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 众人智慧的结晶
□黄新生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之一，是中医理论发展的源头之一，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巨著，对古代乃至现代中医都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与研究价值。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都是源于《神农本草经》而发展起来的。《本草纲目》出现之前，该书一直被看作是最权威的中医药学书籍。
《神农本草经》共计收录了365种药物，与一年365日相合，将这些药物按照上、中、下分为3类，称为“三品分类法”。“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需判别药性来使用，如百合、当归、龙眼、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
《神农本草经》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一是规定了药物的剂型和一些炮制方法；二是对药物治疗疾病取得的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三是强调辨证施治用药；四是重视服药时间与疗效的关系；五是践行“药有阴阳”的理论；六是归纳了药物的酸、咸、甘、苦、辛五味；七是归纳了药物的寒、热、温、凉四气；八是鉴别了药物的有毒无毒，强调斟酌用药；九是总结了药物配伍中的“七情和合”(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
虽然陶弘景、颜之推、赵翼等人相信《神农本草经》为神农氏所作，但现在史学界比较公认的结论是：《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理由如下。
1.从经典史籍记载来看
《汉书·文艺志·方技略》记载了当时医学相关的书籍目录，内含《黄帝内经》，但并没有《神农本草经》，说明《神农本草经》在东汉初年尚未成书或虽已经成书但尚不出名。
2.从考古学来看
《神农本草经》所载药名与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医简》类似，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差距较大，说明《神农本草经》与《武威医简》成书年代相近。《武威医简》大约成书于东汉初年。
3.从《神农本草经》中的内容来看
其记载了一些张骞通西域以后才流传到中土的药材，如薏苡人(仁)、菌桂、胡麻、蒲陶(葡萄)、戎盐等。《本纪》还记载了大量的汉代郡县名称，其中的永昌郡为东汉设立。
4.《神农本草经》一书有明显的东汉时代烙印
“上药为君”的配伍原则和机械地规定方剂中君臣比例等，是东汉儒家尊君思想的折射；收载药物拘泥于365种，是东汉术数思想的反映；片面夸大金石类药物的养生延年功效，是受东汉方士的影响；把黄精写成黄独、山芋写成玉延、莲写成藕实、荷写成水芝、芋写成土芝、螃蟹写成拥剑等故作文雅的做法，是东汉华而不实学风的典型表现。
其实，宋代叶梦得已经提出《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观点。他在《书传》说：“《神农本草》但三卷，所载甚略，初议者与其记出产郡名，以为东汉人所作。”梁朝阮孝绪甚至认为，《神农本草经》是张仲景和华佗的作品。
张仲景的主要医学作品是《伤寒杂病论》，华佗的主要医学作品是《青囊经》，相关史料并没有记载他们曾经编写了《神农本草经》。张仲景和华佗都是文学高深之士，而《神农本草经》中的一些用语表明它出自文化水平有限的中低层医生之手。一是《神农本草经》中药名不取经书中雅训之文，而是将药物的通俗名称作为正名。二是《神农本草经》中使用了大量异体字。这些都说明，《神农本草经》的作者是社会底层的普通医生。
《神农本草经》虽成书于东汉，但它是历代医学家总结、搜集、整理历代药物学经验成果而形成的专著。我国对药物认识的历史非常悠久。《帝王世纪》称：“伏义(伏羲)尝百药而制九针”；“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识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由此可见，《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氏所作，也并非空穴来风，但那时对药物的认识还相当粗浅，这从《山海经》对药物的记载就可见一斑。《汉书·文艺志·方技略》说：“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物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这些论述，已经和《神农本草经》的基本观点非常接近。由此可见，《神农本草经》是历代医学家药物学经验的总结。
《神农本草经》是众人智慧的结晶，其中的许多经典论述，对现代临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认真研究《神农本草经》这部医学著作，必然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之一，是中医理论发展的源头之一，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巨著，对古代乃至现代中医都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与研究价值。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都是源于《神农本草经》而发展起来的。《本草纲目》出现之前，该书一直被看作是最权威的中医药学书籍。
《神农本草经》共计收录了365种药物，与一年365日相合，将这些药物按照上、中、下分为3类，称为“三品分类法”。“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久服不伤人”，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无毒有毒，斟酌其宜”，需判别药性来使用，如百合、当归、龙眼、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
《神农本草经》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一是规定了药物的剂型和一些炮制方法；二是对药物治疗疾病取得的效果进行了客观评价；三是强调辨证施治用药；四是重视服药时间与疗效的关系；五是践行“药有阴阳”的理论；六是归纳了药物的酸、咸、甘、苦、辛五味；七是归纳了药物的寒、热、温、凉四气；八是鉴别了药物的有毒无毒，强调斟酌用药；九是总结了药物配伍中的“七情和合”(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
虽然陶弘景、颜之推、赵翼等人相信《神农本草经》为神农氏所作，但现在史学界比较公认的结论是：《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理由如下。
1.从经典史籍记载来看
《汉书·文艺志·方技略》记载了当时医学相关的书籍目录，内含《黄帝内经》，但并没有《神农本草经》，说明《神农本草经》在东汉初年尚未成书或虽已经成书但尚不出名。
2.从考古学来看
《神农本草经》所载药名与甘肃武威出土的《武威医简》类似，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差距较大，说明《神农本草经》与《武威医简》成书年代相近。《武威医简》大约成书于东汉初年。
3.从《神农本草经》中的内容来看
其记载了一些张骞通西域以后才流传到中土的药材，如薏苡人(仁)、菌桂、胡麻、蒲陶(葡萄)、戎盐等。《本纪》还记载了大量的汉代郡县名称，其中的永昌郡为东汉设立。
4.《神农本草经》一书有明显的东汉时代烙印
“上药为君”的配伍原则和机械地规定方剂中君臣比例等，是东汉儒家尊君思想的折射；收载药物拘泥于365种，是东汉术数思想的反映；片面夸大金石类药物的养生延年功效，是受东汉方士的影响；把黄精写成黄独、山芋写成玉延、莲写成藕实、荷写成水芝、芋写成土芝、螃蟹写成拥剑等故作文雅的做法，是东汉华而不实学风的典型表现。
其实，宋代叶梦得已经提出《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观点。他在《书传》说：“《神农本草》但三卷，所载甚略，初议者与其记出产郡名，以为东汉人所作。”梁朝阮孝绪甚至认为，《神农本草经》是张仲景和华佗的作品。
张仲景的主要医学作品是《伤寒杂病论》，华佗的主要医学作品是《青囊经》，相关史料并没有记载他们曾经编写了《神农本草经》。张仲景和华佗都是文学高深之士，而《神农本草经》中的一些用语表明它出自文化水平有限的中低层医生之手。一是《神农本草经》中药名不取经书中雅训之文，而是将药物的通俗名称作为正名。二是《神农本草经》中使用了大量异体字。这些都说明，《神农本草经》的作者是社会底层的普通医生。
《神农本草经》虽成书于东汉，但它是历代医学家总结、搜集、整理历代药物学经验成果而形成的专著。我国对药物认识的历史非常悠久。《帝王世纪》称：“伏义(伏羲)尝百药而制九针”；“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识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由此可见，《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氏所作，也并非空穴来风，但那时对药物的认识还相当粗浅，这从《山海经》对药物的记载就可见一斑。《汉书·文艺志·方技略》说：“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物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这些论述，已经和《神农本草经》的基本观点非常接近。由此可见，《神农本草经》是历代医学家药物学经验的总结。
《神农本草经》是众人智慧的结晶，其中的许多经典论述，对现代临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认真研究《神农本草经》这部医学著作，必然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