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医 说》
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医 说》
□黄新生
张杲(1149~1227)，字季明，新安(今安徽歙县)人，为南宋著名医史专家和医学家，是中医新安派的杰出代表。张杲出身于名医世家。他的伯祖张扩曾拜庞安时、王朴为师，是北宋享誉全国的杏林高手，很受范仲淹次子范纯仁的赏识。张杲少承家学，文化水平和理论素养也很高。张杲所著的《医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也是第一部较完整的新安医学著作，影响颇大。
张杲有一个理想，就是把南宋以前各类文史著作和其他杂著中钩稽医学典故及传说，收满1000条，加以整理成书，传于后世。因此，张杲一方面从事临床诊治工作，一方面从事医学史料和禁方秘方的搜集整理工作。
1189年，这部著作的初稿完成，以后又经过36年的增补修订，于1224年定稿并刊刻，取名为《医说》。
《医说》共10卷，分49门，首卷记述宋以前著名医生120余人，继述古代医书、本草、针灸之由来，以及史书记载之神医、神方、诊法之事迹，采取边述边议形式，广开见闻。该书论述各类病证，包括伤寒、诸风、劳瘵、吐血、头风、眼疾、口齿喉舌耳、骨鲠、喘嗽等各类疾病治疗验案，具有临床参考意义。其他包括论中毒、解毒、奇疾、食忌、服饵、药忌、养生、金石药戒等论述，保存了许多当时的文人或医家的见解。张杲站在儒家立场，认为医生应重视医德，并在书中有较多论述。同时，《医说》也反映了作者的医学思想和临床经验。
南宋进士江畴为《医说》题写的跋文上，直截了当地称张杲为“名儒”。在《医说》中，张杲从3个方面体现了自己的儒家思想。
一是发展儒家的医德思想。在儒和医长期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医乃仁术、重视生命、普同一等等医德思想。《医说》从医德修养和原则等方面补充了前人的儒医思想，在“医药之难”“医不贪色”“治病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儒医医德思想，提出“医以救人为心”“凡为医者，专博施救援之志”的观点，提倡清廉正派的行医作风。《医说》记载：北宋宣和年间的医家何澄，有一次为一患病多年的士人诊治，其妻因丈夫抱病日久，将家产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相酬。何澄当即正色说：“娘子何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勿以此相污!”
二是树立医学的儒家正统观。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医说》也采取传统的手法开篇行文，以树立医学之正统观。《医说》第1卷从古至今地历数历代名医，上至三皇五帝，下迄唐代编订《黄帝内经》的王冰，树立了一条谱系。其中的大部分条目均出自正史，从《史记》到《隋书》，不一而足。《医说》的第2卷探讨医书，亦由古而今，一脉下来。《医说》中有关本草和针灸的部分，犹如一部教育学典籍，记载了大量学医故事、成功施治案例以及伦理道德故事，且时常予以臧否，毫不隐晦。《医说》以医功报应终其编，一般认为其为渲染迷信的不足之处。但在法律制度和信用体系不健全的南宋，宣传医功报应，不失为规范医生行为的一条有效途径，这与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学说以约束皇权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是沿袭儒家的治学思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直都是儒家传统的治学思想，宋代儒者又将其提高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医说》内容涉及医家、医书、医史、神方、神医、本草、诊法、治则、诸病、饮食宜忌、养生及医德等，是一本集医史传记、医学笔记、杂录、札记为一体，包罗万象，资料翔实的医学著作，可称得上“博”。《医说》中几乎所有的篇章，都在开头或者结尾处明确列出了参考书目，而那些没有罗列参考书目的，则当属张杲本人之作。《医说》的一些章节，还大量引述了正史之类的官方作品或者杜甫诗词之类的文学作品，其旁征博引之处，不胜枚举。《医说》运用当时儒家典型作品的引述风格，引用了一些被正史排除在外的野史、笔记、志怪的内容，并证明这些材料的可信度，其审慎的态度，可见一斑。
张杲对疾病的研究，遍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骨伤诸科，他的医学思想及临床经验集中体现在《医说》中。张杲将中风分为卒中(急风候)、风癔候、偏枯、风痱、瘫痪、小中等，指出内风与外风兼重而偏于外风。对于中风的治疗，一般宜用续命汤、风引汤、竹沥汤等。张杲还擅用熏法，常用黄芪、防风煎汤，置患者床下熏之，每获奇效。
张杲认为肾虚为消渴(糖尿病)之本，肾气衰或肾之真水不足则为消渴。治疗须暖补肾气，饮食得火力则润上而易消，宜用八味肾气丸。张杲在《医说》中也记录了注意消渴并发症的危害性，认为消渴患者是否治愈，要注意患上大疖和痈，若痈疽发生于骨节间，后果不堪设想。
张杲强调合理饮食和心理疗法的保健作用。张杲认为，勿贪厚味，适度饮食，肠胃不受损，且能发挥营养作用。如果情绪平和，充满爱心，皮肤会光滑润泽；反之，情志过极，心理矛盾，则会引发皮肤疾病或缺陷，如黄褐斑、痤疮等损容疾病。不良情绪还能促人衰老，使得容颜衰老，身体肥胖或羸瘦等。张杲提倡音乐疗法，他认为音乐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物理特性，能刺激人体的生理机能，保持身体健康。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
□黄新生
张杲(1149~1227)，字季明，新安(今安徽歙县)人，为南宋著名医史专家和医学家，是中医新安派的杰出代表。张杲出身于名医世家。他的伯祖张扩曾拜庞安时、王朴为师，是北宋享誉全国的杏林高手，很受范仲淹次子范纯仁的赏识。张杲少承家学，文化水平和理论素养也很高。张杲所著的《医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也是第一部较完整的新安医学著作，影响颇大。
张杲有一个理想，就是把南宋以前各类文史著作和其他杂著中钩稽医学典故及传说，收满1000条，加以整理成书，传于后世。因此，张杲一方面从事临床诊治工作，一方面从事医学史料和禁方秘方的搜集整理工作。
1189年，这部著作的初稿完成，以后又经过36年的增补修订，于1224年定稿并刊刻，取名为《医说》。
《医说》共10卷，分49门，首卷记述宋以前著名医生120余人，继述古代医书、本草、针灸之由来，以及史书记载之神医、神方、诊法之事迹，采取边述边议形式，广开见闻。该书论述各类病证，包括伤寒、诸风、劳瘵、吐血、头风、眼疾、口齿喉舌耳、骨鲠、喘嗽等各类疾病治疗验案，具有临床参考意义。其他包括论中毒、解毒、奇疾、食忌、服饵、药忌、养生、金石药戒等论述，保存了许多当时的文人或医家的见解。张杲站在儒家立场，认为医生应重视医德，并在书中有较多论述。同时，《医说》也反映了作者的医学思想和临床经验。
南宋进士江畴为《医说》题写的跋文上，直截了当地称张杲为“名儒”。在《医说》中，张杲从3个方面体现了自己的儒家思想。
一是发展儒家的医德思想。在儒和医长期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医乃仁术、重视生命、普同一等等医德思想。《医说》从医德修养和原则等方面补充了前人的儒医思想，在“医药之难”“医不贪色”“治病委之庸医比之不慈不孝”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儒医医德思想，提出“医以救人为心”“凡为医者，专博施救援之志”的观点，提倡清廉正派的行医作风。《医说》记载：北宋宣和年间的医家何澄，有一次为一患病多年的士人诊治，其妻因丈夫抱病日久，将家产典卖殆尽，无以供医药，愿以身相酬。何澄当即正色说：“娘子何为此言!但放心，当为调治取效，切勿以此相污!”
二是树立医学的儒家正统观。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医说》也采取传统的手法开篇行文，以树立医学之正统观。《医说》第1卷从古至今地历数历代名医，上至三皇五帝，下迄唐代编订《黄帝内经》的王冰，树立了一条谱系。其中的大部分条目均出自正史，从《史记》到《隋书》，不一而足。《医说》的第2卷探讨医书，亦由古而今，一脉下来。《医说》中有关本草和针灸的部分，犹如一部教育学典籍，记载了大量学医故事、成功施治案例以及伦理道德故事，且时常予以臧否，毫不隐晦。《医说》以医功报应终其编，一般认为其为渲染迷信的不足之处。但在法律制度和信用体系不健全的南宋，宣传医功报应，不失为规范医生行为的一条有效途径，这与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学说以约束皇权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是沿袭儒家的治学思想。“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一直都是儒家传统的治学思想，宋代儒者又将其提高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医说》内容涉及医家、医书、医史、神方、神医、本草、诊法、治则、诸病、饮食宜忌、养生及医德等，是一本集医史传记、医学笔记、杂录、札记为一体，包罗万象，资料翔实的医学著作，可称得上“博”。《医说》中几乎所有的篇章，都在开头或者结尾处明确列出了参考书目，而那些没有罗列参考书目的，则当属张杲本人之作。《医说》的一些章节，还大量引述了正史之类的官方作品或者杜甫诗词之类的文学作品，其旁征博引之处，不胜枚举。《医说》运用当时儒家典型作品的引述风格，引用了一些被正史排除在外的野史、笔记、志怪的内容，并证明这些材料的可信度，其审慎的态度，可见一斑。
张杲对疾病的研究，遍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针灸、骨伤诸科，他的医学思想及临床经验集中体现在《医说》中。张杲将中风分为卒中(急风候)、风癔候、偏枯、风痱、瘫痪、小中等，指出内风与外风兼重而偏于外风。对于中风的治疗，一般宜用续命汤、风引汤、竹沥汤等。张杲还擅用熏法，常用黄芪、防风煎汤，置患者床下熏之，每获奇效。
张杲认为肾虚为消渴(糖尿病)之本，肾气衰或肾之真水不足则为消渴。治疗须暖补肾气，饮食得火力则润上而易消，宜用八味肾气丸。张杲在《医说》中也记录了注意消渴并发症的危害性，认为消渴患者是否治愈，要注意患上大疖和痈，若痈疽发生于骨节间，后果不堪设想。
张杲强调合理饮食和心理疗法的保健作用。张杲认为，勿贪厚味，适度饮食，肠胃不受损，且能发挥营养作用。如果情绪平和，充满爱心，皮肤会光滑润泽；反之，情志过极，心理矛盾，则会引发皮肤疾病或缺陷，如黄褐斑、痤疮等损容疾病。不良情绪还能促人衰老，使得容颜衰老，身体肥胖或羸瘦等。张杲提倡音乐疗法，他认为音乐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物理特性，能刺激人体的生理机能，保持身体健康。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