楷模，或为人格操守之榜样，其领袖群伦、导引世风，确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之脊梁。
可见，这个君子所含的意义，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精髓、精神，似乎毫不过分，说是中国理想的道德人格载体也应该非常恰当，因为它确能名符其实。
但是，它所隐含的消极的、甚至落后与倒退的思想与成分也同样强大，其所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因为它的道德含义是完全依靠了人的自觉、觉悟而不是靠某种制度的约束。靠自觉和觉悟，则取决于人性、人品与其人格的质量，则其可变性及随意性也就非常之大。曲高者寡，德高者稀，努力为之者尚难以企及，况随遇而安与随波逐流者欤？
其一，如前所述，君子的泛指性与虚位性使其成了一个人人都可以追求、人人都可以达到的道德人格标准，可是同时也意味着人人都难以实现的可能。正如同中国的贤人、圣人、明君政治一样，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可是古今来做到的有几人？君子之道德人格标准与产生它的社会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其所产生的结果也绝然不会超出它的影响范围之外。这种贤人政治与君子之道德是相辅相成、互为依赖的，前者治其上而后者统其下，上下一贯，将一个社会以圣贤明君与仁人君子依靠三纲五常等道德礼仪统治的铁桶一般。这种政治与道德逐渐的变成了社会与人性的桎梏与障碍，影响深远。, 百拇医药(郭中波)
总之，汉儒以后诸儒所引君子即按照先圣先贤之规范发展应用，此后再无增进，且由于统治者及其制度之影响，君子的内涵渐行渐少(士君子多无好下场，另有论)，以至于践行者也鲜有其人了，虽然是一个常人可达的境界，但碍于时势，绝大多数人却并不能达到。宋欧阳修：“廉耻，士君子之大节”而又“罕能自守者，利欲胜之耳”(欧阳修《廉耻学》)。以廉耻尚不能守，更遑论其它？君子渐渐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道德人格标准，此所谓君子之悲剧所在。
至此，我们对君子这个道德人格载体可以做一个基本的总结和概括：其一、君子一词始见于《尚书》《礼记》，经《诗经》《易经》广泛应用，而至先秦诸子始臻完善。其二、君子最早是一个“位”的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被赋予了“德”的思想，地位与德行并举，是这一文化的特点(附于贤人政治之下)。其三、君子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并未实际对应某一个阶级或阶层，是除了小人(劳动人民、农民、下人、庶人等)以外所有统治阶级，上自天子下至三公九卿以及大夫士等大小官员的，是可以上下游动的概念。其四、若强言君子之可处的位置也无不可，则大约处于圣人、贤人之下，而处于士与庶人之上(见荀子)。但多数论君子之时，则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在位者)均有所用，则又将这一概念作虚了。其五、君子在其发展过程中，“德”的含义逐渐超过了“位”的含义，进而成为一个纯粹的道德载体，以至于成为只要有德，无位也可称为君子。其六、君子之才能者何？君子是一个全才之人，而非只拥有某一项特别技艺：孔子“君子不器”；荀子说：君子之所谓贤者、所谓知(通智)者、所谓辩者、所谓察者，非能徧贤、徧知、徧辩、徧察人之谓也：有所止矣。并进一步：事农则“君子不如农人”；事商则“君子不如贾人”；规矩绳墨则“君子不如工人”；而“量能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所宜，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荀子·儒效》)。这无疑是对君子之才能的一个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换言之，君子不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但却是深知和熟悉每一方面的行家，所谓大道无外、终极相通，此之谓也。其七、君子的道德含义范围极广，包括：礼仪方面：言谈举止、衣食住行；人性方面：仁与善，慈与悲；人格方面：诚与信、忠与勇，正直无私；智慧方面：睿智、聪慧、明哲；节操方面：刚毅、果敢、处惊不变、临危不惧；修养与操行方面：谨慎、节制、温和、勤奋、见识、宽容、慷慨、特立独行、出类拔萃……。换言之，中国伦理道德之中所有美好积极、进步向上、优良优秀等等美德全部都集中于君子一身了。
以上君子之所具有的地位、道德、才能与人格等等，使君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之中处于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两千多年以来，中国文化之优良部分得以传承、发扬，皆有赖于此。屈原、范仲淹之忧国忧民、关羽之心在汉室与挂印封金、诸葛亮之鞠躬尽瘁兴复汉室、岳飞之精忠报国收复河山、文天祥之“留取丹心照汗青”以及近代以来如秋瑾、邹容与戊戌六君子之为国为民慷慨以死等等等等，诚如鲁迅所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这些仁人君子或为道德之楷模，或为人格操守之榜样，其领袖群伦、导引世风，确可以称得上是中华民族之脊梁。
可见，这个君子所含的意义，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华、精髓、精神，似乎毫不过分，说是中国理想的道德人格载体也应该非常恰当，因为它确能名符其实。
但是，它所隐含的消极的、甚至落后与倒退的思想与成分也同样强大，其所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因为它的道德含义是完全依靠了人的自觉、觉悟而不是靠某种制度的约束。靠自觉和觉悟，则取决于人性、人品与其人格的质量，则其可变性及随意性也就非常之大。曲高者寡，德高者稀，努力为之者尚难以企及，况随遇而安与随波逐流者欤？
其一，如前所述，君子的泛指性与虚位性使其成了一个人人都可以追求、人人都可以达到的道德人格标准，可是同时也意味着人人都难以实现的可能。正如同中国的贤人、圣人、明君政治一样，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可是古今来做到的有几人？君子之道德人格标准与产生它的社会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其所产生的结果也绝然不会超出它的影响范围之外。这种贤人政治与君子之道德是相辅相成、互为依赖的，前者治其上而后者统其下，上下一贯，将一个社会以圣贤明君与仁人君子依靠三纲五常等道德礼仪统治的铁桶一般。这种政治与道德逐渐的变成了社会与人性的桎梏与障碍，影响深远。, 百拇医药(郭中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