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尽胡风
当时玻璃酒具，大多只能在皇宫中看到，而大多数普通官员，无法使用玻璃制品，只能使用金属酒具来代替。在昭陵壁画中，这位着男装的女侍，左手提着一个酒壶，这款壶，壶嘴尖锐细长，壶颈自然收窄，壶肚浑圆，上刻卷枝图案，壶柄如一美妙的弧线，与壶身完美的贴合在一起。在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中，也出现了这类金属酒壶的造型，[6]而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银器则为我们提供了真实的物证。
中国使用金银器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原地区的人，似乎一直沉迷在青铜器的光芒之中，对金银的使用，大多只局限在青铜器装饰之上。
这些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及壁画中的图像资料，做工精致，远非汉人的铸造工艺能够完成，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工艺呢，它们的出现，似乎为我们揭示这一些隐藏已久的秘密。
曲江池畔的夜晚灯火辉煌，红男绿女交相掺杂，其中的一个小酒坊则相对安静地进行着一场小型谢师宴，宴会的主人是一个名叫杨存实的金银器工匠，他即将完成四年的學习成为一名官作匠师。
唐代的官作金银器制作具有相当规范的制度，唐早期即在少府监中尚署下辖金银作坊院，中晚期改设文思院，专门负责金银器制造，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相当规范的系统性。杨存实由一个民间工匠通过选拔后进入少府监中尚署下辖的金银作坊院学习，经过四年的学徒期才能独立工作成为官作工匠，他的主要工作是服务于皇家和上层贵族。出师后的工匠即成为具有官职的公务人员，在社会开放的唐代，这些通过官作坊培养的匠师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甚或高于一般普通地方官员。作为官作匠师的杨存实，他所制作每一件作品都会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是一般普通匠人不能企及的荣耀。西安南郊出土的银铤和西郊出土的“宣徽酒坊”壶上都刻有“臣杨存实造”字样，[7]匠师的名字出现在贵重器物上，已经不单单是为了制作管理需要，同时也彰显了高级别匠师的社会地位。
唐代早期金银器带有明显的外来风格，随着皇室的重视而迅速本土化，从而使金银器从铸造工艺中剥离出来，形成了典型的长安风格。锤碟錾刻工艺制作的金银器一般为皇家独有，是彰显皇权的象征。1988年在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大量金银器物，即是皇帝指派文思院匠师为供奉真身舍利而专门制造。唐朝上层社会对胡物的需求刺激了珍贵器具制造业的发展，为了生产出符合高层消费者追求新奇与奢侈需要的产品，大唐工匠与许多进入内地的外国工匠，相互学习，从客观上促进了异域文化本土化的过程。
壁画是我们今天认识唐代帝国最为最为直观的方式之一，在1000多年前，他们被画师赋予了鲜活的生命，显示了另一个世界里璀璨的色彩。穿过砖石和墙壁，让我们感受到，唐人那份美好的愿望。
对于历史的过往，往往使人产生种种挥之不去的联想，古籍里的记载，文物残片中若隐若现的端倪，透过壁画逐渐清晰的显现出那份人们期盼的真实。
野外聚餐中，正中放置着一个长方形的桌案，案几的三边各置一榻，每个榻上坐着三位，有的盘腿而坐，有的垂腿而坐，享受着春意的清爽。
这种坐姿，看起来非常随意、自在，然而，这与我们熟知的汉族坐姿，相去甚远。
这是一幅东汉墓室的壁画，壁画中描写了一场盛大的宫廷宴会。主人坐在左侧大厅中央，两旁分列着客人，画中可以看到，每位客人都以跪坐的姿势，分列两侧，面前各置一份食物。唐朝以前，人们还普遍保持跪坐，这是古时汉人唯一正式的坐姿。这种坐姿，看起来优雅，却不舒服。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携带着异域的风俗文化陆续进入中原，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冲击。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胡床、胡食的引入对中原的传统文化形成冲击，人们由跪坐发展为垂脚高坐。[8]“席不正不坐”[9]的传统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坐具的出现，影响了中国从用具到生活习性乃至伦理文化等诸方面，特别是生活习性的改变，解放了对腿部的压迫，从而又带来了环境卫生身体健康及遗传方面的优势，[10]这些未尝不可归功于“胡床”的传入和接受。一种新型坐姿的出现了，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高桌大椅的出现不但丰富了汉人居室文化，同时改变了古代的分餐制制式，人们由独立分食改为围席聚餐的合食，伴随着传入的胡食，不但改变了传统的生活习惯也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
唐代胡食除酒类外主要分为四类，一是胡饼类，多为夹馅食饼；[11]二是调料类，例如引进印度制糖法所造的“石蜜”，[12]源自西域的胡椒；[13]三是蔬果类，例如康国的金、银桃，波斯的马乳蒲桃、蜜枣、西域诸国的葡萄、菠菜、芹菜；[14]四是饮品类，例如甘甜微涩的“三勒浆”[15]和用冰奶酪调制的“苏山”。异域胡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唐人的饮食习惯，并在汉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开放性的背景下，最终将这些外来文明化为己有。
唐帝国强盛的国力和富足的生活，让唐人开始追求更加奢华的享受，人们的注意力不仅在于葡萄酒的口感，对于酒的色泽和香味儿，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李白在诗词中，对葡萄酒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这里所说的“琥珀光”，是一种高贵而凝重的橘黄色，这种稀有的颜色，是通过郁金香花朵提炼出来的。郁金香是古代稀有且名贵的花之一，也是专供贵族享用的花，这种花朵芬芳馥郁，具有浓重而明快的淡黄红色，从中世纪开始自波斯和印度西北地区传入中国[16]。
在普林尼时代，生长在西西里和希腊附近的郁金香被罗马人调入酒中，作为调酒剂。我们无法断言李白诗中所言的兰陵美酒是否也如同罗马人一样，将郁金香调入了其中。但与被罗马人作为喷雾剂，喷洒在剧场里相同的是，唐代皇帝出巡时也要在行道上喷洒郁金香水。[17]使得我们对这种浓郁的味道充满遐想。
盛夏来临，长安城变得酷热。午后，贵妃用西域贡献的茵挥香煮成香汤沐浴后，侍女们将剩余的香汁引入渠中，在华清宫中形成一条条流香渠，使得皇城的空气中充斥着淡淡的幽香。侍女们为贵妃的华服，挂上香囊，随着贵妃款款的步履，华清宫内香气荡漾。, 百拇医药(李杰?弓淼)
中国使用金银器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原地区的人，似乎一直沉迷在青铜器的光芒之中，对金银的使用，大多只局限在青铜器装饰之上。
这些出土的唐代金银器及壁画中的图像资料，做工精致，远非汉人的铸造工艺能够完成，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工艺呢，它们的出现，似乎为我们揭示这一些隐藏已久的秘密。
曲江池畔的夜晚灯火辉煌，红男绿女交相掺杂，其中的一个小酒坊则相对安静地进行着一场小型谢师宴，宴会的主人是一个名叫杨存实的金银器工匠，他即将完成四年的學习成为一名官作匠师。
唐代的官作金银器制作具有相当规范的制度，唐早期即在少府监中尚署下辖金银作坊院，中晚期改设文思院，专门负责金银器制造，特别是在人才培养方面具有相当规范的系统性。杨存实由一个民间工匠通过选拔后进入少府监中尚署下辖的金银作坊院学习，经过四年的学徒期才能独立工作成为官作工匠，他的主要工作是服务于皇家和上层贵族。出师后的工匠即成为具有官职的公务人员，在社会开放的唐代，这些通过官作坊培养的匠师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甚或高于一般普通地方官员。作为官作匠师的杨存实，他所制作每一件作品都会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是一般普通匠人不能企及的荣耀。西安南郊出土的银铤和西郊出土的“宣徽酒坊”壶上都刻有“臣杨存实造”字样，[7]匠师的名字出现在贵重器物上，已经不单单是为了制作管理需要，同时也彰显了高级别匠师的社会地位。
唐代早期金银器带有明显的外来风格，随着皇室的重视而迅速本土化，从而使金银器从铸造工艺中剥离出来，形成了典型的长安风格。锤碟錾刻工艺制作的金银器一般为皇家独有，是彰显皇权的象征。1988年在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大量金银器物，即是皇帝指派文思院匠师为供奉真身舍利而专门制造。唐朝上层社会对胡物的需求刺激了珍贵器具制造业的发展，为了生产出符合高层消费者追求新奇与奢侈需要的产品，大唐工匠与许多进入内地的外国工匠，相互学习，从客观上促进了异域文化本土化的过程。
壁画是我们今天认识唐代帝国最为最为直观的方式之一，在1000多年前，他们被画师赋予了鲜活的生命，显示了另一个世界里璀璨的色彩。穿过砖石和墙壁，让我们感受到，唐人那份美好的愿望。
对于历史的过往，往往使人产生种种挥之不去的联想，古籍里的记载，文物残片中若隐若现的端倪，透过壁画逐渐清晰的显现出那份人们期盼的真实。
野外聚餐中，正中放置着一个长方形的桌案，案几的三边各置一榻，每个榻上坐着三位，有的盘腿而坐，有的垂腿而坐，享受着春意的清爽。
这种坐姿，看起来非常随意、自在，然而，这与我们熟知的汉族坐姿，相去甚远。
这是一幅东汉墓室的壁画，壁画中描写了一场盛大的宫廷宴会。主人坐在左侧大厅中央，两旁分列着客人，画中可以看到，每位客人都以跪坐的姿势，分列两侧，面前各置一份食物。唐朝以前，人们还普遍保持跪坐，这是古时汉人唯一正式的坐姿。这种坐姿，看起来优雅，却不舒服。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携带着异域的风俗文化陆续进入中原，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冲击。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胡床、胡食的引入对中原的传统文化形成冲击，人们由跪坐发展为垂脚高坐。[8]“席不正不坐”[9]的传统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坐具的出现，影响了中国从用具到生活习性乃至伦理文化等诸方面，特别是生活习性的改变，解放了对腿部的压迫，从而又带来了环境卫生身体健康及遗传方面的优势，[10]这些未尝不可归功于“胡床”的传入和接受。一种新型坐姿的出现了，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高桌大椅的出现不但丰富了汉人居室文化，同时改变了古代的分餐制制式，人们由独立分食改为围席聚餐的合食，伴随着传入的胡食，不但改变了传统的生活习惯也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人的饮食结构。
唐代胡食除酒类外主要分为四类，一是胡饼类，多为夹馅食饼；[11]二是调料类，例如引进印度制糖法所造的“石蜜”，[12]源自西域的胡椒；[13]三是蔬果类，例如康国的金、银桃，波斯的马乳蒲桃、蜜枣、西域诸国的葡萄、菠菜、芹菜；[14]四是饮品类，例如甘甜微涩的“三勒浆”[15]和用冰奶酪调制的“苏山”。异域胡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唐人的饮食习惯，并在汉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开放性的背景下，最终将这些外来文明化为己有。
唐帝国强盛的国力和富足的生活，让唐人开始追求更加奢华的享受，人们的注意力不仅在于葡萄酒的口感，对于酒的色泽和香味儿，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李白在诗词中，对葡萄酒曾有过这样的描述：“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这里所说的“琥珀光”，是一种高贵而凝重的橘黄色，这种稀有的颜色，是通过郁金香花朵提炼出来的。郁金香是古代稀有且名贵的花之一，也是专供贵族享用的花，这种花朵芬芳馥郁，具有浓重而明快的淡黄红色，从中世纪开始自波斯和印度西北地区传入中国[16]。
在普林尼时代，生长在西西里和希腊附近的郁金香被罗马人调入酒中，作为调酒剂。我们无法断言李白诗中所言的兰陵美酒是否也如同罗马人一样，将郁金香调入了其中。但与被罗马人作为喷雾剂，喷洒在剧场里相同的是，唐代皇帝出巡时也要在行道上喷洒郁金香水。[17]使得我们对这种浓郁的味道充满遐想。
盛夏来临，长安城变得酷热。午后，贵妃用西域贡献的茵挥香煮成香汤沐浴后，侍女们将剩余的香汁引入渠中，在华清宫中形成一条条流香渠，使得皇城的空气中充斥着淡淡的幽香。侍女们为贵妃的华服，挂上香囊，随着贵妃款款的步履，华清宫内香气荡漾。, 百拇医药(李杰?弓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