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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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丰，字少逸，约生于1833年，卒于1888年，浙江衢县人。祖籍福建浦城，随父辗转徙居浙江，选迁龙游，再迁衢县。自幼随父学医，博学多能，长于诗文，兼善书画、医学，旁及星卜。同时，他勤奋博学，刻苦研究医学，长于温病、时证，认为“甚矣医道之难也。而其最难者，尤莫甚于知时论证，辨证立法。盖时有温热凉寒之别，证有表里新旧之分，体有阴阳壮弱之殊，法有补散攻和之异，设不明辩解精确，妄为投剂，鲜不误人”。虽然从古至今，医书汗牛充栋，而专论时病者少，故著《时病论》8卷(1882年)，予以专论。晚年自号侣菊布衣，颇喜风雅，兼姻丝竹，间作书画，也都工妙，有医术、丝竹、书画“三绝”之誉。另外，他还著有《药引常需》1卷。
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学本《内经》，参宗各家，注重辨证，精于时病，对时病的命名分类、鉴别辨析、治疗用药论述自成体系，见解独特。
1、主张知时论证，按时分病。雷丰对时病的辨认和治疗十分强调知时，认为“医者之难也，而其最难者莫甚于知时论证……是为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病”，明确指出知时令是识病的关键、论治的前提，强调“不得乎时令，则不得为医”。知时即正确掌握一年四季温热凉寒的变化、二十四节气的更换以及五运六气的流转运行规律等，所谓“治时令之病，宜乎先究运气”,“必按四时五运大气而分治之”，这是他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他对时病的分类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复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伤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为纲，无论春夏秋冬，每个季节的时病可分为新感和伏气两类。四季新感时病均为感邪即发疾，又因运气的胜复而有所兼换变化；四季伏气时病为感邪后发之疾，又分为冬受寒气，伏而不发，郁久发热，待来年春分之后，阳气驰张，伏邪自内达表；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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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袭人，伏而不发，随四时六气更换，再感新邪，触动伏气而发两类。如春季新感包括受风而发的伤风、冒风、中风及夹邪而起的风寒、风热、风湿以及感非时之气的寒疫等病，春季伏气包括春温、风温、晚发、温病、温毒等病，其他季节类此。这种分类方法的特点在于所列病种的性质，既有属于寒的，也有属于热的；从病种范围言，既有属于伤寒的，也有属于温病及杂病的。其以病因为纲，病名为目，对消除寒温对立，统一认识外感病的发生规律，颇有启发。
2、辨证治疗强调区分浅深轻重。他对时病的辨证治疗十分注重从病位的浅深来判断病情的轻重。他认为发生于同一季节，感受同一时邪的病证，由于邪犯部位的浅深不同其病情有轻重悬殊，这一特性在新感时病尤为明显。故他对每一类新感时病划分为“冒”、“伤”、“中”三级，指出“轻为冒，重为伤，又重则为中”。凡言冒者，感邪微而病位浅，在躯壳肌表；凡言中者，感邪最重而病位最深，多为直中于里；介于两者之间
的则为伤。至于其具体辨别则以临床表现为依据，如春伤于风的病变，冒风乃“风邪初冒皮毛”尚“末传经入里”，仅见鼻塞咳嗽等症；伤风为风邪伤卫，营卫不和证，故见“寒热有汗”等全身症状，较冒风稍重；而“中风之病，如矢石之中人，骤然而至”，常“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发病特急病情特重。其他时病也可如此划分。所以在治疗上，他对不同证候区别对待，一般治“冒证”只需轻剂解表，即可透邪外出；治“伤证”之法虽也旨在祛邪外出，但用药较冒证稍猛；治“中证”则以逐邪开闭为法，窍通神苏为度。如用微辛轻解法治冒风，解肌散表法治伤风，于中风则立顺气搜风法、活血祛风法、宣窍导痰法等分别施治于中经、中络及中腑中脏等证。可见他对同一病因引起的不同病证的剖析，具体明确，界限清楚，在立法用药上也做到谨守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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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倡以法代方，随机治法。他将临床诊疗过程概括为“论证、立法、成方、治案”四步，他认为立法尤为重要，反复强调“不可拘于某病用某方，某方治某病”，提倡用法而不用方，以法统方，故《时病论》论述每个病证之后只列有治法用药，而无具体方剂。但他所拟用诸方，大多又是从实效出发，广采众家成方，潜心化裁而成。如清热解毒法与清热熄风法分别是从增液汤与羚羊钩藤汤化裁而得等，这种以法统方、法中有方的方药组合形式，较之照搬古方，更能体现方与法的统一性。另外，他认为时病之证有常有变，无论治常证之法，抑或治变证之法，都应根据病机变化，灵活掌握，而不能刻板印定。指出“方不在多而在损益”,“古方而医今病只能将其意而化裁用之”。损益之法全在于医者“谅体之虚实”临证权衡，如其将治痰饮病的二陈汤去陈皮而成海藏消暑丸用于伏暑烦渴；将治湿病的平胃散中加一味芒硝，用于妇科下死胎；又将利湿五苓散与清热的三石汤合为一方而成甘露饮，用于治湿热并盛之候。如此“通其治法，则不但治时病可以融会，即治杂病也有贯通之妙耳”。
总之，雷丰对时病的论述，从识病归类到分证治疗、立法处方用药，自成体系，且有其独到的见解，对中医外感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http://www.100md.com
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学本《内经》，参宗各家，注重辨证，精于时病，对时病的命名分类、鉴别辨析、治疗用药论述自成体系，见解独特。
1、主张知时论证，按时分病。雷丰对时病的辨认和治疗十分强调知时，认为“医者之难也，而其最难者莫甚于知时论证……是为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病”，明确指出知时令是识病的关键、论治的前提，强调“不得乎时令，则不得为医”。知时即正确掌握一年四季温热凉寒的变化、二十四节气的更换以及五运六气的流转运行规律等，所谓“治时令之病，宜乎先究运气”,“必按四时五运大气而分治之”，这是他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他对时病的分类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复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伤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为纲，无论春夏秋冬，每个季节的时病可分为新感和伏气两类。四季新感时病均为感邪即发疾，又因运气的胜复而有所兼换变化；四季伏气时病为感邪后发之疾，又分为冬受寒气，伏而不发，郁久发热，待来年春分之后，阳气驰张，伏邪自内达表；和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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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袭人，伏而不发，随四时六气更换，再感新邪，触动伏气而发两类。如春季新感包括受风而发的伤风、冒风、中风及夹邪而起的风寒、风热、风湿以及感非时之气的寒疫等病，春季伏气包括春温、风温、晚发、温病、温毒等病，其他季节类此。这种分类方法的特点在于所列病种的性质，既有属于寒的，也有属于热的；从病种范围言，既有属于伤寒的，也有属于温病及杂病的。其以病因为纲，病名为目，对消除寒温对立，统一认识外感病的发生规律，颇有启发。
2、辨证治疗强调区分浅深轻重。他对时病的辨证治疗十分注重从病位的浅深来判断病情的轻重。他认为发生于同一季节，感受同一时邪的病证，由于邪犯部位的浅深不同其病情有轻重悬殊，这一特性在新感时病尤为明显。故他对每一类新感时病划分为“冒”、“伤”、“中”三级，指出“轻为冒，重为伤，又重则为中”。凡言冒者，感邪微而病位浅，在躯壳肌表；凡言中者，感邪最重而病位最深，多为直中于里；介于两者之间
的则为伤。至于其具体辨别则以临床表现为依据，如春伤于风的病变，冒风乃“风邪初冒皮毛”尚“末传经入里”，仅见鼻塞咳嗽等症；伤风为风邪伤卫，营卫不和证，故见“寒热有汗”等全身症状，较冒风稍重；而“中风之病，如矢石之中人，骤然而至”，常“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发病特急病情特重。其他时病也可如此划分。所以在治疗上，他对不同证候区别对待，一般治“冒证”只需轻剂解表，即可透邪外出；治“伤证”之法虽也旨在祛邪外出，但用药较冒证稍猛；治“中证”则以逐邪开闭为法，窍通神苏为度。如用微辛轻解法治冒风，解肌散表法治伤风，于中风则立顺气搜风法、活血祛风法、宣窍导痰法等分别施治于中经、中络及中腑中脏等证。可见他对同一病因引起的不同病证的剖析，具体明确，界限清楚，在立法用药上也做到谨守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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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倡以法代方，随机治法。他将临床诊疗过程概括为“论证、立法、成方、治案”四步，他认为立法尤为重要，反复强调“不可拘于某病用某方，某方治某病”，提倡用法而不用方，以法统方，故《时病论》论述每个病证之后只列有治法用药，而无具体方剂。但他所拟用诸方，大多又是从实效出发，广采众家成方，潜心化裁而成。如清热解毒法与清热熄风法分别是从增液汤与羚羊钩藤汤化裁而得等，这种以法统方、法中有方的方药组合形式，较之照搬古方，更能体现方与法的统一性。另外，他认为时病之证有常有变，无论治常证之法，抑或治变证之法，都应根据病机变化，灵活掌握，而不能刻板印定。指出“方不在多而在损益”,“古方而医今病只能将其意而化裁用之”。损益之法全在于医者“谅体之虚实”临证权衡，如其将治痰饮病的二陈汤去陈皮而成海藏消暑丸用于伏暑烦渴；将治湿病的平胃散中加一味芒硝，用于妇科下死胎；又将利湿五苓散与清热的三石汤合为一方而成甘露饮，用于治湿热并盛之候。如此“通其治法，则不但治时病可以融会，即治杂病也有贯通之妙耳”。
总之，雷丰对时病的论述，从识病归类到分证治疗、立法处方用药，自成体系，且有其独到的见解，对中医外感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