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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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汝言，号节斋，出身官宦之家，生于1460年，卒于1537年，年轻时，因父病才钻研医学，后来即使在仕途，并未中断钻研，并为病人治病，有人曾经说他“朝听民论，暮疗民疾，历著奇验。”
在治学方面，他主张“专主《内经》而博观四子”，在医理方面，他以《内经》为主，著有《明医杂病》、《本草集要》等，对后世医家有一定影响。
其学术思想方面，他对内伤杂病的辨治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其治疗多宗东垣、丹溪两家之说，善于变通化裁并有所发挥。
1、论发热证治。他认为“发热症类伤寒者数种，治法各不同，外感、内伤是大关键”。在外感方面，又以寒热为辨，指出若“为伤寒、伤风及寒疫也，则用仲景法”，若是“天行温疫，热病……宜用刘河间辛凉、甘苦寒之药以清热解毒”。对于内伤发热，应以阴阳为纲，若内伤元气，阳气下陷，内生虚热，“宜用东垣人参、黄芪等甘温之药”，其重者宜用“东垣法加熟附子补之”；若内伤真阴，阴血既伤，阳气偏旺而变为火，则依丹溪之法用四物加黄柏、知母，补其阴而而火自降。他对血虚、阴虚发热之论治剖析甚微，认为“若阴微阳强，相火炽盛，以乘阴位，为血虚之病。以甘寒之剂降，如当归、地黄之类”；“若肾水受伤，其阳失守，无根之火，为限虚之病。以壮水之剂制之，如生地、玄参之属。”
, 百拇医药
2、对脾胃学说与滋阴学说的阐发。他承丹溪之说，在治疗上也强调补阴，认为“补阴之药，自少至老不可缺”，如能“使阴与阳剂，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另外，他在丹溪大补阴丸的基础上，自制“补阴丸”方，作为滋阴降火之剂，并经常与葛可久所制诸方同用，以作劳瘵“收功保后”之治。该方与丹溪大补阴丸相比，加入天冬、白芍、五味的同时，并益为锁阳、甘杞、干姜等味，体现了补阴而不伤阳及阴阳互济的思想。
在脾胃论治方面，他继承了东垣学说，并且多作阐发。除详论脾胃的生理特点和病理变化之外，其突出贡献在于他结合东垣、丹溪之学提出了脾阴学说。他认为治疗脾胃须“分阴阳气血”，反对概用“辛温燥热，助火消阴之剂”，否则使“胃火益旺，脾阴愈伤，清纯中和之气，变为燥热，胃脘干枯，大肠燥结，脾脏渐绝。”他认为胃火旺与脾阴虚是互为因果的，不只胃火旺可伤及脾阴，反之“脾胃阴虚则阳火旺”。这种脾胃阴阳分治的论述，都是他的卓见，对后世“脾阴”、“胃阴”学说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同时，他又善于把补阴与调治脾胃融会贯通，熔李、朱两家之长，而得灵活化裁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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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气、血、痰、郁的阐发。他对丹溪杂病心法，深有体会，认为“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久病属郁，立治郁之方，曰越鞠丸”。进而指出，“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所以他在治疗此病时，主张分别根据气、血、痰，参以治郁之四法，认为“四法者，治病用药之大要也”。对于气病，他很重视气火炎上和气郁化火的证治，指出“凡治气郁、气升有余之证，应当用降火药，这是制其本。”至于痰的生成，他认为与气血流行失常有关，同时，他又把生痰之源归于脾肾，创“痰之本水也，原于肾；痰之动湿也，主于脾”之说，此实发前人所未发，对赵献可用六味、八味，张介宾创金水六君煎治“肾虚水泛为痰”，有重要的启示。他在治疗痰郁，立化痰丸方，制方别具匠心，临床疗效较好，值得借鉴。
4、论参芪理虚的宜忌。他据张洁古“肺寒者用人参，肺热者用沙参代之”的说法，主张对于肺热及脾肾阴虚，火胜失血者忌用参芪，而以沙参及其他“甘寒之药以生血降火”，“盖人参入手太阴而能补火，故肺受火邪者忌之”，“甘温助气，气属阳，阳旺则阴愈消”。但他也重视临床辨证，并不偏废参芪的应用，如对“饱食劳倦内伤，元气、火不两立，为阳虚之病，以甘温之剂降之，如黄芪、人参、甘草之属；治疗亡血脉虚，用此(人参)补之，另若气虚血弱，应补其气而血自生，阴生于阳，甘能生血也。”在治疗劳瘵时指出，“独参汤用于大吐血后，昏倦脉微细气虚者。”可见对于阳虚发热及气虚血弱和气虚血脱之证，他非惟不禁参芪，且认为在所必用，体现了其重视辨证用药的特点。
总之，他在继承前人经验及理论的基础上，善于变通化裁而有所发挥，其对内伤杂病的论治，对后世医家有一定影响，不愧为一代名医，流传千古。, http://www.100md.com
在治学方面，他主张“专主《内经》而博观四子”，在医理方面，他以《内经》为主，著有《明医杂病》、《本草集要》等，对后世医家有一定影响。
其学术思想方面，他对内伤杂病的辨治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其治疗多宗东垣、丹溪两家之说，善于变通化裁并有所发挥。
1、论发热证治。他认为“发热症类伤寒者数种，治法各不同，外感、内伤是大关键”。在外感方面，又以寒热为辨，指出若“为伤寒、伤风及寒疫也，则用仲景法”，若是“天行温疫，热病……宜用刘河间辛凉、甘苦寒之药以清热解毒”。对于内伤发热，应以阴阳为纲，若内伤元气，阳气下陷，内生虚热，“宜用东垣人参、黄芪等甘温之药”，其重者宜用“东垣法加熟附子补之”；若内伤真阴，阴血既伤，阳气偏旺而变为火，则依丹溪之法用四物加黄柏、知母，补其阴而而火自降。他对血虚、阴虚发热之论治剖析甚微，认为“若阴微阳强，相火炽盛，以乘阴位，为血虚之病。以甘寒之剂降，如当归、地黄之类”；“若肾水受伤，其阳失守，无根之火，为限虚之病。以壮水之剂制之，如生地、玄参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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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脾胃学说与滋阴学说的阐发。他承丹溪之说，在治疗上也强调补阴，认为“补阴之药，自少至老不可缺”，如能“使阴与阳剂，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另外，他在丹溪大补阴丸的基础上，自制“补阴丸”方，作为滋阴降火之剂，并经常与葛可久所制诸方同用，以作劳瘵“收功保后”之治。该方与丹溪大补阴丸相比，加入天冬、白芍、五味的同时，并益为锁阳、甘杞、干姜等味，体现了补阴而不伤阳及阴阳互济的思想。
在脾胃论治方面，他继承了东垣学说，并且多作阐发。除详论脾胃的生理特点和病理变化之外，其突出贡献在于他结合东垣、丹溪之学提出了脾阴学说。他认为治疗脾胃须“分阴阳气血”，反对概用“辛温燥热，助火消阴之剂”，否则使“胃火益旺，脾阴愈伤，清纯中和之气，变为燥热，胃脘干枯，大肠燥结，脾脏渐绝。”他认为胃火旺与脾阴虚是互为因果的，不只胃火旺可伤及脾阴，反之“脾胃阴虚则阳火旺”。这种脾胃阴阳分治的论述，都是他的卓见，对后世“脾阴”、“胃阴”学说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同时，他又善于把补阴与调治脾胃融会贯通，熔李、朱两家之长，而得灵活化裁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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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气、血、痰、郁的阐发。他对丹溪杂病心法，深有体会，认为“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故用药之要有三：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痰用二陈汤。久病属郁，立治郁之方，曰越鞠丸”。进而指出，“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或郁久而生病，或病久而生郁，或误药杂乱而成郁。”所以他在治疗此病时，主张分别根据气、血、痰，参以治郁之四法，认为“四法者，治病用药之大要也”。对于气病，他很重视气火炎上和气郁化火的证治，指出“凡治气郁、气升有余之证，应当用降火药，这是制其本。”至于痰的生成，他认为与气血流行失常有关，同时，他又把生痰之源归于脾肾，创“痰之本水也，原于肾；痰之动湿也，主于脾”之说，此实发前人所未发，对赵献可用六味、八味，张介宾创金水六君煎治“肾虚水泛为痰”，有重要的启示。他在治疗痰郁，立化痰丸方，制方别具匠心，临床疗效较好，值得借鉴。
4、论参芪理虚的宜忌。他据张洁古“肺寒者用人参，肺热者用沙参代之”的说法，主张对于肺热及脾肾阴虚，火胜失血者忌用参芪，而以沙参及其他“甘寒之药以生血降火”，“盖人参入手太阴而能补火，故肺受火邪者忌之”，“甘温助气，气属阳，阳旺则阴愈消”。但他也重视临床辨证，并不偏废参芪的应用，如对“饱食劳倦内伤，元气、火不两立，为阳虚之病，以甘温之剂降之，如黄芪、人参、甘草之属；治疗亡血脉虚，用此(人参)补之，另若气虚血弱，应补其气而血自生，阴生于阳，甘能生血也。”在治疗劳瘵时指出，“独参汤用于大吐血后，昏倦脉微细气虚者。”可见对于阳虚发热及气虚血弱和气虚血脱之证，他非惟不禁参芪，且认为在所必用，体现了其重视辨证用药的特点。
总之，他在继承前人经验及理论的基础上，善于变通化裁而有所发挥，其对内伤杂病的论治，对后世医家有一定影响，不愧为一代名医，流传千古。,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