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我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启蒙老师
1946年，我刚出生不久，我们家就分家了，小姑母随后也出嫁了。直到出嫁时，爷爷奶奶和母亲都不知道小姑母是共产党员。与我小姑母一块入党的另外两个女党员，1944年参加了胶东兵工厂(现在的济南第一机床厂)工作，解放后成了我党的高级干部，而我那才貌双全的小姑母一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党员。
1949年党组织公开时，我村党组织在南山用铁质话筒一个一个公布党员的名字，当爷爷听到他六个孩子已有四个是共产党员时(我叔叔在1952年也入了党)，一屁股坐在猪圈墙上，不知是高兴还是悔恨，流下了一长串泪。事后，奶奶跟我母亲说：“老东西(指爷爷)后悔啦，当初给你和你小妹(指小姑母)那么多的气吃，冤枉死你们两个了……”说完泣不成声，母亲也一阵心酸哭了起来，婆媳俩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1947年，父亲加入党组织，任村农会主任，还兼着栖东县(在今栖霞市，1953年7月撤销，并入栖霞县)工人合作社主任的职务。那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到我们家乡，父亲白天忙着扩军支前、组织群众转移、民兵训练，晚上到合作社工作整整一夜。妹妹那时也出生了，家里的活儿、地里的活儿，全压在了无怨无悔的母亲身上。
我刚记事的时候，我家的南屋每天都有成群的人进来出去，很多人还抱过我。区里来的负责人吃住几乎全在我家。麦子吃完了，姥姥送来一袋，母亲把我和妹妹送到奶奶的炕上，自己抱着磨棍推着上百斤的石磨一推就是一下午。推完磨，扛着盛面的纸缸子回家，母亲又饿又累，一阵眩晕，一纸缸刚推好的白面全扣在了大街的石缝里，母亲左腿跌得一片紫青，终于病倒了。在这种时候，母亲又把姥姥请来照料我们，义无反顾地继续支持父亲的工作。
1946年和1947年，父亲被县政府分别记三等功和二等功，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的奖状，县长林青和代县长战车的大印方方正正地嵌印在两个奖状上。我想，父亲的功劳状上，实实在在有母亲的一半。
母亲和千千万万从旧中国走出来的农村妇女一样，对毛主席有着无限深厚的感情。毛主席号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她带头参加；毛主席号召办人民公社，她积极响应；她不识字，但在1960年代中期那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时代，母亲竟能背上十几条毛主席语录；1966年夏天，党支部动员近50岁的母亲把发髻剪掉留半发，带领留着封建社会遗痕的小脚老人到台上歌唱《东方红》，母亲从来没学过歌，没学过舞，更没跳过舞，但母亲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几天的排练，母亲带领二十几位老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东方红》。欢腾的群众中，几乎每个人都看到，母親含着泪两次用衣襟擦眼睛。后来，母亲对我讲：“我大半辈子找不到机会表达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情，这次让我上台使劲唱，就等于我向毛主席献了爱心，心里舒坦多了。”
这是母亲的心声：这是她那颗高尚红心的表达!
1970年，弟弟高中毕业后，我和母亲几次商谈弟弟的去向。我的意见是，因为弟弟在校时是班团支部书记、优等生，有机会让他到工农兵大学去。母亲不同意，她坚持让弟弟当兵。她说，你们弟兄两个应该有一个保卫国家的，你现在不能当兵了，我叫你弟弟去当兵，这样我才放心。
1971年正赶上“9.11”林彪叛逃事件，1972年国家没有征兵任务，这时我再次建议让弟弟上工农兵大学，母亲还是坚持让弟弟当兵。1973年1月，弟弟终于当兵了。他既没有辜负党的教导、军队的培养，也没有辜负母亲的厚望，从一个普通士兵到今天进步成一个师长。
(未完待续), 百拇医药(谢玉堂)
1949年党组织公开时，我村党组织在南山用铁质话筒一个一个公布党员的名字，当爷爷听到他六个孩子已有四个是共产党员时(我叔叔在1952年也入了党)，一屁股坐在猪圈墙上，不知是高兴还是悔恨，流下了一长串泪。事后，奶奶跟我母亲说：“老东西(指爷爷)后悔啦，当初给你和你小妹(指小姑母)那么多的气吃，冤枉死你们两个了……”说完泣不成声，母亲也一阵心酸哭了起来，婆媳俩痛痛快快哭了一场。
1947年，父亲加入党组织，任村农会主任，还兼着栖东县(在今栖霞市，1953年7月撤销，并入栖霞县)工人合作社主任的职务。那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到我们家乡，父亲白天忙着扩军支前、组织群众转移、民兵训练，晚上到合作社工作整整一夜。妹妹那时也出生了，家里的活儿、地里的活儿，全压在了无怨无悔的母亲身上。
我刚记事的时候，我家的南屋每天都有成群的人进来出去，很多人还抱过我。区里来的负责人吃住几乎全在我家。麦子吃完了，姥姥送来一袋，母亲把我和妹妹送到奶奶的炕上，自己抱着磨棍推着上百斤的石磨一推就是一下午。推完磨，扛着盛面的纸缸子回家，母亲又饿又累，一阵眩晕，一纸缸刚推好的白面全扣在了大街的石缝里，母亲左腿跌得一片紫青，终于病倒了。在这种时候，母亲又把姥姥请来照料我们，义无反顾地继续支持父亲的工作。
1946年和1947年，父亲被县政府分别记三等功和二等功，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父亲的奖状，县长林青和代县长战车的大印方方正正地嵌印在两个奖状上。我想，父亲的功劳状上，实实在在有母亲的一半。
母亲和千千万万从旧中国走出来的农村妇女一样，对毛主席有着无限深厚的感情。毛主席号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她带头参加；毛主席号召办人民公社，她积极响应；她不识字，但在1960年代中期那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时代，母亲竟能背上十几条毛主席语录；1966年夏天，党支部动员近50岁的母亲把发髻剪掉留半发，带领留着封建社会遗痕的小脚老人到台上歌唱《东方红》，母亲从来没学过歌，没学过舞，更没跳过舞，但母亲毅然接受了这个任务。经过几天的排练，母亲带领二十几位老人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东方红》。欢腾的群众中，几乎每个人都看到，母親含着泪两次用衣襟擦眼睛。后来，母亲对我讲：“我大半辈子找不到机会表达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感情，这次让我上台使劲唱，就等于我向毛主席献了爱心，心里舒坦多了。”
这是母亲的心声：这是她那颗高尚红心的表达!
1970年，弟弟高中毕业后，我和母亲几次商谈弟弟的去向。我的意见是，因为弟弟在校时是班团支部书记、优等生，有机会让他到工农兵大学去。母亲不同意，她坚持让弟弟当兵。她说，你们弟兄两个应该有一个保卫国家的，你现在不能当兵了，我叫你弟弟去当兵，这样我才放心。
1971年正赶上“9.11”林彪叛逃事件，1972年国家没有征兵任务，这时我再次建议让弟弟上工农兵大学，母亲还是坚持让弟弟当兵。1973年1月，弟弟终于当兵了。他既没有辜负党的教导、军队的培养，也没有辜负母亲的厚望，从一个普通士兵到今天进步成一个师长。
(未完待续), 百拇医药(谢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