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应判十年至死刑
对制假、妨碍安全驾驶等违法行为也应加重刑罚
受访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 张宝艳
本报记者 李 迪 徐文婷
提起拐卖妇女儿童，人人痛恨。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提出一个备受关注和支持的建议：针对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犯罪起刑点应从“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提到“十年以上至死刑”；拐卖犯罪的量刑必须重于绑架罪。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专访时，张宝艳说，十几年来，她所在的组织已帮助2826名被拐卖的孩子找到亲生父母。这么多年见到的痛哭、心碎、家破人亡，是她提出这个建议的依据和底气。
拐卖量刑必须重于绑架
在这份《关于加重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量刑标准的建议》中，张宝艳写道：拐卖妇女儿童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其破坏社会伦理，毒害社会风气，制造人间悲剧，社会危害性巨大，必须严厉打击。但现实情况是，针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量刑过轻，打击起不到震慑作用，使得一些犯罪分子依然铤而走险。
张宝艳介绍了目前我国刑法中有关拐卖和绑架的三条规定。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加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但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解救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法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张宝艳说，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拐卖及收买妇女儿童罪量刑明显低于绑架罪。她认为，拐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绑架，同时还伴有强奸、虐待、非法拘禁、侮辱、殴打、强迫卖淫，甚至致人死亡等罪行。绑架还给亲人一个赎票的机会，但拐卖往往尽力阻止被害人的亲友得到相关信息，让亲人终生不能相见。所以，拐卖相较绑架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造成的后果严重得多。因此，拐卖的量刑必须重于绑架。
张宝艳认为，当前针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犯罪的量刑也过轻了。她说，收买是拐卖的源头，没有买方市场就没有人贩子的横行。就算收买者在警方解救过程中配合，但多是面临警方压力不得不放人，和良心发现主动把人送回是两码事，不该成为从轻处理的理由。
“我们既要严厉打击拐卖，更要注重法律和制度的支撑，做好源头防范。只有重拳出击、重典治理、依法严惩，才能抚慰被拐者及家人，才能彰显社会正义，震慑犯罪分子，遏制犯罪行为。”张宝艳说。
妻离子散，家毁人亡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成立于2007年，十几年来帮助了很多家庭，也见证了大量催人泪下的故事。
自从6岁左右被人贩子拐卖，40年来，赵军(化名)一直都在找他的爸爸妈妈，找他的家。他凭着模糊的记忆说，自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小时候，家里人都特别疼他。
6岁那年，赵军出去玩，一名中年男子对他说：“我和你爸是同事，跟我去找你爸吧。”赵军傻乎乎地跟他走了，直到男子露出真面目，小小的他才知道被骗了。赵军曾趁着男子外出偷偷跑掉，但又被抓回来暴打。他脸上有颗痣，为了去除这个明显的特征，男子把烈性药水强行涂到他的脸上，至今赵军还记得痣被腐蚀的痛苦。
后来，赵军被卖给了一户人家，这家人没有儿子，所以起初对他很好，还让他学了理发的手艺，可当夫妻二人自己生了一个男孩后，便以家里穷为由将赵军转卖。回忆起那段日子，赵军抽泣不止。他说，白天在地里干农活，晚上住在牛棚里，经常遭到养父母的殴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活得像头牲口。
最终，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和央视的帮助下，赵军终于找到家人。赵军哥哥说，弟弟丢了让全家人痛不欲生，他们找了39年，不知跑了多少派出所、发了多少寻人传单，可惜直到父母含泪离世，也没能看到家人团圆的一幕。
张宝艳说，类似赵军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社会危害甚至比杀人还大。因为孩子丢失，家庭成员往往会互相埋怨甚至反目，老人内疚自杀、夫妻感情破裂、当事人精神失常的比比皆是。由于长年奔走在寻亲路上，不少家庭债台高筑。然而，很多父母至死也没找到孩子，带着永远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张宝艳说，她遇到过一位爸爸，孩子丢失后找了十几年，最终实在承受不住，在大年初三跳楼自杀了，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只要我儿。” 有些孩子即使找到了，但由于在买主家生活了很多年，有了一定感情，不愿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结局还是非常让人伤心。
“我们做的工作很虐心，让你快乐不起来。”张宝艳告诉《生命时报》记者，为了高效沟通，他们在网上建了一些家属群，如果一个孩子找到家了，就在群里通知大家。每当这个时候，那些还没找到孩子的家长就会发出哭泣和心碎的表情，感叹“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每到孩子生日、逢年过节或孩子丢的那天，就有家长在群里倾诉心中的苦闷和牵挂：“孩子，你在哪？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有没有蛋糕吃啊？”这些话频频戳痛张宝艳的心。
在工作中，张宝艳发现，很多人贩子都有前科，属于惯犯，归根结底就是判得太轻、违法成本太低造成的。“如不重判，他们还会重操旧业。对这样一群罪大恶极的人，就该快速立案、起诉、从重判决，彰显国家对此类犯罪的坚决态度，形成一种全社会的高压态势。”
张宝艳表示，自2009年公安部展开“打拐”专项行动以来，公安机关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建立打拐DNA数据库、建立快速寻人机制等，形成了组合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警方非常支持“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工作，不仅提供技术指导，很多警察还会利用业余时间发挥职业优势，承担信息查找和对比工作。微软、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公司也加入进来，将人脸识别技术用于寻亲，帮助很大。此外，还有全国各地30多万志愿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多一些支持，孩子回家就多一些希望。”
很多恶行都该从重量刑
除了拐卖，今年两会，对于社会上一些令民众深恶痛绝的行为，有许多代表委员们都提出了加重刑罚或降低入刑门槛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劳动南路派出所民警、副调研员郝世玲提出，要加大打假力度、让制假者直接入刑。她举例说，西安警方破获的假鸡精案中，主犯10年间被抓了3次，很多制售假案件中都有惯犯、累犯，就是因为罚得太轻、利润太高。因此郝世玲建议提高制售假犯罪成本，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加大惩罚性赔偿。尤其对涉及食品药品等人身安全的制假售假者要从重处罚，对屡教不改、累犯惯犯从重处罚，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2018年，多起乘客妨碍公交车安全驾驶的事故，使得公共交通安全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正国表示，我国现行刑法分则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危险方法”是可以把行驶公交车辆上抢夺司机方向盘、殴打司机等行为囊括进来的，但由于针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未明确规定为犯罪，在刑法适用上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实际操作中不能起到震慑和教育作用。因此，李正国建议，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通过刑事立法的方式给社会以明确的指引和心理强制，提升公民规则意识和公德意识。▲ (李迪 徐文婷)
受访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 张宝艳
本报记者 李 迪 徐文婷
提起拐卖妇女儿童，人人痛恨。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提出一个备受关注和支持的建议：针对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犯罪起刑点应从“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提到“十年以上至死刑”；拐卖犯罪的量刑必须重于绑架罪。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专访时，张宝艳说，十几年来，她所在的组织已帮助2826名被拐卖的孩子找到亲生父母。这么多年见到的痛哭、心碎、家破人亡，是她提出这个建议的依据和底气。
拐卖量刑必须重于绑架
在这份《关于加重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量刑标准的建议》中，张宝艳写道：拐卖妇女儿童是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其破坏社会伦理，毒害社会风气，制造人间悲剧，社会危害性巨大，必须严厉打击。但现实情况是，针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量刑过轻，打击起不到震慑作用，使得一些犯罪分子依然铤而走险。
张宝艳介绍了目前我国刑法中有关拐卖和绑架的三条规定。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加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刑法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但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解救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法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张宝艳说，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拐卖及收买妇女儿童罪量刑明显低于绑架罪。她认为，拐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绑架，同时还伴有强奸、虐待、非法拘禁、侮辱、殴打、强迫卖淫，甚至致人死亡等罪行。绑架还给亲人一个赎票的机会，但拐卖往往尽力阻止被害人的亲友得到相关信息，让亲人终生不能相见。所以，拐卖相较绑架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造成的后果严重得多。因此，拐卖的量刑必须重于绑架。
张宝艳认为，当前针对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犯罪的量刑也过轻了。她说，收买是拐卖的源头，没有买方市场就没有人贩子的横行。就算收买者在警方解救过程中配合，但多是面临警方压力不得不放人，和良心发现主动把人送回是两码事，不该成为从轻处理的理由。
“我们既要严厉打击拐卖，更要注重法律和制度的支撑，做好源头防范。只有重拳出击、重典治理、依法严惩，才能抚慰被拐者及家人，才能彰显社会正义，震慑犯罪分子，遏制犯罪行为。”张宝艳说。
妻离子散，家毁人亡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成立于2007年，十几年来帮助了很多家庭，也见证了大量催人泪下的故事。
自从6岁左右被人贩子拐卖，40年来，赵军(化名)一直都在找他的爸爸妈妈，找他的家。他凭着模糊的记忆说，自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小时候，家里人都特别疼他。
6岁那年，赵军出去玩，一名中年男子对他说：“我和你爸是同事，跟我去找你爸吧。”赵军傻乎乎地跟他走了，直到男子露出真面目，小小的他才知道被骗了。赵军曾趁着男子外出偷偷跑掉，但又被抓回来暴打。他脸上有颗痣，为了去除这个明显的特征，男子把烈性药水强行涂到他的脸上，至今赵军还记得痣被腐蚀的痛苦。
后来，赵军被卖给了一户人家，这家人没有儿子，所以起初对他很好，还让他学了理发的手艺，可当夫妻二人自己生了一个男孩后，便以家里穷为由将赵军转卖。回忆起那段日子，赵军抽泣不止。他说，白天在地里干农活，晚上住在牛棚里，经常遭到养父母的殴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活得像头牲口。
最终，在“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和央视的帮助下，赵军终于找到家人。赵军哥哥说，弟弟丢了让全家人痛不欲生，他们找了39年，不知跑了多少派出所、发了多少寻人传单，可惜直到父母含泪离世，也没能看到家人团圆的一幕。
张宝艳说，类似赵军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社会危害甚至比杀人还大。因为孩子丢失，家庭成员往往会互相埋怨甚至反目，老人内疚自杀、夫妻感情破裂、当事人精神失常的比比皆是。由于长年奔走在寻亲路上，不少家庭债台高筑。然而，很多父母至死也没找到孩子，带着永远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张宝艳说，她遇到过一位爸爸，孩子丢失后找了十几年，最终实在承受不住，在大年初三跳楼自杀了，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只要我儿。” 有些孩子即使找到了，但由于在买主家生活了很多年，有了一定感情，不愿回到亲生父母身边，结局还是非常让人伤心。
“我们做的工作很虐心，让你快乐不起来。”张宝艳告诉《生命时报》记者，为了高效沟通，他们在网上建了一些家属群，如果一个孩子找到家了，就在群里通知大家。每当这个时候，那些还没找到孩子的家长就会发出哭泣和心碎的表情，感叹“我的孩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每到孩子生日、逢年过节或孩子丢的那天，就有家长在群里倾诉心中的苦闷和牵挂：“孩子，你在哪？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有没有蛋糕吃啊？”这些话频频戳痛张宝艳的心。
在工作中，张宝艳发现，很多人贩子都有前科，属于惯犯，归根结底就是判得太轻、违法成本太低造成的。“如不重判，他们还会重操旧业。对这样一群罪大恶极的人，就该快速立案、起诉、从重判决，彰显国家对此类犯罪的坚决态度，形成一种全社会的高压态势。”
张宝艳表示，自2009年公安部展开“打拐”专项行动以来，公安机关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建立打拐DNA数据库、建立快速寻人机制等，形成了组合拳，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警方非常支持“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工作，不仅提供技术指导，很多警察还会利用业余时间发挥职业优势，承担信息查找和对比工作。微软、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公司也加入进来，将人脸识别技术用于寻亲，帮助很大。此外，还有全国各地30多万志愿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多一些支持，孩子回家就多一些希望。”
很多恶行都该从重量刑
除了拐卖，今年两会，对于社会上一些令民众深恶痛绝的行为，有许多代表委员们都提出了加重刑罚或降低入刑门槛的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劳动南路派出所民警、副调研员郝世玲提出，要加大打假力度、让制假者直接入刑。她举例说，西安警方破获的假鸡精案中，主犯10年间被抓了3次，很多制售假案件中都有惯犯、累犯，就是因为罚得太轻、利润太高。因此郝世玲建议提高制售假犯罪成本，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加大惩罚性赔偿。尤其对涉及食品药品等人身安全的制假售假者要从重处罚，对屡教不改、累犯惯犯从重处罚，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2018年，多起乘客妨碍公交车安全驾驶的事故，使得公共交通安全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四川恒和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正国表示，我国现行刑法分则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危险方法”是可以把行驶公交车辆上抢夺司机方向盘、殴打司机等行为囊括进来的，但由于针对妨害安全驾驶行为未明确规定为犯罪，在刑法适用上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实际操作中不能起到震慑和教育作用。因此，李正国建议，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通过刑事立法的方式给社会以明确的指引和心理强制，提升公民规则意识和公德意识。▲ (李迪 徐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