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宁、孟津“洛出书”“河出图”
龙马负图、神龟载书，远古时代“河图洛书”的传说，数千年来被认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河出图”位于孟津，“洛出书”位于洛宁，早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河图洛书”在华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河洛文化的源头之一，是中国字形文化的第一幅神秘图案，对人类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计算机等诸多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河图洛书”之说
“河图洛书”是华夏文化的源头，发轫于《周易》的阴阳学说、象数思维及整体观，奠定了医易会通的基本格局。而“河图洛书”又与《周易》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系辞》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个圣人就是人类文化始祖伏羲。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
“洛书”，相传为大禹之时，洛河中浮出之龙首神龟所献，龟甲上背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以五居中”的图像，故称为“洛书”。大禹得到此图后，依此图治理水患，划定天下九州，又依此图制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天下大治。《系辞》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洛出书”寻踪
“洛书”真貌，虽然众说纷纭，但“洛书”出于洛宁，“洛出书”处就在洛宁的确是有据可查的。现今存于洛宁县西长水村的专门记载“洛书”之源的两通古碑，就是“洛出书处”的有力证据。而这两通古碑也是洛河流域唯一能够证实“洛出书处”的实物证据。
在长水村村西，玄沪河与洛水交界处的山中尚存有龟窝遗迹，相传为神龟出世的所在，且有摩崖刻石为证。刻石是明代广东道进士西蜀刘武臣专程来洛宁探访“河出图处”与龟窝所留的诗记。
“洛出书处”石碑，碑石约高1.7米，青石质，圆首方足，阴刻有双龙碑额，双龙环拱“大清”二字，下为“洛出书处”四个行书大字，右侧题“河南尹张汉书”，左侧题“雍正二年间腊月永宁县令沈育立”。
西长水村依洛水而建，处于洛河上下游分界处，往上游去多系高山峡谷，下游则一马平川，西长水村即建立在洛水下游的平原之上。两块碑刻原立于村东洛河上下游交汇处，后被移置当时的县城所在地今西长水村保存，移存时间，从立于旁边的清代雍正石刻来看，要早于清代之前了。碑刻原来所在地，西依龙头山，有“灵龟负书处”的玄沪河，龙头山山顶有“禹王庙”“洛河龙神庙”和“洛书赐禹之地碑”等古代遗迹；山南则有紫盖寺遗址及明代吏部尚书耿裕墓，其南临洛河，对面石壁上有“岳武穆行军至此”的石刻和武穆营遗址，其相邻为“仓颉造字台”。西长水村可谓是一块风水宝地。
对于碑石仅剩“洛”字的原因，可能因该碑最初被立在洛水边，由于河水泛滥长期冲刷所致，故而使得原本刻有“洛出书处”的古碑只剩下一个“洛”字，甚或也磨灭了题名落款。
龟窝与摩崖诗刻
龟窝这一称呼，在史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据明代《河南府志》记载：“永宁县(即今洛宁县)西有玄沪水。黄帝时，史臣仓颉从帝南巡，临于此水，水开一窝有龟出焉，厥背赤甲青文。”明代《河南通志》记载：“龟窝，在永宁县西洛水北岸水滨，乃夏禹治水洛龟呈瑞处。”玄沪河分下、中、上部分，分别称为上涧槽、中涧槽，下涧槽，当地民谣称：“上涧槽、下涧槽，金银财宝在中槽。”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龟窝、石壁诗都在玄沪河中段。
龟窝呈椭圆形，直径10余米，又名龟池，原来池边石壁上刻有龟池的石刻大字，可惜早年间山崖坍塌，现在已杳不可寻。
顺着龟池攀崖而上，就到了摩崖诗刻。诗刻于一侧山壁，楷书，题目为《游龟窝至此偶成》，诗曰：“引蔓缘崖步涧泉，鸟声正尔弄清妍。潜踪莫遣惊飞去，留与游人当管弦。”署名是“广东道进士西蜀刘武臣书”。刘武臣是四川宜宾人，明朝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进士，曾官广东道监察御史。500多年前，交通极为不便，刘武臣能远行千里，抵达洛宁游览龟窝，可见，明代之时，人们已普遍认为此地为神龟负书，即“洛出书”的所在地。
龙马负图的传说
相传，上古伏羲氏之时，黄河中有龙鳞马身的神马“负图”献瑞，该图二七居上，一六居下，三八为左，四九为右，五十居中，奇者为虚点，偶者为实点，因出自黄河，故称“河图”。伏羲氏按照龙马所献“河图”演绎出乾、坤、艮、震、坎、离、巺、兑八卦，从而成为后世诸经之首的《周易》来源。
据《礼记·礼运》载：“河出马图。”郑玄注：“马图，龙马负图而出也。”《汉书·五行志》说：“刘歆以为虙羲氏(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刘勰《文心雕龙·正纬》也提到：“龙马出而大《易》兴。”这些文献资料都说明，人文始祖伏羲系依“河图”而画八卦，开启了《周易》哲学时代。
今孟津县会盟镇雷河村尚存有多种与“河图”相关的地名，在雷河村南部有条源于孟津县，向东南汇入黄河的图河，沿河岸分布有卦沟、负图、上河图、下河图、孟河、马庄等村名，相传该地域就是当年伏羲氏降服龙马、受“河图”而画八卦的地方。
河洛文明之思
以伊洛盆地为地域中心，以“河图洛书”为文化核心的“河洛文明”，构建了早期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所在。导源于“河图洛书”的天人相因相应模式、象数思维模式以及气运法则，对中医天人思想、脏象学说、脏气升降学说都有深刻影响。如何进一步探讨作为《周易》源头，乃至中华文化源头的“河洛文明”与中医学的关系，更好地释读中医理论，进一步推进中医理论的现代发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供稿)
“河图洛书”之说
“河图洛书”是华夏文化的源头，发轫于《周易》的阴阳学说、象数思维及整体观，奠定了医易会通的基本格局。而“河图洛书”又与《周易》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系辞》记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这个圣人就是人类文化始祖伏羲。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
“洛书”，相传为大禹之时，洛河中浮出之龙首神龟所献，龟甲上背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以五居中”的图像，故称为“洛书”。大禹得到此图后，依此图治理水患，划定天下九州，又依此图制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天下大治。《系辞》所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指这两件事。
“洛出书”寻踪
“洛书”真貌，虽然众说纷纭，但“洛书”出于洛宁，“洛出书”处就在洛宁的确是有据可查的。现今存于洛宁县西长水村的专门记载“洛书”之源的两通古碑，就是“洛出书处”的有力证据。而这两通古碑也是洛河流域唯一能够证实“洛出书处”的实物证据。
在长水村村西，玄沪河与洛水交界处的山中尚存有龟窝遗迹，相传为神龟出世的所在，且有摩崖刻石为证。刻石是明代广东道进士西蜀刘武臣专程来洛宁探访“河出图处”与龟窝所留的诗记。
“洛出书处”石碑，碑石约高1.7米，青石质，圆首方足，阴刻有双龙碑额，双龙环拱“大清”二字，下为“洛出书处”四个行书大字，右侧题“河南尹张汉书”，左侧题“雍正二年间腊月永宁县令沈育立”。
西长水村依洛水而建，处于洛河上下游分界处，往上游去多系高山峡谷，下游则一马平川，西长水村即建立在洛水下游的平原之上。两块碑刻原立于村东洛河上下游交汇处，后被移置当时的县城所在地今西长水村保存，移存时间，从立于旁边的清代雍正石刻来看，要早于清代之前了。碑刻原来所在地，西依龙头山，有“灵龟负书处”的玄沪河，龙头山山顶有“禹王庙”“洛河龙神庙”和“洛书赐禹之地碑”等古代遗迹；山南则有紫盖寺遗址及明代吏部尚书耿裕墓，其南临洛河，对面石壁上有“岳武穆行军至此”的石刻和武穆营遗址，其相邻为“仓颉造字台”。西长水村可谓是一块风水宝地。
对于碑石仅剩“洛”字的原因，可能因该碑最初被立在洛水边，由于河水泛滥长期冲刷所致，故而使得原本刻有“洛出书处”的古碑只剩下一个“洛”字，甚或也磨灭了题名落款。
龟窝与摩崖诗刻
龟窝这一称呼，在史志中有明确的记载。据明代《河南府志》记载：“永宁县(即今洛宁县)西有玄沪水。黄帝时，史臣仓颉从帝南巡，临于此水，水开一窝有龟出焉，厥背赤甲青文。”明代《河南通志》记载：“龟窝，在永宁县西洛水北岸水滨，乃夏禹治水洛龟呈瑞处。”玄沪河分下、中、上部分，分别称为上涧槽、中涧槽，下涧槽，当地民谣称：“上涧槽、下涧槽，金银财宝在中槽。”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龟窝、石壁诗都在玄沪河中段。
龟窝呈椭圆形，直径10余米，又名龟池，原来池边石壁上刻有龟池的石刻大字，可惜早年间山崖坍塌，现在已杳不可寻。
顺着龟池攀崖而上，就到了摩崖诗刻。诗刻于一侧山壁，楷书，题目为《游龟窝至此偶成》，诗曰：“引蔓缘崖步涧泉，鸟声正尔弄清妍。潜踪莫遣惊飞去，留与游人当管弦。”署名是“广东道进士西蜀刘武臣书”。刘武臣是四川宜宾人，明朝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进士，曾官广东道监察御史。500多年前，交通极为不便，刘武臣能远行千里，抵达洛宁游览龟窝，可见，明代之时，人们已普遍认为此地为神龟负书，即“洛出书”的所在地。
龙马负图的传说
相传，上古伏羲氏之时，黄河中有龙鳞马身的神马“负图”献瑞，该图二七居上，一六居下，三八为左，四九为右，五十居中，奇者为虚点，偶者为实点，因出自黄河，故称“河图”。伏羲氏按照龙马所献“河图”演绎出乾、坤、艮、震、坎、离、巺、兑八卦，从而成为后世诸经之首的《周易》来源。
据《礼记·礼运》载：“河出马图。”郑玄注：“马图，龙马负图而出也。”《汉书·五行志》说：“刘歆以为虙羲氏(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刘勰《文心雕龙·正纬》也提到：“龙马出而大《易》兴。”这些文献资料都说明，人文始祖伏羲系依“河图”而画八卦，开启了《周易》哲学时代。
今孟津县会盟镇雷河村尚存有多种与“河图”相关的地名，在雷河村南部有条源于孟津县，向东南汇入黄河的图河，沿河岸分布有卦沟、负图、上河图、下河图、孟河、马庄等村名，相传该地域就是当年伏羲氏降服龙马、受“河图”而画八卦的地方。
河洛文明之思
以伊洛盆地为地域中心，以“河图洛书”为文化核心的“河洛文明”，构建了早期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所在。导源于“河图洛书”的天人相因相应模式、象数思维模式以及气运法则，对中医天人思想、脏象学说、脏气升降学说都有深刻影响。如何进一步探讨作为《周易》源头，乃至中华文化源头的“河洛文明”与中医学的关系，更好地释读中医理论，进一步推进中医理论的现代发展，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河南省中医管理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