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心脏病学会急性肺动脉栓塞诊断和治疗指南
前 言
急性PE现存的指南是根据肺循环和右心室功能工作小组提议，由欧洲心脏病学学会(ESC)PE工作组起草完成，并于1997年6月17日，经科学和临床委员会推荐，被ESC批准。
这个工作小组由21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欧洲呼吸协会和欧洲放射学协会的代表，以及由两名国内评论家组成的顾问团。成员均是根据工作组和各科学协会委员会的建议由ESC委员会任命，并被邀请参与完成有关PE指南的工作。工作小组的主席和其中七名成员组成了负责起草最终文件的核心写作小组(CWG)，其中包括一名编辑。工作小组的成员1998年9月在维也纳会面。而核心写作小组则于1999年5月和2000年1月分别于华沙和巴黎会面。另外1998年9月在ERS年会所组织的一个公开讨论会期间，该小组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并与欧洲呼吸协会肺循环组进行了讨论。
综述和专题评论由小组成员依据个人的专业领域来分别完成。他们的工作成果被公布在专门工作组的主页上并在因特网上进行讨论。第二阶段的工作是根据两次连续的会议和互联网上的讨论结果由核心写作小组对指南的一系列版本进行起草和编辑。1999年9月应科学和临床委员会的要求，工作小组主席向ESC委员会提交了报告简要说明指南初稿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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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修改和鉴定，正式文件被分发给所有小组成员，并由两位国际评论员独立评阅。这项指南尽量囊括关于PE诊断和治疗的所有相关事件。指南是由欧洲心脏协会对专门工作组拨款资助的，无任何商业组织介入。所有作出贡献者均列于附表。
引 言
PE是一个国际化的健康问题，估计在法国其年发生率超过100，000例，每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住院病人中有65，000例，而在意大利每年新发生的病例至少为60，000例。PE的诊断经常是困难的，并常常被漏诊。未经治疗的PE死亡率大约为30%，但经过充分治疗(抗凝)后，死亡率可降低至2一8%。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和PE是外科手术、外伤、分娩后和各种医疗状态下常见的疾病和死亡原因。但是有许多病例未能被识别，并因此未治疗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实际上，在尸检中PE的发生率(住院病人中约12一15%)30年来并无变化。由于现代医疗提高了肿瘤病人、心脏病人和呼吸系统疾病病人的寿命，所以PE可能成为一个更常见的临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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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性病程内，PE可能是致命的：近期的ICOPER研究了52所医院中共2454名连续的急性PE患者，发现3个月中累计死亡率高达17.5%。有时，PE是对即将死亡患者的"致命一击"。然而，根据不同的尸检研究报告，"可预防的"死亡的范围为27%一68%。从长期来说，反复的栓塞或肺血管系统的无再灌注将有发生肺动脉高压的危险。
为临床目的，工作组将PE分为两大类：大片状和非大片状。大片状PE有休克和/或低血压(收缩压〈90mmHg或血压下降≥40mmHg 持续15分钟以上，而不是新发生的心律失常、低血容量和败血症所致)。若不属于上述情况则诊断非大片状PE。非大片状PE的病人中一部分的超声心动表现有右心室运动减弱。工作小组建议将这个亚组命名为亚大片状，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患者的预后与非大片型PE且右心室功能正常的患者的预后可能不同。
流行病学和易患因素
仅少数几个国家报道了群体研究中DVT和PE的估计发生率。因为存在不同的诊断编码和标准，所以对得到的数据必需进行仔细的分析[7]。在西方国家总人群中DVT和PE的年发生率估计分别为1.0‰和0.5‰。目前无法确定临床上无症状的非致死病例的数量。依据诊断PE的死亡证明来统计是极不准确的。而且，众所周知临床诊断和尸检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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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尸解中发现的意料之外的PE的发生率未下降，包括是那些死亡于急性大片状和亚大片状PE的患者。在尸检研究中致死或死亡有关的意外PE发生率为3%~8%。
根据1971~1995年间完成的12个尸解研究作出的荟萃分析显示70%以上的严重PE被临床医师漏诊。然而，由于尸体解剖不是有系统地进行，所以尸体解剖研究几乎不能阐明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VTE)和由PE所致死亡的流行情况。在临床研究中，大部分发生PE的病例年龄介于60~70岁，而尸检研究则为70~80岁。
引起VTE的原发和继发危险因素总结于表1。各种因素显然可以共同作用，但最近法国的一个多中心注册登记发现约1/2的PE和DVT病例缺乏典型的危险因素。
血栓的先天性易患因素被认为是罕见的，但真实的流行情况不清楚。对小于40岁出现原因不明的血栓栓塞事件的患者、以及反复发作DVT或 PE及有阳性家族史的患者应认真考虑其发病可能性。已被确定的最常见的基因缺陷是：对激活的蛋白C不敏感(在90%的病例中是由于V因子点突变所致的)、因子II20210A突变、高半胱氨酸血症、抗凝血酶III(ATIII)、蛋白C和蛋白S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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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T和PE的发生率随年龄增加而增高，这种趋势可能归咎于年龄增加常于其它疾病伴发，而其它疾病往往是VTE的真正危险因素(如癌症，心肌梗死)。
血栓栓塞的发生率在卒中的患者中(下肢瘫痪)是30%-60%，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是5%-35%，在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患者中超过12%。
关于制动，即使是短期(一周内)也易于导致VTE。在实施疝修补术的患者中DVT的发生率大约为5%，腹部大手术为15%-30%，髋骨骨折的患者中为50%-75%，脊髓损伤的患者中为50%-100%。单独的瓣膜置换术后罕见PE；但DVT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并不少见(发生率3%-9%。大约1/4的术后PE发生于出院之后；这一比例在那些实施了所谓低风险手术的患者群中甚至更高。
在相同的年龄组中，妊娠的妇女发生VTE的危险性比同年龄的未妊娠妇女高五倍。其中75%的DVT发生于分娩前，66%的PE发生于分娩后。虽然口服避孕药可以使DVT的危险性增加3倍，但年轻妇女的基础发病率非常低(约每年0.3/10,000)。最新研究结果强有力的提示，第三代口服避孕药使用者中，VTE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加，致每年1/10,000-2/10,000。当存在先天性血栓形成倾向时， 例如存在对激活的蛋白C的抵抗，这种危险性进一步增加。正如近期大规模前瞻性试验证实的那样，绝经后激素替代治疗(HRT)也使DVT的危险性增加三倍。但基线危险性仍是低的(在接受激素替代治疗的妇女中每年约为15/10,000)。大部分专家赞同除非近期发生静脉血栓性疾病(一年之内)，否则DVT史并不是应用激素替代治疗的绝对禁忌证。特别是冠状动脉疾病的高危妇女。最近护士研究(Nurses study)提示吸烟是PE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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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E与癌症之间的关系已被充分证明。近期的研究表明，10%所谓特发性PE患者随后发生恶性肿瘤。查找PE患者的恶性肿瘤仅需要详细的病史和体格检查、以及胸部X线片、血常规、基础实验室检查等常规检查。更多的检查对诊断无助。
因为腓静脉内的血栓不易被无创检查发现，尸解常规不分离探查膝盖以下的静脉，所以临床和尸检研究只在50%-70%的病例中找到血栓栓子的起源以及DVT与PE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血栓的脱落和游走，尤其是外科手术的患者，因此不再能确定血栓的起源点。可以探查到血栓来源的患者中，70%-90%的人在下腔静脉血流区域，经常是在股静脉和髂静脉水平可以发现一个或多个血栓。近来的尸检研究显示了来源于盆静脉即前列腺周围静脉丛和子宫周围静脉丛的血栓栓子数量增加。
约10%-20%的病例，其栓子来源于上腔静脉区域的血栓。最近有创检查和治疗操作(如静脉留置管，静脉内化疗)使上肢静脉血栓也变得更为常见。上肢静脉血栓可能与40%以上的PE有关。在该病的总发病率中心源性PE仅占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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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前瞻性的临床研究揭示了血栓部位与PE发生率和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如果DVT局限于腓静脉，PE的发生率为46%。如果股部受累，则上升为67%。如果累及盆腔静脉，则上升为77%。严重的PE的大部分栓子来自于近端静脉的血栓。然而，在栓塞前很多这样的血栓是起源于腓静脉并在栓塞发生之前逐步发展至近端静脉。
小 结
在西方国家，DVT和PE的年发病率估计分别为1.0‰和0.5‰
DVT和PE属同一范畴中的两部分：静脉血栓栓塞(VTE)
PE的获得性和遗传性的两大危险因素已被确定
表1 静脉血栓拴塞的危险因素
( A ) 原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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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血酶缺乏
先天性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
血栓调节蛋白
高半胱氨酸血症
抗心肌碱脂抗体
纤溶酶原激活抑制剂过量
前凝血酶20210A 突变 蛋白C缺乏
V Leiden因子(APC-R)
纤溶酶原缺乏
异常纤溶酶原血症
蛋白S缺乏
, 百拇医药 Ⅻ因子缺乏
( B ) 继发性
创伤/骨折
卒中
高龄
中心静脉导管
慢性静脉机能不全
吸烟
妊娠/产后期
克隆氏病
肾病综合症
粘滞性过高
血小板异常 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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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
恶性肿瘤±化疗
肥胖
心力衰竭
长途旅行
口服避孕药
狼疮抗凝剂
假体表面
病理生理学
表2和表3总结了急性PE所致呼吸和心血管功能复杂而多因素的改变。无论既往是否有心肺血管疾病，巨大栓塞均与急性PE所致的血流动力学后果有关。这些后果包括肺动脉和体循环压、右心房压、心输出量、肺血管阻力和输入阻抗、以及最终的冠脉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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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块PE时，右心室后负荷的加重导致右室心肌作功和氧耗增加。尽管有足够的血压、恒定或不断增高的右室前负荷及恒定的心肌收缩，心脏指数仍然下降。当收缩压最终下降且右心室压力增加时，主动脉与右心室之间的压力阶差就会缩小。然而，心脏缺血并不能完全解释左心室输出量的恶化，它也很可能是右室扩张后心包压迫或室间隔向左移位的后果。近期一项对肺动脉高压病人的研究显示，由于肺血管阻塞造成的右心室后负荷增加同时将导致右心功能衰竭和左心室前负荷的增加。并伴有室间隔几何结构异常。同时这会导致心脏指数全面下降。因为右心室不肥厚，因此几乎不能克服最初增加的后负荷。所以很可能急性PE时，这些事件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表2 PE的血流动力学后果
(A)肺血流动力学变化
前毛细血管高压 血管床减少
支气管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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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动脉血管收缩
侧支血管的形成 支气管肺动脉吻合形成
肺内动静脉分流
血流改变 血流重分布
血流恢复(血栓溶解等)
(B)体循环和心功能改变
动脉低血压
心动过速
右心室超负荷和扩张
中心静脉压增高
左心室几何形状改变
( C) 冠脉循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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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压力阶差减少 主动脉低压
右房高压
单位心肌血流减少
右心室内膜下相对性低灌注
表3 PE的呼吸后果
(A) 呼吸动力学改变
过度通气 肺动脉高压
顺应性下降
肺不张
气道阻力增加 局限性低碳酸血症
化学介质
(B) 肺泡通气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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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泡过度通气(低碳酸血症，碱血症)或相对性低肺泡通气
(C) 呼吸机制的改变
动顺应性降低 表面活性物质减少
肺不张
支气管收缩
(D) 弥散能力的改变
毛细血管容量减少
膜通透性减低(?)
(E) 通气灌注比例改变
急性PE，特别是大块PE，低氧血症的原因可能是：(1)通气/灌注不匹配，V/Q比值在低灌注区增高，它在某些相对高灌注区或肺不张部位可能下降。(2)由于原已存在的肺内动静脉吻合支开放或卵圆孔未闭而造成肺或心脏内分流。(3)继发于心输出量降低的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下降。(4)弥散成分的改变。在大部分病例中，上述各种机制可能相互作用，其重要性取决于可能的基础心肺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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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肺梗死的栓塞常见，而真正的肺死塞则是例外。肺梗死更可能发生于原有左心功能衰竭或肺部疾患的患者。由于远端肺动脉阻塞导致的肺泡出血和支气管动脉血液的流入使大多数患者免于肺梗死，但对既往有心脏病的患者则可能进展为肺梗死。
小 结
PE的血流动力学后果与栓子的大小和数量以及既往的心肺状态直接相关
肺梗死是罕见的并发症
自然病程与预后
追踪一个定义不明确且并发症表现各异的综合症的自然病程是困难的。在DVT的急性期，一旦血栓在静脉中形成， 那么它可以溶解，延展，或形成栓子。如果血栓未向近心侧延展，那么未经治疗的腓静脉血栓再发率很低。但是在未经充分治疗的近端DVT，则有显著的复发危险性。
, http://www.100md.com PE可以是一个独立事件或表现为连续发作，急性期及急性期之后均可能影响预后。首次发作的急性期可以出现：死亡、产生轻度或严重的临床后果、也可以全无症状。通常情况下，解剖学上较大的栓子比小栓子造成更大的威胁。然而，罕见病例中，肺动脉主要分支不受累的外周分支的栓塞也可以产生明显严重的症状，甚至突然的意外死亡。 尤其是发病后4-6周内，PE复发危险性很大。在缺乏抗凝治疗的情况下危险性大增。因此， 是否开始治疗极大地影响了在PE初次发作后存活患者的短期预后。而这又显然取决于是否能做出早期诊断。未治疗的PE死亡率为25%-30%。这些数据来源于一个既往的研究，由于这个研究中的患者病情比近期研究中的患者更严重，因此可能过高估计了死亡率。而且，目前还没有可以替代的数据，将来也不会有。任何一例PE无论首次发作的严重性如何，由于有复发的可能性都应考虑到其潜在的致命性。充分的抗凝治疗后，致命性或非致命性复发性PE的发生率均降低至8%以下。飘浮的近端DVT的存在对这种危险性没有影响。
当临床怀疑PE时，超声心动图测出的右心室后负荷过重是近期预后的主要决定因素。有较大PE的患者如果查到卵圆孔未闭，也是缺血性卒中和死亡的主要预测因子。右侧活动栓子对预后的影响尚不肯定。在最大规模的系统回顾研究或注册研究中，有右侧活动性栓子的病人的致死率为35%-42%。但是另一项研究表明，右心栓子的存在并不显著影响早期及住院总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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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块PE发生之前一周，常有许多小的PE形成。这些小的PE往往被临床医师所忽略。尸体解剖发现，多发性PE和不同阶段的梗死(近期、形成中、以形成)发生率为15%-60%。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这些患者经历了一系列连续的栓塞，如果早期诊断那么死亡可能可以避免。
PE急性期后的预后主要取决于充分的血栓溶解以及肺动脉和深静脉系统的血管重建。这一过程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先天性血栓形成倾向的存在，充分的抗凝治疗，危险因子的持续存在。即使患者在PE的初次发作中生存下来，但长期预后仍取决于基础状态。与较高的死亡率相关的因素有高龄，肿瘤，卒中及心肺疾病。
在部分患者中，对呼吸困难和慢性右心衰竭的调查发现严重的肺动脉高压是由于无症状复发性PE所致。这种慢性血栓栓塞性疾病的本质与急性PE不同，如果不治疗，通常在发现后2-3年内死亡。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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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治疗的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致命或不致命)有很高的复发危险
抗凝治疗可以减少PE患者75%的死亡率
经过治疗的，非大块性VTE的预后主要依赖于是否有共存的疾病，例如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
诊 断
PE的临床表现和临床评价
正如以前讨论的那样，PE是一种具有多种临床表现的潜在致死性疾病(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到无临床症状和体征)。在解释诊断性实验结果及选择适当的诊断方法时，根据临床表现评估一个病人PE的可能性是极其重要的。怀疑PE的病例中，90%是根据临床症状，例如呼吸困难、胸痛或晕厥，它们可以单独出现或共同表现。在一个经典研究中，无心肺疾患的PE患者中97%的人有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或胸痛。同样，在近期一个25%的患者既往有心或肺疾病史的系列研究中，97%的PE患者新近有呼吸困难发作、胸痛或晕厥。10%的PE是因为肺部X- 线或螺旋CT扫描偶然发现高度提示PE的放射学所见，才被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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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膜性胸痛，无论是否合并呼吸困难，都是PE时最常见的临床表现(表4)。这种疼痛通常是由于远端栓子刺激胸膜所引起，胸部X线片上可有实变。这种综合征常常被不恰当地命名为"肺梗死"，虽然实变在组织学上与仅与咯血相关的肺泡出血相关。
迅速出现的单纯呼吸困难通常是由于更靠近中心部位的PE所致，而并不影响胸膜。它可能与胸骨后的心绞痛样胸痛有关，这可能代表右室缺血。其血流动力学改变比"肺梗死"综合征表现的更加显著。个别情况下，数周内呼吸困难可能是进行性的，缺乏原因的进行性呼吸困难使人们想到PE的诊断。对于既往有心力衰竭或肺脏疾病的患者，呼吸困难加重可能是提示PE的唯一症状。
最后，晕厥和休克是合并严重的血流动力学反应的中心型PE病人的特点，常伴有血流动力学受累及心脏血流量减少的体征，如体循环动脉低血压、少尿、肢端发凉和/或急性右心衰竭的临床体征。
在评价PE诊断的可能性时，是否存在VTE的危险因素是重要的。而且应该认识到，PE发生的危险性随着危险因子数目的增多而增多。但是，PE确实常常发生于无任何危险因子的个体。单独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由于既缺乏敏感性又无特异性所以帮助不大(表4)。胸部X线片通常有异常表现，最常见的发现为盘状肺不张、胸膜渗出和膈肌抬高。然而，这些体征不是非常特异的，胸部X线片主要用于除外其它原因引起的呼吸困难和胸痛。在PISADED研究中，肺门动脉阻断、血量减少和以胸膜为基底的楔形浸润好象与PE密切相关，它们存在于15%一45%的患者当中。然而，这些结果与以往的研究发现相矛盾，在PISAPED研究中，胸部X线片是由六位呼吸科医师阅片。他们都是PE诊断领域中的专家。因此，在其它情况下，这些征象的实际应用价值尚需进一步证实。PE通常伴有低氧血症，但超过20%的患者动脉血氧分压(PaO2)正常。既然多数病例伴有低碳酸血症，所以期望肺泡一动脉血氧分压差(DA-aO2)对诊断PE将比PaO2敏感，但临床试验的结果令人失望，试验发现15%一20%已确诊的PE其肺泡一动脉氧分压差正常。最后右心室负荷过重的心电图表现(SⅠQⅢ波形，V1一V3导联T波倒置，右束支阻滞)可能有帮助。但这种改变通常与严重的PE相关联，且各种原因导致的右心室劳损时均可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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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单独的症状、体征和一般检查的诊断价值很差。因此可以肯定它们对可疑的PE临床评价是无用的。但一组较大的数据与这种观点相反。实际上，临床医生根据经验、固有规律或依据预测规则综合分析这些变量，在三个称之为临床或实验前可能性的范畴内对PE病人有相当精确的提示。表5显示了不同方法的临床评价的预测价值。确认一个高度可疑的患者，预测法则比经验评价更为准确。然而，区别中度和高度临床可能性作用是有限的。
临床可能性与肺扫描联合应用以排除临床症状明显的PE。近期一项对急诊室1034名可疑PE患者的资料分析表明，因为探查下肢静脉加压超声未发现近端的深静脉血栓，所以根据经验判断和非诊断性肺扫描PE可能性较小而未经治疗的175名可疑PE患者，其三个月内血栓栓塞的危险性很低(1.7%，95% CI 0.4~ 0.9)。21%的患者同时做经验判断及具有非诊断性肺扫描结果，所以未进行血管造影。同样的，加拿大的研究者使用PE的临床可能性的低度或中度评分使1239名经肺扫描不能确诊而超声检查正常的患者中的702人(57%)避免进行血管造影，而其三个月中发生血栓栓塞的危险仅为0.5%(95% CI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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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5所示，为评价PE的临床可能性，临床医生必须从经验判断和两项预测规则中进行选择。预测规则的明显优点是标准化和明确的评价。但是读者应当认识到在任何一项预测规则中，主观性有很大的权重。实际上，对于一个诊断不明的病人，评分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确定是否另一个诊断比PE可能性更大。因此，为保证其正确性和可以用于临床实际，一个预测规则应该实现严格的方法学标准化。这些标准经过了一个系列研究的检验，包括正确性和临床实用性，但没有被PISAPED研究认可。此外，该评分标准只有与PISAPED研究中所提出的特殊肺扫描标准结合应用才正确，而这些标准尚需要外界认可。最后，临床经验显示，当经验性评价和评分得到的可能性出现矛盾时，临床医师往往选择依赖自己的经验作出选择。
表4 症状，体征，在可疑PE患者中的发现
小 结
PE具有多种多样的临床表现l 只有对可疑的PE加以注意才能避免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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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的诊断性检查，如心电图、胸部X线片、血气分析，可用于评价PE的可能性及患者的一般状况.
临床评价可以较为准确地区分PE可能性较低的患者亚组
可以通过经验性或预测规则进行明确的评价临床可能性
PE临床可能性较低，无下肢DVT且非诊断性肺扫描的患者PE危险非常低。
放射性核素肺扫描
肺扫描在可疑的PE诊断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理由为两点：它是无创的诊断技术，而且经过广泛的临床试验评价。已证明应用中极为安全，极少发生过敏反应。
放射性核素肺扫描由两部分组成：灌注显像和通气显像，显像至少包括六个体位的投照，最常应用的是正位、后位、左侧位、左前斜位、右侧位、右前斜位。对于灌注显像，患者仰卧位深呼吸时静脉注射锝-99M标记的巨聚蛋白(MMA)。结果是微粒被均匀地分布到肺毛细血管床，而毛细血管段将出现暂时的阻滞。在肺动脉分支发生闭塞的情况下，更多外周血管床没有微粒分布，随后的显影中该区成为"冷区"。通气显像使用包括氪81M、 DTPA、133-氙和99m-Tc标记的碳原子等在内的多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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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放射性核素肺扫描的分类有很大的争论。第一个分类由McNeil 和Biello提出。最近，北美的一个大型试验(PIOPED)已完成，它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分类法。由于16%被划分为PE低可能性的病人经血管造影证明为PE，所以这个分类法受到了批评。随后，PIOPED标准被重新修订以提高放射性核素肺扫描的预测价值。
PISAPED使用了一个更适应临床的分类法，此分类法单独应用灌注放射性核素肺扫描进行诊断并去除了不明确的肺扫描结果。使用这种分类法，一个严格的PIOPED调查者可以正确识别出91%的已证实的PE患者，同时排除80%的被血管造影除外的PE患者。这种方法可以被推广至通气灌注放射性核素肺扫描的分类，该检查结果被分为三类，PE被除外(正常)；PE被证实(定义为至少一个或更多肺段局部通气良好而灌注不足或胸部X线片证实)；PE未被除外也未被证实(未诊断)。
正如一系列大规模研究所证实的那样，肺扫描的结果应当与相关医师的临床怀疑相结合。因此，如果肺扫描的结果与临床怀疑相矛盾(临床可能性小而肺扫描可能性大，或临床高度怀疑而肺扫描正常)，需要做进一步的诊断性检查。然而，这种矛盾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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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之间和观察者本人对肺扫描报告意见不统一的情况约占10%~20%。这与所采用的分类法无关。已被证实，对肺段解剖划分的统一将显著提高报告的一致性。
三个试验专门评价了正常灌注肺扫描的有效性。其中一个是对68个患者的回顾性分析，而其余两个研究则是对临床怀疑PE而肺扫描正常且未进行抗凝治疗的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目前已有的693个患者的资料中，在此后的三个月随访期内一例发生致命性PE，一例发生非致死性血栓栓塞事件，总事件发生率为0.2%(95% CI0.15~0.4%)。因此认为对肺灌注扫描正常的患者不进行抗凝治疗是安全的。这一规律的例外情况可能是那些临床上高度可能存在血栓栓塞的患者。
很多研究对肺通气-灌注扫描与肺血管造影进行了比较。在350名至少一个肺段灌注不足而通气正常的患者中，阳性预测价值(PPV)为88%(95% CI:84%~91%)。这一阳性预测价值提供了诊断PE的充分证据，并应对大部分患者进行长期的抗凝治疗。如果临床PE可能性很低，而且发生出血性合并症的危险性很大(例如术后阶段)，还应选择肺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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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12个研究中，对1529名肺扫描既不正常也不是高度怀疑的患者进行了肺血管造影(无论采用何种标准)。其中385名被证实为PE(25%：95% CI24%~28%)。因此肺扫描的异常不足以作为决定任何类型治疗的依据(即它属于非诊断性结果)，而需要更进一步的诊断性检查。
PISAPED研究专门根据肺灌注扫描和肺部放射影像，同时结合临床可疑性做出正常、接近正常、PE不可能、PE可能的诊断。肺血管造影对607名肺灌注扫描异常患者中的386名做出了明确诊断。另有四人在行肺血管造影前死亡，且进行了尸检。236人证实为PE(其中肺扫描阳性217人，敏感性92%，阳性预测价值92%)，154人被排除PE诊断(其中肺扫描正常134人，特异性87%，阴性预测价值88%)。此外，对大部分患者进行了一年以上的随访。当把临床可疑性、肺扫描数据和随访结果综合考虑时，很明显可以使更多的患者得到明确诊断。而且需做肺血管造影的人数大为减少。但这项研究需在治疗研究中证实。
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既往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COPD)。这类病人，因气道阻塞引起反应性血管收缩会导致肺灌注损害。虽然肺扫描的结果在COPD患者常不能明确诊断，但放射性核素肺扫描对此亚群仍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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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怀疑PE的患者约25%可因肺灌注正常而否定诊断，而且不用抗凝治疗可能是安全的。
怀疑PE的患者约25%具有高度的肺扫描结果，他们可能需要行抗凝治疗
其余的患者需要进一步的诊断性检查，而这些检查是更广泛的诊断策略。
*应用一种预测规律的确认病例；+经专家审核及多元分析；++仅经专家审核；括号中数字均为95%可信区间
肺血管造影
1929年Forssmann首先描述了右心导管术，他首先在自己身上进行了实践，随后又在狗身上进行了实践。 25年后才开展选择性肺动脉造影。从那以后，先后进行了多次改进，例如Seldinger发明的导管介入术、快速成像设备的发展(胶片更换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猪尾导管的引入、安全的造影剂和导管及导丝材料的应用。这些进步使肺血管造影成为相对安全的操作。将1960-1980年发表的研究与近十年发表的研究相对比，这种安全性的增加就显得更加突出。死亡率降低了50%，非致病性并发症的发生率也减少了4倍。近期结果显示，死亡率和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大约分别为0.1%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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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血管造影的指征随非侵入性诊断检查的可行性、病人的临床情况及确诊的必要性不同而有变化。通常认为在所有非侵入性检查无明确结果或无法得到结果的患者，可以选择肺血管造影。血管造影也可应用于有极高出血危险的罕见情况下(如神经外科术后)和异常、甚至是高度可疑的肺扫描结果的病人，最后血管造影还可用于使用溶栓和肝素治疗有(相对)禁忌证的患者。
肺血管造影的禁忌证在逐年下降。虽然应注意一些相对禁忌证，但目前不存在绝对禁忌证。相对禁忌证包括:对造影剂内的碘过敏、肾功能损害、左束支阻滞、严重的充血性心力衰竭和严重的血小板减少症。严重的肺动脉高压(平均肺动脉压>40mmHg)增加出现并发证的危险，但通过减少造影剂用量，并发症可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许多研究已经报告在既往有肺动脉高压的大部分病人中应用肺血管造影的安全性。虽然这些禁忌证是相对的，它们常成为放弃肺血管造影的部分原因。但是患者的一般状况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正如近期两个研究所显示，在计划进行肺血管造影的患者中10%-20%不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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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血管造影技术是众所周知的。进入血管造影室进行肺血管造影的患者需要进行监测。另外应给予充分的供氧。监测的项目应包括脉搏血氧监测、自动血压监测、脉搏监测装置和心电图。在通过右心腔时常常会发生心律失常，但通常是自限性的。进行血管造影的任何术者应该能识别主要的心律失常并知道如何处理。经常使用的是5F到7F的的猪尾管。球囊导管可能有助于通过增大的右心房/心室。它们也可能在经过选择的患者中通过使用闭塞的方法减少造影剂用量。不需要引导鞘管，导丝并非必须。
肺血管造影中要应用最低含碘量为300mg/ml的低渗造影剂，。虽然所有的低渗造影剂均安全，但不含碘的造影剂更好，患者对其有更好的耐受性，咳嗽反射较少，很少恶心，而且由于患者的体位变动少，它产生的影像更清晰。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正逐步取代快速换片系统。传统腹片的空肠辩识率仍优于DSA。然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利用胶片回放和工作站处理有利于肺血管造影的分析。在不同观察者之间存在差异、小分支血管充分显影时，这种优势更加明显。因此，作为检查肺动脉的血管造影方法，数字减影应取代血管造影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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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曾经认为静脉数字减影可以充分证实或排除肺动脉栓子。这样只需外周注射造影剂即可。起初，这种方法的敏感性可达到75%~100%，特异性可达到96%-100%，但这些数据的获得需要以放射性核素肺扫描作为参考方法。后来发现，造影剂在静脉中被稀释，造成了肺段和亚肺段显影不清，而出现敏感性和特异性不理想。因此有必要强调，要获得充分的肺血管造影效果，动脉内注射造影剂是必要的前提。
使用Seldinger技术，要用到肱静脉、颈静脉和(右)股静脉等径路。导管一旦进入肺动脉主干，即应人工注射造影剂以检查是否存在大的中心性栓子。如果血栓存在，建议对右心室注射造影剂并拍摄全套X 线片。如果试验性注射未发现中心性血栓，那么导管应进一步探查左侧或右侧肺动脉。在进行一系列放射线片拍摄之前应先一次给予小量造影剂注射，以确认导管尖端位置准确，未嵌入小分支或进入内膜下。
往肺动脉主干注射造影剂，通常可以使所有肺段和亚肺段满意显影，然而，在肺不张或疼痛相关的膈肌固定的患者，必须进行更具选择性的导管检查。注射造影剂应采用自动注射装置，在600PSI(42kg/cm)的压力下以20ml/s的速度注射。在患者伴有肺动脉高压或进行选择性注射的病人，造影剂总量应减少为10~15ml/s ，持续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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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需要两组放射线片：标准投照为前后位片、20°~40°的左或右后斜位片以分别观察左、右肺。也可能需要加拍侧位片和放大片。
血流动力学测量是肺血管造影的一部分。然而，有些人认为既然超声心动图可以无创地测量压力，肺血管造影做血流动力学测量可省略。如果诊断了肺动脉高压，可以在低压力下注射更少的造影剂。另外可以选择肺叶动脉或肺段进行高度选择性动脉导管造影。这些方法将减少肺动脉高压患者出现急性右心室负荷过重的危险。
急性PE诊断标准的确立已有三十年以上的历史。许多大型研究相继公布了这些标准。有直接的PE血管造影征象，包括：血管完全阻塞(最好是造影剂柱有凹的边缘)或充盈缺损。这些标准已经证明了观察者之间和观察者本人差异研究的可靠性。近来发现数字减影可用同样的标准。然而应当认识到，血管造影的可靠性随管腔口径变小而下降，也就是在亚肺段水平以下则很难以做出判断。患者的选择也可能影响肺血管造影诊断的准确性。在140名具有非诊断性肺扫描结果和接受血管造影的患者中，血管造影单片κ值为0.28~0.59，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则提高至0.66~0.89。尽管如此，这些数值仍然较非选择人群中的数值为低。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基础的心肺疾患对影像的判断有负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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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的间接征象包括造影剂流动缓慢，局部低灌注，肺静脉血流减慢或延迟。应当认识到这些征象可以引起人们对某些区域的注意，但它们没有一个被完全认证。缺乏血管造影直接征象时不应该诊断PE。
研究中，23(30%)名患者的栓子局限于亚肺段动脉分支中。在PIOPED研究中，进行肺动脉血管造影的患者中有6 %栓子局限于亚肺段血管，但在肺扫描结果提示低可能性的患者，该百分比增加至17%。同样的，在140名有不具诊断意义结果随即进行血管造影的选择性人群中，20例明确诊为PE的患者中3例(15%)可以见到最大的栓子位于亚肺段血管。
肺血管造影通常被认为是诊断或除外PE的参考方法。这并不意味着肺血管造影是万无一失的。 既然肺血管造影是诊断PE的参考方法，这种技术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就不能被正式评价。五个精心设计的研究评价了正常肺血管造影的临床可靠性。840个临床怀疑PE的患者因肺血管造影正常而未进行抗凝治疗。所有的患者均进行了不少于三个月的随访。16个患者出现复发性血栓栓塞性疾病(1,9%;95%CI: 1.4%~3.2%)，其中三个为致命性的(0.3%;95%:CI 0.09%~1.08%)。因此对于有胸痛症状而肺血管造影正常的患者不用抗凝治疗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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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数据可知，肺血管造影的敏感性在98%以内，特异性介于95%-98%。由于有其它种类似PE的疾病，例如肿瘤引起的动脉阻塞，所以特异性略低于敏感性。
小 结
在过去的十年中肺血管造影的安全性得到了提高
肺血管造影是一种参考方法，但当非侵入性诊断检查不能确诊时，应该应用
临床怀疑PE而肺血管造影正常的患者，不抗凝治疗是安全的
PE的肺血管造影间接征象尚未得到认定
计算机螺旋断层摄片术(螺旋CT)
近年来，CT技术方面的进展推动了这项技术在PE诊断中的应用。有两种方法：分别为电子束断层和螺旋CT造影被用来评价怀疑PE的病人。螺旋CT与传统CT相比较，不仅影像获得时间和总扫描时间已经明显缩短，而且肺血管树可被清晰显现。因此与通气灌注显像不同的是现代CT技术可以直接看到肺动脉内的栓子。由于其应用越来越广泛，下面将主要关注螺旋CT血管造影、讨论其技术、图象分析及在诊断PE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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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医疗机构(医院)在诊断PE时应用的影像技术方案不同，尽管各种诊断标准的来源不同，但是肺动脉影像的指南仍是作为特异性的指标。经胸螺旋CT扫描被大多数机构作为单一对比。90%怀疑PE的病人能长时间屏住呼吸而获得单次屏息数据，而在衰弱病人只能进行表浅呼吸的检测。
肺野扫描要足够大，包括亚段血管，从而能够进行足够的分析。为达到这一要求，CT扫描应包括上至主动脉弓上缘下至横膈底的肺野。大多数机构选择从尾侧向头侧的扫描方向。病人在最后获得数据时，呼吸人为的使上肺密度显著的低于下肺密度，使得相对的准值和table feed升高。最后，在CT扫描之前吸入纯氧已被提倡以延长屏气时间。
CT扫描常规用120KV，210-250mAs，每层厚度3mm，旋进速度5mm/s，重建指数2mm。将准值缩小至2mm提高了亚段血管的分辨力。增加间距的优点是扩大扫描肺野而不降低分辨力。肥胖患者加大层厚为5mm，选择旋进速度5mm，重建指数3mm有助于改善信号-噪音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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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延迟，例如注射造影剂与获得扫描数据的时间间隔主要取决于病人的临床状况。大多数病人，15秒的延迟足够获得理想的血管图象。有肺动脉高压的病史体征及症状、右心衰竭或全心衰竭的病人，扫描延迟最好根据个体差异选择在15~30秒之间，有中心静脉插管的情况下，5秒的延迟比较合适。
注射造影剂需使用高压注射器，在大多数机构使用非离子型造影剂。有两种基本的造影剂注射方法，每种都能够获得较好效果。例如低浓度-高流量法，注射120~150ml造影剂含碘120~200mg/ml，流量是4~5ml/s；高浓度-低流量法，注射100-12-ml造影剂含碘270~320mg/ml，速度为2~3ml/s。高浓度造影剂在上腔静脉形成的伪差，限制了肺动脉干及右肺动脉诊断的准确性，而使用低浓度造影剂则显著降低了这种伪差。近期一些机构选用高浓度-高流量的方法，用140~180ml含碘270~300mg/ml的造影剂，注射速度4~5ml/s。
影像的陈述包括软组织(纵隔)窗和肺窗。在扫描早期对照分析两窗的扫描影像有助于将气管伴行的肺动脉与肺静脉结构区分开。另外电影成像术可以动态显示肺动脉，从而有助于分析急性PE 。另外，使用二维多平面技术有助于PE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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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CT血管造影可以直接看到肺动脉内的血栓，表现为血管内的低密度充盈缺损，部分或完全包围在不透光的血液之间；或者完全性充盈缺损，远端血管不显影。PE的间接征象包括：以胸膜为底的高密度区、条带状的高密度区或盘状肺不张、中心或远端肺动脉扩张及面积大小不等的胸膜浸润。这些间接征象的价值尚不太清楚。
螺旋CT诊断中的误差是由呼吸的伪差造成的，造成血管内的貌似凝块的假低密度区或一片非-不透光区。另一方面，血管周围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被误认为血管内血栓栓塞性物质，而误诊为PE。因此，使用一些附加的图象工具，例如电影、多平面、三维成像分析可能会有所帮助。慢性PE的征象为肺动脉内的偏心分布的钙化的团块状物质，与管壁分离；叶或段的肺动脉截断现象、管腔不规则等。
螺旋CT诊断PE的准确性一直存在争议，最初的研究报道与肺动脉造影这一金指标比较，螺旋CT诊断PE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均接近100%。最近，更多的研究增加了更多的信息，使螺旋CT的敏感性及特异性范围增大：敏感性53~89%，特异性78~100%。造成特异性不同有多种原因，包括研究设计的不同、研究者在SCT方面的经验及所研究的肺血管的解剖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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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CT可以较清晰的探测位于主、叶及段肺动脉内的血栓。对于在亚段及一些远端肺动脉内的血栓，SCT的敏感性是有限的。在许多病人中，SCT的劣势被这一事实抵消，当心脏内一个大的血栓破裂后，多个栓子到达肺血管。在一项研究中表明，在证实PE的病人中，肺动脉内的血栓数目平均超过6个。单发的亚段PE发生占PIOPED的人群的6%，占肺扫描阴性病人的17%。
另一个影响SCT诊断PE准确性的因素为所观察的病人队列的PE发生率。的确，在第一项最早公布的研究中PE的发生率为57%，最近报道发生率为23%和33%。
最后，螺旋CT仅用于与肺动脉造影比较吗？肺动脉造影在诊断PE中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但是并不十全十美。最近一项动物实验研究采用了一项独立的金指标(猪的血管树模型)，对比了SCT与肺动脉造影，发现尽管例数较少，但两者结果无显著性差异。
SCT是一种经济实用的方法，最近一项成本-效益比值调查结果提出五种最低费用(最低死亡率)的检查手段都包括SCT。当节省费用作为主要终点参数，螺旋CT造影及D-二聚体对于怀疑PE的病人主要为费用最低的检测手段。如果将死亡率加入初级终点参数，SCT及下肢超声检查相结合为最佳检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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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进行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去证实，SCT正常的病人不抗凝治疗的安全性，一项研究包括了164例临床怀疑PE的患者，这些病人通气血流灌注扫描结果中度可疑，SCT结果阴性。在这项研究者中，3例SCT结果阴性及最初下肢静脉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阴性的病人，在短期随访期间发现腔静脉血栓，他们被称为最初假阴性SCT。另外3例病人在3个月的随访中反复发作PE (1例死亡)。因此，112例螺旋CT结果正常未接受抗凝治疗的病人中有6例(5.4%)反复发作PE。另外一项回顾性研究中，260例SCT结果正常的病人未接受抗凝治疗，只有一例再发PE。
有理由推断SCT在临床怀疑PE病人的诊断程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基于SCT应用的可行性，这种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一些医疗机构，SCT已被列入临床诊断常规，SCT被作为PE的一种初筛手段，或者与肺灌注扫描及超声检查同时进行。对于临床医师来讲，这种检测手段比肺动脉造影更易接受。
最后，SCT还可用于监测那些正接受溶栓治疗的病人，对于这些病人不需中心静脉穿刺，通过CT即可看到血栓，因此可降低出血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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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SCT显示中心或叶的PE较亚段的PE更准确。
正常的SCT结果并不能除外单发的亚段PE。
对于SCT造影正常的病人不进行抗凝治疗的安全性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超声心动图
最近，有关PE的大的临床注册试验显示在47%-74%病历可获得超声心动图的资料，由于超声心动图的非侵入性及可急诊操作，在很多临床中心强调了对于怀疑及确诊的PE病人正确应用的必要性。
超声心动图对于鉴别突发的呼吸困难、胸痛、循环衰竭及需考虑PE诊断的其他临床情况有用。这些是基于这项检查早被认为对下列疾病具有诊断价值：心肌梗死、感染性心内膜炎、主动脉夹层、心包填塞及其他。如果超声心动图发现右心负荷过重，室壁运动减弱，同时Doppler显示存在肺动脉高压的征象，将提示或高度怀疑PE。有血流动力学改变的PE典型的超声心动图征象包括：右心室扩张、右室运动减弱、室间隔向左侧膨出导致RV/LV比值增大、肺动脉近端扩张、三尖瓣返流速度增快(3-3.5m/s)、右室流出道血流速度紊乱。另外包括下腔静脉扩张，吸气时不萎馅，在132例怀疑PE而先前没有心肺疾病的病人中，具备右室/左室比值大于0.5及三尖瓣返流峰速度大于2.5m/s两项特征者，诊断PE的敏感性为93%，但特异性仅为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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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右室局部收缩室壁运动异常被认为是诊断急性PE的特异征象。与其他原因引起右室收缩负荷过重不同的是，急性PE引起的室壁运动减弱并不影响右室游离壁的心尖部分。这种征象在85例病人中诊断急性PE敏感性77%，特异性94%。据另一报道，严重的右室射血功能损害(acceleration time5mm，三尖瓣返流速度大于3.7m/s,右室扩张而室间隔运动正常或下腔静脉吸气时萎陷等，从13例亚急性大块PE病人中正确检出11例(85%)。这些标准还需更大的临床试验证实。
超声心动图提示的右室压力负荷过重的特征仅可间接的支持PE的诊断，它还可以通过看到肺动脉近端的血栓直接确立诊断。由于左主支气管的掩盖，在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检查时左肺动脉失去连续性。因为这些原因，在一些早期的研究中大多报道了右肺动脉栓塞。在一项60例确诊PE并存在右心负荷过重征象的病人中，32例血栓位于右肺动脉，而仅有6例在左肺动脉，在一项前瞻性的研究中49例不能解释的右心负荷过重的病人，左肺动脉远端也被评估。一项研究比较了TEE和SCT，SCT敏感性稍高(97.5%vs79%)，TEE特异性稍高(100%vs90%)，而且TEE具有快速、可床旁操作的优势，并且不需放射线及注射造影剂。对于临床怀疑PE且没有右心负荷过重病人，TEE的敏感性尚不清楚，有可能较低。14例经食管超声偶然发现肺动脉血栓的危重病人，有6例经胸超声心动无右心负荷增加的表现。床旁TEE可能为首选诊断手段，而且对于休克病人及心肺复苏的病人，可通过它确诊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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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心动图可以识别一些怀疑PE的病人。这些人存在右心血栓，通常血栓从静脉系统向肺动脉移动。有关这些飘浮血栓的发生率、预后价值及理想的治疗有很多争议。最近，ICOPIR研究发现1135例PE 病人中，4%右心内有血栓。与其不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症状出现24小时内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右心血栓发生率为18%，这项研究没能发现假如溶栓治疗快速实施，血栓对预后的影响。其他研究提示发现血栓是早期高死亡率的标志。由于栓子具有可移动的危险，可导致大的PE，一些学者建议外科取栓。当血栓不仅阻塞在卵圆孔，而且扩展至左心房将发生动脉系统栓塞时，这种措施是有道理的，尽管成功的溶栓治疗已有报道。这方面虽然有很多争议，但有一点共识，即超声心动图检测到右心栓子需立即治疗。特别指出，右心导管和血管造影是禁忌的。
一项报道提出，对于临床确诊PE及右室运动减弱的血压正常的病人，早期单独应用肝素治疗较接受溶栓治疗生存率低。在确诊的PE病人中，超声心动图探测到的有中、重度右室功能异常者，早期及长期死亡率明显升高。非常有趣的是，对于那些没有右心负荷过重征象的怀疑PE的病人，不管其最终诊断如何，他们的短期预后是好的。由于临床预后明显不同，Task Force提出：非大块的PE，但超声心动图有右室运动减弱征象者，应被划分为次大PE，以便与那些右室功能正常者(预后较好)区分开。现在急需一项前瞻性研究来评价超声心动图是否可以确定尽管没有低血压及休克的PE病人，哪些病人通过溶栓治疗而不是肝素治疗可受益。最近一项研究提示，尽管经过内科治疗，但在诊断PE时Doppler超声心动图发现肺动脉收缩压>50mmHg，为预测持续性肺动脉高压的指标。在有血流动力学异常的85例PE病人中超声造影发现卵圆孔开放与动脉系统栓塞高发有关，并高度提示低氧血症。这组病人与无卵圆孔开放组相比死亡率并无显著增高(27%vs19%)。但复苏、插管及儿茶酚胺类药物在这些病人中是更需要的(48%v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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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用导管顶端的超声探头可直接看到肺动脉内的栓子。这对在术前评价病人存在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是有用的。当然这种技术的实施仍受限，而且未被公认具有诊断PE的价值。
小 结
超声心动对于诊断临床怀疑的大的PE是有价值的。
目前还需大量前瞻性研究去探讨超声心动图是否可确定哪些无体循环低血压或休克病人接受溶栓治疗能够受益。
深静脉血栓的检测
PE和DVT为一常见疾病-静脉血栓疾病(VTE)的不同临床表现。尸解证实，90%的PE来源于下肢DVT。血管造影证实的PE病人进行静脉造影发现70%存在DVT，因此对于怀疑PE的病人寻找残余DVT是合理的。下肢发现血栓就有理由进行抗凝治疗，不必进行进一步的(侵入性)的诊断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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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容积描记图(IPG)因为操作简单且费用较低，在北美非常流行。它的原理是在大腿处放置一个袖带探测充气前后下肢血流量的变化，袖带放气，下肢容量迅速恢复到基线水平被用做是静脉可变性指数。与静脉造影相比较，IPG探测有症状的近端的DVT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最近一项报道提示，IPG敏感性较低(约60%)，可能与这组病人非完全阻塞的栓塞发生率高有关。一项IPG 与加压超声造影(US)比较证实，后者的敏感性更高。
下肢 B型加压超声造影有可能直接看到股静脉、腘静脉及探头对静脉的压迫情况。Doppler对确诊静脉有帮助，但并非必需。B型US显示的栓子为管腔内高回声的信号。静脉不能被压迫为DVT的特定征象，而且作为唯一的诊断指标。对于有症状的病人，加压US诊断近端DVT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高，分别为95%和98%。但对于腓静脉及无症状的DVT的诊断结果并不可喜。
大部分PE病人并无DVT的症状和体征。然而US诊断PE 的特异性始终很高(97%)。在其他一组对无症状病人的研究中，(例如骨科病人在髋关节术后)探测到了静脉血栓栓塞[205]。许多研究显示确诊PE的病人中30%~50%超声造影可发现DVT。US的诊断价值依赖于这项检查是在肺灌注显象前进行还是仅用于那些肺灌注显象不能确诊的病例。事实上，大部分DVT是在那些肺灌注显象高度可能，已确诊的PE病人中发现的。Ggneva研究包括了一些急诊怀疑PE的病人，当US在肺灌注显象之前进行时，US发现DVT机率在15%。而对于肺灌注扫描不能诊断的病例，US发现DVT仅为5%。另一个试验也有同样发现，门诊及住院病人检出DVT发生率分别为13%和2%。最近一项研究显示，736例肺灌注显象不能确诊PE的病人，US检查发现DVT发生率5%。如果US能在肺灌注扫描之前进行，并与肺灌注扫描及血管造影相结合，将是一种经济实用的方法，可降低费用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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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于怀疑PE的病人US敏感性较低(30~50%)，因此正常US结果不能除外PE。然而US和IPG结果可提示对于肺灌注显象结果不能确诊的病人进行造影检查。这些检查应遵循以下原则：对于肺灌注扫描不能诊断且下肢无DVT的怀疑PE的病人，血栓栓塞的危险极低，因此可不用抗凝治疗。尽管如此，US和IPG正常并不能完全除外DVT，因为这些检查对于远端的(腓静脉)的DVT不敏感。不过远端单发的 DVT栓塞的危险性很低，除非血栓向近端扩展。因此系列检查有可能检测近端血栓伸展，从而确定哪些病人必须进行抗凝治疗。在一项大规模有关怀疑PE病人预后研究的试验中公布了两项系列检测方案，一项使用IPG检测住院及门诊病人，但对于有充分心脏呼吸储备力的病人，IPG应用受限。而且14天期间需检测6次，因此限制了其临床应用。另一项比较近的研究没有除外那些先前有心肺疾病的病人，而且这些原始资料并不详细。
小 结
在已确诊PE病人超声造影可发现有50%存在近端D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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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静脉超声造影结果正常不能除外PE 。
对于肺灌注扫描结果不能诊断的病人下肢的系列检查有可能替代血管造影，但临床应用上可能受限。
D-二聚体
血浆D-二聚体为交联纤维蛋白降解产物，近些年来研究较多。急性PE或DVT时用定量ELISA或ELISA-derived的方法检测，敏感性较高(>99%)，PE或DVT时，D二聚体多大于500μg/l，因此D二聚体500μg/l对PE的阳性预测价值较低，因此不能诊断PE或DVT。另外，对于那些高龄者(9%的80岁以上怀疑PE的病人及住院期间发生可疑PE的病人)D二聚体的特异性也较低。因此，D二聚体检测不能用于这些人群。表6列举了各种D二聚体的检测方法。传统的乳胶试验敏感性及阳性预测价值较低，应该淘汰。传统的ELISA 法已被快速unitary-ELISA-derived法取代。全血凝集试验，例如Simplired，结果令人失望，敏感性仅为85%(95%CI 83-87)。在大规模临床预后试验中颁布了很少有关D-二聚体的试验。在一项试验中，444例在急诊室怀疑PE的病人通过D-二聚体检测，159例(30%)被排除了PE的诊断。这些病人没有再进行其他检查，也未接受抗凝治疗，在3个月的随诊中，无一例发生VTE(0%，95%CI：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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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通过ELISA法检测D-二聚体水平正常可以除外PE
传统的乳胶及全血凝集试验诊断PE敏感性低，不能用来除外PE
D-二聚体检测对急诊的病人有用，对于高龄及住院病人阴性预测价值高，但180mmHg，舒张压>110mmHg)
近期心肺复苏
血小板2年)。正进行一些试验验证这些指南，并提供更多的信息。
口服抗凝剂最常见并发症是出血，其危险同抗凝强度有关。有足够证据表明INR大于3.0时出血更常见，流行病学研究的多因素分析表明，出血危险受临床情况和年龄影响。出血往往在治疗早期发生，尤其合并肾肿瘤，胃肠道溃疡或肿瘤，脑动脉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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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临床需要，可停药或口服或注射维生素K(1~2mg)拮抗。如果病人严重出血，应静脉注射维生素K和新鲜血浆或凝血酶原复合物。
口服抗凝剂最重要的非出血性副作用是皮肤坏死，发生于治疗第一周，这种并发症与蛋白C、蛋白S和恶性肿瘤有关。
妊娠时，口服抗凝剂通过胎盘，在前三个月可引起流产和胚胎病。因此，妊娠前三个月和分娩前6周因有出血危险口服抗凝剂应改为肝素治疗，妊娠妇女可选用皮下肝素或LMWH作为长期治疗。
小 结
PE病人应根据公斤体重应用静脉肝素，使APTT保持在1.5~2.5(抗Xa因子活性0.3~0.6IU)。
LMWH可用于有症状的非大块PE
口服抗凝剂应于应用肝素的头3天开始，并与肝素合用至少4~5天，至INR达治疗水平(2.0~3.0)2天后停用肝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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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发PE，如果有可逆危险因子应至少抗凝3个月，特发性VTE至少抗凝6个月。
在复发性VTE或危险因子(例如肿瘤)持续存在的病人应长期应用口服抗凝剂。
静脉滤网
80年代早期，常规经皮放置下腔静脉滤网(IVC)预防PE，因经皮操作简单易行，近来广泛应用。近来出现新的暂时性静脉滤网，是为在短时期内预防高危病人PE发生而设计的。
近15年发明了多种器械，其原理是拦住血栓和保持腔静脉开放。最常用的5种为：Titanium Greenfield ,LGM/Venatech,Simon Nitinol及 Bird's nest.
目前尚无大的对照试验决定哪种滤网预防PE最有效.Greenfield滤网被证实在肾动脉以上位置是安全的,而且闭塞的可能性低,被应用于年青病人预防PE。如果腔静脉直径大于30mm,则用Bird's nest滤网.尽管如此,所有滤网都有以下合并症:腔静脉壁穿孔、向脚部移位(多发生于Greenfield滤网和LGM/Venatech滤网)。置入部位并发症,如VTE和血肿,可通过用直径小的鞘管或选用颈静脉入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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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的预防: PE的复发和死亡在下腔静脉介入术后并不常见,但滤网有效性仍很难判断。因为在大部分研究中病人随访并不完全和不系统,而且通常不包括PE的目标检查。在对Greenfield滤网的多个试验综合分析中，PE发生率为2.4%(26/1094病人)和2.9%(42/1428病人)。在唯一的随机试验中(PREPIC),400例DVT病人(有或无PE)单独应用抗凝剂(标准肝素VS低分子肝素加口服抗凝剂)或抗凝剂+腔静脉滤网。在前12天中,PE发生率在滤网组为1.1%,单独抗凝组为4.8%(P=0.03)。但随访2年差异性变得不再显著---3.4%vs6.3%(P=0.16)。尽管12天总死亡率无差异(每组均为2.5%),但非滤网组5例中4例死于PE,而滤网组无一例死亡。
下腔静脉阻塞和DVT复发率:滤网闭塞可能是因为它的致血栓形成作用,或因为有效的抗血栓迁移所致。当评价是否通畅时, Greenfield滤网闭塞率5/81(6.2%)。在新的装置中IVC血栓形成率更高30/272(11%)。最近一个长期随访(6年)试验表明LGM/Venatech滤网30%闭阻塞。在PREPIC中,2年时DVT的复发率在滤网组(21%)同传统治疗的非滤网组(12%)相比有显著差异。而且6年随访时59%病人有静脉功能不全的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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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静脉滤网的抗凝治疗:如果没有禁忌证，滤网安置后进行抗凝治疗,将有助于预防DVT复发、腔静脉血栓闭塞及置入部位DVT。目前没有随机试验，但在有抗凝相对禁忌证的Greenfield滤网系列试验闭塞率为15%，而在应用两个新的滤网装置且使用抗凝治疗的研究中，闭塞率为8%。因此，如果无相对禁忌证应进行长期抗凝治疗,使INR控制在2.0到3.0。
IVC介入的适应证：有三种适应症:对不能抗凝的PE或DVT病人预防PE形成; 尽管经过充分抗凝治疗仍发生PE或VTE复发;最后是肺动脉血栓去除去术后。因为操作相对安全,滤网还适用于预防PE的其他情况。对游离漂浮血栓的病人,可置入滤网。在最近一系列研究中,适当抗凝的PE复发率很低,约3.3%,而闭塞性血栓病人PE的复发率为3.7%,因此这种适应证未得到公认。其它预防应用适应证包括:骨科手术前有高危因素存在、高龄且有VTE史、有心肺异常和/或肺动脉高压、近端DVT或大块PE溶栓治疗前。头部创伤和脊柱外伤病人建议常规置入滤网。但对这些预防应用的适应证，同LMWH预防治疗相比风险和获益仍待评价。而且在有危险因子短期存在的情况下(如髂骨骨折和髋部手术),应置入可取出的腔静脉滤网,但目前尚无理想装置,也无合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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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IVC滤网适于有抗凝绝对禁忌证或尽管经过充分抗凝，VTE仍复发的病人预防PE发生
IVC滤网可能适用于外科取栓手术后
可取出的IVC滤网需要进一步研究
特殊问题
妊娠者PE的诊断和治疗.
PE是妊娠期不常见但很重要的致死原因。这带来了关于产妇的检查对胎儿是否安全的问题,尤其涉及到放射线的问题。产妇的治疗对胎儿的影响也引起困惑。没有近期的资料提供妊娠病人PE或DVT发生率。.在传统的静脉造影检查中,妊娠时DVT的发生率为0.05%。产后DVT的发生率增高四倍，剖腹产后增高20倍。妊娠时PE发生率在1/1000至1/3000之间。在发达国家,PE是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妊娠时VTE发生率增高源于激素、机械的和血液成分三者的联合作用。妊娠时股静脉血流显著减少,这是由于增大的子宫压迫髂静脉及在激素的作用下血管张力下降所致,这在左腿静脉表现尤为显著,且DVT多发生于左腿。最后,凝血因子II、VII和X在后三个月增高,同时凝血抑制蛋白S水平和血浆纤溶活性下降。.总之,妊娠期为高凝状态,分娩后2周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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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PE的临床状态同非妊娠时相同。最近综述表明,90%PE有呼吸困难和呼吸急促。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没有这些表现可除外PE。而且妊娠妇女通常有气短症状，分析这些症状必须小心，尤其是症状是单发的、不严重也非急性发作时。基本诊断手段(胸片、血气和心电图)同非妊娠时有同样的局限性。妊娠时动脉血氧分压正常。动脉血应该在直立位取出,因为妊娠最后三个月卧位可使氧分压降低2千帕以上。
不同的检查时胎儿吸收的射线量如表9所示。单纯的产妇胸片检查约许10uGy,同对胎儿损伤的放射线上限为50000uGy剂量相比很微小。肺灌注扫描一次射线约为10到350uGy之间,妊娠时注入剂量还应显著减少。哺乳妇女扫描后15小时内不能哺乳,因为此时99-锝在乳汁中含量较高[359]。通气扫描对年青妇女诊断意义不大,即使进行此项检查,也仅增加40~190uGy辐射剂量。肺动脉造影的射线剂量显著增高(2210到3740uGy),但仍低于50000uGy的上限。可用桡静脉途径使辐射剂量显著下降。SCT射线量也很大。但特定作用于胸部。最近研究表明,根据胎儿年龄,剂量波动于13uGy(12周)和300uGy(足月)之间。SCT被认为是安全的。尽管以上方法射线量均低于上限值,最好仍选择尽量小的射线量或选择其它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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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非妊娠病人一样,血浆D-二聚体检测仍是怀疑PE病人的首选方法。但是妊娠时D-二聚体生理性增高。妊娠妇女D-二聚体正常可除外PE比例低于门诊正常人群。D-二聚体异常病人,应行下肢静脉加压超声检查。.妊娠妇女适用于相同诊断标准,发现DVT证据时即应进行抗凝治疗。当D-二聚体增高而下肢US正常或这些检查不能做时可行肺灌注扫描检查。肺扫描结果无诊断意义及临床PE可能性低的病人可出院而不予抗凝治疗。最后,大多专家同意，妊娠妇女PE不能确定时给予长期抗凝治疗不如进行肺动脉造影。
妊娠时PE的治疗主要是应用肝素-普通肝素或LMWH。因为两者都不通过胎盘,在乳汁中也未发现。.因无应用LMWH治疗妊娠妇女VTE证据,普通肝素仍是标准的治疗药物。最初静脉治疗5~10天,使APTT维持在正常的1.5~2.5倍时,可改为普通肝素，皮下注射,每天两次，达到同样的目标APTT值。应在皮下注射肝素后6小时取血。肝素治疗应持续整个妊娠期。分娩后,用华法林代替肝素抗凝。抗凝治疗应持续至分娩后6周，6周后的急性PE应抗凝3个月。哺乳妇女也可口服抗凝药。妊娠期用LMWH治疗VTE的优点显而易见:不需监测,可降低骨质疏松及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的危险，但发表的证据不多。LMWH剂量可用200IU/KG,每天一次或100IU/KG,每天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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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K拮抗剂可通过胎盘,而且华法林有可能引起前三个月的胚胎病。后三个月应用也可引起致命的或非致命的出血和胎盘剥离。尽管华法林应用与妊娠期中枢神经系统异常有关，但危险性很低。因此,对前三个月发生PE的妇女,一些专家仍建议在中间三个月小心应用华法林。由此类推,对机械瓣置换术后妊娠妇女，如果进行认真教育和处理，也可使用同样方案。
有关分娩,提出一些方案,但没有一种经过临床试验验证。在规律宫缩后应停用皮下肝素。.一些专家提出，若准备分娩，则在分娩前24小时应停用肝素。关于分娩过程中是否静脉给予小量肝素(UFH5000u/12h)仍不清楚。对最后3个月发生PE的病人。围产期静脉应用肝素是必须的,在预期分娩前4~6小时停止应用。硬膜外麻醉的病人,在术前12~24小时给予最后一次肝素(UF或LMW)的用法仍有争议。虽然硬膜外血肿的发生率很低,一些作者仍反对这种用法.
有一项关于36例妊娠妇女接受溶栓治疗的资料，有溶栓指征的大块PE者占1/3。常用链激酶溶栓。因为链激酶(有可能还有其它溶栓药)不通过胎盘。但出血是主要副作用,通常发生于生殖道且常严重,发生率约达8%。当分娩时,不能应用溶栓剂,除非病人濒临死亡而又不能立即进行外科手术。妊娠妇女下腔静脉滤网的指征同非妊娠者相同。
小 结
因为妊娠妇女PE须长期肝素抗凝治疗，所以准确诊断是必要的
所有诊断手段包括CT扫描和血管造影应在对胎儿无显著危险时才可使用
妊娠期抗凝治疗的指征与非妊娠期相同
华法林禁用于妊娠前三个月和后6周
普通肝素长期治疗应皮下注射
低分子肝素在妊娠时应用是安全的, 百拇医药
急性PE现存的指南是根据肺循环和右心室功能工作小组提议，由欧洲心脏病学学会(ESC)PE工作组起草完成，并于1997年6月17日，经科学和临床委员会推荐，被ESC批准。
这个工作小组由21位成员组成，其中包括欧洲呼吸协会和欧洲放射学协会的代表，以及由两名国内评论家组成的顾问团。成员均是根据工作组和各科学协会委员会的建议由ESC委员会任命，并被邀请参与完成有关PE指南的工作。工作小组的主席和其中七名成员组成了负责起草最终文件的核心写作小组(CWG)，其中包括一名编辑。工作小组的成员1998年9月在维也纳会面。而核心写作小组则于1999年5月和2000年1月分别于华沙和巴黎会面。另外1998年9月在ERS年会所组织的一个公开讨论会期间，该小组提出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并与欧洲呼吸协会肺循环组进行了讨论。
综述和专题评论由小组成员依据个人的专业领域来分别完成。他们的工作成果被公布在专门工作组的主页上并在因特网上进行讨论。第二阶段的工作是根据两次连续的会议和互联网上的讨论结果由核心写作小组对指南的一系列版本进行起草和编辑。1999年9月应科学和临床委员会的要求，工作小组主席向ESC委员会提交了报告简要说明指南初稿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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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修改和鉴定，正式文件被分发给所有小组成员，并由两位国际评论员独立评阅。这项指南尽量囊括关于PE诊断和治疗的所有相关事件。指南是由欧洲心脏协会对专门工作组拨款资助的，无任何商业组织介入。所有作出贡献者均列于附表。
引 言
PE是一个国际化的健康问题，估计在法国其年发生率超过100，000例，每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住院病人中有65，000例，而在意大利每年新发生的病例至少为60，000例。PE的诊断经常是困难的，并常常被漏诊。未经治疗的PE死亡率大约为30%，但经过充分治疗(抗凝)后，死亡率可降低至2一8%。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和PE是外科手术、外伤、分娩后和各种医疗状态下常见的疾病和死亡原因。但是有许多病例未能被识别，并因此未治疗而导致严重的后果。实际上，在尸检中PE的发生率(住院病人中约12一15%)30年来并无变化。由于现代医疗提高了肿瘤病人、心脏病人和呼吸系统疾病病人的寿命，所以PE可能成为一个更常见的临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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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性病程内，PE可能是致命的：近期的ICOPER研究了52所医院中共2454名连续的急性PE患者，发现3个月中累计死亡率高达17.5%。有时，PE是对即将死亡患者的"致命一击"。然而，根据不同的尸检研究报告，"可预防的"死亡的范围为27%一68%。从长期来说，反复的栓塞或肺血管系统的无再灌注将有发生肺动脉高压的危险。
为临床目的，工作组将PE分为两大类：大片状和非大片状。大片状PE有休克和/或低血压(收缩压〈90mmHg或血压下降≥40mmHg 持续15分钟以上，而不是新发生的心律失常、低血容量和败血症所致)。若不属于上述情况则诊断非大片状PE。非大片状PE的病人中一部分的超声心动表现有右心室运动减弱。工作小组建议将这个亚组命名为亚大片状，因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患者的预后与非大片型PE且右心室功能正常的患者的预后可能不同。
流行病学和易患因素
仅少数几个国家报道了群体研究中DVT和PE的估计发生率。因为存在不同的诊断编码和标准，所以对得到的数据必需进行仔细的分析[7]。在西方国家总人群中DVT和PE的年发生率估计分别为1.0‰和0.5‰。目前无法确定临床上无症状的非致死病例的数量。依据诊断PE的死亡证明来统计是极不准确的。而且，众所周知临床诊断和尸检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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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尸解中发现的意料之外的PE的发生率未下降，包括是那些死亡于急性大片状和亚大片状PE的患者。在尸检研究中致死或死亡有关的意外PE发生率为3%~8%。
根据1971~1995年间完成的12个尸解研究作出的荟萃分析显示70%以上的严重PE被临床医师漏诊。然而，由于尸体解剖不是有系统地进行，所以尸体解剖研究几乎不能阐明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VTE)和由PE所致死亡的流行情况。在临床研究中，大部分发生PE的病例年龄介于60~70岁，而尸检研究则为70~80岁。
引起VTE的原发和继发危险因素总结于表1。各种因素显然可以共同作用，但最近法国的一个多中心注册登记发现约1/2的PE和DVT病例缺乏典型的危险因素。
血栓的先天性易患因素被认为是罕见的，但真实的流行情况不清楚。对小于40岁出现原因不明的血栓栓塞事件的患者、以及反复发作DVT或 PE及有阳性家族史的患者应认真考虑其发病可能性。已被确定的最常见的基因缺陷是：对激活的蛋白C不敏感(在90%的病例中是由于V因子点突变所致的)、因子II20210A突变、高半胱氨酸血症、抗凝血酶III(ATIII)、蛋白C和蛋白S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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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T和PE的发生率随年龄增加而增高，这种趋势可能归咎于年龄增加常于其它疾病伴发，而其它疾病往往是VTE的真正危险因素(如癌症，心肌梗死)。
血栓栓塞的发生率在卒中的患者中(下肢瘫痪)是30%-60%，在急性心肌梗死患者中是5%-35%，在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患者中超过12%。
关于制动，即使是短期(一周内)也易于导致VTE。在实施疝修补术的患者中DVT的发生率大约为5%，腹部大手术为15%-30%，髋骨骨折的患者中为50%-75%，脊髓损伤的患者中为50%-100%。单独的瓣膜置换术后罕见PE；但DVT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并不少见(发生率3%-9%。大约1/4的术后PE发生于出院之后；这一比例在那些实施了所谓低风险手术的患者群中甚至更高。
在相同的年龄组中，妊娠的妇女发生VTE的危险性比同年龄的未妊娠妇女高五倍。其中75%的DVT发生于分娩前，66%的PE发生于分娩后。虽然口服避孕药可以使DVT的危险性增加3倍，但年轻妇女的基础发病率非常低(约每年0.3/10,000)。最新研究结果强有力的提示，第三代口服避孕药使用者中，VTE的危险性进一步增加，致每年1/10,000-2/10,000。当存在先天性血栓形成倾向时， 例如存在对激活的蛋白C的抵抗，这种危险性进一步增加。正如近期大规模前瞻性试验证实的那样，绝经后激素替代治疗(HRT)也使DVT的危险性增加三倍。但基线危险性仍是低的(在接受激素替代治疗的妇女中每年约为15/10,000)。大部分专家赞同除非近期发生静脉血栓性疾病(一年之内)，否则DVT史并不是应用激素替代治疗的绝对禁忌证。特别是冠状动脉疾病的高危妇女。最近护士研究(Nurses study)提示吸烟是PE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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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E与癌症之间的关系已被充分证明。近期的研究表明，10%所谓特发性PE患者随后发生恶性肿瘤。查找PE患者的恶性肿瘤仅需要详细的病史和体格检查、以及胸部X线片、血常规、基础实验室检查等常规检查。更多的检查对诊断无助。
因为腓静脉内的血栓不易被无创检查发现，尸解常规不分离探查膝盖以下的静脉，所以临床和尸检研究只在50%-70%的病例中找到血栓栓子的起源以及DVT与PE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血栓的脱落和游走，尤其是外科手术的患者，因此不再能确定血栓的起源点。可以探查到血栓来源的患者中，70%-90%的人在下腔静脉血流区域，经常是在股静脉和髂静脉水平可以发现一个或多个血栓。近来的尸检研究显示了来源于盆静脉即前列腺周围静脉丛和子宫周围静脉丛的血栓栓子数量增加。
约10%-20%的病例，其栓子来源于上腔静脉区域的血栓。最近有创检查和治疗操作(如静脉留置管，静脉内化疗)使上肢静脉血栓也变得更为常见。上肢静脉血栓可能与40%以上的PE有关。在该病的总发病率中心源性PE仅占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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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前瞻性的临床研究揭示了血栓部位与PE发生率和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如果DVT局限于腓静脉，PE的发生率为46%。如果股部受累，则上升为67%。如果累及盆腔静脉，则上升为77%。严重的PE的大部分栓子来自于近端静脉的血栓。然而，在栓塞前很多这样的血栓是起源于腓静脉并在栓塞发生之前逐步发展至近端静脉。
小 结
在西方国家，DVT和PE的年发病率估计分别为1.0‰和0.5‰
DVT和PE属同一范畴中的两部分：静脉血栓栓塞(VTE)
PE的获得性和遗传性的两大危险因素已被确定
表1 静脉血栓拴塞的危险因素
( A ) 原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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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血酶缺乏
先天性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
血栓调节蛋白
高半胱氨酸血症
抗心肌碱脂抗体
纤溶酶原激活抑制剂过量
前凝血酶20210A 突变 蛋白C缺乏
V Leiden因子(APC-R)
纤溶酶原缺乏
异常纤溶酶原血症
蛋白S缺乏
, 百拇医药 Ⅻ因子缺乏
( B ) 继发性
创伤/骨折
卒中
高龄
中心静脉导管
慢性静脉机能不全
吸烟
妊娠/产后期
克隆氏病
肾病综合症
粘滞性过高
血小板异常 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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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
恶性肿瘤±化疗
肥胖
心力衰竭
长途旅行
口服避孕药
狼疮抗凝剂
假体表面
病理生理学
表2和表3总结了急性PE所致呼吸和心血管功能复杂而多因素的改变。无论既往是否有心肺血管疾病，巨大栓塞均与急性PE所致的血流动力学后果有关。这些后果包括肺动脉和体循环压、右心房压、心输出量、肺血管阻力和输入阻抗、以及最终的冠脉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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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块PE时，右心室后负荷的加重导致右室心肌作功和氧耗增加。尽管有足够的血压、恒定或不断增高的右室前负荷及恒定的心肌收缩，心脏指数仍然下降。当收缩压最终下降且右心室压力增加时，主动脉与右心室之间的压力阶差就会缩小。然而，心脏缺血并不能完全解释左心室输出量的恶化，它也很可能是右室扩张后心包压迫或室间隔向左移位的后果。近期一项对肺动脉高压病人的研究显示，由于肺血管阻塞造成的右心室后负荷增加同时将导致右心功能衰竭和左心室前负荷的增加。并伴有室间隔几何结构异常。同时这会导致心脏指数全面下降。因为右心室不肥厚，因此几乎不能克服最初增加的后负荷。所以很可能急性PE时，这些事件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表2 PE的血流动力学后果
(A)肺血流动力学变化
前毛细血管高压 血管床减少
支气管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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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动脉血管收缩
侧支血管的形成 支气管肺动脉吻合形成
肺内动静脉分流
血流改变 血流重分布
血流恢复(血栓溶解等)
(B)体循环和心功能改变
动脉低血压
心动过速
右心室超负荷和扩张
中心静脉压增高
左心室几何形状改变
( C) 冠脉循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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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压力阶差减少 主动脉低压
右房高压
单位心肌血流减少
右心室内膜下相对性低灌注
表3 PE的呼吸后果
(A) 呼吸动力学改变
过度通气 肺动脉高压
顺应性下降
肺不张
气道阻力增加 局限性低碳酸血症
化学介质
(B) 肺泡通气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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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泡过度通气(低碳酸血症，碱血症)或相对性低肺泡通气
(C) 呼吸机制的改变
动顺应性降低 表面活性物质减少
肺不张
支气管收缩
(D) 弥散能力的改变
毛细血管容量减少
膜通透性减低(?)
(E) 通气灌注比例改变
急性PE，特别是大块PE，低氧血症的原因可能是：(1)通气/灌注不匹配，V/Q比值在低灌注区增高，它在某些相对高灌注区或肺不张部位可能下降。(2)由于原已存在的肺内动静脉吻合支开放或卵圆孔未闭而造成肺或心脏内分流。(3)继发于心输出量降低的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下降。(4)弥散成分的改变。在大部分病例中，上述各种机制可能相互作用，其重要性取决于可能的基础心肺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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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肺梗死的栓塞常见，而真正的肺死塞则是例外。肺梗死更可能发生于原有左心功能衰竭或肺部疾患的患者。由于远端肺动脉阻塞导致的肺泡出血和支气管动脉血液的流入使大多数患者免于肺梗死，但对既往有心脏病的患者则可能进展为肺梗死。
小 结
PE的血流动力学后果与栓子的大小和数量以及既往的心肺状态直接相关
肺梗死是罕见的并发症
自然病程与预后
追踪一个定义不明确且并发症表现各异的综合症的自然病程是困难的。在DVT的急性期，一旦血栓在静脉中形成， 那么它可以溶解，延展，或形成栓子。如果血栓未向近心侧延展，那么未经治疗的腓静脉血栓再发率很低。但是在未经充分治疗的近端DVT，则有显著的复发危险性。
, http://www.100md.com PE可以是一个独立事件或表现为连续发作，急性期及急性期之后均可能影响预后。首次发作的急性期可以出现：死亡、产生轻度或严重的临床后果、也可以全无症状。通常情况下，解剖学上较大的栓子比小栓子造成更大的威胁。然而，罕见病例中，肺动脉主要分支不受累的外周分支的栓塞也可以产生明显严重的症状，甚至突然的意外死亡。 尤其是发病后4-6周内，PE复发危险性很大。在缺乏抗凝治疗的情况下危险性大增。因此， 是否开始治疗极大地影响了在PE初次发作后存活患者的短期预后。而这又显然取决于是否能做出早期诊断。未治疗的PE死亡率为25%-30%。这些数据来源于一个既往的研究，由于这个研究中的患者病情比近期研究中的患者更严重，因此可能过高估计了死亡率。而且，目前还没有可以替代的数据，将来也不会有。任何一例PE无论首次发作的严重性如何，由于有复发的可能性都应考虑到其潜在的致命性。充分的抗凝治疗后，致命性或非致命性复发性PE的发生率均降低至8%以下。飘浮的近端DVT的存在对这种危险性没有影响。
当临床怀疑PE时，超声心动图测出的右心室后负荷过重是近期预后的主要决定因素。有较大PE的患者如果查到卵圆孔未闭，也是缺血性卒中和死亡的主要预测因子。右侧活动栓子对预后的影响尚不肯定。在最大规模的系统回顾研究或注册研究中，有右侧活动性栓子的病人的致死率为35%-42%。但是另一项研究表明，右心栓子的存在并不显著影响早期及住院总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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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块PE发生之前一周，常有许多小的PE形成。这些小的PE往往被临床医师所忽略。尸体解剖发现，多发性PE和不同阶段的梗死(近期、形成中、以形成)发生率为15%-60%。这一发现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这些患者经历了一系列连续的栓塞，如果早期诊断那么死亡可能可以避免。
PE急性期后的预后主要取决于充分的血栓溶解以及肺动脉和深静脉系统的血管重建。这一过程受众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先天性血栓形成倾向的存在，充分的抗凝治疗，危险因子的持续存在。即使患者在PE的初次发作中生存下来，但长期预后仍取决于基础状态。与较高的死亡率相关的因素有高龄，肿瘤，卒中及心肺疾病。
在部分患者中，对呼吸困难和慢性右心衰竭的调查发现严重的肺动脉高压是由于无症状复发性PE所致。这种慢性血栓栓塞性疾病的本质与急性PE不同，如果不治疗，通常在发现后2-3年内死亡。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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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治疗的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致命或不致命)有很高的复发危险
抗凝治疗可以减少PE患者75%的死亡率
经过治疗的，非大块性VTE的预后主要依赖于是否有共存的疾病，例如恶性肿瘤和心血管疾病
诊 断
PE的临床表现和临床评价
正如以前讨论的那样，PE是一种具有多种临床表现的潜在致死性疾病(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到无临床症状和体征)。在解释诊断性实验结果及选择适当的诊断方法时，根据临床表现评估一个病人PE的可能性是极其重要的。怀疑PE的病例中，90%是根据临床症状，例如呼吸困难、胸痛或晕厥，它们可以单独出现或共同表现。在一个经典研究中，无心肺疾患的PE患者中97%的人有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或胸痛。同样，在近期一个25%的患者既往有心或肺疾病史的系列研究中，97%的PE患者新近有呼吸困难发作、胸痛或晕厥。10%的PE是因为肺部X- 线或螺旋CT扫描偶然发现高度提示PE的放射学所见，才被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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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膜性胸痛，无论是否合并呼吸困难，都是PE时最常见的临床表现(表4)。这种疼痛通常是由于远端栓子刺激胸膜所引起，胸部X线片上可有实变。这种综合征常常被不恰当地命名为"肺梗死"，虽然实变在组织学上与仅与咯血相关的肺泡出血相关。
迅速出现的单纯呼吸困难通常是由于更靠近中心部位的PE所致，而并不影响胸膜。它可能与胸骨后的心绞痛样胸痛有关，这可能代表右室缺血。其血流动力学改变比"肺梗死"综合征表现的更加显著。个别情况下，数周内呼吸困难可能是进行性的，缺乏原因的进行性呼吸困难使人们想到PE的诊断。对于既往有心力衰竭或肺脏疾病的患者，呼吸困难加重可能是提示PE的唯一症状。
最后，晕厥和休克是合并严重的血流动力学反应的中心型PE病人的特点，常伴有血流动力学受累及心脏血流量减少的体征，如体循环动脉低血压、少尿、肢端发凉和/或急性右心衰竭的临床体征。
在评价PE诊断的可能性时，是否存在VTE的危险因素是重要的。而且应该认识到，PE发生的危险性随着危险因子数目的增多而增多。但是，PE确实常常发生于无任何危险因子的个体。单独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由于既缺乏敏感性又无特异性所以帮助不大(表4)。胸部X线片通常有异常表现，最常见的发现为盘状肺不张、胸膜渗出和膈肌抬高。然而，这些体征不是非常特异的，胸部X线片主要用于除外其它原因引起的呼吸困难和胸痛。在PISADED研究中，肺门动脉阻断、血量减少和以胸膜为基底的楔形浸润好象与PE密切相关，它们存在于15%一45%的患者当中。然而，这些结果与以往的研究发现相矛盾，在PISAPED研究中，胸部X线片是由六位呼吸科医师阅片。他们都是PE诊断领域中的专家。因此，在其它情况下，这些征象的实际应用价值尚需进一步证实。PE通常伴有低氧血症，但超过20%的患者动脉血氧分压(PaO2)正常。既然多数病例伴有低碳酸血症，所以期望肺泡一动脉血氧分压差(DA-aO2)对诊断PE将比PaO2敏感，但临床试验的结果令人失望，试验发现15%一20%已确诊的PE其肺泡一动脉氧分压差正常。最后右心室负荷过重的心电图表现(SⅠQⅢ波形，V1一V3导联T波倒置，右束支阻滞)可能有帮助。但这种改变通常与严重的PE相关联，且各种原因导致的右心室劳损时均可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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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单独的症状、体征和一般检查的诊断价值很差。因此可以肯定它们对可疑的PE临床评价是无用的。但一组较大的数据与这种观点相反。实际上，临床医生根据经验、固有规律或依据预测规则综合分析这些变量，在三个称之为临床或实验前可能性的范畴内对PE病人有相当精确的提示。表5显示了不同方法的临床评价的预测价值。确认一个高度可疑的患者，预测法则比经验评价更为准确。然而，区别中度和高度临床可能性作用是有限的。
临床可能性与肺扫描联合应用以排除临床症状明显的PE。近期一项对急诊室1034名可疑PE患者的资料分析表明，因为探查下肢静脉加压超声未发现近端的深静脉血栓，所以根据经验判断和非诊断性肺扫描PE可能性较小而未经治疗的175名可疑PE患者，其三个月内血栓栓塞的危险性很低(1.7%，95% CI 0.4~ 0.9)。21%的患者同时做经验判断及具有非诊断性肺扫描结果，所以未进行血管造影。同样的，加拿大的研究者使用PE的临床可能性的低度或中度评分使1239名经肺扫描不能确诊而超声检查正常的患者中的702人(57%)避免进行血管造影，而其三个月中发生血栓栓塞的危险仅为0.5%(95% CI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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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5所示，为评价PE的临床可能性，临床医生必须从经验判断和两项预测规则中进行选择。预测规则的明显优点是标准化和明确的评价。但是读者应当认识到在任何一项预测规则中，主观性有很大的权重。实际上，对于一个诊断不明的病人，评分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确定是否另一个诊断比PE可能性更大。因此，为保证其正确性和可以用于临床实际，一个预测规则应该实现严格的方法学标准化。这些标准经过了一个系列研究的检验，包括正确性和临床实用性，但没有被PISAPED研究认可。此外，该评分标准只有与PISAPED研究中所提出的特殊肺扫描标准结合应用才正确，而这些标准尚需要外界认可。最后，临床经验显示，当经验性评价和评分得到的可能性出现矛盾时，临床医师往往选择依赖自己的经验作出选择。
表4 症状，体征，在可疑PE患者中的发现
小 结
PE具有多种多样的临床表现l 只有对可疑的PE加以注意才能避免漏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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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的诊断性检查，如心电图、胸部X线片、血气分析，可用于评价PE的可能性及患者的一般状况.
临床评价可以较为准确地区分PE可能性较低的患者亚组
可以通过经验性或预测规则进行明确的评价临床可能性
PE临床可能性较低，无下肢DVT且非诊断性肺扫描的患者PE危险非常低。
放射性核素肺扫描
肺扫描在可疑的PE诊断中起着关键的作用。理由为两点：它是无创的诊断技术，而且经过广泛的临床试验评价。已证明应用中极为安全，极少发生过敏反应。
放射性核素肺扫描由两部分组成：灌注显像和通气显像，显像至少包括六个体位的投照，最常应用的是正位、后位、左侧位、左前斜位、右侧位、右前斜位。对于灌注显像，患者仰卧位深呼吸时静脉注射锝-99M标记的巨聚蛋白(MMA)。结果是微粒被均匀地分布到肺毛细血管床，而毛细血管段将出现暂时的阻滞。在肺动脉分支发生闭塞的情况下，更多外周血管床没有微粒分布，随后的显影中该区成为"冷区"。通气显像使用包括氪81M、 DTPA、133-氙和99m-Tc标记的碳原子等在内的多种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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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放射性核素肺扫描的分类有很大的争论。第一个分类由McNeil 和Biello提出。最近，北美的一个大型试验(PIOPED)已完成，它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分类法。由于16%被划分为PE低可能性的病人经血管造影证明为PE，所以这个分类法受到了批评。随后，PIOPED标准被重新修订以提高放射性核素肺扫描的预测价值。
PISAPED使用了一个更适应临床的分类法，此分类法单独应用灌注放射性核素肺扫描进行诊断并去除了不明确的肺扫描结果。使用这种分类法，一个严格的PIOPED调查者可以正确识别出91%的已证实的PE患者，同时排除80%的被血管造影除外的PE患者。这种方法可以被推广至通气灌注放射性核素肺扫描的分类，该检查结果被分为三类，PE被除外(正常)；PE被证实(定义为至少一个或更多肺段局部通气良好而灌注不足或胸部X线片证实)；PE未被除外也未被证实(未诊断)。
正如一系列大规模研究所证实的那样，肺扫描的结果应当与相关医师的临床怀疑相结合。因此，如果肺扫描的结果与临床怀疑相矛盾(临床可能性小而肺扫描可能性大，或临床高度怀疑而肺扫描正常)，需要做进一步的诊断性检查。然而，这种矛盾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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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者之间和观察者本人对肺扫描报告意见不统一的情况约占10%~20%。这与所采用的分类法无关。已被证实，对肺段解剖划分的统一将显著提高报告的一致性。
三个试验专门评价了正常灌注肺扫描的有效性。其中一个是对68个患者的回顾性分析，而其余两个研究则是对临床怀疑PE而肺扫描正常且未进行抗凝治疗的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目前已有的693个患者的资料中，在此后的三个月随访期内一例发生致命性PE，一例发生非致死性血栓栓塞事件，总事件发生率为0.2%(95% CI0.15~0.4%)。因此认为对肺灌注扫描正常的患者不进行抗凝治疗是安全的。这一规律的例外情况可能是那些临床上高度可能存在血栓栓塞的患者。
很多研究对肺通气-灌注扫描与肺血管造影进行了比较。在350名至少一个肺段灌注不足而通气正常的患者中，阳性预测价值(PPV)为88%(95% CI:84%~91%)。这一阳性预测价值提供了诊断PE的充分证据，并应对大部分患者进行长期的抗凝治疗。如果临床PE可能性很低，而且发生出血性合并症的危险性很大(例如术后阶段)，还应选择肺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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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部12个研究中，对1529名肺扫描既不正常也不是高度怀疑的患者进行了肺血管造影(无论采用何种标准)。其中385名被证实为PE(25%：95% CI24%~28%)。因此肺扫描的异常不足以作为决定任何类型治疗的依据(即它属于非诊断性结果)，而需要更进一步的诊断性检查。
PISAPED研究专门根据肺灌注扫描和肺部放射影像，同时结合临床可疑性做出正常、接近正常、PE不可能、PE可能的诊断。肺血管造影对607名肺灌注扫描异常患者中的386名做出了明确诊断。另有四人在行肺血管造影前死亡，且进行了尸检。236人证实为PE(其中肺扫描阳性217人，敏感性92%，阳性预测价值92%)，154人被排除PE诊断(其中肺扫描正常134人，特异性87%，阴性预测价值88%)。此外，对大部分患者进行了一年以上的随访。当把临床可疑性、肺扫描数据和随访结果综合考虑时，很明显可以使更多的患者得到明确诊断。而且需做肺血管造影的人数大为减少。但这项研究需在治疗研究中证实。
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既往有慢性阻塞性肺病的患者(COPD)。这类病人，因气道阻塞引起反应性血管收缩会导致肺灌注损害。虽然肺扫描的结果在COPD患者常不能明确诊断，但放射性核素肺扫描对此亚群仍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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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怀疑PE的患者约25%可因肺灌注正常而否定诊断，而且不用抗凝治疗可能是安全的。
怀疑PE的患者约25%具有高度的肺扫描结果，他们可能需要行抗凝治疗
其余的患者需要进一步的诊断性检查，而这些检查是更广泛的诊断策略。
*应用一种预测规律的确认病例；+经专家审核及多元分析；++仅经专家审核；括号中数字均为95%可信区间
肺血管造影
1929年Forssmann首先描述了右心导管术，他首先在自己身上进行了实践，随后又在狗身上进行了实践。 25年后才开展选择性肺动脉造影。从那以后，先后进行了多次改进，例如Seldinger发明的导管介入术、快速成像设备的发展(胶片更换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猪尾导管的引入、安全的造影剂和导管及导丝材料的应用。这些进步使肺血管造影成为相对安全的操作。将1960-1980年发表的研究与近十年发表的研究相对比，这种安全性的增加就显得更加突出。死亡率降低了50%，非致病性并发症的发生率也减少了4倍。近期结果显示，死亡率和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大约分别为0.1%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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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血管造影的指征随非侵入性诊断检查的可行性、病人的临床情况及确诊的必要性不同而有变化。通常认为在所有非侵入性检查无明确结果或无法得到结果的患者，可以选择肺血管造影。血管造影也可应用于有极高出血危险的罕见情况下(如神经外科术后)和异常、甚至是高度可疑的肺扫描结果的病人，最后血管造影还可用于使用溶栓和肝素治疗有(相对)禁忌证的患者。
肺血管造影的禁忌证在逐年下降。虽然应注意一些相对禁忌证，但目前不存在绝对禁忌证。相对禁忌证包括:对造影剂内的碘过敏、肾功能损害、左束支阻滞、严重的充血性心力衰竭和严重的血小板减少症。严重的肺动脉高压(平均肺动脉压>40mmHg)增加出现并发证的危险，但通过减少造影剂用量，并发症可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许多研究已经报告在既往有肺动脉高压的大部分病人中应用肺血管造影的安全性。虽然这些禁忌证是相对的，它们常成为放弃肺血管造影的部分原因。但是患者的一般状况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正如近期两个研究所显示，在计划进行肺血管造影的患者中10%-20%不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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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血管造影技术是众所周知的。进入血管造影室进行肺血管造影的患者需要进行监测。另外应给予充分的供氧。监测的项目应包括脉搏血氧监测、自动血压监测、脉搏监测装置和心电图。在通过右心腔时常常会发生心律失常，但通常是自限性的。进行血管造影的任何术者应该能识别主要的心律失常并知道如何处理。经常使用的是5F到7F的的猪尾管。球囊导管可能有助于通过增大的右心房/心室。它们也可能在经过选择的患者中通过使用闭塞的方法减少造影剂用量。不需要引导鞘管，导丝并非必须。
肺血管造影中要应用最低含碘量为300mg/ml的低渗造影剂，。虽然所有的低渗造影剂均安全，但不含碘的造影剂更好，患者对其有更好的耐受性，咳嗽反射较少，很少恶心，而且由于患者的体位变动少，它产生的影像更清晰。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正逐步取代快速换片系统。传统腹片的空肠辩识率仍优于DSA。然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利用胶片回放和工作站处理有利于肺血管造影的分析。在不同观察者之间存在差异、小分支血管充分显影时，这种优势更加明显。因此，作为检查肺动脉的血管造影方法，数字减影应取代血管造影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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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曾经认为静脉数字减影可以充分证实或排除肺动脉栓子。这样只需外周注射造影剂即可。起初，这种方法的敏感性可达到75%~100%，特异性可达到96%-100%，但这些数据的获得需要以放射性核素肺扫描作为参考方法。后来发现，造影剂在静脉中被稀释，造成了肺段和亚肺段显影不清，而出现敏感性和特异性不理想。因此有必要强调，要获得充分的肺血管造影效果，动脉内注射造影剂是必要的前提。
使用Seldinger技术，要用到肱静脉、颈静脉和(右)股静脉等径路。导管一旦进入肺动脉主干，即应人工注射造影剂以检查是否存在大的中心性栓子。如果血栓存在，建议对右心室注射造影剂并拍摄全套X 线片。如果试验性注射未发现中心性血栓，那么导管应进一步探查左侧或右侧肺动脉。在进行一系列放射线片拍摄之前应先一次给予小量造影剂注射，以确认导管尖端位置准确，未嵌入小分支或进入内膜下。
往肺动脉主干注射造影剂，通常可以使所有肺段和亚肺段满意显影，然而，在肺不张或疼痛相关的膈肌固定的患者，必须进行更具选择性的导管检查。注射造影剂应采用自动注射装置，在600PSI(42kg/cm)的压力下以20ml/s的速度注射。在患者伴有肺动脉高压或进行选择性注射的病人，造影剂总量应减少为10~15ml/s ，持续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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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需要两组放射线片：标准投照为前后位片、20°~40°的左或右后斜位片以分别观察左、右肺。也可能需要加拍侧位片和放大片。
血流动力学测量是肺血管造影的一部分。然而，有些人认为既然超声心动图可以无创地测量压力，肺血管造影做血流动力学测量可省略。如果诊断了肺动脉高压，可以在低压力下注射更少的造影剂。另外可以选择肺叶动脉或肺段进行高度选择性动脉导管造影。这些方法将减少肺动脉高压患者出现急性右心室负荷过重的危险。
急性PE诊断标准的确立已有三十年以上的历史。许多大型研究相继公布了这些标准。有直接的PE血管造影征象，包括：血管完全阻塞(最好是造影剂柱有凹的边缘)或充盈缺损。这些标准已经证明了观察者之间和观察者本人差异研究的可靠性。近来发现数字减影可用同样的标准。然而应当认识到，血管造影的可靠性随管腔口径变小而下降，也就是在亚肺段水平以下则很难以做出判断。患者的选择也可能影响肺血管造影诊断的准确性。在140名具有非诊断性肺扫描结果和接受血管造影的患者中，血管造影单片κ值为0.28~0.59，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则提高至0.66~0.89。尽管如此，这些数值仍然较非选择人群中的数值为低。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基础的心肺疾患对影像的判断有负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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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的间接征象包括造影剂流动缓慢，局部低灌注，肺静脉血流减慢或延迟。应当认识到这些征象可以引起人们对某些区域的注意，但它们没有一个被完全认证。缺乏血管造影直接征象时不应该诊断PE。
研究中，23(30%)名患者的栓子局限于亚肺段动脉分支中。在PIOPED研究中，进行肺动脉血管造影的患者中有6 %栓子局限于亚肺段血管，但在肺扫描结果提示低可能性的患者，该百分比增加至17%。同样的，在140名有不具诊断意义结果随即进行血管造影的选择性人群中，20例明确诊为PE的患者中3例(15%)可以见到最大的栓子位于亚肺段血管。
肺血管造影通常被认为是诊断或除外PE的参考方法。这并不意味着肺血管造影是万无一失的。 既然肺血管造影是诊断PE的参考方法，这种技术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就不能被正式评价。五个精心设计的研究评价了正常肺血管造影的临床可靠性。840个临床怀疑PE的患者因肺血管造影正常而未进行抗凝治疗。所有的患者均进行了不少于三个月的随访。16个患者出现复发性血栓栓塞性疾病(1,9%;95%CI: 1.4%~3.2%)，其中三个为致命性的(0.3%;95%:CI 0.09%~1.08%)。因此对于有胸痛症状而肺血管造影正常的患者不用抗凝治疗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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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数据可知，肺血管造影的敏感性在98%以内，特异性介于95%-98%。由于有其它种类似PE的疾病，例如肿瘤引起的动脉阻塞，所以特异性略低于敏感性。
小 结
在过去的十年中肺血管造影的安全性得到了提高
肺血管造影是一种参考方法，但当非侵入性诊断检查不能确诊时，应该应用
临床怀疑PE而肺血管造影正常的患者，不抗凝治疗是安全的
PE的肺血管造影间接征象尚未得到认定
计算机螺旋断层摄片术(螺旋CT)
近年来，CT技术方面的进展推动了这项技术在PE诊断中的应用。有两种方法：分别为电子束断层和螺旋CT造影被用来评价怀疑PE的病人。螺旋CT与传统CT相比较，不仅影像获得时间和总扫描时间已经明显缩短，而且肺血管树可被清晰显现。因此与通气灌注显像不同的是现代CT技术可以直接看到肺动脉内的栓子。由于其应用越来越广泛，下面将主要关注螺旋CT血管造影、讨论其技术、图象分析及在诊断PE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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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医疗机构(医院)在诊断PE时应用的影像技术方案不同，尽管各种诊断标准的来源不同，但是肺动脉影像的指南仍是作为特异性的指标。经胸螺旋CT扫描被大多数机构作为单一对比。90%怀疑PE的病人能长时间屏住呼吸而获得单次屏息数据，而在衰弱病人只能进行表浅呼吸的检测。
肺野扫描要足够大，包括亚段血管，从而能够进行足够的分析。为达到这一要求，CT扫描应包括上至主动脉弓上缘下至横膈底的肺野。大多数机构选择从尾侧向头侧的扫描方向。病人在最后获得数据时，呼吸人为的使上肺密度显著的低于下肺密度，使得相对的准值和table feed升高。最后，在CT扫描之前吸入纯氧已被提倡以延长屏气时间。
CT扫描常规用120KV，210-250mAs，每层厚度3mm，旋进速度5mm/s，重建指数2mm。将准值缩小至2mm提高了亚段血管的分辨力。增加间距的优点是扩大扫描肺野而不降低分辨力。肥胖患者加大层厚为5mm，选择旋进速度5mm，重建指数3mm有助于改善信号-噪音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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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延迟，例如注射造影剂与获得扫描数据的时间间隔主要取决于病人的临床状况。大多数病人，15秒的延迟足够获得理想的血管图象。有肺动脉高压的病史体征及症状、右心衰竭或全心衰竭的病人，扫描延迟最好根据个体差异选择在15~30秒之间，有中心静脉插管的情况下，5秒的延迟比较合适。
注射造影剂需使用高压注射器，在大多数机构使用非离子型造影剂。有两种基本的造影剂注射方法，每种都能够获得较好效果。例如低浓度-高流量法，注射120~150ml造影剂含碘120~200mg/ml，流量是4~5ml/s；高浓度-低流量法，注射100-12-ml造影剂含碘270~320mg/ml，速度为2~3ml/s。高浓度造影剂在上腔静脉形成的伪差，限制了肺动脉干及右肺动脉诊断的准确性，而使用低浓度造影剂则显著降低了这种伪差。近期一些机构选用高浓度-高流量的方法，用140~180ml含碘270~300mg/ml的造影剂，注射速度4~5ml/s。
影像的陈述包括软组织(纵隔)窗和肺窗。在扫描早期对照分析两窗的扫描影像有助于将气管伴行的肺动脉与肺静脉结构区分开。另外电影成像术可以动态显示肺动脉，从而有助于分析急性PE 。另外，使用二维多平面技术有助于PE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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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CT血管造影可以直接看到肺动脉内的血栓，表现为血管内的低密度充盈缺损，部分或完全包围在不透光的血液之间；或者完全性充盈缺损，远端血管不显影。PE的间接征象包括：以胸膜为底的高密度区、条带状的高密度区或盘状肺不张、中心或远端肺动脉扩张及面积大小不等的胸膜浸润。这些间接征象的价值尚不太清楚。
螺旋CT诊断中的误差是由呼吸的伪差造成的，造成血管内的貌似凝块的假低密度区或一片非-不透光区。另一方面，血管周围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被误认为血管内血栓栓塞性物质，而误诊为PE。因此，使用一些附加的图象工具，例如电影、多平面、三维成像分析可能会有所帮助。慢性PE的征象为肺动脉内的偏心分布的钙化的团块状物质，与管壁分离；叶或段的肺动脉截断现象、管腔不规则等。
螺旋CT诊断PE的准确性一直存在争议，最初的研究报道与肺动脉造影这一金指标比较，螺旋CT诊断PE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均接近100%。最近，更多的研究增加了更多的信息，使螺旋CT的敏感性及特异性范围增大：敏感性53~89%，特异性78~100%。造成特异性不同有多种原因，包括研究设计的不同、研究者在SCT方面的经验及所研究的肺血管的解剖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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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CT可以较清晰的探测位于主、叶及段肺动脉内的血栓。对于在亚段及一些远端肺动脉内的血栓，SCT的敏感性是有限的。在许多病人中，SCT的劣势被这一事实抵消，当心脏内一个大的血栓破裂后，多个栓子到达肺血管。在一项研究中表明，在证实PE的病人中，肺动脉内的血栓数目平均超过6个。单发的亚段PE发生占PIOPED的人群的6%，占肺扫描阴性病人的17%。
另一个影响SCT诊断PE准确性的因素为所观察的病人队列的PE发生率。的确，在第一项最早公布的研究中PE的发生率为57%，最近报道发生率为23%和33%。
最后，螺旋CT仅用于与肺动脉造影比较吗？肺动脉造影在诊断PE中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但是并不十全十美。最近一项动物实验研究采用了一项独立的金指标(猪的血管树模型)，对比了SCT与肺动脉造影，发现尽管例数较少，但两者结果无显著性差异。
SCT是一种经济实用的方法，最近一项成本-效益比值调查结果提出五种最低费用(最低死亡率)的检查手段都包括SCT。当节省费用作为主要终点参数，螺旋CT造影及D-二聚体对于怀疑PE的病人主要为费用最低的检测手段。如果将死亡率加入初级终点参数，SCT及下肢超声检查相结合为最佳检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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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需进行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去证实，SCT正常的病人不抗凝治疗的安全性，一项研究包括了164例临床怀疑PE的患者，这些病人通气血流灌注扫描结果中度可疑，SCT结果阴性。在这项研究者中，3例SCT结果阴性及最初下肢静脉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阴性的病人，在短期随访期间发现腔静脉血栓，他们被称为最初假阴性SCT。另外3例病人在3个月的随访中反复发作PE (1例死亡)。因此，112例螺旋CT结果正常未接受抗凝治疗的病人中有6例(5.4%)反复发作PE。另外一项回顾性研究中，260例SCT结果正常的病人未接受抗凝治疗，只有一例再发PE。
有理由推断SCT在临床怀疑PE病人的诊断程序中占有一席之地。基于SCT应用的可行性，这种地位越来越重要，在一些医疗机构，SCT已被列入临床诊断常规，SCT被作为PE的一种初筛手段，或者与肺灌注扫描及超声检查同时进行。对于临床医师来讲，这种检测手段比肺动脉造影更易接受。
最后，SCT还可用于监测那些正接受溶栓治疗的病人，对于这些病人不需中心静脉穿刺，通过CT即可看到血栓，因此可降低出血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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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SCT显示中心或叶的PE较亚段的PE更准确。
正常的SCT结果并不能除外单发的亚段PE。
对于SCT造影正常的病人不进行抗凝治疗的安全性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超声心动图
最近，有关PE的大的临床注册试验显示在47%-74%病历可获得超声心动图的资料，由于超声心动图的非侵入性及可急诊操作，在很多临床中心强调了对于怀疑及确诊的PE病人正确应用的必要性。
超声心动图对于鉴别突发的呼吸困难、胸痛、循环衰竭及需考虑PE诊断的其他临床情况有用。这些是基于这项检查早被认为对下列疾病具有诊断价值：心肌梗死、感染性心内膜炎、主动脉夹层、心包填塞及其他。如果超声心动图发现右心负荷过重，室壁运动减弱，同时Doppler显示存在肺动脉高压的征象，将提示或高度怀疑PE。有血流动力学改变的PE典型的超声心动图征象包括：右心室扩张、右室运动减弱、室间隔向左侧膨出导致RV/LV比值增大、肺动脉近端扩张、三尖瓣返流速度增快(3-3.5m/s)、右室流出道血流速度紊乱。另外包括下腔静脉扩张，吸气时不萎馅，在132例怀疑PE而先前没有心肺疾病的病人中，具备右室/左室比值大于0.5及三尖瓣返流峰速度大于2.5m/s两项特征者，诊断PE的敏感性为93%，但特异性仅为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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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右室局部收缩室壁运动异常被认为是诊断急性PE的特异征象。与其他原因引起右室收缩负荷过重不同的是，急性PE引起的室壁运动减弱并不影响右室游离壁的心尖部分。这种征象在85例病人中诊断急性PE敏感性77%，特异性94%。据另一报道，严重的右室射血功能损害(acceleration time5mm，三尖瓣返流速度大于3.7m/s,右室扩张而室间隔运动正常或下腔静脉吸气时萎陷等，从13例亚急性大块PE病人中正确检出11例(85%)。这些标准还需更大的临床试验证实。
超声心动图提示的右室压力负荷过重的特征仅可间接的支持PE的诊断，它还可以通过看到肺动脉近端的血栓直接确立诊断。由于左主支气管的掩盖，在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检查时左肺动脉失去连续性。因为这些原因，在一些早期的研究中大多报道了右肺动脉栓塞。在一项60例确诊PE并存在右心负荷过重征象的病人中，32例血栓位于右肺动脉，而仅有6例在左肺动脉，在一项前瞻性的研究中49例不能解释的右心负荷过重的病人，左肺动脉远端也被评估。一项研究比较了TEE和SCT，SCT敏感性稍高(97.5%vs79%)，TEE特异性稍高(100%vs90%)，而且TEE具有快速、可床旁操作的优势，并且不需放射线及注射造影剂。对于临床怀疑PE且没有右心负荷过重病人，TEE的敏感性尚不清楚，有可能较低。14例经食管超声偶然发现肺动脉血栓的危重病人，有6例经胸超声心动无右心负荷增加的表现。床旁TEE可能为首选诊断手段，而且对于休克病人及心肺复苏的病人，可通过它确诊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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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心动图可以识别一些怀疑PE的病人。这些人存在右心血栓，通常血栓从静脉系统向肺动脉移动。有关这些飘浮血栓的发生率、预后价值及理想的治疗有很多争议。最近，ICOPIR研究发现1135例PE 病人中，4%右心内有血栓。与其不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症状出现24小时内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右心血栓发生率为18%，这项研究没能发现假如溶栓治疗快速实施，血栓对预后的影响。其他研究提示发现血栓是早期高死亡率的标志。由于栓子具有可移动的危险，可导致大的PE，一些学者建议外科取栓。当血栓不仅阻塞在卵圆孔，而且扩展至左心房将发生动脉系统栓塞时，这种措施是有道理的，尽管成功的溶栓治疗已有报道。这方面虽然有很多争议，但有一点共识，即超声心动图检测到右心栓子需立即治疗。特别指出，右心导管和血管造影是禁忌的。
一项报道提出，对于临床确诊PE及右室运动减弱的血压正常的病人，早期单独应用肝素治疗较接受溶栓治疗生存率低。在确诊的PE病人中，超声心动图探测到的有中、重度右室功能异常者，早期及长期死亡率明显升高。非常有趣的是，对于那些没有右心负荷过重征象的怀疑PE的病人，不管其最终诊断如何，他们的短期预后是好的。由于临床预后明显不同，Task Force提出：非大块的PE，但超声心动图有右室运动减弱征象者，应被划分为次大PE，以便与那些右室功能正常者(预后较好)区分开。现在急需一项前瞻性研究来评价超声心动图是否可以确定尽管没有低血压及休克的PE病人，哪些病人通过溶栓治疗而不是肝素治疗可受益。最近一项研究提示，尽管经过内科治疗，但在诊断PE时Doppler超声心动图发现肺动脉收缩压>50mmHg，为预测持续性肺动脉高压的指标。在有血流动力学异常的85例PE病人中超声造影发现卵圆孔开放与动脉系统栓塞高发有关，并高度提示低氧血症。这组病人与无卵圆孔开放组相比死亡率并无显著增高(27%vs19%)。但复苏、插管及儿茶酚胺类药物在这些病人中是更需要的(48%vs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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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道用导管顶端的超声探头可直接看到肺动脉内的栓子。这对在术前评价病人存在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是有用的。当然这种技术的实施仍受限，而且未被公认具有诊断PE的价值。
小 结
超声心动对于诊断临床怀疑的大的PE是有价值的。
目前还需大量前瞻性研究去探讨超声心动图是否可确定哪些无体循环低血压或休克病人接受溶栓治疗能够受益。
深静脉血栓的检测
PE和DVT为一常见疾病-静脉血栓疾病(VTE)的不同临床表现。尸解证实，90%的PE来源于下肢DVT。血管造影证实的PE病人进行静脉造影发现70%存在DVT，因此对于怀疑PE的病人寻找残余DVT是合理的。下肢发现血栓就有理由进行抗凝治疗，不必进行进一步的(侵入性)的诊断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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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抗容积描记图(IPG)因为操作简单且费用较低，在北美非常流行。它的原理是在大腿处放置一个袖带探测充气前后下肢血流量的变化，袖带放气，下肢容量迅速恢复到基线水平被用做是静脉可变性指数。与静脉造影相比较，IPG探测有症状的近端的DVT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最近一项报道提示，IPG敏感性较低(约60%)，可能与这组病人非完全阻塞的栓塞发生率高有关。一项IPG 与加压超声造影(US)比较证实，后者的敏感性更高。
下肢 B型加压超声造影有可能直接看到股静脉、腘静脉及探头对静脉的压迫情况。Doppler对确诊静脉有帮助，但并非必需。B型US显示的栓子为管腔内高回声的信号。静脉不能被压迫为DVT的特定征象，而且作为唯一的诊断指标。对于有症状的病人，加压US诊断近端DVT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高，分别为95%和98%。但对于腓静脉及无症状的DVT的诊断结果并不可喜。
大部分PE病人并无DVT的症状和体征。然而US诊断PE 的特异性始终很高(97%)。在其他一组对无症状病人的研究中，(例如骨科病人在髋关节术后)探测到了静脉血栓栓塞[205]。许多研究显示确诊PE的病人中30%~50%超声造影可发现DVT。US的诊断价值依赖于这项检查是在肺灌注显象前进行还是仅用于那些肺灌注显象不能确诊的病例。事实上，大部分DVT是在那些肺灌注显象高度可能，已确诊的PE病人中发现的。Ggneva研究包括了一些急诊怀疑PE的病人，当US在肺灌注显象之前进行时，US发现DVT机率在15%。而对于肺灌注扫描不能诊断的病例，US发现DVT仅为5%。另一个试验也有同样发现，门诊及住院病人检出DVT发生率分别为13%和2%。最近一项研究显示，736例肺灌注显象不能确诊PE的病人，US检查发现DVT发生率5%。如果US能在肺灌注扫描之前进行，并与肺灌注扫描及血管造影相结合，将是一种经济实用的方法，可降低费用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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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于怀疑PE的病人US敏感性较低(30~50%)，因此正常US结果不能除外PE。然而US和IPG结果可提示对于肺灌注显象结果不能确诊的病人进行造影检查。这些检查应遵循以下原则：对于肺灌注扫描不能诊断且下肢无DVT的怀疑PE的病人，血栓栓塞的危险极低，因此可不用抗凝治疗。尽管如此，US和IPG正常并不能完全除外DVT，因为这些检查对于远端的(腓静脉)的DVT不敏感。不过远端单发的 DVT栓塞的危险性很低，除非血栓向近端扩展。因此系列检查有可能检测近端血栓伸展，从而确定哪些病人必须进行抗凝治疗。在一项大规模有关怀疑PE病人预后研究的试验中公布了两项系列检测方案，一项使用IPG检测住院及门诊病人，但对于有充分心脏呼吸储备力的病人，IPG应用受限。而且14天期间需检测6次，因此限制了其临床应用。另一项比较近的研究没有除外那些先前有心肺疾病的病人，而且这些原始资料并不详细。
小 结
在已确诊PE病人超声造影可发现有50%存在近端D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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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静脉超声造影结果正常不能除外PE 。
对于肺灌注扫描结果不能诊断的病人下肢的系列检查有可能替代血管造影，但临床应用上可能受限。
D-二聚体
血浆D-二聚体为交联纤维蛋白降解产物，近些年来研究较多。急性PE或DVT时用定量ELISA或ELISA-derived的方法检测，敏感性较高(>99%)，PE或DVT时，D二聚体多大于500μg/l，因此D二聚体500μg/l对PE的阳性预测价值较低，因此不能诊断PE或DVT。另外，对于那些高龄者(9%的80岁以上怀疑PE的病人及住院期间发生可疑PE的病人)D二聚体的特异性也较低。因此，D二聚体检测不能用于这些人群。表6列举了各种D二聚体的检测方法。传统的乳胶试验敏感性及阳性预测价值较低，应该淘汰。传统的ELISA 法已被快速unitary-ELISA-derived法取代。全血凝集试验，例如Simplired，结果令人失望，敏感性仅为85%(95%CI 83-87)。在大规模临床预后试验中颁布了很少有关D-二聚体的试验。在一项试验中，444例在急诊室怀疑PE的病人通过D-二聚体检测，159例(30%)被排除了PE的诊断。这些病人没有再进行其他检查，也未接受抗凝治疗，在3个月的随诊中，无一例发生VTE(0%，95%CI：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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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通过ELISA法检测D-二聚体水平正常可以除外PE
传统的乳胶及全血凝集试验诊断PE敏感性低，不能用来除外PE
D-二聚体检测对急诊的病人有用，对于高龄及住院病人阴性预测价值高，但180mmHg，舒张压>110mmHg)
近期心肺复苏
血小板2年)。正进行一些试验验证这些指南，并提供更多的信息。
口服抗凝剂最常见并发症是出血，其危险同抗凝强度有关。有足够证据表明INR大于3.0时出血更常见，流行病学研究的多因素分析表明，出血危险受临床情况和年龄影响。出血往往在治疗早期发生，尤其合并肾肿瘤，胃肠道溃疡或肿瘤，脑动脉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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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临床需要，可停药或口服或注射维生素K(1~2mg)拮抗。如果病人严重出血，应静脉注射维生素K和新鲜血浆或凝血酶原复合物。
口服抗凝剂最重要的非出血性副作用是皮肤坏死，发生于治疗第一周，这种并发症与蛋白C、蛋白S和恶性肿瘤有关。
妊娠时，口服抗凝剂通过胎盘，在前三个月可引起流产和胚胎病。因此，妊娠前三个月和分娩前6周因有出血危险口服抗凝剂应改为肝素治疗，妊娠妇女可选用皮下肝素或LMWH作为长期治疗。
小 结
PE病人应根据公斤体重应用静脉肝素，使APTT保持在1.5~2.5(抗Xa因子活性0.3~0.6IU)。
LMWH可用于有症状的非大块PE
口服抗凝剂应于应用肝素的头3天开始，并与肝素合用至少4~5天，至INR达治疗水平(2.0~3.0)2天后停用肝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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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发PE，如果有可逆危险因子应至少抗凝3个月，特发性VTE至少抗凝6个月。
在复发性VTE或危险因子(例如肿瘤)持续存在的病人应长期应用口服抗凝剂。
静脉滤网
80年代早期，常规经皮放置下腔静脉滤网(IVC)预防PE，因经皮操作简单易行，近来广泛应用。近来出现新的暂时性静脉滤网，是为在短时期内预防高危病人PE发生而设计的。
近15年发明了多种器械，其原理是拦住血栓和保持腔静脉开放。最常用的5种为：Titanium Greenfield ,LGM/Venatech,Simon Nitinol及 Bird's nest.
目前尚无大的对照试验决定哪种滤网预防PE最有效.Greenfield滤网被证实在肾动脉以上位置是安全的,而且闭塞的可能性低,被应用于年青病人预防PE。如果腔静脉直径大于30mm,则用Bird's nest滤网.尽管如此,所有滤网都有以下合并症:腔静脉壁穿孔、向脚部移位(多发生于Greenfield滤网和LGM/Venatech滤网)。置入部位并发症,如VTE和血肿,可通过用直径小的鞘管或选用颈静脉入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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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的预防: PE的复发和死亡在下腔静脉介入术后并不常见,但滤网有效性仍很难判断。因为在大部分研究中病人随访并不完全和不系统,而且通常不包括PE的目标检查。在对Greenfield滤网的多个试验综合分析中，PE发生率为2.4%(26/1094病人)和2.9%(42/1428病人)。在唯一的随机试验中(PREPIC),400例DVT病人(有或无PE)单独应用抗凝剂(标准肝素VS低分子肝素加口服抗凝剂)或抗凝剂+腔静脉滤网。在前12天中,PE发生率在滤网组为1.1%,单独抗凝组为4.8%(P=0.03)。但随访2年差异性变得不再显著---3.4%vs6.3%(P=0.16)。尽管12天总死亡率无差异(每组均为2.5%),但非滤网组5例中4例死于PE,而滤网组无一例死亡。
下腔静脉阻塞和DVT复发率:滤网闭塞可能是因为它的致血栓形成作用,或因为有效的抗血栓迁移所致。当评价是否通畅时, Greenfield滤网闭塞率5/81(6.2%)。在新的装置中IVC血栓形成率更高30/272(11%)。最近一个长期随访(6年)试验表明LGM/Venatech滤网30%闭阻塞。在PREPIC中,2年时DVT的复发率在滤网组(21%)同传统治疗的非滤网组(12%)相比有显著差异。而且6年随访时59%病人有静脉功能不全的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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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静脉滤网的抗凝治疗:如果没有禁忌证，滤网安置后进行抗凝治疗,将有助于预防DVT复发、腔静脉血栓闭塞及置入部位DVT。目前没有随机试验，但在有抗凝相对禁忌证的Greenfield滤网系列试验闭塞率为15%，而在应用两个新的滤网装置且使用抗凝治疗的研究中，闭塞率为8%。因此，如果无相对禁忌证应进行长期抗凝治疗,使INR控制在2.0到3.0。
IVC介入的适应证：有三种适应症:对不能抗凝的PE或DVT病人预防PE形成; 尽管经过充分抗凝治疗仍发生PE或VTE复发;最后是肺动脉血栓去除去术后。因为操作相对安全,滤网还适用于预防PE的其他情况。对游离漂浮血栓的病人,可置入滤网。在最近一系列研究中,适当抗凝的PE复发率很低,约3.3%,而闭塞性血栓病人PE的复发率为3.7%,因此这种适应证未得到公认。其它预防应用适应证包括:骨科手术前有高危因素存在、高龄且有VTE史、有心肺异常和/或肺动脉高压、近端DVT或大块PE溶栓治疗前。头部创伤和脊柱外伤病人建议常规置入滤网。但对这些预防应用的适应证，同LMWH预防治疗相比风险和获益仍待评价。而且在有危险因子短期存在的情况下(如髂骨骨折和髋部手术),应置入可取出的腔静脉滤网,但目前尚无理想装置,也无合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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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IVC滤网适于有抗凝绝对禁忌证或尽管经过充分抗凝，VTE仍复发的病人预防PE发生
IVC滤网可能适用于外科取栓手术后
可取出的IVC滤网需要进一步研究
特殊问题
妊娠者PE的诊断和治疗.
PE是妊娠期不常见但很重要的致死原因。这带来了关于产妇的检查对胎儿是否安全的问题,尤其涉及到放射线的问题。产妇的治疗对胎儿的影响也引起困惑。没有近期的资料提供妊娠病人PE或DVT发生率。.在传统的静脉造影检查中,妊娠时DVT的发生率为0.05%。产后DVT的发生率增高四倍，剖腹产后增高20倍。妊娠时PE发生率在1/1000至1/3000之间。在发达国家,PE是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妊娠时VTE发生率增高源于激素、机械的和血液成分三者的联合作用。妊娠时股静脉血流显著减少,这是由于增大的子宫压迫髂静脉及在激素的作用下血管张力下降所致,这在左腿静脉表现尤为显著,且DVT多发生于左腿。最后,凝血因子II、VII和X在后三个月增高,同时凝血抑制蛋白S水平和血浆纤溶活性下降。.总之,妊娠期为高凝状态,分娩后2周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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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PE的临床状态同非妊娠时相同。最近综述表明,90%PE有呼吸困难和呼吸急促。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没有这些表现可除外PE。而且妊娠妇女通常有气短症状，分析这些症状必须小心，尤其是症状是单发的、不严重也非急性发作时。基本诊断手段(胸片、血气和心电图)同非妊娠时有同样的局限性。妊娠时动脉血氧分压正常。动脉血应该在直立位取出,因为妊娠最后三个月卧位可使氧分压降低2千帕以上。
不同的检查时胎儿吸收的射线量如表9所示。单纯的产妇胸片检查约许10uGy,同对胎儿损伤的放射线上限为50000uGy剂量相比很微小。肺灌注扫描一次射线约为10到350uGy之间,妊娠时注入剂量还应显著减少。哺乳妇女扫描后15小时内不能哺乳,因为此时99-锝在乳汁中含量较高[359]。通气扫描对年青妇女诊断意义不大,即使进行此项检查,也仅增加40~190uGy辐射剂量。肺动脉造影的射线剂量显著增高(2210到3740uGy),但仍低于50000uGy的上限。可用桡静脉途径使辐射剂量显著下降。SCT射线量也很大。但特定作用于胸部。最近研究表明,根据胎儿年龄,剂量波动于13uGy(12周)和300uGy(足月)之间。SCT被认为是安全的。尽管以上方法射线量均低于上限值,最好仍选择尽量小的射线量或选择其它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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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非妊娠病人一样,血浆D-二聚体检测仍是怀疑PE病人的首选方法。但是妊娠时D-二聚体生理性增高。妊娠妇女D-二聚体正常可除外PE比例低于门诊正常人群。D-二聚体异常病人,应行下肢静脉加压超声检查。.妊娠妇女适用于相同诊断标准,发现DVT证据时即应进行抗凝治疗。当D-二聚体增高而下肢US正常或这些检查不能做时可行肺灌注扫描检查。肺扫描结果无诊断意义及临床PE可能性低的病人可出院而不予抗凝治疗。最后,大多专家同意，妊娠妇女PE不能确定时给予长期抗凝治疗不如进行肺动脉造影。
妊娠时PE的治疗主要是应用肝素-普通肝素或LMWH。因为两者都不通过胎盘,在乳汁中也未发现。.因无应用LMWH治疗妊娠妇女VTE证据,普通肝素仍是标准的治疗药物。最初静脉治疗5~10天,使APTT维持在正常的1.5~2.5倍时,可改为普通肝素，皮下注射,每天两次，达到同样的目标APTT值。应在皮下注射肝素后6小时取血。肝素治疗应持续整个妊娠期。分娩后,用华法林代替肝素抗凝。抗凝治疗应持续至分娩后6周，6周后的急性PE应抗凝3个月。哺乳妇女也可口服抗凝药。妊娠期用LMWH治疗VTE的优点显而易见:不需监测,可降低骨质疏松及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的危险，但发表的证据不多。LMWH剂量可用200IU/KG,每天一次或100IU/KG,每天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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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K拮抗剂可通过胎盘,而且华法林有可能引起前三个月的胚胎病。后三个月应用也可引起致命的或非致命的出血和胎盘剥离。尽管华法林应用与妊娠期中枢神经系统异常有关，但危险性很低。因此,对前三个月发生PE的妇女,一些专家仍建议在中间三个月小心应用华法林。由此类推,对机械瓣置换术后妊娠妇女，如果进行认真教育和处理，也可使用同样方案。
有关分娩,提出一些方案,但没有一种经过临床试验验证。在规律宫缩后应停用皮下肝素。.一些专家提出，若准备分娩，则在分娩前24小时应停用肝素。关于分娩过程中是否静脉给予小量肝素(UFH5000u/12h)仍不清楚。对最后3个月发生PE的病人。围产期静脉应用肝素是必须的,在预期分娩前4~6小时停止应用。硬膜外麻醉的病人,在术前12~24小时给予最后一次肝素(UF或LMW)的用法仍有争议。虽然硬膜外血肿的发生率很低,一些作者仍反对这种用法.
有一项关于36例妊娠妇女接受溶栓治疗的资料，有溶栓指征的大块PE者占1/3。常用链激酶溶栓。因为链激酶(有可能还有其它溶栓药)不通过胎盘。但出血是主要副作用,通常发生于生殖道且常严重,发生率约达8%。当分娩时,不能应用溶栓剂,除非病人濒临死亡而又不能立即进行外科手术。妊娠妇女下腔静脉滤网的指征同非妊娠者相同。
小 结
因为妊娠妇女PE须长期肝素抗凝治疗，所以准确诊断是必要的
所有诊断手段包括CT扫描和血管造影应在对胎儿无显著危险时才可使用
妊娠期抗凝治疗的指征与非妊娠期相同
华法林禁用于妊娠前三个月和后6周
普通肝素长期治疗应皮下注射
低分子肝素在妊娠时应用是安全的,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