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化的形上观察——关于三星堆和大洋洲青铜器的历史定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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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
一
20世纪80年代后期相继发现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铜器群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中外学术界，一时成为学术研究的国际性的焦点。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诸如年代、文化属性、来源、构成及器物类型等对二遗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由此揭开了长江流域考古、特别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的新篇章。
然而，二遗存研究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居于什么地位，其文化特质到底是什么，其中代表着何等的社会发展阶段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诸多讨论似乎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某种误区。如有人认为三星堆“是与中原夏商王朝并行发展的另一文明中心”，代表着“可以同夏商中原文明相媲美的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的文明形态”，“中国西南历史上一个……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震惊了当今中外学术界的上古文明时代”。而大洋洲的发现似乎更说明“远在三千多年前，赣江——鄱阳湖流域存在着殷商时期又一奴隶主政权及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一个“足以与中原青铜文明相媲美的灿烂的青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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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根本性的问题，即对二遗存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文化的或历史的定位。而这正是我们解读三星堆和大洋洲的基点所在。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基点，亦即如何对二遗存准确定位呢？我们认为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要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文化意义、基本构成和社会功能等有一个基准的认知。因为正如学术界所公认的，无论三星堆，还是大洋洲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青铜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在世界文明上，距今4000~6000年间，在大致相同的纬度，即北纬200~400的地理条带内，大致同步地诞生了六大古文明：即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和黄河流域中国文明以及地中海沿岸米诺斯——迈锡尼文明和太平洋彼岸的玛雅文明。此几大文明无一不是农业文明，而且均以青铜器为其重要文化构成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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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创造和使用的金属产品，青铜器的铸造起码需要三个前提：一是定居，二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三是相当规模的统一协作的可能。而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则导致了不同文明的青铜器的不同性质和特征。
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其他古代文明青铜器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更多地不是以工具的形式出现广泛用于生产领域，而主要是作为“礼器”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青铜器同中国玉器、丝帛乃至谷物酒等一样是形而上的文化产物，是观念形态的产物，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
所谓礼器，就是礼的活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中所使用的法定性器物，也就是向上天和祖先贡献的礼物及其献礼时所用的特定器具。
《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中国古文明是靠天吃饭的农业文明，农业是我们祖先作出的高明而必然的选择。于是古人向上天献媚示诚、向祖先贡献示孝自在情理之中，这正是礼之本义或最初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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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宗教形态——万物有灵的“多元拜物教”阶段是不可能生成和存在的。因为彼时人们崇拜的是那些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或人类对之依赖性较强的诸多自然物体。即使到了《国语•楚语下》所载观射父所言“民神杂糅”、“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阶段，也由于尚未形成中国上古社会最具特征的主导性观念“两大思想崇拜”，即上帝(自然主神)崇拜和氏族先王(祖先)崇拜，带有相当理性的规范的“礼”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里我们更不能把“礼”同属于西方学者所谓前宗教时代的“巫术”等量齐观，因为巫术只是企图通过言语(如咒语)、动作(如舞蹈)或加以某种道具来强制性地调动和操纵所谓“自然力量”，而且主要取向于人类自身事物而并非神事。更何况中国上古社会的巫觋活动与此还有相当的差别。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如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神殿”遗址，瑶山良渚文化的“祭坛”遗址，以及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文化等的蜷体玉龙、凤鸟、梳背和琮体上的“神徽”、大钺、大璧、蝉蛙、龟以及许多形制奇异的玉器的发现，正当反映出“绝地天通”之前“民神杂糅”阶段，亦即前文明社会阶段的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此间的巫觋活动已有了一定的专业化特征。而“礼”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萌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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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及三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智力的提高，随着具有一神化性质的上天及帝的观念的产生，随着人类由对自然的崇拜转向对人类自身的关注和崇拜并最终导致的祖先的神化而出现的以“反本修古”[8]为特征的氏族先王观念的产生，两大思想崇拜便成为社会的主导观念，非理性的巫觋迷信终于完成了向理性的宗教，即夏商祭祀文化的历史演进。由此，专业的神职人员——史诞生了[9]，真正意义的“礼”终于正式生成并迅速发育起来。西周时期，祭祀文化进一步发展，更向社会人伦化大大迈进：周人以帝为中心的天神、地祗等自然神；其二以氏族先王为中心的祖先，但后者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对前者自然神的祭礼也已通过礼制化的法的规定(如等级规定)而为上层领主贵族集团所垄断；而后者祖先的祭礼也逐步社会功能化和政治化。于是到了西周中期，以宗法制为基础和重要构成的礼制最终得以确定。如果说商代已由巫觋文化发展祭祀文化，那么西周中期以后，这种祭祀文化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礼乐文化，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素质。
礼器正是随着礼的生成和发育逐步定型和演化，随着礼制的最终确立而发展成一整套制度体系，其中包括用玉制度、服制、用鼎制度等，基本如《国语• 楚语下》观射父所谓：“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而随着礼的一步步人伦化和政治化，礼器也就进而成为领主贵族统治权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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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的前身是史前巫觋活动或事神行为中所使用的自然的或人为的一些所谓灵物或法器。彼时灵物、法器是以多质材、多形制、随意性很强、没有明确职能分工和不成体系的无序性为特点。
礼器的基本品格或基本特征是：(一)质材和形制相对固定；(二)职能专业化；(三)仪式程序化。礼器是礼制体系的重要物质构成，而随着礼制的最终确立，礼器也终于发育成一个构成严密、功能齐全的庞大而成熟的完整系统。其主要包括五大部类：
(一)主礼器，即人们向上天和祖先敬献并试图让其接受的礼物，包括玉器、币帛、牺牲、酒醴和稻梁(粢盛)。
(二)盛器，即盛装所敬献礼物之专用盛具，其必不同于一般的生活用具，必有特殊之质材、特殊之造型和特殊之装饰。
(三)礼服，即举行典礼时主事者所穿着之专用服装，即古文献所谓“禋絜之服”、“郊庙之服”、“端委”、“采服”、“帷裳”之类。而以圣洁为其基本品格，故无不以纯丝织物(古曰“量币”)为之。当然也包括毳冕、衮冕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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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ps (四)乐器，即典礼时所用之乐器，以迎神祗，以隆起盛，以营造和谐之气氛。如钟、鼓、琴、瑟、罄之属。
(五)仪仗器，为保证典礼之正常、安全和有序地进行所设之必要道具。包括主祭者、附祭者和卫士所执之物，诸如钺、戟、戈、旌旗之属。
青铜器作为中国古代礼器系统的重要构成，其主要或基本功能有三：
1.盛具 牺牲之盛：鼎、鬲、豆之属；
酒醴之盛：觚、爵、斝、卣之属；
稻梁之盛：簋、簠、盨之属；
沐水之盛：盘、匜、鉴之属。
2.乐器——钟、铙、鎛之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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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仗器——钺、戟、戈之属。
大量的考古发现，尤其是中原地区大量青铜器的出土，证明了中国古代礼器系统的存在及其成熟和完整。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考古学材料还同时证明和揭示了这一文明体系生成和发展演变的一无间断的整个过程——形制演变的逻辑过程。其最明确的标志就是由夏、先商而早商、晚商，先周而西周、东周长达1500年的毫无缺坏的青铜器物编年。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青铜文明所不能比拟的。而此编年体系无疑是以中原地区三代以降的青铜器为基本标尺的。
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较其他礼器而言具有如下特点：①铸造时需要相当规模的社会协作；②造型硕大显赫、庄严肃穆，纹饰富丽瑰奇；③制作技术先进，工艺要求高。因此使之在整个礼仪活动中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而其中仪态最高贵、功能最重要的牺牲之盛鼎自然更受到特别的关注，进而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意义，其地位便日益提升而成为所谓国家之重器。(张辛), 百拇医药
20世纪80年代后期相继发现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铜器群极大地震动了当时的中外学术界，一时成为学术研究的国际性的焦点。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诸如年代、文化属性、来源、构成及器物类型等对二遗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由此揭开了长江流域考古、特别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的新篇章。
然而，二遗存研究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居于什么地位，其文化特质到底是什么，其中代表着何等的社会发展阶段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诸多讨论似乎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某种误区。如有人认为三星堆“是与中原夏商王朝并行发展的另一文明中心”，代表着“可以同夏商中原文明相媲美的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的文明形态”，“中国西南历史上一个……以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震惊了当今中外学术界的上古文明时代”。而大洋洲的发现似乎更说明“远在三千多年前，赣江——鄱阳湖流域存在着殷商时期又一奴隶主政权及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一个“足以与中原青铜文明相媲美的灿烂的青铜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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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里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根本性的问题，即对二遗存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文化的或历史的定位。而这正是我们解读三星堆和大洋洲的基点所在。
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一基点，亦即如何对二遗存准确定位呢？我们认为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要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质，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文化意义、基本构成和社会功能等有一个基准的认知。因为正如学术界所公认的，无论三星堆，还是大洋洲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青铜器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在世界文明上，距今4000~6000年间，在大致相同的纬度，即北纬200~400的地理条带内，大致同步地诞生了六大古文明：即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明和黄河流域中国文明以及地中海沿岸米诺斯——迈锡尼文明和太平洋彼岸的玛雅文明。此几大文明无一不是农业文明，而且均以青铜器为其重要文化构成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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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创造和使用的金属产品，青铜器的铸造起码需要三个前提：一是定居，二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三是相当规模的统一协作的可能。而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则导致了不同文明的青铜器的不同性质和特征。
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其他古代文明青铜器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更多地不是以工具的形式出现广泛用于生产领域，而主要是作为“礼器”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青铜器同中国玉器、丝帛乃至谷物酒等一样是形而上的文化产物，是观念形态的产物，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产品。
所谓礼器，就是礼的活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中所使用的法定性器物，也就是向上天和祖先贡献的礼物及其献礼时所用的特定器具。
《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中国古文明是靠天吃饭的农业文明，农业是我们祖先作出的高明而必然的选择。于是古人向上天献媚示诚、向祖先贡献示孝自在情理之中，这正是礼之本义或最初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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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宗教形态——万物有灵的“多元拜物教”阶段是不可能生成和存在的。因为彼时人们崇拜的是那些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或人类对之依赖性较强的诸多自然物体。即使到了《国语•楚语下》所载观射父所言“民神杂糅”、“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阶段，也由于尚未形成中国上古社会最具特征的主导性观念“两大思想崇拜”，即上帝(自然主神)崇拜和氏族先王(祖先)崇拜，带有相当理性的规范的“礼”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里我们更不能把“礼”同属于西方学者所谓前宗教时代的“巫术”等量齐观，因为巫术只是企图通过言语(如咒语)、动作(如舞蹈)或加以某种道具来强制性地调动和操纵所谓“自然力量”，而且主要取向于人类自身事物而并非神事。更何况中国上古社会的巫觋活动与此还有相当的差别。
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考古发现，如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神殿”遗址，瑶山良渚文化的“祭坛”遗址，以及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文化等的蜷体玉龙、凤鸟、梳背和琮体上的“神徽”、大钺、大璧、蝉蛙、龟以及许多形制奇异的玉器的发现，正当反映出“绝地天通”之前“民神杂糅”阶段，亦即前文明社会阶段的情况。但不可否认的是，此间的巫觋活动已有了一定的专业化特征。而“礼”正是在这一阶段开始萌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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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及三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智力的提高，随着具有一神化性质的上天及帝的观念的产生，随着人类由对自然的崇拜转向对人类自身的关注和崇拜并最终导致的祖先的神化而出现的以“反本修古”[8]为特征的氏族先王观念的产生，两大思想崇拜便成为社会的主导观念，非理性的巫觋迷信终于完成了向理性的宗教，即夏商祭祀文化的历史演进。由此，专业的神职人员——史诞生了[9]，真正意义的“礼”终于正式生成并迅速发育起来。西周时期，祭祀文化进一步发展，更向社会人伦化大大迈进：周人以帝为中心的天神、地祗等自然神；其二以氏族先王为中心的祖先，但后者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而且对前者自然神的祭礼也已通过礼制化的法的规定(如等级规定)而为上层领主贵族集团所垄断；而后者祖先的祭礼也逐步社会功能化和政治化。于是到了西周中期，以宗法制为基础和重要构成的礼制最终得以确定。如果说商代已由巫觋文化发展祭祀文化，那么西周中期以后，这种祭祀文化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礼乐文化，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素质。
礼器正是随着礼的生成和发育逐步定型和演化，随着礼制的最终确立而发展成一整套制度体系，其中包括用玉制度、服制、用鼎制度等，基本如《国语• 楚语下》观射父所谓：“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而随着礼的一步步人伦化和政治化，礼器也就进而成为领主贵族统治权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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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的前身是史前巫觋活动或事神行为中所使用的自然的或人为的一些所谓灵物或法器。彼时灵物、法器是以多质材、多形制、随意性很强、没有明确职能分工和不成体系的无序性为特点。
礼器的基本品格或基本特征是：(一)质材和形制相对固定；(二)职能专业化；(三)仪式程序化。礼器是礼制体系的重要物质构成，而随着礼制的最终确立，礼器也终于发育成一个构成严密、功能齐全的庞大而成熟的完整系统。其主要包括五大部类：
(一)主礼器，即人们向上天和祖先敬献并试图让其接受的礼物，包括玉器、币帛、牺牲、酒醴和稻梁(粢盛)。
(二)盛器，即盛装所敬献礼物之专用盛具，其必不同于一般的生活用具，必有特殊之质材、特殊之造型和特殊之装饰。
(三)礼服，即举行典礼时主事者所穿着之专用服装，即古文献所谓“禋絜之服”、“郊庙之服”、“端委”、“采服”、“帷裳”之类。而以圣洁为其基本品格，故无不以纯丝织物(古曰“量币”)为之。当然也包括毳冕、衮冕之类。
, 百拇医药
&nbps (四)乐器，即典礼时所用之乐器，以迎神祗，以隆起盛，以营造和谐之气氛。如钟、鼓、琴、瑟、罄之属。
(五)仪仗器，为保证典礼之正常、安全和有序地进行所设之必要道具。包括主祭者、附祭者和卫士所执之物，诸如钺、戟、戈、旌旗之属。
青铜器作为中国古代礼器系统的重要构成，其主要或基本功能有三：
1.盛具 牺牲之盛：鼎、鬲、豆之属；
酒醴之盛：觚、爵、斝、卣之属；
稻梁之盛：簋、簠、盨之属；
沐水之盛：盘、匜、鉴之属。
2.乐器——钟、铙、鎛之属；
, 百拇医药
3.依仗器——钺、戟、戈之属。
大量的考古发现，尤其是中原地区大量青铜器的出土，证明了中国古代礼器系统的存在及其成熟和完整。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考古学材料还同时证明和揭示了这一文明体系生成和发展演变的一无间断的整个过程——形制演变的逻辑过程。其最明确的标志就是由夏、先商而早商、晚商，先周而西周、东周长达1500年的毫无缺坏的青铜器物编年。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青铜文明所不能比拟的。而此编年体系无疑是以中原地区三代以降的青铜器为基本标尺的。
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较其他礼器而言具有如下特点：①铸造时需要相当规模的社会协作；②造型硕大显赫、庄严肃穆，纹饰富丽瑰奇；③制作技术先进，工艺要求高。因此使之在整个礼仪活动中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而其中仪态最高贵、功能最重要的牺牲之盛鼎自然更受到特别的关注，进而被赋予了某种特殊的意义，其地位便日益提升而成为所谓国家之重器。(张辛),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