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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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春华，出生于1908年，江苏南通人。从事中医工作五十余年，在理论、临床、医史诸方面均有所建树，对于哮喘、肝病以及活血化瘀研究方面取得一定成绩。著有《中医基础学》、《中医诊断学》、《中医病理学》、《中医治疗法则概论》等，近来与脏象研究组合著之《肾本质研究》被译为日文出版。历任国家科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医专业组成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辞海》医药分册主编等职，并被选国全国第五届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七届人大常务委员。
在方药主治及配伍学规律方面，有他自己心得。
在他年青时看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卷首图表有标本问气等，看不懂，认为《伤寒》难学。后来看陈修园的《浅注》文似易解，但碰到标本问气又觉得玄了，张令韶的书也是如此。看《伤寒论》白文不觉得玄，是部朴实的书，可是它给注家们搞成了玄学。看了陆先生的《伤寒今释》，觉得解释清楚，有独特之见，怡然理顺，涣然冰释。在理解的基础上再看方有执《条辨》，张璐、程知、魏立荔、舒驰远、柯韵伯、徐行、程应旄诸家，并涉及近人黎庇留《伤寒论注》、谭次仲《伤寒评志》、閆德润《伤寒论评释》、日人丹波《辑义》、《述义》以及山田氏《集成》等。在阅读过程中，看到徐灵胎《伤寒类方》和东洞吉益的《药征》，觉得他们的方法是由综合到分析，又由分析到综合，如把桂枝汤证集在一起，进行综合，得出桂枝汤整个的适应范畴，其他汤证也这样，《药征》的做法有些缺点，带有主观。自己重新做了《药征》，先是综合合条，后是分析主治症状。如附子，把凡有附子的方子列在一起分析，是附子所主证，用笔圈在字旁，再加综合，得出附子治脉沉微或欲绝，恶寒或背恶寒，四肢厥冷，漏汗不止，身疼痛，总括起来是强心镇痛。在汤证和主治的基础上对于药物的配伍作用也进行了分析，譬如麻黄配桂枝、配附子、配石膏、分别各药配伍的不同，治疗的病情不同。掌握了这些配伍法则，在临床时就能灵活配伍应用自如。他认为掌握仲景配伍的规律，最为重要，以此规律配方，即是仲景方；后世各方配伍方法多从此出，虽然药物不同，其亘对敌则同。前人说仲景方为“万世不祧之祖”是有道理的。仲景书中有些难解之处，后人勉强解释，穿凿附会。对这些地方，他常从一经整个精神来理解全书精神，或从临床印证，也常从现代医学理理解。譬如日传一经、六遍六经的问题，全书中实便少见，临床也不见，现代医学更是没有。张锡驹说什么“气传而非经传”，意思是指人体六经之气日夜循行，象生理似的。当时我想如果六经之气相传是无形迹的，不是一日太阳、二日阳明，而是日夜循环不息，这个解释是说不通的。象这种凿空蹈虚令人不可捉摸之谈，无益于医疗。他不相信，怀疑可能文字有问题。后来看到日本康平本《伤寒论》类似日传一经的条文均低于正文二格，知道是后人加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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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伤寒》注家无虑数下百家，穷老尽气不能卒业。他据自己的经验，不那么可虑。看一、二家注为基本，先看成无己注或方有执注，以后再看其他注。方有执、喻嘉言、徐行、舒弛远等就是一脉相传，没有多大出入，看其他各家也只看它突出的个别见解。对于注解可以说一通百通，不可通处，总晃可通，也不必强救其通，穷老尽气是不需要的。
有些注家他一翻开就把它丢掉，象卢之颐、张令韶用运气学说解释，这种不切实际的玄学徒费时间。他在没有看注解之前是先看经文白文，互相参证，不让注家束缚我的思想。说老实话，他对各注家都有些不同程度的看法。
勤能补拙
他说勤能补拙，这鼓励了他一辈子。他是出生在江苏南通，父亲业医。小时资质愚鲁，老师常斥为“拙物”。父亲对他说：“拙不要紧，但能坚持学习，可以学好。古人说‘勤能补拙’。孔子的学生曾子最愚鲁，可是传孔子之道的是曾子。”就这样，勤能补拙这句话鼓励了他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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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文学医
在他年青时喜爱书画，白天到晚用临摹脾帖画谱，即使是严冬酷暑也不懈怠。而父亲希望他继承家学，做一个医生。但他又不能放弃爱好。那时写北魏体很风行，就跟王圣华先生学北魏，他是书法家李梅清(清道人)的学生。有一次他对姜春华说：“你学金石书画，是一种爱好，得下好多年苦功方可成家，且你先得有社会地位。可无补于国计民生。我看还是把医学学好，可以为人们解除疾苦。也能解决生计问题。”当时，他听了，觉得老师的话是阅历之谈，就放弃了文艺走上学医的道路。
另外，他对于诗词也爱好，作为工作之余调剂精神之用，以欣赏为主，自己并不赋诗填词。因为诗词格律森严，又无天才，唐宋人以此为专业，一辈子苦苦为之。再说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即使学也万万超不出他们。看了些评骘前人的《诗话》、《词话》之作，就更不敢动笔了。这也是藏拙之道。因为专攻医疗业务，不但诗词金石书画抛掉，后来连毛笔都很少拈。
学医也要死记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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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在家读了点医学启蒙收如崔嘉颜《四言脉诀》，雷公《药性赋》，汪讱庵《汤头歌诀》等，这些书都是要背诵的。就现在看来，趁年轻记忆好，读熟了后来大有用处，这也可以说是学习中医最基本的基本功。这种死记硬背的方法，也有人批评过，认为只要理解不要硬背。不过他认为有许多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死记，理解与背诵两者不可偏废。现今看来，的确是这样。
其父亲曾对他说说：“《伤寒》、《内经》如四子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旧读书人幼年必读之书)，必须扎实学好。尤其《伤寒论》为方书之祖，更要好好钻研。”这些话奠定了他重视《伤寒论》学习的基础。应该说他父亲所说的许多话对他一生的影响都是相当大的。
独立思考
在他年轻时读书喜欢独立思考，不是“纯信”，而是“有疑”，并且常常有疑。备了一本簿子题为“医要呓语”，专摘录医书中不切实际的记载，如一书中说有人患病，诊断为三年前饮酒所致，服药催吐，吐物犹有酒味。他录出加评说：“酒置在露天隔日气味既无，岂有三年之久呕出酒味来。”这种常识亦知其是非。此种例子甚多。不是说“学而不思则罔”。对于前人的理论经过一番思索，哪是对的，哪是错误的，对于前人所用方药也常思考它的主导思想在哪里，为什么用这类方药，其中有哪些不切合的，哪此可以师法的，这才有益。他不喜欢跟着人家脚跟转，古云亦云。也应该这样，不要人云也云，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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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慕学问家
他在十八岁时来到上海，寄居在亲戚家，凭着在家学了一点点东西，为同乡看看病，因为年轻又没有多大本领，所以病人不多。这样，就有充裕的时间学习。跑旧书店、图书馆。那时提倡“国故学”，如梁启超、胡适都写了国医书目。他非常倾慕清代考据家的渊搏著作，象顾炎武、王念叔父子诸人都是他饮佩的人。梁启超说：“现在的学习很广，要持许多书籍，但时间有限，所以有的要精读，有的一般浏鉴。”他觉得他说得很对，于是一有空便按目录阅读十三经注疏，周秦诸子(包括老子、庄子、荀子等)，二十四史，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以及明清各大家文集。宋元理学、释道回耶、稗官野史之书他也读。对他思想最有影响的是王安石、张居正的著作，两位政治家的思想对他医学上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阅读了西方的好多哲学、心理学和动物、植物、矿物、物理科学方面的书。近人著作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之等著作也不例外。由于对学问有了兴趣，所以如饥似渴。学问家虽没做成，但是丰富了精神生活，多了些知识，宇宙大了些，收获可算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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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他对学术没有门户之见。
他对于学术没有偏见，尤其是对于中西医没有门户之见。认为这两种医学都是面对病人，我们的医学知识只怕是少，不怕是多。《扁鹊传》说：“医之所病病道少。”这是有心肝的话。做中医多一些西医知识有什么不好？只要立足于中医，吸收西医的东西起帮助作用，做到“西为中用，古为今用”。前人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是用西学用西药。所以在“遥从”期间，又自学了商务出版的《内科学》。那时西医水平还不高，出版物也少，只有丁福保办的医学书局和教会国伯广学会出版一些，今天看来都是些陈旧不堪的东西。抗日时期阅读了日本同仁会的《内科学》和林房雄的《药理学》等，抗战结束后又阅鉴了新医进修丛书，除内科外还学了《病理总论》及《物理实验诊断》。他差不多自学完了西医学当时大学的教程，不过同现代医科相比差得多了。自学期间还利用晚上听课，参加西医进修班的学习。章次公先生和他们还一齐邀请了李邦振博士教他们叩诊听诊。
正因为他对学术无门户之见，各方面学术形成了他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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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读了那么多与业务无关的书，是否值得？倒不如把这些时间统读医书。他却说，体会读医书是取得资料，有了资料怎样用。要看你的思路。资料象一盘珠子，要把它形成一只蝴蝶，就要靠一根线穿。思路好似一根线，要穿成什么便可穿成什么。一个人的思路形成要有多方面的学问。否则，思路就狭窄，专业就不能有大成就。做医生一定要有思路，它不是墨守成规，而是活用成规，创立新规，即创又破，既破又立。他对某一病人某一诊次的不同情况各有不同的思路，并认为这与各方面学问有关。
总之，他是一位学问广，勤学好钻的著名医家，是一代名医，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仲景方药少不够用怎么办
张仲景的书方药有限，临床不够用。后世药物品种多了，但有些效验不准。为了扩大药源增加品种，他就学习了《外台秘要》。为什么学《外台秘要》呢？因为它一病症多，二药物广，三方剂药味不多，四各家经验方，没有玄说。我学《外台》时不是泛泛的阅鉴而是一个病一个症的学。先将一个病种(旭痢关)各子目各自分开看，如血痢、白痢、纯血痢、下利无度等看每一症有几方，一方中有哪几种药，几张方子中共同用的有哪些，哪些时下方而九必用的，哪些十方中只一、二用者，以多用常用为准。如果一方只有一药，这一药也是重要的，因为前人集验，不验不录，单独一味，无所假借，必有特效才加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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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全病方剂，哪些药常用，哪些少用，哪一些是主药，哪些为辅佐兼治之药，用统计处理得出治疗某病主治的药物，然后再以仲景配伍之法辨证论治，这样，扩大了治疗用药的范围。
《千金方》较《外合》为早，也收集了各家方，但它比较难学。一是药味多，药味少的较少，二是伤痛述症状多，不容易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了要求理解去看张璐的《千金衍义》，他也衍不出什么道理，即使说些道理也是唯心之谈。后来仔细体会，原来孙氏属道家，与陶弘景一流，药路与仲景有异。《千金方》特出五脏虚实综合症群的治疗。学习《外台》获得杂病的治疗，学习《千金》获微电脑地腑综合症群的治疗。这些症群错综复杂，头绪纷繁，现代医学认识尚不理想，对某些综合症群，因呈同神经精神症状，聊以“神经官能症”称之，西医无特效疗法，《千金》却有方可用。
学医案不买椟还珠
因为在旧社会做医生都得写脉案。脉案要写得漂亮，字好文佳，才容易取得出病家信仰。其故友谢诵穆曾对他说过写脉案对于开业的重要，并推荐了四家医案。以后，他又学习了《临证指南》、叶天士晚年医案《叶案存真》和王旭高、张聿青、柳宝诒、王孟英、吴鞠通不下数十家。但他学习不在于学他们一套病理机制术语词汇，而是学他们处方用药。门面话他不喜欢，因此他虽然也能用那一套术语词汇做病案，把病理机制说得头头是道，可是在临床写医案时仅是照仲景条文式直叙症状。他认为学习前人不学他们的方药，只学他们机制词汇，譬犹“买椟还珠”。古今医案中对他最有启发的要算孙东宿的《医案》、陈匊生的《诊余举隅》，此两本书的辨证论治精神强，值得好好学习。在他学习每家医案都能收到或多或少的养料，如王孟英的养阴疗法，薛立斋的平淡疗法，吴鞠通的用药剧重，在临床中各有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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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之，他学习很得法，与众不同，不光买椟还要得珠，以学到实在的东西为目的。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之处。
象蜜蜂酿蜜
一直以来，他都注重吸取多家之长，所以就得看好多家书，真象蜜蜂采蜜似的。有些古云亦云，陈陈相因的东西他常丢掉不看，仅抽取其中独得之处。他曾在几部基本书学好之后便开始浏览。自宋代许叔微、庞安时、朱肱，至金元刘河间、络洁古、朱丹溪、李东垣、罗天益，明代薛立斋、张景岳、赵养葵、孙东宿，清初如张璐、喻昌、徐洄溪，清末则陆九芝、陈修园诸家，他都一一学习、钻研他们所说和所做 吸其精华，为临证所用。
他个人认为历代诸家以张景岳学识广博，有独立见解，创新精神，比张璐为高。徐洄溪《医学源流论》最有启发；近代张山雷、陆渊雷著作对我启发亦多。当然，在此只举了几种对他医学思想有作用的书，其他泛泛读过的书就不提了。
不但如此，他不但具有精湛医技，也有着一颗高尚的心，他是为了四个现代化加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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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回忆幼时有一次其父亲偶然谈到：“病有可为有不要为。如果本来有可为，由于自己的少学，便变作不可为，以后再看到有可为的方法，就不胜懊悔。故医生以平时多阅读为贵。”当面临不可为之病时，病者与其家属把希望寄托在医者身上，他常内心自疚。虽然扁鹊说过他“非能生死人”，可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心安理得，常想如何尽最大努力，求其可生之机。过去学习不够，今后还得继续学，在原有基础之上提高一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他的信念，也是他一直以来勤勤恳恳不懈努力学习之所在。那就是像蜜蜂采蜜一样博采众长，吸取精髓，为着四化建设而努力学习，不断的学习，再学习。
不以西医对比中医
他学习了《金匮》除了陆先生的《金匮今释》外，并参阅了尤在泾的《心典》和丹波《辑义》、《述义》等。《金匮》是中医内科的原始记载，反映了当时内科水平。在他最初用现代医学的“病”去作对勘，以求认识一致，结果，这样学习《金匮》便只见其短不识其长。于是，按尤氏注从辨证论治角度去领会，便觉得《金匮》颇有可学。所以他的经验，学习中医不能与现代医学对比，一比之下觉得彼何其精何其粗。如从辨证论治角度学，从辨证论治角度用，则可以收到意义的效果。认识病的精粗不等于疗效的高低，并且他常以此告人，不可以现代医学对病的认识与中医作对比。但是，以双方认识相合，心中有数，以辨证论治为手段，则不失中医精神。如果“为病寻药”丢掉辨证论治将会失掉中医的精神，但“为病寻药”亦有其必要，二者不可偏废。这是我学习《金匮》时的体会，到现在他还是没有改变这种看法。《金匮》病种不多，所以尤在泾有《金匮翼》之作。不过，《金匮》辨证论治精神可用于一切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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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烦琐哲学，他学《难经》对内中有些用汉代五行《纬说》以五行十干分为阴阳夫妻、男女老少，玄学气息较深，论脉极为烦琐亦不切实用，对于这些只理会其大意不加深究。如果深究，譬之磨刀背，用力不得力。以徐洄溪《难经经释》为主，辅以张山雷的《难经汇注》。这两书都不是随文敷释，而是各有见地，对《难经》提出许多疑问，很有启发。
遥从受业
他自己零零星星买了许多中医书籍，没有一个学习计划和自学的方法，正好陆渊雷先生招收遥从弟子(即函授)，他就报名入学。课程，第一学年《伤寒》为主，《药物学》、《内经》中的阴阳五行、脏腑部分为西医解剖、生理、细菌学同时并进；第二年是《金匮》为主，辅以《内经》中六气、七情、诊断，结合西医病理学。陆先生是革新派，当时有人为沟通派，他教中医也大胆地教学西医，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除此之外，他还学会了自学。
, http://www.100md.com 陆先生教法是先打好基础，培养自学能力。他说：“譬如开矿，我授以工具。”的确，他不是从桃树上摘下桃子给人吃，而是教人自己种桃树。他认为这种教学方法值得提倡。现在的教学，象母亲抱着孩子走，不能下地，在课堂里天天灌，日日填，结果不能独立思考，缺乏自学能力。陆先生编的讲义是采取综合分析的方法，他把《内经》中同类的材料汇集在一起，然后进行分析，他继承了这个方法，在学习上很得力。尽管观点上不一定相同，但他不入室操戈。
函授的本身就是自学。养成了自学习惯，可自然而然地学下去。不过方向要对头，方法要正确，否则会南辕北辙，或走入歧途。老师的作用就在于指出正确的方向、方法。
另外，他学《内经》，为了加深理解就画图表，以求学得更好。
他从陆先生自学《内经》全书时，先看王冰本。有许多不可解处，王氏也避而不注。后来取《医部全录·汇注》作参考，因为此书除王冰外还收载了马莳、吴崑、张志聪诸注可以汇参，但仍觉得有些地方牵强穿凿。因为《内经》历史长久，又由篆变隶，由隶变正，多脱简错简累经传抄，伪缺亦多，以致有些地方读不通，注解者因误就误或含糊其辞，心知其不然但亦无可夺冠何。到后来他采用考据家法，即“以经证经”、“不以后人之说证前人”、“无正者存疑”。譬如“卫气出于下焦”，这“下”字应是“上”字之误，但注者作“下”字解也说得头头是道。他将营卫诸篇合求，知道应是“上”字。《甲乙》、《外台》都有材料，但这些材料只作旁证，不能等同《内经》中文字。又如“毛脉合精”，什么是“毛脉”？历来注家将“毛”字作为“肺主皮毛”解，他觉得此说不通。类此文字只好存疑。因为他读书读得多，以致常象老杜之“读书难字过”。但对于《内经》属精读类，不得不翻字书。找考据家有关周秦著作中的文字考据，虽然要花些时间，可是对某些字搞清楚了而且也旁通了其他，这是他得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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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运用学说有强调其重要者，所谓“不通五运六气，遍读方书何济”。也有人贬为无用，“学之徒劳无益”。“遥从”讲义说它虽无实用，但不可不知。起先他也不注重，后来看到其他书中谈论这些问题时，才引起了兴趣，觉得运气之说若按其规定则近迂，然重视其名言精义则大有用。今所用治则多出自诸篇，如亢害承制之理尤为临床家掌握之重要机枢。当他读《内经》全书时，做过笔记，在某些专题上作了图表。表的好处是将原来分散的精中起来，眉目分清；图的好处是将它的相互关系以图示表达出来。这两法既加深了理解又加强了记忆，我是以整理的方法救理解。他在学习时不用西医知识对照，因为他们是两个系统，不能用那一系统对照这一系统，而是纯从原书的系统理解。心知两个系统，这点经验很重要，对于西学中来说更为重要。
同时，他认为看病读书要相结合。
在他年青时看病，凡日间诊过的病人，入夜查阅前人治验。今日治疗结果有效，可依前处理；如果无效，就考虑前人方法可取之处。也查考西医对这个病的认识，参照印证。体会在应用时的学习比平时泛泛的学习记忆得更好。抗日战争爆发，四郊县人民拥入租界(上海原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避难，扶老携幼，檐下踡曲拥挤不堪，露宿冷食以致疫疬流行。当时有肠伤寒、斑疹伤寒、回归热、肺炎、疟疾、痢疾、天花等，由于治疗要求，他复习了现代急性传染病的知识，翻检了古代的天行时行瘟疫、温病诸门和专著，自《肘后》、《千金》、《外台》、《瘟疫论》、《疫症集说》到叶、王、章、吴诸家温热学说并各家温热医案，以搜求“温疫”的治法。对那些理论和方法，通过临床实践，稍微有些体会，知道了中医治疗温疫的长处在哪里，不足之处在哪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看医学没有实践或实践不足，只能说是有些书本体会，没有发言权。中医不仅长于调理，对于急性传染病只要对路，疗效不错的。解决以后他们在医院里看不到急性传染病，偶尔下乡巡回医疗，还可能看到一些“温病”。
除此之外，他认为教学相长。
在抗战期间，担任了余无言主办的中医专科、时逸人主办的复兴中医学校、朱小南主办的新中国医学院教学工作，教的是《伤寒》、《金匮》、《药物》等课。为了教好课不得不先学好。每备一堂课，先是搜集各方资料，二是充分理解，三是融会贯通，四时使之条理化。取材宁可多，用时宁可少，主要是“精”。后来，他多年在呀知提高班、西学中班以及各种讲座讲学，原则都是这样。用功的准备不但有利于学者，对本人来说也得到提高，是输出，也是输入。教人认真，也是就是自学认真。,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