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中医药本色 ——重读胡耀贞
近现代以来，中医药界的主要精力大多用在了阐明自己的“科学特色”上，而对自己的文化特色则不甚了了。从胡耀贞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中医药文化真正的底色，而这是当代中医药界所缺少和不熟悉的。
胡耀贞坚持了“气功”的医学本色而不是其他，进而还原了中医药学兼容并蓄、融合发展的文化和方法上的特性。这种坚持和认识对中医药以及中国文化的原创发展具有路标性的价值。
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背景下重读胡耀贞，将使我们看到中医药楷模的多样性，而恢复和促进中医药的多样性发展，必将有助于中医药传承和创新重现勃勃生机。
胡耀贞(1897—1973)，山西榆次人，是我国现代中医、内功和武术集大成者之一，自幼习医、拳、道(道家的练功方法)，拜医家、拳家、道家和佛家等17位名师，对内家武术和中医针灸都有独到的认识和领悟，开创了符合先天内气生成规律的静动内功，为提升针灸和太极水平奠定了基础，著有《气功及保健功》《无极针灸》等书。
胡耀贞是我国现代卫生健康领域一位标志性人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曾经受当时的卫生部之托收徒授课，担任北京气功考试主考官，主持北京市针灸门诊部的业务工作，可以说是为中医学的现代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并为国家培养了众多影响广泛的专业人才。但是就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胡耀贞的影响主要在民间，而且主要分布于国内外的武术界，而他对于中医学的贡献还没有受到国家各级卫生和健康主管部门的重视。因此，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莫大的缺憾。
回顾胡耀贞的一生，虽然他因内功的高超而誉满天下，但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主要身份是医生，兼用针灸和内功造福于社会，服务于人民群众健康。在他离开我们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华文化复兴的背景下重读胡耀贞先生，将使我们看到中医药楷模的多样性，而恢复和促进中医药的多样性发展，必将有助于我国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和创新，使之重现勃勃生机。
关于中医本色问题的讨论
中医药属于国学的范畴，这是从历史、文化和哲学的角度对中医药性质的界定。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发展，上述结论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也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全国中医药院校中率先成立了国学院。开始时人们对此颇多质疑，认为中医药大学办国学院，很难办出特色。当征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的看法时，他认为这不是能不能办出特色的问题，而是能否促使中医药恢复本色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医药本来就是国学，目前的中医药教育需要补课，在中医药院校成立国学院，可促进已经偏离的教育方向回归传统。
2007年1月，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在此之后，中医学与儒释道一起成为中国文化“四大金刚”的说法逐渐流行。随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中医药医疗、科研、教育、保健、产业和文化“六位一体”发展格局的确立，我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也逐步迈入快车道。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08年成立了中医药文化建设与科学普及专家委员会，与以前单纯强调“科普”不同，“文化建设”被放在了首要的位置，反映出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到了“精神觉醒”的新阶段。为了进一步在精神上给予鼓励，我国有关部门分三次评选出90位国医大师，他们都是中医、中药和民族医药的杰出代表人物，精于临证，深谙药理，熟知传统，不拘一法。
虽然，中医药事业发展迅速，但是其中也有不太为人所注意的偏向，这种偏向就是过于强调主流中医药的体制性，而对中医药与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相联系的边际领域重视不够。
例如，如何看待道医就成为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问题。尽管在历史上确实存在医道同源的事实，而且这确实也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个问题，不予深究。且不说中医典籍所记载的祝由等技术，即便是为屠呦呦教授获诺奖带来灵感的《肘后备急方》，人们对其作者葛洪是岭南道士的身份也知之甚少。与此相关，《黄帝内经》的作者是谁及其是如何成文的至今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当今学术界对中医原创思维的研究也仍待深入。其实这些问题既是医学问题，同时更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问题。而要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这些问题，需要触及知其所以然的文化体系，亦即自古就盛行且代代承续的修道传统。
近现代以来，中医药界的主要精力大多用在了阐明自己的“科学特色”上，而对自己的文化特色则不甚了了。楼宇烈点明国学就是中医药的本色，如果用本色的视域重新看待中医药界，那么原来不易为人所注意的诸多现象就可以显现出本有的价值。比如说如邓铁涛、裘沛然、朱良春、路志正等国医大师，他们的高寿显然和深厚的文化修养有关，可以说是“内功”精湛。而比他们更资深的许多中医药界前辈，则往往是集中医、内功(内丹)和太极(武术)于一身，以医为业，以内功和武术养身。
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医药界在强调“辨证施治”的同时，对养生之道则重视不够，而内功的训练只存在于推拿和正骨等必须以之作为基本功的职业。我们都很推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但对他阐述的经络与“内景隧道”的关系则相对隔膜。胡耀贞则不然，他在《气功及保健功》的序言中说过，“四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中医工作，业余时间就练拳、练气功，从未间断过。实践证明，拳功和内功特别是华佗五禽术，对我的帮助很大。”而这得益于他的中医启蒙老师。他的老师吕应绍告诉他，要学习针灸，应当先练习打坐。换句话说，没有内功，指下无力，技法则名存实亡。推而论之，没有内功，太极、八卦等内家拳法也难臻神妙之境。从他的经历和典范中，我们看到了中医药文化真正的底色，而这是当代中医药界所缺少和不熟悉的。联系到2011年过世的李少波先生，如果用上述这种中医药本色的标准来判断，他是应当进入国医大师候选人之列的。相反的是，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提出的“打通任督二脉”成为非主流的“怪谈”，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这充分说明了一种强大的阻碍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的力量仍然存在。
中医药主导治未病的落实
也是从2007年开始，中医治未病逐渐进入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主要议程。2016年10月，在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成为中医药“独特优势”的最好阐释。从字义来解释，“独特优势”应当理解为“独一无二”从而“与生俱来”的优势。我国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专家贾谦在生前极力推崇中医药非药物疗法，而与治未病相关的养生、保健和预防理论、方法体系大多属于非药物范畴，其中又多与“气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之后，气功热起起落落，其养生功能被各种杂音所淹没，至今让人非常惋惜。如果对其兴废的原因作不出深刻的反思，那么不仅中医药的“主导作用”有可能再次落空，而且还将形成对健康中国建设进程的强大干扰，造成有好牌却烂在手里的局面。
其实这个问题仍然是中医药本色问题的继续，只是变成了气功的本色问题。追溯刘贵珍关于气功实践的本原，他的老师刘渡舟所传授的内养功也是来源于道家的吐纳方法。我们看到，气功的功理功法是对儒、释、道、医、武等炼养体系的抽象概括，表面上提升了它们的现代发展水平，但也在不知不觉中割裂了各自与母体文化的联系，使得人们只知道有气功，而忘记了其在原创文化体系中的功用和价值。这种现象与美国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所指出的科学与文化的割裂和价值的二元背离是一致的，科学发展一旦离开文化则是盲目的。
气功实践表明，离开文化母体的现代创新也将自己创造出新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有可能背离原来的文化价值。有了气功发展的经验教训，我们再重新考察胡耀贞先生的著作，就会有新的发现。在由他讲述、北京市针灸门诊部整理的《气功及保健功》这本小册子中，无论是治疗功还是保健功，也无论是其来源于佛家道家还是医家武家，胡耀贞先生皆从医学遗产的角度给予实事求是的记述和介绍。也就是说，他坚持了“气功”的医学本色而不是其他，这种坚持和认识对中医药以及中国文化的原创发展具有路标性的价值。
首先，只有坚持医学本位才能再度促进中医药的包容性发展。在历史上，中医药学的知识包容性特别强大，故有“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之说，而这种包容性使得中医药事实上成为一种终极性的学问。一般来说，中医药学的这种性质不易为人所认识，而通过哲学、文化特别是儒释道等传统文化才得以窥见其底蕴。如果单纯从气功的角度来看，医家也只是各家之一，胡耀贞先生也指出了这个事实。他在序言中说：“我们祖国有悠久的历史，历代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气功方面，医学家、拳家和儒、释、道三家，都各有一套养生方法。”
而一旦强调了气功的医学本色，原来作为抽象的概念则展现出具体的、历史的真实，进而还原了中医药学兼容并蓄、融合发展的文化和方法上的特性。因此，我们重读胡耀贞先生的文章，就会感到当时他并没有刻意强调中医药的这种性质，他只是如实讲述了他所了解的传统，而在这种传统中则蕴涵着中医药原创发展的根本动力。胡耀贞说：“气功是祖国医学宝贵遗产之一，它有悠久的历史，具有祛病、防病、健身、延年的作用。过去佛、道两家称它为‘静功’，拳家称它为‘内功’。在《内经》里即有‘导引’及其他养生益寿的方法，实际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气功。”
在今天的学术和文化语境中，胡耀贞的上述说法可以反过来，即可以表述为“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医学实际上包含与气功相联系的儒家、佛家、道家和拳家的有关传统”，从而在新的时代重新打开中医学的包容性，显示其作为终极性学问的特性。从现实来看，中医学的这种兼顾包容性和终极性的特征一旦被广泛认识和接受，那么不仅会对我国，而且会对世界医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一方面，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医学院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而我国中医药院校的高考录取分数线与清华北大等高校相比明显偏低，这将直接导致中医药在未来竞争中输在人才方面。另一方面，世界医学发展的趋势则越来越向中医学靠近，多位著名医学家都认为中医学是现代医学发展的方向，这也促进我国重新思考中医学的人才培养问题。事实上，中医学不仅是一种医学，更是一种整体方法，是它的整体性质赋予其兼具包容性和终极性，而这给我们一种启示，即只有站在整体和全局的角度才能坚持和恢复中医学的本体思维。没有本体思维，根本谈不上中医药的包容性发展，而这也是当前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其次，只有全面继承才有可能创造出中医药的新典范。现在看来，胡耀贞先生已经成为一位我国中医药领域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的著作虽然不多，篇幅也不大，但是这些文字都是活生生的经验总结。按照传统，各家炼养方法的核心部分皆属于秘传，不仅需要老师的口传心授，而且也需要自己的深刻体会才能明白。为了融会贯通，根本掌握这门属于中国文化内核的绝学，胡耀贞先后跟随过17位老师，其中包括年龄比他小，但太极功夫独树一帜的张钦霖先生。正是因为他在炼养方面的深厚造诣，他在出席1959年10月份在北戴河举办的气功经验交流大会之时，受到了大会党组织和与会同志们的一致认可，甚至“爱戴”。出于真诚地对社会的回报，他把自己平生所学的卓有成效的理论、方法和经验集腋成裘，全部贡献出来，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总结和体会出来的练功规律，终成一代典范。
胡耀贞把他自己创立的新典范称为“静动相兼”的气功，现在一般称为“胡耀贞静动气功”。2017年，经其长女、胡耀贞学术传承人胡丽娟的同意，河北省传统文化促进会成立了胡耀贞无极静动功研究会。虽然功法的名字又有新叫法，但无论怎样称呼，其核心在于“静动”二字。目前经同道商议，以后将统一以“静动内功”来称谓这个来之不易的新典范。胡耀贞先生曾简要介绍过其功法的创立过程：“我练功学拳，曾经走过许多弯路。如上各家的练功法，我先后都练过，虽然还没有练好。通过一些曲折的认识过程，我开始找到了一些练功的规律，特别是静和动的规律。根据这种规律，又结合拳的内功，综合了一套‘静动相兼’的气功。”他又进一步指出，“外动的主要原因是体内阳气发达之后，在身上窜动的缘故。至于如何能发动起来，这就是练功的方法问题了。”我们看到，胡耀贞特别强调他找到了“静和动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则是中医学的基本原理在练功中的体现。也就是说，新典范没有丢开中医学而自谋出路，而恰恰体现了中医学“简便验廉”的总体特点。
最后，只有执简驭繁才能充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的主导作用。当前，在我国治未病的政策体系、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治已病的惯性仍然在发挥“主导作用”，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从疾病医学的体系特别是其人才体系中寻找突破，而没有意识到治未病所要求的完全是一种新的典范，亦即世界卫生组织所提倡的健康医学。近年来，国医大师陆广莘以“生生之道”来抓总构建其健康医学思想体系，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先例，亦即改变了用科学研究中医药的习惯性路径，返回到中国文化的本源来阐释中医药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当我们重读《黄帝内经》关于“治未病”的论述，才恍然发现忽略了其中最关键的主语词“圣人”，是“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而所谓“圣人”，其实就是遵从“阴阳之道”，“苛疾不起”的“得道者”。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得道者”不能独享其用，必须与社会共同分享，这才有“上古圣人之教下”的责任。因此，我们不应当把治未病主导作用的落实看成一个医疗技术问题，而应当看成一个中国文化的教化问题，这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关键问题。
从中华文化的传统来讲，阴阳很复杂，但阴阳之道很简易，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掌握和实践，得到其健康身心的效用。这就是圣人之心，德比天地。由此来看，胡耀贞探索出内功的“静动之道”，明白地讲出其中的规律性，可以说是不仅为中医药治未病主导作用的发挥提供了一条简易之路，而且也为中医的创新发展和未来中医人才的成长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
继承和发扬胡耀贞学术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医学遗产，曾经让胡耀贞承担了带徒和医疗的重任。由于各种原因，他的内功传承在我国武术界特别是太极拳界比较成功，经过李经梧、冯志强等胡耀贞入室弟子的努力，其影响已经遍布海内外。相比之下，由于焦国瑞、赵光等原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工作的他的学生相继离世，加上气功也不是我国医学的主流，致使胡耀贞先生的医学思想少人关注，与我国当代中医药师承教育的复兴热潮相比显得寥落。值得庆幸的是，2016年3月，在胡丽娟的努力下，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胡耀贞分会在京成立，奠定了胡耀贞学术思想研究、继承和发扬的组织基础。
笔者曾于2005年参加了在南通举办的全国首届著名中医药学家学术传承高层论坛，这是以邓铁涛、朱良春等为首的中医药学家倡议召开的，目的就是要呼吁解决我国中医药院校教育对传统传承的缺失问题。仅仅过了十多年，中医药师承教育从几乎空白到遍地开花，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目前，继承和发扬胡耀贞的学术思想对中医药的主体建设、医养结合和体养结合都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张超中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