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叔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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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叔微，字知可，约生于1079年，卒于1154年，真州白沙(今江苏仪征)人。初业儒，屡试乡闱不第，直至绍兴二年(1132年)才中进士。曾任徽州、杭州教官及翰林学士，故有“许学士”之称。在他11岁时，连遭家祸，父染时疫，母患气中，百日之内，相继病逝。所以他认为学医“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后世”，故于业儒之外，“刻意方书，誓欲以救物为心”，他勤奋为学，终成一代名医，为人治病，不问贵贱，悉心疗治，不计报酬。他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对《伤寒论》的研究更有心得，著有《伤寒百证歌》5卷、《伤寒发微论》2卷、《伤寒九十论》1卷、《普济本事方》10卷、《仲景脉法三十六图》等，是宋代研究《伤寒论》的大家之一。
在学术思想方面，治学既重视理论，又能联系实践，对《伤寒论》的研究及杂病的论治，均有所创见。
1、因虚受邪，留而成实。他指出:“或问伤寒因虚，故邪得以大之，今邪在表，何以为表实也。予日:“古人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留而不去，其病则实。盖邪之入也始因虚，及邪居中反为实矣。”认为人体发病的原因固因于虚，但受邪致病后，因邪气留滞而成实证。所以在杂病的证治中，他又提出“先去邪后议补”的见解，即使对年老体弱、正虚邪盛之人，也主以祛邪为先，认为“脏有热毒，虽衰年亦可下”，其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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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壮者形气也，寒热者病邪也”，怯邪恰为扶正，因此，在他的许多治疗用药中，常用辛热通宣法以攻逐寒邪而收到邪去正安的效果，这给后世怯邪学说以很大影响。
2、表里虚实，论治伤寒。他认为:“伤寒治法，先要明表里虚实，能明此四字，则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可见，在繁复的伤寒辨证中，他以“表里虚实”四字作为辨证施治纲领。在《伤寒百证歌》中，即以“表证歌”、“里证歌”、“表里虚实歌”以及“阴证似阳歌”、“阳证似阴歌”等，概括了表热里寒、表寒里热、表虚表实、里虚里实，以及寒极似热、热极似寒和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的辨证施治规律，并把
辨别表里虚实与阴阳寒热有机地联系起来。同时，他又非常重视对具体证候的辨析，如论发热恶寒，有阴阳之辨；厥有冷热之分；发黄有湿热与瘀血的不同；发狂有阳毒、蓄血之异等等。可见，他论治伤寒，既以“表里虚实为先”，而又重视阴阳寒热的病机，强调具体证候的具体分析，从而反映了严谨的辨证论治精神。
, 百拇医药
3.重视脾肾，随宜用药。他十分重视脾肾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曾反复指出:“趺阳胃脉定生死，太溪肾脉为根蒂。”他承《内经》之旨，认为“脾为中州土，主四肢一身之事”，视脾胃为维持全身脏腑气血正常生理功能的砥柱，脾胃功能失常是疾病产生的重要根源，所以在临床上他常把调补脾胃的方法灵活地适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中，并以健脾开胃作为理虚大法，用以治疗各种虚劳之证。另外，他又认为:“肾经虚则乃五脏六腑衰极而渐至肾。”于临证强调补肾，其补肾之法，包括补益肾精及暖补肾气两个方面。在暖补肾气时，他戒用刚燥而力主温润之法，认为硫黄、钟乳等刚燥之剂，用于助阳补接真气则可，若用以补肾，正是肾之所恶，古人制方益肾，都取滋润之药，如八味丸、增损肾沥汤，皆用地黄为主，这才是补肾的正法。
对脾肾的论治，他十分重视人体精气的生化与肾气“真火”的密切关系，并将肾气真人与脾胃比喻为薪与釜的关系。因此，凡遇脾元久虚，饮食不进，泄泻不止或消渴的病症，每责之下无火力，真元衰微，而用附子、肉桂、补骨脂以及二神丸以暖补肾气，这对后世命门学说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同时，他在治疗肾亏时，也同样重视脾肾关系，观其正补肾经的增损肾沥汤、治疗肾虚的麋茸九等方中都不乏人参、黄芪、白术、茯苓、大枣等补脾药物，这充分反映了他脾肾并重的观点。可见他重肾在于维护精气与真元，重脾在于安谷生精，谷气之生有赖于肾气的蒸煦，而精气必生于谷气，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足见其对脾肾理论的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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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杂病论治心得。他对杂病的论治，特别反映在《普济本事方》一书中，此书是他晚年选集自己平生经验300多首辑成，既有前人论述，又有独到的阐发。例如对“视一物为两”的目疾，世皆以补肝常法论治，而他按经脉循行径路，独主用“驱风入脑药”见效。他还善于运用前人制方法度，机动灵活地去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如《本事方》的真珠丸，即由《金匮》酸枣仁汤化裁而来。所创治疗寒热格拒的破阴丹，又对前人治法补充了新的内容。又如用黄芪建中加当归汤治伤寒尺中脉迟，小柴胡加地黄汤治妇人热火血室等，都是通过对《伤寒论》的研究，结合临床而创制的新方。此外，许叔微在遣方用药上，能大胆而细心地选用有毒之药，如生半夏、生南星、生附子之三生丸，治疗风痰瞑眩；用硫磺、水银等青金丹，治霍乱转筋；用砒石、豆鼓之紫金丹，治哮喘气急等，为中医治疗重、急证提供了一定经验。
总之，他在学术上探微索奥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神，而且对后世的临证应用尤多启发；他在理论上的独到见解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对后世医家均有很大的影响。, 百拇医药
在学术思想方面，治学既重视理论，又能联系实践，对《伤寒论》的研究及杂病的论治，均有所创见。
1、因虚受邪，留而成实。他指出:“或问伤寒因虚，故邪得以大之，今邪在表，何以为表实也。予日:“古人称‘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留而不去，其病则实。盖邪之入也始因虚，及邪居中反为实矣。”认为人体发病的原因固因于虚，但受邪致病后，因邪气留滞而成实证。所以在杂病的证治中，他又提出“先去邪后议补”的见解，即使对年老体弱、正虚邪盛之人，也主以祛邪为先，认为“脏有热毒，虽衰年亦可下”，其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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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壮者形气也，寒热者病邪也”，怯邪恰为扶正，因此，在他的许多治疗用药中，常用辛热通宣法以攻逐寒邪而收到邪去正安的效果，这给后世怯邪学说以很大影响。
2、表里虚实，论治伤寒。他认为:“伤寒治法，先要明表里虚实，能明此四字，则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可见，在繁复的伤寒辨证中，他以“表里虚实”四字作为辨证施治纲领。在《伤寒百证歌》中，即以“表证歌”、“里证歌”、“表里虚实歌”以及“阴证似阳歌”、“阳证似阴歌”等，概括了表热里寒、表寒里热、表虚表实、里虚里实，以及寒极似热、热极似寒和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的辨证施治规律，并把
辨别表里虚实与阴阳寒热有机地联系起来。同时，他又非常重视对具体证候的辨析，如论发热恶寒，有阴阳之辨；厥有冷热之分；发黄有湿热与瘀血的不同；发狂有阳毒、蓄血之异等等。可见，他论治伤寒，既以“表里虚实为先”，而又重视阴阳寒热的病机，强调具体证候的具体分析，从而反映了严谨的辨证论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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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视脾肾，随宜用药。他十分重视脾肾在人体中的重要作用，曾反复指出:“趺阳胃脉定生死，太溪肾脉为根蒂。”他承《内经》之旨，认为“脾为中州土，主四肢一身之事”，视脾胃为维持全身脏腑气血正常生理功能的砥柱，脾胃功能失常是疾病产生的重要根源，所以在临床上他常把调补脾胃的方法灵活地适用于各种疾病的治疗中，并以健脾开胃作为理虚大法，用以治疗各种虚劳之证。另外，他又认为:“肾经虚则乃五脏六腑衰极而渐至肾。”于临证强调补肾，其补肾之法，包括补益肾精及暖补肾气两个方面。在暖补肾气时，他戒用刚燥而力主温润之法，认为硫黄、钟乳等刚燥之剂，用于助阳补接真气则可，若用以补肾，正是肾之所恶，古人制方益肾，都取滋润之药，如八味丸、增损肾沥汤，皆用地黄为主，这才是补肾的正法。
对脾肾的论治，他十分重视人体精气的生化与肾气“真火”的密切关系，并将肾气真人与脾胃比喻为薪与釜的关系。因此，凡遇脾元久虚，饮食不进，泄泻不止或消渴的病症，每责之下无火力，真元衰微，而用附子、肉桂、补骨脂以及二神丸以暖补肾气，这对后世命门学说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同时，他在治疗肾亏时，也同样重视脾肾关系，观其正补肾经的增损肾沥汤、治疗肾虚的麋茸九等方中都不乏人参、黄芪、白术、茯苓、大枣等补脾药物，这充分反映了他脾肾并重的观点。可见他重肾在于维护精气与真元，重脾在于安谷生精，谷气之生有赖于肾气的蒸煦，而精气必生于谷气，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足见其对脾肾理论的深刻研究和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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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杂病论治心得。他对杂病的论治，特别反映在《普济本事方》一书中，此书是他晚年选集自己平生经验300多首辑成，既有前人论述，又有独到的阐发。例如对“视一物为两”的目疾，世皆以补肝常法论治，而他按经脉循行径路，独主用“驱风入脑药”见效。他还善于运用前人制方法度，机动灵活地去化裁古方、创制新方。如《本事方》的真珠丸，即由《金匮》酸枣仁汤化裁而来。所创治疗寒热格拒的破阴丹，又对前人治法补充了新的内容。又如用黄芪建中加当归汤治伤寒尺中脉迟，小柴胡加地黄汤治妇人热火血室等，都是通过对《伤寒论》的研究，结合临床而创制的新方。此外，许叔微在遣方用药上，能大胆而细心地选用有毒之药，如生半夏、生南星、生附子之三生丸，治疗风痰瞑眩；用硫磺、水银等青金丹，治霍乱转筋；用砒石、豆鼓之紫金丹，治哮喘气急等，为中医治疗重、急证提供了一定经验。
总之，他在学术上探微索奥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神，而且对后世的临证应用尤多启发；他在理论上的独到见解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对后世医家均有很大的影响。,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