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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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新甫，号立斋，出身于医生家庭，约生于1487年，卒于1559年，一生聪明过人，医术精湛，初为疡医，后以内科驰名，他对内、外、妇、儿和骨伤诸科都有很深的造诣，成为明代的一大临床字家。一生著述宏富，计有《保婴撮要》20卷(前10卷为其父薛铠所撰，后10卷为薛己自著，1556年)，《内科摘要》2卷、《女科撮要》2卷、《外科发挥》8卷、《正体类要》2卷等。
其学术思想方面主要有：
1、“治病求本，务滋化源”的。根据《内经》“治病必求其本”的指导思想下，薛己在临证时强调以治本为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辨证施治原则，薛己认为临床辨证必须抓住疾病的本质，就是说不论是对外感还是内伤之证，都必须掌握疾病发生的本源；二是调治脾肾为治病的关键，薛己尤其重视脾胃的作用，认为脾胃是人五脏的根蒂，人体的本源，脾胃虚弱则诸症蜂起。化源即生化之源，人体后天化生之源当属脾胃元气，因此，薛己认为所谓“滋其化源”实为培补脾土，因为脾胃为其它四脏乃至全身的化源，所以凡病属虚损之证者都可用滋化源之法。更值得一提的是，薛己并未把滋化源之法局限于脾胃，而是把其范围扩充到了肾与命门，把六味丸、八味丸也作为滋化源的方剂。所以，薛己治病重在滋化源既是他治疗虚证的特点，也是其治病务求本这一思想的体现。在具体治法上，薛己根据五行生克的原理，采取虚则补其母的方法，达到其滋化源的目的，对后世医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百拇医药
2、重视脾胃。薛己的脾胃之说渊于《内经》，深受李杲脾胃论的影响。在生理上，薛己认为人体之所以有生机和活力，都赖于脾胃的滋养与健运；人体诸脏之所以能发挥其生理功能，也是因为这些脏器接受了脾胃所化生的水谷精气。另外，薛己认为脾胃为气血之本，脾又是统血行气之经，脾胃与气血密不可分，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又以中焦脾胃为源，所以生血必以调补脾胃阳气为先，这样又使他的脾胃论与肾及命门联系了起来。另外，他在论述病证上常常强调脾胃的虚衰，认为“人之胃气受伤，则虚证蜂起”，不论内因外感皆可由脾胃虚弱引起，对脾胃盛衰在发病学上的作用进行了充分强调，也对李杲的“脾胃内伤学说”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薛己对脾胃阳气的重视充分反映在他的具体治疗上，他反复指出对知母、黄柏等苦寒峻剂要慎用，以免克伐脾胃，也不主张多用麦门冬、芍药、山栀和生地等能滋碍脾气的药物，他善用甘温，归纳总结了对脾胃病治疗的四症四方，即饮食不适用枳术丸；脾胃虚弱用四君子；脾胃虚寒者用四君子加炮姜，命门火衰者用八味丸。
3、对肾命的认识。薛己虽常论及命火，但其观点未能超越《难经》的左肾、右命门之说，但他常以六味、八味调治肾命阴阳、水火，他治肾阴的方法与金元时期迥然不同，能力避知柏的苦寒泻火，注重肾中阴阳生化，药以温补为主。对于脾肾亏损的一系列病证，薛己认为“补肾不如补脾”，主张脾肾同治，他对脾肾之间的关系论述条理明析，治疗虽以脾胃为本但仍不拘一格，灵活多变，对后世医家的脾肾脏论治很有影响。
4、治疗虚证的成就。由于薛己所处的地位，他所治疗的患者多 达官贵人，这些人多患有阳衰阴虚的内伤杂病，因此他在治疗虚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薛己论虚很强调三阴之虚，即肝脾肾之虚，因为脾为至阴之脏，所以阴虚即脾虚。据此，薛己认为治疗虚损之症必须重视对肝、脾、肾三脏的调治，而三者之间以脾土为关键。薛己对虚证的辨证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认为虚证在某些情况下可变生他症与假象，对虚证伪似热症、寒证伪似热斑点的情况都进行了论述，指出内伤虚证与外感实证的鉴别要点是肚腹喜暖还是口畏冷热，这些在临床治疗上都很有意义。对于虚证的治疗，他一般主张补本扶元，已如前述，常用六味丸、八味丸直补真阴真阳，以滋化源，自成温补一派，这种温补疗法对金、元以来的寒凉克伐流弊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也对明代以后医家对杂病治虚多用温补之法奠定了基础。, 百拇医药
其学术思想方面主要有：
1、“治病求本，务滋化源”的。根据《内经》“治病必求其本”的指导思想下，薛己在临证时强调以治本为原则。这一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辨证施治原则，薛己认为临床辨证必须抓住疾病的本质，就是说不论是对外感还是内伤之证，都必须掌握疾病发生的本源；二是调治脾肾为治病的关键，薛己尤其重视脾胃的作用，认为脾胃是人五脏的根蒂，人体的本源，脾胃虚弱则诸症蜂起。化源即生化之源，人体后天化生之源当属脾胃元气，因此，薛己认为所谓“滋其化源”实为培补脾土，因为脾胃为其它四脏乃至全身的化源，所以凡病属虚损之证者都可用滋化源之法。更值得一提的是，薛己并未把滋化源之法局限于脾胃，而是把其范围扩充到了肾与命门，把六味丸、八味丸也作为滋化源的方剂。所以，薛己治病重在滋化源既是他治疗虚证的特点，也是其治病务求本这一思想的体现。在具体治法上，薛己根据五行生克的原理，采取虚则补其母的方法，达到其滋化源的目的，对后世医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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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脾胃。薛己的脾胃之说渊于《内经》，深受李杲脾胃论的影响。在生理上，薛己认为人体之所以有生机和活力，都赖于脾胃的滋养与健运；人体诸脏之所以能发挥其生理功能，也是因为这些脏器接受了脾胃所化生的水谷精气。另外，薛己认为脾胃为气血之本，脾又是统血行气之经，脾胃与气血密不可分，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又以中焦脾胃为源，所以生血必以调补脾胃阳气为先，这样又使他的脾胃论与肾及命门联系了起来。另外，他在论述病证上常常强调脾胃的虚衰，认为“人之胃气受伤，则虚证蜂起”，不论内因外感皆可由脾胃虚弱引起，对脾胃盛衰在发病学上的作用进行了充分强调，也对李杲的“脾胃内伤学说”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薛己对脾胃阳气的重视充分反映在他的具体治疗上，他反复指出对知母、黄柏等苦寒峻剂要慎用，以免克伐脾胃，也不主张多用麦门冬、芍药、山栀和生地等能滋碍脾气的药物，他善用甘温，归纳总结了对脾胃病治疗的四症四方，即饮食不适用枳术丸；脾胃虚弱用四君子；脾胃虚寒者用四君子加炮姜，命门火衰者用八味丸。
3、对肾命的认识。薛己虽常论及命火，但其观点未能超越《难经》的左肾、右命门之说，但他常以六味、八味调治肾命阴阳、水火，他治肾阴的方法与金元时期迥然不同，能力避知柏的苦寒泻火，注重肾中阴阳生化，药以温补为主。对于脾肾亏损的一系列病证，薛己认为“补肾不如补脾”，主张脾肾同治，他对脾肾之间的关系论述条理明析，治疗虽以脾胃为本但仍不拘一格，灵活多变，对后世医家的脾肾脏论治很有影响。
4、治疗虚证的成就。由于薛己所处的地位，他所治疗的患者多 达官贵人，这些人多患有阳衰阴虚的内伤杂病，因此他在治疗虚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薛己论虚很强调三阴之虚，即肝脾肾之虚，因为脾为至阴之脏，所以阴虚即脾虚。据此，薛己认为治疗虚损之症必须重视对肝、脾、肾三脏的调治，而三者之间以脾土为关键。薛己对虚证的辨证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认为虚证在某些情况下可变生他症与假象，对虚证伪似热症、寒证伪似热斑点的情况都进行了论述，指出内伤虚证与外感实证的鉴别要点是肚腹喜暖还是口畏冷热，这些在临床治疗上都很有意义。对于虚证的治疗，他一般主张补本扶元，已如前述，常用六味丸、八味丸直补真阴真阳，以滋化源，自成温补一派，这种温补疗法对金、元以来的寒凉克伐流弊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也对明代以后医家对杂病治虚多用温补之法奠定了基础。,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