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揭示“脑主思维”
中医揭示“脑主思维”
□李金钢
曾几何时,“心主神明”“脑主神明”“心脑共主神明”之争此起彼伏。辩论双方各执一词,各抒己见。这既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还是一个医学问题。
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命题:“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黄帝内经·素问》记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黄帝内经·灵枢》记载:“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所以任物者,谓之心。”此后,“心主神明”之说主导、延续了很久。历史上,华佗拜师学医,面试之时机智应对,师傅赞赏有加,夸其“心之官则思……孺子可教也”。
中医认为,心藏神。心,是一个复合概念,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体内部具体的实体器官。实践中,人们发现“心主神明”有不能完全涵盖“脑为元神之府”的方面。对此,古代医学界、科学界的有识之士一直合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心主神明”“脑主神明”进行探索甄别。认识不断深化,论说渐趋周详,指向更加明确。这些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脑主神明”“脑主思维”、思维是心脑结合的产物等,并将研究成果写入了中医典籍。
《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金匮玉函经》曰:“头者,身之元首,人神所注。”隋朝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厥头痛》认为“头是心神所居”。唐朝药王孙思邈《千金方·灸法门》记载:“头者,人神所注……头者,诸阳之会也。”宋代永嘉医派的创始人陈无择在《三因极-病证方论》里记载:“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聚。”明代著名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提出“脑为元神之府”。
明末清初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更是作出了直截了当的结论,“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方以智曾以卖药为生,著有《医学会通》《删补本草》《物理小识》等。他在《物理小识》中指出:“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至于我之灵台,包括县寓,记忆古今,安置此者,果在何处?质而稽之,有生之后,资脑髓以藏受也。”
清代名医王宏翰的《医学原始》曰:“人之一身,五脏藏于内,为之生长之具,五官居于身上为知觉之具,耳、目、口、鼻聚于首,最显最高,便于接物。耳、目、口、鼻之所以导入于脑,必以脑先受其象,而觉之,而寄之,而存之也。”
曾经编著《汤头歌诀》的清代名医汪昂在《本草备要》中指出:“人之记忆皆在脑中。”清代名医王清任《医林改错》里有“灵机记性在脑说”。
由此可见,“脑主思维”是国学国医继承发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又一杰作,并非西方人的专利。
从“心主思维”到“脑主思维”,由宏观把握到微观把握,由整体概念到精准概念,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这一命题的确立,得益于中医思维强大的探究力,得益于中医临床迅速发展的需要,得益于人们对事物本质的洞悉,得益于人们勇于创新、把握事物规律的精神与能力。它对于正确认识人的生命现象、生理功能及其神志活动、理法用药、提高疗效,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同时,为推动中医体系更加科学化开启了广阔的道路,也充分体现了中医的开放性和创新性。
(作者供职于西安工业大学)
□李金钢
曾几何时,“心主神明”“脑主神明”“心脑共主神明”之争此起彼伏。辩论双方各执一词,各抒己见。这既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还是一个医学问题。
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一个重大的人生命题:“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黄帝内经·素问》记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黄帝内经·灵枢》记载:“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所以任物者,谓之心。”此后,“心主神明”之说主导、延续了很久。历史上,华佗拜师学医,面试之时机智应对,师傅赞赏有加,夸其“心之官则思……孺子可教也”。
中医认为,心藏神。心,是一个复合概念,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人体内部具体的实体器官。实践中,人们发现“心主神明”有不能完全涵盖“脑为元神之府”的方面。对此,古代医学界、科学界的有识之士一直合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心主神明”“脑主神明”进行探索甄别。认识不断深化,论说渐趋周详,指向更加明确。这些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脑主神明”“脑主思维”、思维是心脑结合的产物等,并将研究成果写入了中医典籍。
《黄帝内经·素问·脉要精微论》曰:“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金匮玉函经》曰:“头者,身之元首,人神所注。”隋朝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厥头痛》认为“头是心神所居”。唐朝药王孙思邈《千金方·灸法门》记载:“头者,人神所注……头者,诸阳之会也。”宋代永嘉医派的创始人陈无择在《三因极-病证方论》里记载:“头者,诸阳之会,上丹产于泥丸宫,百神所聚。”明代著名医学家、药物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提出“脑为元神之府”。
明末清初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更是作出了直截了当的结论,“天文、舆地、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技勇之属,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方以智曾以卖药为生,著有《医学会通》《删补本草》《物理小识》等。他在《物理小识》中指出:“人之智愚,系脑之清浊。”“至于我之灵台,包括县寓,记忆古今,安置此者,果在何处?质而稽之,有生之后,资脑髓以藏受也。”
清代名医王宏翰的《医学原始》曰:“人之一身,五脏藏于内,为之生长之具,五官居于身上为知觉之具,耳、目、口、鼻聚于首,最显最高,便于接物。耳、目、口、鼻之所以导入于脑,必以脑先受其象,而觉之,而寄之,而存之也。”
曾经编著《汤头歌诀》的清代名医汪昂在《本草备要》中指出:“人之记忆皆在脑中。”清代名医王清任《医林改错》里有“灵机记性在脑说”。
由此可见,“脑主思维”是国学国医继承发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又一杰作,并非西方人的专利。
从“心主思维”到“脑主思维”,由宏观把握到微观把握,由整体概念到精准概念,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这一命题的确立,得益于中医思维强大的探究力,得益于中医临床迅速发展的需要,得益于人们对事物本质的洞悉,得益于人们勇于创新、把握事物规律的精神与能力。它对于正确认识人的生命现象、生理功能及其神志活动、理法用药、提高疗效,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同时,为推动中医体系更加科学化开启了广阔的道路,也充分体现了中医的开放性和创新性。
(作者供职于西安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