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及药石与春药及性之关系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追崇的典范。
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鲁迅在其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不但谈到了魏晋风度和何晏等人物，同时亦多处提到了由何晏大力倡导服用的药物“五石散”。
实际上，我们在谈论魏晋风度时，必定会说到这个“五石散”，因为两者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服食“五石散”的风气自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仅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二十家“五石散”的解散方。
这个与魏晋风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五石散”，又叫“寒食散”，一般认为是由东汉的张仲景(150？——219)发明的。因为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是首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中的《伤寒杂病论》一篇，所以隋代的巢元方在他的《诸病源候论》里引晋名医皇甫谧语道：“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张仲景合此药的其主要目的，是用它来治疗伤寒(这个伤寒指的是感冒伤风一类的病，也就是古人说的风邪入侵，而不是指现代的伤寒症——typh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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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五石散”或者说“寒食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不妨先从名字上说起。
称它“五石散”，是因为它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中药散剂，而之所以又被称为“寒食散”，乃是因为服用此药后，必须以食冷食来散热而得名。不过因为“五石散”的药性非但猛烈而且复杂，所以仅仅靠“寒食”来散发药性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辅以冷浴、散步、穿薄而旧的宽衣等各种举动来散发、适应药性，即所谓的“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只有一样是要例外的，那就是饮酒要“温”。此类举动称之为“散发”和“行散”等。只不过倘若药性散发不出来，又必须再服其他药来引发，药性如显现则称之为“石发”。
组成“五石散”的那些石药，从西汉名医淳于意的《诊籍》来看，最早从扁鹊开始就已经被用来治病了：“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而淳于意引的古《论》中还有“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一说；在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屈原《楚辞》里亦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的句子，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服用石药，并一直延续到了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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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秦汉医学成就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虽然在唐代初年就已失传，但在后人的辑本中，我们还是可以看见，在秦汉时期是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全都列于能“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的，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更有记载云：“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等等，可见石药在当时地位是相当高的。
等到了正始名士何晏的手上，他因体弱，乃自合药剂，由于“寒食散”药性猛烈，在汉时服用者尚不多，所以他在改进了前人的方子后方始服用(估计是加了配药或者调节剂量，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后自觉良好，因而大力提倡，终成累世之风(1)。同时由于这个药的材料很贵，所以到后来服用此药竟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有假装“石发”来表示自己富贵身份者，《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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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们最被人追崇仪态和风度，便是他们宽袍大袖之飘逸风姿和惊世骇俗的跳脱举动，而在我看来，这些实是与服药有着莫大关系。
首先，服食“五石散”之最直接后果，乃是形态举止大异常人，此盖因药力之故也。
凡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五石，皆为燥温之物，服食以后五内如焚，亟需以行走发汗来驱发药性，因而魏晋文献和此后的记载以及文学作品中多有“行散”、“行药”一说。比较著名的就有《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几则，其中一个是王恭的事迹：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而另一则是碰上行散的上司，靠一句话救了全家一命的：谢(重)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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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这类记载和描写也不在少数，如鲍照的诗作《行药至城桥东》，元稹的“行药步墙阴”和常建诗“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等等，均为此类举动的直接写照。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服食“五石散”成为一种类似吃摇头丸一样的时尚后，魏晋名流们便纷纷服用以示身份，并在其后出门行走，而此等举动大多实是一种不得已之行为，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逍遥，因为他们必须疾步行走出得一身汗方好。因此梁实秋先生曾经小小地幽了他们一默：“六朝人喜欢服五石散，服下去之后五内如焚，浑身发热，必须散步以资宣泄。……这种散步，我想是不舒服的。肚里面有丹砂雄黄白矾之类的东西作怪，必须脚步加快，步出一身大汗，方得畅快。我所谓的散步不这样的紧张，遇到天寒风大，可以缩颈急行，否则亦不妨迈方步，缓缓而行。培根有言：散步利胃。我的胃口已经太好，不可再利，所以我从不跄踉地越路。”
另外诸如暴躁而口发狂言，桀骜无礼或赤膊跣奔等等放浪形骸的荒诞举动，也大都有着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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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散中含有硫化物等毒性成分在内，食后极易性格暴躁。鲁迅因此说：“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唐代名士、肃宗李亨的布衣之交李泌，也是因 “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
由此可见，魏晋名士们或暴躁或口发狂言的狂傲风范，是与服药有一定关系的，并非全都纯出自然。
由于在服药之后除行散以外，尚要饮以温酒来借酒力发散药性，于是魏晋名士大多好酒，这个事情大家实在太熟悉，举不胜举，所以就不多说了。但喝酒还曾经喝出这样的事情，据《世说新语》载：桓(玄)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忱)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 “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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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魏晋时，当面言及对方长辈的名讳是非常犯忌而且无礼的事情。桓玄也曾手握重兵雄镇一方，王忱估计吃了药再喝了酒以后神志不大清醒，所以当面屡犯桓温名讳，但是因服石之故，桓玄居然不以为仵，反为对方开解，可见在当时那些服药以后所做的不合常理甚至是极其无礼的举动，通常是会被人谅解，甚至被推许为名士风范的。
另外，为后世津津乐道所推崇的魏晋风度中“扪虱而谈”之从容风范，系典出王猛(2)，然王猛是不是服药因史无记载，是以我们不得而知。但在魏晋时期，虱子这个讨厌的东西经常和名士们联系在一起倒的确是真的。《世说新语》一则记曰：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竹林名士嵇康亦颇服药，在其名篇也可以说是导致他身死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道： “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又有“心不耐烦”云云，其中的“心不耐烦”或为托词，但是也不能排除是服药后导致脾气暴躁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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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系历代医书记载中服五石散后的症状，因人的皮肤不但燥热，而且异常敏感，所以在石发时要穿薄而宽大、未浆洗的软旧衣，不能穿厚实或者未脱浆的新衣，以免不能散热和衣服摩擦皮肤导致不适。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对嵇康而言，要他穿着浆洗干净并且严实的朝服，去揖拜上官，实几与酷刑无异，故不堪也。后来的桓温也有这个毛病：“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摧使持去”(3)。
不过这衣服若是时常不洗，软固然是软了，但是只怕虱子也因此便在身上繁荣起来。所以当时的名士也就和虱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名士由服药导致的不卫生习惯而引发之寄生虫祸害，居然可以成为后世美谈和追崇的风范，此亦恐是他们所始料不及哉？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所谓魏晋风度那宽袍大袖的飘逸风姿，只怕一多半也是与这个有关系的。乃因穿厚衣和窄衣，对于服药者几乎是不堪忍受的，外加药性之燥热，即使是赤身裸体也未必解热，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就经常脱衣裸体在屋中，晋名士兼名医皇甫谧语：“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皇甫谧服食不当，七年下来还要在冬天袒身吃冰来压制，更有“……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溃烂；蜀郡赵公烈，中表六散，悉寒石散之所为也”(4)，其药性之猛及燥热难耐的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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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倘若照此说来，魏晋名士大袖飘飘的俊逸风度，似乎便不是那样的只有唯美和洒脱了，其中还颇有行散发药的成分在内，这一想于是不免叫人有些遗憾。
然此药的药性如此危险及剧烈，那服食五石散的首唱者何晏，他又何以要服用此药呢？
何晏此人除了是魏晋玄学宗师之一，开正始风气之先之外，本身还是个美男子并且好色。《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 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硃衣自拭，色转皎然”，后人因以“面如傅粉”来形容男子美貌。《三国志》则曰：“(何)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然又云“(何)晏尚(公)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皇甫谧亦言其“耽声好色”，这个何晏在娶了公主后还敢四处渔色，色胆不可谓不小，好色之心不可谓之不盛。因此此人既是美男子又好色的这个事情，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而他好色的直接后果，自然便是体虚了，是以皇甫谧才直说他因好色之故才服食“五石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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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他服药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不过也可以说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即他因沉耽于声色之中，导致身体虚弱，因此服用五石散。也就是皇甫谧所说的：“……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而在服用以后，由于自觉“心加开朗，体力转强”，效果显著，所以大肆倡导，于是“京师翕然，侍以相授”，并且大规模流行起来，终成魏晋名流的一种时尚和象征。
而何晏自己也曾说过：“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从这里我们一样可以发现他服药确实不仅仅为了治病，还兼要追求其他诸如“神明开朗”一类的效果。那么这个“五石散”到底有多少，并且都是些什么效果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主要构成成分——五石的药性再说。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中药数据》：
石钟乳：Stakactite
功效：温肺气，壮元阳，下乳汁。主治：治虚劳喘咳，阳痿，腰脚冷痹，乳汁不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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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英：Quartz
功效：温肺肾，安心神，利小便。主治：治肺寒咳喘，阳痿，惊悸善忘，小便不利等。
石硫磺：Sulphur
功效：壮阳，杀虫。主治：内服治阳痿，虚寒泻痢，大便冷秘。
赤石脂：Halloysit
功效：涩肠，收敛止血，收湿敛疮，生肌。主治：治遗精，久泻，便血，脱肛，崩漏，带下，溃疡不敛等。
紫石英：Fluorite
功效：镇心，安神，降逆气，暖子宫。主治：治虚劳惊悸，咳逆上气，妇女血海虚寒，不孕。
此五味药中，有三味功效是壮阳、温肺肾，主治阳痿等症的。一味功效敛疮、生肌，主治遗精、崩漏等，一味功效安神、暖子宫，主治虚寒、不孕。所以，“五石散”具壮阳及治阳痿的目的和功效是确实无疑的。而其中一味赤石脂尚另有治湿症、敛疮、生肌的作用，因而此药在壮阳治阳痿的同时，似乎还可以用来治身上湿疮、溃疡一类的疾病，至于何晏身上是否有什么湿疮或溃疡既然史无明书，我们也不好妄下推断，所以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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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想他因“耽声好色”而“始服此药”，然后就“体力转强”，关于这个“体力转强”的内里意思，应该已经不语自明，毋庸赘言了吧。
此药既有壮阳、治阳痿之功，而何晏在调整这个方子的时候，不知道又加了些什么其他配伍进去，导致服用此药后，更会性情亢奋浑身燥热，直欲裸身散热，偏生还必须饮以温酒，并辅以运动出汗来发散其药力。世人皆曰酒能乱性，都已经如此形状，再喝上些温酒下去，之后什么结果自是可以想见的，所以照这么说来，这个“五石散”还有春药的催情之能。
而何晏在其后尚说这药有“神明开朗”的效果，皇甫谧也道可“心加开朗”，想这药力固然有安神之效，但于浑身燥热、性情亢奋，亟需运动出汗之余，说可以“神明开朗”、“心加开朗”云云，似乎大有乖背之处，因此这话只怕尚有他意在内，非惟特指兰台神清气朗而言。
于是我们不妨可以再看看服用“五石散”的另一特性，那就是前面说的，用药后人的皮肤会变得异常敏感，要穿既薄又软而且宽大的旧衣裳，甚至因为同时发热而干脆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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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试想若是在两情欢悦之时，要是肌肤的触觉敏感异常，对纤毫举动莫不感受强于平时，只怕想来心里当然会觉得 “神明开朗”，自是“心加开朗”。如果这么看的话，何晏对此功效倒的确是不可以不说，亦果然不可以谓之不妙，那当时京师因此“翕然，侍以相授”的轰动情形，并能在旦夕之间就成为时尚，也就不足为奇了，同理可知现在的伟哥为何也能一时轰动而举名天下。
现在我们就能全面地综合 “五石散”的功效了，并可以这样来概括它：首先它有壮阳、强体力，治阳痿(到底能不能和伟哥一样有效不得而知，目的肯定是有的)，也许还有少许治疗湿疮、溃疡的功效，并在服用后可以让人性情亢奋，浑身燥热，身体肌肤的触觉变得高度敏感，要用寒食、喝温酒，脱衣裸袒，运动出汗等方式来发散药力。
至此如果再有人要说这个不是壮阳春药，只怕是有点说不过去的。唐代孙思邈也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开篇的卷一就说：“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由此也可以知道，魏晋名士们纷纷服食的“五石散”或者叫“寒食散”这个玩意，至少到唐代以前，也是的确被当作房中药，也就是春药和壮阳药来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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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东汉末年的频繁战乱和动荡的历史大背景，最后导致了为之一变的建安风气以及曹魏正始年间玄学的兴起，从此人们便开始名正言顺地用理性的眼光，去审察、去批判过去的一些道德观和世界观，因此“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成为当时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与何晏并为玄学宗师之一的王弼，提出了“祟本息末论”，强调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而嵇康则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强盛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这种观念，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名教经学桎梏及名利的束缚，加上门阀制度的盛行，使他们可以因“散发”抗命或者犯忌，也可以居丧饮酒或者傲慢无礼，服散后的种种放荡行为，一方面因为有服药这个借口，一方面也因为思想的转变，已经不再会被视为违犯旧有的道德轨范而受到指责。
基于这样崇尚人性和自然的大前提下，那么追求声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必然的事情。所谓色者，人之大欲也，又曰食、色，性也，既然要追求自然和人性，那首当其冲的应该也必然会有**在内。这个只要看看魏晋时期研究的房中术和房事理论，就可以知道当时关于房中术的普及和研究，都已到了秦汉以来的空前发展时期，光是丹鼎派领袖葛洪一人就著有《序房内秘术》和《葛氏房中秘书》两书，且在专门讲叙炼丹的《抱朴子》中又再论及房中交合之道。同时道家养生学和炼丹术的兴起，也和房中术互相推动发展，并使房中术这一所谓天人合一的阴阳之道盛行于世，不再为术家秘传。葛洪《抱朴子》里“有善其术者，……令人老有美色，终其所禀之天年”的说法，更直把此做为养生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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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帝曹操就是一个房中术的信奉者，他招募天下方士：“世有方士，吾王悉招致之，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左慈休房中之术……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问。行其术，亦得其验”(5)。
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名士们在追求人性和自然，道德和思想的解放同时，也在开怀追求着肉体上的解放，即性欢娱，所以名士们大规模的服用“五石散”或者其他类似的药石，固然有追求长寿养生的成分，但是也不能否认地还有将其做为春药和壮阳药物，来获取性快感的目的在内，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传统房事理论认为**会导致体虚体弱，所以他们一面在使用这个春药和壮阳药，追求着更强烈的性快感的同时，又一面在试图避免体虚，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
率性追求美色以及两厢情悦鱼水之欢的，而且还大声说了出来的，最著名的大约要首推名士荀粲，他好道精玄学，“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在他看来，既然孔子关于人性天道的谈论没有流传下来，那六籍虽存也是圣人之糠秕，他因此原因而直言六籍是垃圾，则斯言诚足以骇世。同时他公开宣扬“妇人者，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或“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更是把原先关于妇德的那一套标准丢到了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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骠骑将军曹洪的女儿有美色，他登门求娶，回来后在家中“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两人甚是欢爱，荀粲对曹氏的美色沉溺之极也疼爱之极，至于“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后来曹氏不幸病故，他思念过度而极之神伤，傅嘏问其原因道：“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娶也，遗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他回答说：“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国之色，然未可谓之易遇。”最后竟然因为痛悼不能已，一年后亦亡故，时年仅二十九岁。(6)(7)
此间记载的事迹和谈论固然能说明荀粲对女人首先要求的是美色，但是仔细分析，实际远不止此。曹氏死后，傅嘏说妇人才色并茂的确很难，但是你娶妇不求才而只好美色，这样的女人以后应该很容易遇到，何以哀伤至此？此话说得极有道理，以荀粲名门世家的门第和才名，找个美女的确当不是难事。并且傅嘏亦名士，他既然说不是很难，想来非虚。而荀粲接下去的回答却颇耐人寻味，当头先来一句：“佳人难再得!”然后道其原因，说就算死去的曹氏不能算有倾国姿色，但确实不可以说是容易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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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问题就来了。傅嘏以为曹氏的姿色并不是很难才可以找到的，而荀粲也承认曹氏没有倾国之色，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光以美色的标准而言，两人都认可了似曹氏姿色者是可以“复遇”的。然则如此，荀粲先前一句“佳人难再得!”的决绝，以及来后说的“未可谓之易遇”，似乎就不好理解并且是互相矛盾了。人所共知荀粲夫妇二人感情极好，似乎不用多说，而古人用词一向又是很讲究的，荀粲既云“佳人”，当非指两人情感，显是别有所指，照前事推断，应该直指与曹氏的闺房之欢和房中之术才对，如此便很容易为何解释荀、傅二人都认为如曹氏姿色者“易遇”，而荀粲又独言“佳人难再得!”和“未可谓之易遇”了。
从身为美男子的潘岳行洛阳，少女少妇莫不连手共萦之以示爱慕；到贾充女儿看见韩寿美貌便发于吟咏，婢女告韩寿，韩寿闻而约期，期至竟自逾墙便宿于贾充女儿房中；至于身为晋武帝姨妹的蒯氏，因妒忌而骂了丈夫孙秀，孙秀遂“不复入房”，蒯氏无奈求救于武帝，最后在武帝斡旋下孙秀才入房与她“为夫妇如初”(8)。从这些我们都可以发现，魏晋时期非独男士在追求本能上的性欢娱，女士们也一样大胆地在用她们自己的方式，追求和表达着对人性自然的欢欲之爱，如此则假曹氏们通房中术，亦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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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点比较有趣的是那些作为统治者的重臣甚至是皇帝，对曹氏和蒯氏们表现出来对情欲的追求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甚至是支持的，这个似乎在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
前面说到的贾充，晋时权重一时，他女儿和韩寿共宿后，欢爱之情溢于言表，贾充先发现她“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来又从韩寿身上香气，发现他女儿与韩寿私通，在落实这个事情以后，贾充干脆不露声色地装做不知道，把女儿嫁给了只是他手下小吏的韩寿。
而晋武帝姨妹蒯氏原本就是因为妒忌小妾得宠，才骂了孙秀，而孙秀也做得比较绝，从此就不入她的房。那蒯氏在过了一段独守空房的寂寞时光后，颇为自责后悔，比孙秀绝的是她竟然因为这个，就去找了当今的天子来帮忙，而晋武帝比他们更绝，居然还真的答应了，于是便“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联想后来孙秀和蒯氏的“为夫妇如初”，则晋武帝非但问得极为风趣幽默，而且他对孙秀说话的那个“从容谓曰”的态度，亦是叫人绝倒，实在让人觉得可爱之极，比之现在颇有些多的假道学，真正是可爱了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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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看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独自想想觉得有趣，于是一时兴起，就着他说剩无用的“糠秕”再东拉西扯了几下子，聊以自娱，甚至于文章名字也是拿鲁迅的来改几个字就用上了，所以大约是会有点贻笑大方的。
(1)《世说新语·言语》：“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 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皇甫(谧)云：寒食药者……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侍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
(2)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 百拇医药 (3)《世说新语》
(4)《寒食散论》
(5)《博物志·卷七》
(6)《三国志》裴注附《荀粲传》
(7)《世说新语·溺惑》：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8)《世说新语·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世说新语·溺惑》：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璅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 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閤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 百拇医药
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鲁迅在其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不但谈到了魏晋风度和何晏等人物，同时亦多处提到了由何晏大力倡导服用的药物“五石散”。
实际上，我们在谈论魏晋风度时，必定会说到这个“五石散”，因为两者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服食“五石散”的风气自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仅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二十家“五石散”的解散方。
这个与魏晋风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五石散”，又叫“寒食散”，一般认为是由东汉的张仲景(150？——219)发明的。因为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是首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中的《伤寒杂病论》一篇，所以隋代的巢元方在他的《诸病源候论》里引晋名医皇甫谧语道：“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张仲景合此药的其主要目的，是用它来治疗伤寒(这个伤寒指的是感冒伤风一类的病，也就是古人说的风邪入侵，而不是指现代的伤寒症——typh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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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五石散”或者说“寒食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不妨先从名字上说起。
称它“五石散”，是因为它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中药散剂，而之所以又被称为“寒食散”，乃是因为服用此药后，必须以食冷食来散热而得名。不过因为“五石散”的药性非但猛烈而且复杂，所以仅仅靠“寒食”来散发药性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辅以冷浴、散步、穿薄而旧的宽衣等各种举动来散发、适应药性，即所谓的“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只有一样是要例外的，那就是饮酒要“温”。此类举动称之为“散发”和“行散”等。只不过倘若药性散发不出来，又必须再服其他药来引发，药性如显现则称之为“石发”。
组成“五石散”的那些石药，从西汉名医淳于意的《诊籍》来看，最早从扁鹊开始就已经被用来治病了：“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而淳于意引的古《论》中还有“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一说；在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屈原《楚辞》里亦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的句子，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服用石药，并一直延续到了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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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秦汉医学成就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虽然在唐代初年就已失传，但在后人的辑本中，我们还是可以看见，在秦汉时期是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全都列于能“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的，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更有记载云：“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等等，可见石药在当时地位是相当高的。
等到了正始名士何晏的手上，他因体弱，乃自合药剂，由于“寒食散”药性猛烈，在汉时服用者尚不多，所以他在改进了前人的方子后方始服用(估计是加了配药或者调节剂量，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后自觉良好，因而大力提倡，终成累世之风(1)。同时由于这个药的材料很贵，所以到后来服用此药竟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有假装“石发”来表示自己富贵身份者，《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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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名士们最被人追崇仪态和风度，便是他们宽袍大袖之飘逸风姿和惊世骇俗的跳脱举动，而在我看来，这些实是与服药有着莫大关系。
首先，服食“五石散”之最直接后果，乃是形态举止大异常人，此盖因药力之故也。
凡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五石，皆为燥温之物，服食以后五内如焚，亟需以行走发汗来驱发药性，因而魏晋文献和此后的记载以及文学作品中多有“行散”、“行药”一说。比较著名的就有《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几则，其中一个是王恭的事迹：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而另一则是碰上行散的上司，靠一句话救了全家一命的：谢(重)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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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这类记载和描写也不在少数，如鲍照的诗作《行药至城桥东》，元稹的“行药步墙阴”和常建诗“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等等，均为此类举动的直接写照。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服食“五石散”成为一种类似吃摇头丸一样的时尚后，魏晋名流们便纷纷服用以示身份，并在其后出门行走，而此等举动大多实是一种不得已之行为，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逍遥，因为他们必须疾步行走出得一身汗方好。因此梁实秋先生曾经小小地幽了他们一默：“六朝人喜欢服五石散，服下去之后五内如焚，浑身发热，必须散步以资宣泄。……这种散步，我想是不舒服的。肚里面有丹砂雄黄白矾之类的东西作怪，必须脚步加快，步出一身大汗，方得畅快。我所谓的散步不这样的紧张，遇到天寒风大，可以缩颈急行，否则亦不妨迈方步，缓缓而行。培根有言：散步利胃。我的胃口已经太好，不可再利，所以我从不跄踉地越路。”
另外诸如暴躁而口发狂言，桀骜无礼或赤膊跣奔等等放浪形骸的荒诞举动，也大都有着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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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散中含有硫化物等毒性成分在内，食后极易性格暴躁。鲁迅因此说：“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唐代名士、肃宗李亨的布衣之交李泌，也是因 “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
由此可见，魏晋名士们或暴躁或口发狂言的狂傲风范，是与服药有一定关系的，并非全都纯出自然。
由于在服药之后除行散以外，尚要饮以温酒来借酒力发散药性，于是魏晋名士大多好酒，这个事情大家实在太熟悉，举不胜举，所以就不多说了。但喝酒还曾经喝出这样的事情，据《世说新语》载：桓(玄)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忱)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 “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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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魏晋时，当面言及对方长辈的名讳是非常犯忌而且无礼的事情。桓玄也曾手握重兵雄镇一方，王忱估计吃了药再喝了酒以后神志不大清醒，所以当面屡犯桓温名讳，但是因服石之故，桓玄居然不以为仵，反为对方开解，可见在当时那些服药以后所做的不合常理甚至是极其无礼的举动，通常是会被人谅解，甚至被推许为名士风范的。
另外，为后世津津乐道所推崇的魏晋风度中“扪虱而谈”之从容风范，系典出王猛(2)，然王猛是不是服药因史无记载，是以我们不得而知。但在魏晋时期，虱子这个讨厌的东西经常和名士们联系在一起倒的确是真的。《世说新语》一则记曰：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竹林名士嵇康亦颇服药，在其名篇也可以说是导致他身死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道： “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又有“心不耐烦”云云，其中的“心不耐烦”或为托词，但是也不能排除是服药后导致脾气暴躁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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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系历代医书记载中服五石散后的症状，因人的皮肤不但燥热，而且异常敏感，所以在石发时要穿薄而宽大、未浆洗的软旧衣，不能穿厚实或者未脱浆的新衣，以免不能散热和衣服摩擦皮肤导致不适。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对嵇康而言，要他穿着浆洗干净并且严实的朝服，去揖拜上官，实几与酷刑无异，故不堪也。后来的桓温也有这个毛病：“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摧使持去”(3)。
不过这衣服若是时常不洗，软固然是软了，但是只怕虱子也因此便在身上繁荣起来。所以当时的名士也就和虱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名士由服药导致的不卫生习惯而引发之寄生虫祸害，居然可以成为后世美谈和追崇的风范，此亦恐是他们所始料不及哉？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所谓魏晋风度那宽袍大袖的飘逸风姿，只怕一多半也是与这个有关系的。乃因穿厚衣和窄衣，对于服药者几乎是不堪忍受的，外加药性之燥热，即使是赤身裸体也未必解热，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就经常脱衣裸体在屋中，晋名士兼名医皇甫谧语：“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皇甫谧服食不当，七年下来还要在冬天袒身吃冰来压制，更有“……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溃烂；蜀郡赵公烈，中表六散，悉寒石散之所为也”(4)，其药性之猛及燥热难耐的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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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倘若照此说来，魏晋名士大袖飘飘的俊逸风度，似乎便不是那样的只有唯美和洒脱了，其中还颇有行散发药的成分在内，这一想于是不免叫人有些遗憾。
然此药的药性如此危险及剧烈，那服食五石散的首唱者何晏，他又何以要服用此药呢？
何晏此人除了是魏晋玄学宗师之一，开正始风气之先之外，本身还是个美男子并且好色。《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 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硃衣自拭，色转皎然”，后人因以“面如傅粉”来形容男子美貌。《三国志》则曰：“(何)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然又云“(何)晏尚(公)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皇甫谧亦言其“耽声好色”，这个何晏在娶了公主后还敢四处渔色，色胆不可谓不小，好色之心不可谓之不盛。因此此人既是美男子又好色的这个事情，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而他好色的直接后果，自然便是体虚了，是以皇甫谧才直说他因好色之故才服食“五石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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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他服药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不过也可以说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即他因沉耽于声色之中，导致身体虚弱，因此服用五石散。也就是皇甫谧所说的：“……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而在服用以后，由于自觉“心加开朗，体力转强”，效果显著，所以大肆倡导，于是“京师翕然，侍以相授”，并且大规模流行起来，终成魏晋名流的一种时尚和象征。
而何晏自己也曾说过：“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从这里我们一样可以发现他服药确实不仅仅为了治病，还兼要追求其他诸如“神明开朗”一类的效果。那么这个“五石散”到底有多少，并且都是些什么效果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主要构成成分——五石的药性再说。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中药数据》：
石钟乳：Stakactite
功效：温肺气，壮元阳，下乳汁。主治：治虚劳喘咳，阳痿，腰脚冷痹，乳汁不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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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英：Quartz
功效：温肺肾，安心神，利小便。主治：治肺寒咳喘，阳痿，惊悸善忘，小便不利等。
石硫磺：Sulphur
功效：壮阳，杀虫。主治：内服治阳痿，虚寒泻痢，大便冷秘。
赤石脂：Halloysit
功效：涩肠，收敛止血，收湿敛疮，生肌。主治：治遗精，久泻，便血，脱肛，崩漏，带下，溃疡不敛等。
紫石英：Fluorite
功效：镇心，安神，降逆气，暖子宫。主治：治虚劳惊悸，咳逆上气，妇女血海虚寒，不孕。
此五味药中，有三味功效是壮阳、温肺肾，主治阳痿等症的。一味功效敛疮、生肌，主治遗精、崩漏等，一味功效安神、暖子宫，主治虚寒、不孕。所以，“五石散”具壮阳及治阳痿的目的和功效是确实无疑的。而其中一味赤石脂尚另有治湿症、敛疮、生肌的作用，因而此药在壮阳治阳痿的同时，似乎还可以用来治身上湿疮、溃疡一类的疾病，至于何晏身上是否有什么湿疮或溃疡既然史无明书，我们也不好妄下推断，所以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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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想他因“耽声好色”而“始服此药”，然后就“体力转强”，关于这个“体力转强”的内里意思，应该已经不语自明，毋庸赘言了吧。
此药既有壮阳、治阳痿之功，而何晏在调整这个方子的时候，不知道又加了些什么其他配伍进去，导致服用此药后，更会性情亢奋浑身燥热，直欲裸身散热，偏生还必须饮以温酒，并辅以运动出汗来发散其药力。世人皆曰酒能乱性，都已经如此形状，再喝上些温酒下去，之后什么结果自是可以想见的，所以照这么说来，这个“五石散”还有春药的催情之能。
而何晏在其后尚说这药有“神明开朗”的效果，皇甫谧也道可“心加开朗”，想这药力固然有安神之效，但于浑身燥热、性情亢奋，亟需运动出汗之余，说可以“神明开朗”、“心加开朗”云云，似乎大有乖背之处，因此这话只怕尚有他意在内，非惟特指兰台神清气朗而言。
于是我们不妨可以再看看服用“五石散”的另一特性，那就是前面说的，用药后人的皮肤会变得异常敏感，要穿既薄又软而且宽大的旧衣裳，甚至因为同时发热而干脆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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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试想若是在两情欢悦之时，要是肌肤的触觉敏感异常，对纤毫举动莫不感受强于平时，只怕想来心里当然会觉得 “神明开朗”，自是“心加开朗”。如果这么看的话，何晏对此功效倒的确是不可以不说，亦果然不可以谓之不妙，那当时京师因此“翕然，侍以相授”的轰动情形，并能在旦夕之间就成为时尚，也就不足为奇了，同理可知现在的伟哥为何也能一时轰动而举名天下。
现在我们就能全面地综合 “五石散”的功效了，并可以这样来概括它：首先它有壮阳、强体力，治阳痿(到底能不能和伟哥一样有效不得而知，目的肯定是有的)，也许还有少许治疗湿疮、溃疡的功效，并在服用后可以让人性情亢奋，浑身燥热，身体肌肤的触觉变得高度敏感，要用寒食、喝温酒，脱衣裸袒，运动出汗等方式来发散药力。
至此如果再有人要说这个不是壮阳春药，只怕是有点说不过去的。唐代孙思邈也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开篇的卷一就说：“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由此也可以知道，魏晋名士们纷纷服食的“五石散”或者叫“寒食散”这个玩意，至少到唐代以前，也是的确被当作房中药，也就是春药和壮阳药来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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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东汉末年的频繁战乱和动荡的历史大背景，最后导致了为之一变的建安风气以及曹魏正始年间玄学的兴起，从此人们便开始名正言顺地用理性的眼光，去审察、去批判过去的一些道德观和世界观，因此“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成为当时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与何晏并为玄学宗师之一的王弼，提出了“祟本息末论”，强调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而嵇康则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强盛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这种观念，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名教经学桎梏及名利的束缚，加上门阀制度的盛行，使他们可以因“散发”抗命或者犯忌，也可以居丧饮酒或者傲慢无礼，服散后的种种放荡行为，一方面因为有服药这个借口，一方面也因为思想的转变，已经不再会被视为违犯旧有的道德轨范而受到指责。
基于这样崇尚人性和自然的大前提下，那么追求声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必然的事情。所谓色者，人之大欲也，又曰食、色，性也，既然要追求自然和人性，那首当其冲的应该也必然会有**在内。这个只要看看魏晋时期研究的房中术和房事理论，就可以知道当时关于房中术的普及和研究，都已到了秦汉以来的空前发展时期，光是丹鼎派领袖葛洪一人就著有《序房内秘术》和《葛氏房中秘书》两书，且在专门讲叙炼丹的《抱朴子》中又再论及房中交合之道。同时道家养生学和炼丹术的兴起，也和房中术互相推动发展，并使房中术这一所谓天人合一的阴阳之道盛行于世，不再为术家秘传。葛洪《抱朴子》里“有善其术者，……令人老有美色，终其所禀之天年”的说法，更直把此做为养生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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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武帝曹操就是一个房中术的信奉者，他招募天下方士：“世有方士，吾王悉招致之，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左慈休房中之术……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问。行其术，亦得其验”(5)。
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名士们在追求人性和自然，道德和思想的解放同时，也在开怀追求着肉体上的解放，即性欢娱，所以名士们大规模的服用“五石散”或者其他类似的药石，固然有追求长寿养生的成分，但是也不能否认地还有将其做为春药和壮阳药物，来获取性快感的目的在内，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传统房事理论认为**会导致体虚体弱，所以他们一面在使用这个春药和壮阳药，追求着更强烈的性快感的同时，又一面在试图避免体虚，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
率性追求美色以及两厢情悦鱼水之欢的，而且还大声说了出来的，最著名的大约要首推名士荀粲，他好道精玄学，“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在他看来，既然孔子关于人性天道的谈论没有流传下来，那六籍虽存也是圣人之糠秕，他因此原因而直言六籍是垃圾，则斯言诚足以骇世。同时他公开宣扬“妇人者，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或“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更是把原先关于妇德的那一套标准丢到了九霄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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骠骑将军曹洪的女儿有美色，他登门求娶，回来后在家中“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两人甚是欢爱，荀粲对曹氏的美色沉溺之极也疼爱之极，至于“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后来曹氏不幸病故，他思念过度而极之神伤，傅嘏问其原因道：“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娶也，遗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他回答说：“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国之色，然未可谓之易遇。”最后竟然因为痛悼不能已，一年后亦亡故，时年仅二十九岁。(6)(7)
此间记载的事迹和谈论固然能说明荀粲对女人首先要求的是美色，但是仔细分析，实际远不止此。曹氏死后，傅嘏说妇人才色并茂的确很难，但是你娶妇不求才而只好美色，这样的女人以后应该很容易遇到，何以哀伤至此？此话说得极有道理，以荀粲名门世家的门第和才名，找个美女的确当不是难事。并且傅嘏亦名士，他既然说不是很难，想来非虚。而荀粲接下去的回答却颇耐人寻味，当头先来一句：“佳人难再得!”然后道其原因，说就算死去的曹氏不能算有倾国姿色，但确实不可以说是容易遇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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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问题就来了。傅嘏以为曹氏的姿色并不是很难才可以找到的，而荀粲也承认曹氏没有倾国之色，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光以美色的标准而言，两人都认可了似曹氏姿色者是可以“复遇”的。然则如此，荀粲先前一句“佳人难再得!”的决绝，以及来后说的“未可谓之易遇”，似乎就不好理解并且是互相矛盾了。人所共知荀粲夫妇二人感情极好，似乎不用多说，而古人用词一向又是很讲究的，荀粲既云“佳人”，当非指两人情感，显是别有所指，照前事推断，应该直指与曹氏的闺房之欢和房中之术才对，如此便很容易为何解释荀、傅二人都认为如曹氏姿色者“易遇”，而荀粲又独言“佳人难再得!”和“未可谓之易遇”了。
从身为美男子的潘岳行洛阳，少女少妇莫不连手共萦之以示爱慕；到贾充女儿看见韩寿美貌便发于吟咏，婢女告韩寿，韩寿闻而约期，期至竟自逾墙便宿于贾充女儿房中；至于身为晋武帝姨妹的蒯氏，因妒忌而骂了丈夫孙秀，孙秀遂“不复入房”，蒯氏无奈求救于武帝，最后在武帝斡旋下孙秀才入房与她“为夫妇如初”(8)。从这些我们都可以发现，魏晋时期非独男士在追求本能上的性欢娱，女士们也一样大胆地在用她们自己的方式，追求和表达着对人性自然的欢欲之爱，如此则假曹氏们通房中术，亦不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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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点比较有趣的是那些作为统治者的重臣甚至是皇帝，对曹氏和蒯氏们表现出来对情欲的追求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甚至是支持的，这个似乎在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
前面说到的贾充，晋时权重一时，他女儿和韩寿共宿后，欢爱之情溢于言表，贾充先发现她“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来又从韩寿身上香气，发现他女儿与韩寿私通，在落实这个事情以后，贾充干脆不露声色地装做不知道，把女儿嫁给了只是他手下小吏的韩寿。
而晋武帝姨妹蒯氏原本就是因为妒忌小妾得宠，才骂了孙秀，而孙秀也做得比较绝，从此就不入她的房。那蒯氏在过了一段独守空房的寂寞时光后，颇为自责后悔，比孙秀绝的是她竟然因为这个，就去找了当今的天子来帮忙，而晋武帝比他们更绝，居然还真的答应了，于是便“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联想后来孙秀和蒯氏的“为夫妇如初”，则晋武帝非但问得极为风趣幽默，而且他对孙秀说话的那个“从容谓曰”的态度，亦是叫人绝倒，实在让人觉得可爱之极，比之现在颇有些多的假道学，真正是可爱了不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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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看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独自想想觉得有趣，于是一时兴起，就着他说剩无用的“糠秕”再东拉西扯了几下子，聊以自娱，甚至于文章名字也是拿鲁迅的来改几个字就用上了，所以大约是会有点贻笑大方的。
(1)《世说新语·言语》：“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 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皇甫(谧)云：寒食药者……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侍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
(2)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 百拇医药 (3)《世说新语》
(4)《寒食散论》
(5)《博物志·卷七》
(6)《三国志》裴注附《荀粲传》
(7)《世说新语·溺惑》：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8)《世说新语·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世说新语·溺惑》：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璅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 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閤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