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从教育开始
 |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副院长卢仲毅向记者讲了这样一种现象：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规定的告知义务，手术医生对病人的告知条款由过去的5～6条增加到现在的20多条。医生严格按《条例》要求做了。可当他们让病人或其家属签字时，病人或其家属却感到不满意。他们说，你跟我念完这些条款就让我签，像立生死状，我们签得心颤。
重医儿童医院有个医患沟通制，医院要求医生在病历中记录与病人的沟通情况。可检查发现，记录十有八九是这样的“八股式”：今天和患者家属就疾病诊断、用药、预后等进行沟通，家属表示理解。对此，卢仲毅焦虑地说：“要实现真正的沟通，要让病人在沟通中感受到医生的真诚，医生就必须认识到沟通是自身的需要，而不是消极性的防卫措施，不是点缀。”
卢仲毅在儿童医院实行医患沟通制半年后，重点在见习、实习医生和进修大夫中做医患沟通的培训。可教材找不到，医学院校至今没有开设以沟通为内容的医学伦理课程，他所能做的就是从报纸杂志和有关社会学书籍中寻章摘句，结合自己知道或听说的事例，给他们补课。“我们努力去做了。但这样做的效果对一个成人的影响能有多大？医生们学到的东西又能坚持多久？”
, http://www.100md.com
江西省卫生厅医政处处长姜国和认为，出现这样的疑惑，完全是由于我国医学基础教育长期忽略医学伦理灌输的结果。据他介绍，一位英国学者曾在一份医学史上的著名报告中指出，把医学作为一种技术来掌握是非人道的。医生不应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而必须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科学家。这一报告彻底改变了医学教育。此后，医生要在美国获得开业许可，就必须先读医学预科或取得其他学科的学士学位，必须受过人文、伦理的教育、熏陶，再经过医学院学习，毕业后还要通过严格的国家考试方可执业。
反观我国，虽然一些医学院校也开设了医学导论等课程，但由于理论的老化和空泛，缺乏实际的沟通和交流的具体指导，更缺乏必要的形式多样的实践，使这样一门医学生必修的课程变成了摆设，一些医学院校干脆连这样的摆设都不要。于是，当医学实践和改革的发展需要使医患沟通的紧迫性凸显出来时，现在的医生们就显得手足无措。
事实上，不曾受过医学伦理教育的不仅仅是医生，还有医院里的管理者这个重要角色。某省一位出席日前在重庆召开的全国医患沟通现场经验交流会的卫生行政官员说：“看看一些在这样的医学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院长，他们整天在想什么、做什么？分析一下当前医院管理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就可以看出，这样有失偏颇的教育危害到底有多大、有多深。”卫生部一位官员认为，在改革的形势下，医疗机构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一些医院管理者综合素质不高、尤其是医学伦理教育的缺乏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他举例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谈竞争，有些院长首先甚至惟一想到的就是拼设备，就是开颅、开胸、移植心脏。这是典型的单纯技术观点。跟这些院长谈人性化服务，谈与患者的沟通，他们往往听不进去。参加这次交流会的一些院长说，医患沟通是个好东西，可因为个性化太强，不好定成制度。再说，为病人服务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技术实力，沟通只是锦上添花。还有的院长私下里并不认同重医儿童医院推行医患沟通制的做法，认为是吃力不讨好，是搞形式、出风头。
卫生部医政司司长吴明江在这次交流会上意味深长地说，传统的缺乏人文的医学教育如果影响的是一个医生，则这个医生的前途堪忧；如果不幸影响的是一个医院的带头人，则一群人的前途都要因此而蒙上阴影。
对此，许多出席医患沟通现场经验交流会的卫生行政官员和医院管理者呼吁，改一改传统的生物医学的医学教学模式，让肩负未来治病救人重任的医学生们多呼吸一些人文的空气。,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