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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一群教人预防艾滋病的年轻人
http://www.100md.com 2002年1月25日 南方周末
    

    本报记者 周浩摄

    云南思茅有一群年轻人很喜欢扎酒吧、歌舞厅,但他们既不喝酒也不跳舞,只跟里面的小姐玩游戏、聊天,还请小姐们吃饭,给她们买水果,送礼品。

    游戏的名字都很特别:人名马拉松、打结、打破僵局、头脑风暴、同伴压力、野火游戏。气氛非常热烈,但里面的字眼却令人听起来有点不是滋味,艾滋病、安全套、阴道、阴茎、性病、吸毒,其中的一些内容更令人瞠目结舌,比如教小姐们用安全套和清洁注射器,解释何为“肛交”何为“口交”等等。

    不要以为他们是不三不四的人。他们全部是经过云南省/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培训的志愿者,隶属于一个名为“艾滋病预防青年同伴教育培训”的中外合作项目(以下简称“青年同伴教育”)。这些游戏是他们给小姐们办培训班的内容之一,借以传授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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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必须给学员买零食的培训班

    培训班的组织形式与传统的不一样。讲课的人不叫老师叫主持人,清一色的是15—35岁的年轻人,学员得由他们自己来找,上课时间和场地由他们自己来定。但有一些基本的要求,比如每个班的课时必须保证两天,学员人数保证20—25人,一个培训班两名主持人,还有两名负责监督教学效果的观察员(由其他的主持人担任),学员用的纸笔由主持人提供,主持人必须给学员提供午饭并和学员一起吃,必须给学员送礼物,还必须给学员买零食和水————当然,买什么样的零食就由他们自己定了。

    在曲靖,记者参加过一次在戒毒所里举办的培训班。学员们在操场上围成一圈席地而坐,主持人在一面墙上贴几张大白纸作黑板用,课堂纪律由学员和主持人协商后写在“黑板”上,比如能不能抽烟,几个人可以同时讲话等等。主持人在上课前先问清楚学员想学什么。

    没有很机械的上下课时间,主持人时不时坐到学员中间,看见学员累了,就马上进行调整,或者停下来休息10分钟,吃点零食,或者同大家做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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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根据上课内容临时创作的小品表演、主持人与学员交换角色由学员做示范,也做一些流行在社会上的游戏,主持人给胜出的人发小饼干做奖品。

    还有一些是教学大纲里的游戏,像开头提到的那些。每一个游戏结束后,主持人就与学员讨论从游戏中学到了什么。有一个游戏叫“疾病”,1名学员当“健康人体”,7名当艾滋病、肺炎、肝炎、感冒、腹泻、结核等病毒,其他充当人体免疫系统的学员把“健康人体”围在中间,不让“病毒”拍打他的身体。游戏做完以后,学员就对艾滋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清清楚楚了。

    教学大纲要求,在两天的时间内必须完成9个章节的内容:青春期健康、朋友和家庭、艾滋病、吸毒、性病、生殖与避孕、性责任、社会角色与感染艾滋病、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在一起生活。

    主持人的由来

    1994年下半年,云南省红十字会(下称云红)和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下称澳红)签订合作协议,把一种特别的教学技能传授给一批年轻人,然后再通过他们用这种技能把艾滋病预防知识传授给其他的年轻人。这就是主持人的由来,也是“青年同伴教育”的宗旨。云南省红十字会主管这个项目的专职副会长施路华说,这是一套被国际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澳大利亚红十字会一直把它用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艾滋病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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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主持人的选拔只有年龄限制(必须在15—35岁之间)而没有职业、学历方面的要求,自愿报名。施路华说,他们一般会选一些思维活跃、口才好和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参加由云红与澳红合办的7天培训并通过考试,就可以拿到一个证书,成为正式的主持人。

    至2001年12月,云南省共举办主持人培训班15期,培养主持人251名。有20287人接受了这些主持人的培训,按一个学员向20名家人、朋友、同伴转授所学知识计算,云南的间接受益人数超过40万。

    这些主持人分布在各行各业,也有社会待业青年。施路华说,主持人基本上是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开展培训,给什么人做,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由主持人自己做主,云红提供后勤支持和协助,比如时间协调,财务管理,组织月度业务讨论,把国外最新的培训技术告诉主持人,资料存档,等等。澳红则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一个培训班的费用是有标准的,最高不能超过1070元人民币,它包括场地费、食品茶水费、学员餐费和补贴。主持人没有工资,每开一个培训班可以得到100元的补贴。在顺利的情况下,一个月能开一到两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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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没有名利之争的群体

    曲靖的喻秀华原本是出租车司机。在2000年举行“青年同伴教育”表彰大会(惟一一次)上,她代表13个获得最佳奉献奖的主持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有一次她的好朋友拉她去听了培训班,听完以后她拿着调查是否愿意参加主持人培训班的咨询表,对红会干部马佩芳说,她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马佩芳说,有能力就行。

    喻秀华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人,做主持人以后不但胆子大了,学会了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而且个性也变得开朗了,不再为一些小事斤斤计较,只要看见别人需要帮助,很自然地就会主动向前。

    喻秀华现在不开出租车了,和别人合伙开了一家餐厅,她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专职主持人,有空时才回餐厅帮帮忙。她说,这种培训应该成为婚前培训的一项重要内容。

    喻秀华在各种人群里开过培训班,包括戒毒人员和火车上的乘客。记者在曲靖那个戒毒所听的就是她的班。与戒毒人员在一起,她非常地自信和自然,就像跟自己的朋友在一起一样,没有一点隔阂,班上的气氛被她调节得非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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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毒所有一条规矩,不准靠近大门,否则受罚,她走的时候,有的学员一直把她和其他主持人送到大门口,问什么时候再来。

    在曲靖时,记者召集了7名主持人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他们都说,主持人的工作,个人的收获最大,性格开朗了,变得更有爱心,对人对事都更宽容,做事更有毅力,敢于面对困难,最重要的是,能够体现做人的价值。

    他们还说,在主持人这个群体里面,目标很清楚,由于不存在名利之争,大家非常团结,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谁做得不好,就主动说出来,不用担心对方高不高兴,因为目的很简单,就是把事情做得更好,所以大家相处得非常好,比在单位里舒服多了。

    由于资金的限制,云南至今共培训了251名主持人。据云红介绍,主持人的流失很少,除了第一批由于经验不足流失了个别人,其他的基本上都留下来了,这是他们意想不到的。

    教小姐预防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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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同伴教育”主要在昆明、版纳、思茅、保山、曲靖五地开展。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重点培训人群,比如昆明与曲靖主要在戒毒所里,版纳的重点是导游,保山是一般人群,如学生、企事业单位员工,而思茅是惟一能在酒吧及歌舞厅全面铺开的地区。

    思茅有46名主持人,从1998年9月至2001年12月,共举办了215期培训班,使4300多名15—25岁的青年男女接受了培训,其中有179期的学员是娱乐场所的服务小姐。

    思茅红十字会项目负责人包正国说,一开始时,培训班在大中专院校开办,进展非常顺利。但主持人们在月度业务讨论会中提出,这种培训更应该进入高危人群,因为高危人群才是艾滋病真正的传播源。于是思茅的主持人把目标瞄准了娱乐场所的服务小姐。

    这是一件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为了第一个酒吧班能办起来,49岁的包正国带着主持人们天天晚上往酒吧钻。主持人王晓龙说,为了说服一家叫绿橄榄酒吧的老板娘,他们跑了十几次,低声下气地求情行不通,就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老板娘不同意,他们就假装泡吧,做小姐的工作,“小姐一知道我们不是来玩的,理都不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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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龙说,他们不敢一个人上酒吧,通常是两三个人一起去,还要有女的。有一次包正国和王晓龙碰到了朋友,朋友死也不相信他们到酒吧是为了工作,“后来一看见熟悉的身影,就赶快躲”。可是,两个多月下来,一个班也没开成。

    后来有一个主持人出了一个主意,请工商局出面把全市280多家酒吧歌舞厅的老板请来,做一次培训给他们看,如果他们还是不愿意就放弃。包正国说:“培训一结束,一些老板娘就激动得直发抖,冲上来拉着我们,巴不得我们马上就给她们的小姐讲。”

    真正打开僵局的是小姐自己。三四个班以后,培训班办得好的消息就一传十、十传百地在小姐中间传开了,小姐们主动打电话给主持人,请他们来开班。

    24岁的王晓龙也得了最佳奉献奖,他在思茅地区九县一市的娱乐场所为里面的服务小姐开过七八十个班。从1999年7月拿到主持人证以后,他所有的休息时间都用在这事上了。他现在在广告公司搞平面设计,此前在一家酒店当了3年的娱乐部经理。他觉得在小姐里面搞培训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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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播爱

    王晓龙说,大部分出来做小姐的人文化程度都很低,不是初中就是小学,她们都是因为家穷读不起书才出外打工的,学历低找不到工作,只好以出卖自己为生,虽然她们是艾滋病的主要传播者,但也是最容易被感染的人。

    记者在思茅采访过一些酒吧老板娘,她们都说,以前嫖客们不想戴安全套,就给小姐加钱,培训以后,小姐们是无论给多少钱也不愿意了,因为她们知道,万一染上艾滋病,是多少钱也治不好的。

    老板娘们说,培训班在思茅娱乐业铺开以后,酒吧的生意越来越差,因为嫖客也少了,进过思茅每一间酒吧的包正国说,1999年时,思茅有280多家酒吧,现在至少比两年前少了一半。很多他们以前去过的酒吧或歌舞厅,都关了门或转了行。

    王晓龙说,给小姐培训一定要注意三点,一是多跟她们聊天,开玩笑;二是要微笑,眼神要温和,别人对她们的歧视往往是从眼神上表示出来的,所以她们对眼神特别敏感;三是说话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能用卖淫、娼妓这样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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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戴安全套示范时,有两个女孩子就是不愿意做,脸都红了。王晓龙说,别看小姐们陪客人时都大大方方的,实际上她们大多很害羞,她们最怕白天上街,买东西也经常托人买,没事宁愿躲在家里跟其他的姐妹打麻将。

    讲毒品时,王晓龙从毒品特性和药用价值讲起,从医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戒毒难,然后讲一些诸如吸毒过量死亡那样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最后才把话题回到艾滋病预防上来:“最好的办法是不吸毒,已经上了瘾又一时戒不掉的,最好不要跟别人共用针具,自己用自己的针筒,不要给别人用,我知道毒瘾发作时人是很难受的,假如这时自己又没带针具怎么办?一定要对针具进行消毒,如果连消毒液都没有,用自来水也行,因为自来水一般都有漂白剂,是可以杀死病毒的,多冲洗几次,一分钟就行了。毒是可以戒的,戒了毒就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但因为吸毒感染了艾滋病毒就死定了,所以不管你多么难受,都一定要坚持一分钟,一分钟就可以挽救自己的生命了。”

    讲性病时,王晓龙的重点不讲其成因,而是讲症状,比如哪儿会痛哪儿会痒;讲防止性病的方法,比如注意公共马桶的卫生、不与他人共用内衣裤;讲性病的治疗,讲为什么要去正规医院治疗,讲谁谁谁在不正规的医院花了5万块钱都治不好这样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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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讲性病症状时,听得连记者也毛骨悚然,小姐们几乎是屏住呼吸地听着。从她们专注而震惊的眼神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更为人性的表达,正震动她们的心灵,与说教式的宣传或阶段性的“严打”相比,它所产生的威慑力,肯定大得多。

    “野火游戏”是最后一个游戏。

    所有的学员围成一个圈,闭着眼睛拍手,“携带着艾滋病病毒”的王晓龙在圈外,拍了一下其中一个人的肩膀,表示与这个人进行了一次高危性行为(即最容易传染艾滋病的性行为),随后,学员们互相握手,被拍了肩膀的那个人在与别人握手时悄悄地抠一下对方的手心,被抠的人与第三者握手时又悄悄地抠一下对方的手心,每抠一次也代表一次高危性行为。5轮握手后,17名学员中只有3名没有被抠过手心,也就是说:另外的14名都可能“感染了病毒”。

    王晓龙把一沓“检测结果”发到14名学员手中,然后坐到茶几上解释游戏:艾滋病的感染是看不见的,而且传染速度非常快,传染面很广,预防艾滋病,只能依靠自己来拒绝高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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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问那些“检测结果阳性”的学员,如果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艾滋病,你会不会报复别人,有几个学员说“不会”。他又问,如果你因为得了艾滋病,不但工作没了,也没有人愿意跟你交朋友,父母不准你回家,走在街上被人吐口水,连上厕所都被人赶出来,你会不会报复社会?有几名学员同时说“会”,“狗急也会跳墙嘛!”有一个人还加了一句。

    他又问,如果你得了艾滋病,你最想得到什么?“爱。”一个小姐轻轻地说。

    王晓龙顺着这个“爱”字讲了一个应该如何对待艾滋病人的小故事,他说,思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个姑娘,她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自己的男朋友,那个男孩没有离开她,依然和她生活在一起,后来姑娘死了,曾经强奸过那个姑娘的生产队长也死了,但男孩检测了几次都没有问题。

    王晓龙说,假如人得了艾滋病,他们最需要的应该是社会的关怀。

    在小姐群体中开培训班,使主持人们学会了用平等的心态去面对那些被称为“堕落”的人群。主持人苏亚菊说,对服务小姐进行培训,改变了她自己对小姐群体的看法,以前她对她们敬而远之,现在觉得她们和自己是一样的,只是谋生方式不同。王晓龙和苏亚菊都说,在街上遇上一些小姐叫他们老师,心里就会觉得很高兴,也很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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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的培训结束后,还要求学员们对培训班进行评估,其中一条是,对提高培训班,你有些什么建议?在思茅,记者翻阅了很多的评估表,很多的人写的是这4个字:“只有感谢。”

    云南思茅的志愿者在艾滋病高危人群中做同伴培训,上图是角色转换,由小姐示范如何使用安全套。培训的最后一项是“野火游戏”,主持人王晓龙(左边的男性)问,如果你得了艾滋病,你最想得到什么?“爱。”一个小姐轻轻地说。

    王讲了一个故事:思茅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个姑娘,她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了自己的男朋友,那个男孩没有离开她,依然和她生活在一起,后来姑娘死了,曾经强奸过姑娘的生产队长也死了,但男孩检测了几次都没有问题。

    一个这样的培训班为期两天,费用最高标准是1070元,其中:场租费100元,两名主持人补贴每人每天50元,两名观察员补贴每人每天30元,一名红十字会干部补贴每天50元,培训用品包括纸、笔、安全套等100元,学员午餐费350元,食品、茶水100元。

    从1994年10月到2001年12月,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向云南这个项目投入的资金约300万元人民币,共培养主持人251人,办班980个,受训学员20287人,间接受益人数超过40万。

    按此标准算,人均培训费为2·3元(包括间接受益者),其投入之少和收效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甄茜),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