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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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霖，字师愚，生活于18世纪，桐城(今安徽桐城县)人。少年时代习懦学，后来弃懦攻医。乾隆时，桐城流行瘟疫，他研读《本草》，见石膏性寒，体沉而降，大有清胃热、表肌热、泄实热的功效，于是用重剂石膏试治瘟疫，疗效甚佳。后来，他到京师，一个大暑天，瘟疫发作，用张景岳治疫之法，取效甚微；用吴又可治疫之法，也不是尽都有效。鸿胪卿冯应榴之妾患上瘟疫，气息将绝，他用大剂量石膏，应手而愈。当时按照他的办法治疫，治愈人无数。后来创“清瘟败毒饮”等方治疫，获效更佳。他行医3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治疫经验，著成《疫疹一得》2卷(1794年)，是一部颇有独到见解的治疫专著，对温病学有一定贡献。
在学术思想方面，主要有：
第一，他认为瘟疫发作与运气有关。他说:“原夫致此之由，总不外乎气运。人身一小天地，天地有如是之疠气，人即有中是之疠疾。”(《疫疹一得·论疫疹因乎气运》)另外，他又认为大毒淫热是瘟疫发病的根源。他说:“瘟既曰毒，其为火也明。且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为君为相，内阴外阳，主乎动者。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胜则涸，故《易》曰:‘燥万物者，莫乎火’。古人所谓元气之贼。以此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他认为吴又可的瘟毒从口鼻入，不传于胃而传于膜原的说法“有语病。”他说:“疫疹者，四时不正之疫气。夫疠气，乃无形之毒，胃虚者感而受之。”(《疫疹一得·疫疹案》)他这里明确提出因胃虚而感受四时不正之疠气。如果胃本不虚，偶染疠气，不能入胃，才转而进入膜原。如果胃虚受毒，那就会遍传十二经。他说:“胃为十二经之海，上下十二经，都朝宗于胃，胃能敷布于十二经，荣养百骸，毫发之间，靡不所贯。毒既入胃，势必亦敷布于十二经， 害百骸”等等，可以说论述是精微的。
, 百拇医药
病证辨别方面，他以疫疹的形状和颜色来辨别轻重。如果疫疹一出，松活浮洒在皮肤表面，不管色泽怎样，都是热毒的外观表现，虽有恶症，一般预后良好；如果疫疹有根，从肉里生出，其色青紫，多见于胸背，这是胃热将烂的颜色，应立即大清胃热，兼凉其血，以使疫疹松活、色退，不然难挽险象。疫疹的色泽以活红为轻，要淡而润，如若淡而不荣，或娇艳、干而滞，则是血热较重；若色泽深红，也说明血热，凉血方能由深转淡；如果颜色红艳似胭脂，这是血极热之象，比深红更重，要连用凉血药剂，使其变深红，再变淡红；如色紫赤似鸡冠花，此较艳红之火更盛，不急凉血，色必变黑，病必转危。疫疹好转后，余毒未尽，多会出现红砂或白砂，疹状细碎如粟米，痊愈后常见脱皮；如果初病时没有辨认出为疫疹，后来十日或半月疹出，心情烦躁，口干舌燥，大热不退，毒由颔表发，病情一般重而危。以上从色泽和形状辨认疫疹轻重的原则，都是经验之谈，值得吸取借鉴。
疫疹与伤寒似同却不同，对此吴又可、薛雪等都曾予以论述，但后人临床辨识仍然混淆不清，为此余霖特撰《疫与伤寒似同而异》一文，详加辨别。他认为:疫疹初起恶寒而后发热，一、二天后只热而不恶寒；伤寒初起，先发热而后恶寒。疫疹头痛如劈，沉重得难以举起；伤寒头痛较轻。疫疹下身无汗，而头汗很多；伤寒则无汗，全身证状相同。疫疹呕吐胁不痛、耳不聋；伤寒少阳见呕，胁必痛，耳必聋。疫疹自利者腹不满不胀；伤寒太阴自利者，腹必满必胀。他的这些辨认原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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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疫疹的治法，前人已有许多论述，并且一步步在提高，在前进。到熊恁眙，首用败毒散，继用桔梗汤，相互辅佐，治疗胸隔六经的邪热。对此，他赞佩熊恁眙之法，他说：他采用他的治法，减去硝黄，因为疫疹是无形之毒，难以挡住猛烈的势头，重用石膏，直入戊己，先捣窝窠之害，十二经之患自然得到平除。由此可见，他分析也是得理的。他的学习别人用法的同时，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酌情加入自己的看法，自己临证所得，使其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实际，也就更切合临床。
此外，他治疫疹，初起之时用败毒散，先除其爪牙、枝节，使疫邪不能在经络中存留。只是在配药上略有调整。如古方中有生姜，因生姜属热，故以葱代姜。他在用凉药攻治心火上盛时，以石膏取代硝黄。因为疫疹乃是无形之邪毒，用硝黄这样猛烈攻下之剂，必致内溃。用石膏可使热降清升。从这里不难看出，他用药是有独到之处的。
他治疫最擅长的是用他自己所创制的清瘟败毒散。他认为此方能治一切火热，表里俱热，心烦狂躁，口干咽痛，热极干呕，语言错乱，惊恐不眠，吐血衄血，热盛发斑，始终均可用此方加减。为什么要重用石膏?因为斑疹虽出于胃，但也受诸经之火相助，重用石膏，直入胃经，使敷布于十二经，以泄其火，退其淫热。其他配伍药，都是清热解毒剂。石膏剂量的大小，要根据病情而定。若疫症初起，发热恶寒，头痛如劈，烦躁不安，身热肢冷，舌刺唇焦，上吐下泄，脉沉细而数，用大剂量；沉而数，用中剂量；浮大而数，用小剂量。如斑一出，即用大青叶加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内化外解，降浊升清。
总之，余霖探病求源，能根据疫疹病因病机，总结出清瘟败毒，不宜表下，重用石膏，祛除肺胃淫热邪气。从一个侧面补充了前人治瘟疫的不足，为温病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为后世医家完善温病的辨证论治启发较大，所以说他为医药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卓著的，称其为一代名医是当之无愧的。,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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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他认为瘟疫发作与运气有关。他说:“原夫致此之由，总不外乎气运。人身一小天地，天地有如是之疠气，人即有中是之疠疾。”(《疫疹一得·论疫疹因乎气运》)另外，他又认为大毒淫热是瘟疫发病的根源。他说:“瘟既曰毒，其为火也明。且五行各一其性，惟火有二，为君为相，内阴外阳，主乎动者。火之为病，其害甚大，土遇之而赤，金遇之而熔，木遇之而燃，水不胜则涸，故《易》曰:‘燥万物者，莫乎火’。古人所谓元气之贼。以此可知，火者疹之根，疹者火之苗。”他认为吴又可的瘟毒从口鼻入，不传于胃而传于膜原的说法“有语病。”他说:“疫疹者，四时不正之疫气。夫疠气，乃无形之毒，胃虚者感而受之。”(《疫疹一得·疫疹案》)他这里明确提出因胃虚而感受四时不正之疠气。如果胃本不虚，偶染疠气，不能入胃，才转而进入膜原。如果胃虚受毒，那就会遍传十二经。他说:“胃为十二经之海，上下十二经，都朝宗于胃，胃能敷布于十二经，荣养百骸，毫发之间，靡不所贯。毒既入胃，势必亦敷布于十二经， 害百骸”等等，可以说论述是精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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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证辨别方面，他以疫疹的形状和颜色来辨别轻重。如果疫疹一出，松活浮洒在皮肤表面，不管色泽怎样，都是热毒的外观表现，虽有恶症，一般预后良好；如果疫疹有根，从肉里生出，其色青紫，多见于胸背，这是胃热将烂的颜色，应立即大清胃热，兼凉其血，以使疫疹松活、色退，不然难挽险象。疫疹的色泽以活红为轻，要淡而润，如若淡而不荣，或娇艳、干而滞，则是血热较重；若色泽深红，也说明血热，凉血方能由深转淡；如果颜色红艳似胭脂，这是血极热之象，比深红更重，要连用凉血药剂，使其变深红，再变淡红；如色紫赤似鸡冠花，此较艳红之火更盛，不急凉血，色必变黑，病必转危。疫疹好转后，余毒未尽，多会出现红砂或白砂，疹状细碎如粟米，痊愈后常见脱皮；如果初病时没有辨认出为疫疹，后来十日或半月疹出，心情烦躁，口干舌燥，大热不退，毒由颔表发，病情一般重而危。以上从色泽和形状辨认疫疹轻重的原则，都是经验之谈，值得吸取借鉴。
疫疹与伤寒似同却不同，对此吴又可、薛雪等都曾予以论述，但后人临床辨识仍然混淆不清，为此余霖特撰《疫与伤寒似同而异》一文，详加辨别。他认为:疫疹初起恶寒而后发热，一、二天后只热而不恶寒；伤寒初起，先发热而后恶寒。疫疹头痛如劈，沉重得难以举起；伤寒头痛较轻。疫疹下身无汗，而头汗很多；伤寒则无汗，全身证状相同。疫疹呕吐胁不痛、耳不聋；伤寒少阳见呕，胁必痛，耳必聋。疫疹自利者腹不满不胀；伤寒太阴自利者，腹必满必胀。他的这些辨认原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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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疫疹的治法，前人已有许多论述，并且一步步在提高，在前进。到熊恁眙，首用败毒散，继用桔梗汤，相互辅佐，治疗胸隔六经的邪热。对此，他赞佩熊恁眙之法，他说：他采用他的治法，减去硝黄，因为疫疹是无形之毒，难以挡住猛烈的势头，重用石膏，直入戊己，先捣窝窠之害，十二经之患自然得到平除。由此可见，他分析也是得理的。他的学习别人用法的同时，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酌情加入自己的看法，自己临证所得，使其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实际，也就更切合临床。
此外，他治疫疹，初起之时用败毒散，先除其爪牙、枝节，使疫邪不能在经络中存留。只是在配药上略有调整。如古方中有生姜，因生姜属热，故以葱代姜。他在用凉药攻治心火上盛时，以石膏取代硝黄。因为疫疹乃是无形之邪毒，用硝黄这样猛烈攻下之剂，必致内溃。用石膏可使热降清升。从这里不难看出，他用药是有独到之处的。
他治疫最擅长的是用他自己所创制的清瘟败毒散。他认为此方能治一切火热，表里俱热，心烦狂躁，口干咽痛，热极干呕，语言错乱，惊恐不眠，吐血衄血，热盛发斑，始终均可用此方加减。为什么要重用石膏?因为斑疹虽出于胃，但也受诸经之火相助，重用石膏，直入胃经，使敷布于十二经，以泄其火，退其淫热。其他配伍药，都是清热解毒剂。石膏剂量的大小，要根据病情而定。若疫症初起，发热恶寒，头痛如劈，烦躁不安，身热肢冷，舌刺唇焦，上吐下泄，脉沉细而数，用大剂量；沉而数，用中剂量；浮大而数，用小剂量。如斑一出，即用大青叶加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内化外解，降浊升清。
总之，余霖探病求源，能根据疫疹病因病机，总结出清瘟败毒，不宜表下，重用石膏，祛除肺胃淫热邪气。从一个侧面补充了前人治瘟疫的不足，为温病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为后世医家完善温病的辨证论治启发较大，所以说他为医药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是卓著的，称其为一代名医是当之无愧的。,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