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化的形上观察——关于三星堆和大洋州青铜器的历史定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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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
三
&nsbp 基于如上对中国古代礼器，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认识，我们可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化进行一种形上学的考察。
&nsbp 历年来，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部中国不断发现三代或相当于中原地区三代时期的青铜器。除长江上游的三星堆、中游的盘龙城和下游的新干大洋洲的三大发现外，还有四川彭县竹瓦街、安徽屯溪和江苏丹徒烟墩山以及湖南皂市和宁乡等比较集中的发现。其他两湖、两广、江浙、安徽、江西等地均有一些零星发现，其中也不乏像湖南桃源“皿天全”方彝、宁乡四羊方尊和人面方鼎、湘潭兽面纹大铙、四川彭县竹瓦街“覃父癸觯”、安徽阜南的龙虎尊和江宁的三羊罍以及形形色色的动物造型的尊等制作精良的名器或重器。
&nsbp 统观这些发现，我们很容易得出如下总体印象或基本认识：
(一)文化因素相对复杂。其一般可分为三类：①中原商周器，②仿制中原器，③地方特有器。
, 百拇医药
&nsbp (二)器类比较单调，一般不成套，无规律性组合，常见尊、罍二器，而尤以各式动物形尊多见。觚、爵、斝之类酒器罕见，三星堆更严重缺乏铜容器。刀、戈及斧、锛等有不少发现。
(三)来源上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很多器物都是唐突地出现，与当地、附近或周围地区的其他出土物并无多少关联，很难考察其自身渊源。
&nsbp (四)不成体系，呈现明显的无序性，很多属于昙花一现，不见后续形制。也就是说既无来龙又无去脉，更谈不上个别器型制演变序列的建立。
(五)从功能上讲，表现出明显的落后性。我们很难由器类、造型上推定其具体功能，即使中原器也未必具有或能继续其原有功能。如岳阳鲂鱼山鱼纹圆尊出于湖边。而有些地方的特有器类和三星堆人像、面具、铜树、车轮状器、大洋洲双面人头像等则除其制工的先进性外，更不能说其代表着某种先进的社会形态。
, 百拇医药 (六)从铸造工艺上讲，有不少器固然为当地所造，但无不呈现一定的原始性，如器壁厚重，如以石范为主，如铅青铜居多，如合范技术欠精等。
总之，无论如何不能与中原青铜器同日而语，更谈不上“相媲美”。其原因至为简单和明确，即由于当时南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相对落后。这里有许多古代文献也都可以作证：如楚地、吴地巫风甚盛，“信巫鬼、重淫祀”等等。同时又可以肯定地说，与当时当地人民特定的生活方式也有其必然的联系。
然而正是由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的基本生产方式无论粟作、稻作均是农业，即同属农业文明，因此决定了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以青铜礼器(包括容器、乐器和兵器)为代表的青铜文明产品，并进而由趋美向善心理驱使很快能够掌握青铜铸造技术，于是不仅可以模仿中原器，同时也可以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抒情方式创造一些诸如人像、面具之类的新的器类。这种状况与我国北方地区所谓青铜文化判然有别，因为彼毕竟属于游牧文明。
, 百拇医药 为了更明确地阐明我们的观点，这里有必要进一步对三星堆和大洋洲所出青铜器以及伴生物做更深层次的考察。
先看三星堆。引起我们关注的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祭祀坑内所出“重器”，不是容器，而是颀颀修长的立人像和头像、面具及树枝、树干、“器座”之类。
(二)出土少量容器，但不成套，只有尊、罍二种南方常见器类和盆、瓿。不见觚、爵、斝之类酒器组合，更不见鼎、甗、簋、豆之类食器组合。
(三)一号坑内覆盖和夹杂着许多动物烧骨，不见人牲之类。
(四)伴出一些玉器，形制以戈为多，壁、琮类很少，且形制基本同于商器。
上述文化现象或特征除了说明一定的文化差异外，还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落后性。理由很简单，那些颇具地方特色的青铜人像、头像、面具及神树之类给人的第一或直观印象只有两个字，即“原始”。因为它完全不具有“礼器”品格，它只能是礼器产生之前的文化产品，充其量只是巫觋行为的产物。不过饶有意味的是，这些巫文化的灵物或法具之类不是像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那样用泥、用玉制成，而是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即用青铜铸造。而此项技术无疑是中国青铜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区引进的。殷墟第一期非常类似的“将军盔”的发现便是明证。因此我们认为，三星堆遗存与其说是祭祀坑，倒不如说是巫觋活动的集中地或曰“坛场”。
, 百拇医药
再看大洋洲。其物器类别之多、样式之复杂在整个长江流域独树一帜，特别是铜容器的大量出土确可与安阳小屯某些商墓相媲美，甚至还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然而稍事分析便会发现这偌多器物原来都是“长时间有意识地聚集起来的”，“从而形制特点和纹饰作风考察，这些青铜器礼乐器的各自具体年代早晚跨度较大，之间相距达数百年之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其文化性质呢？请不要忽视如下重要现象：
(一)所出许多容器均有不同程度的人工损毁。
(二)不少铜器由丝织品包裹。
(三)铜兵器表面漆绘有图象花纹，部分兵器、玉器涂朱，又铜矛的銎中尚残存木柲痕迹。
(四)伴出的玉器中有羽人佩饰和兽面神人饰件，而其完全“是良渚玉器神徽图案进一步简化、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另外铜器中有双面人头像。
, 百拇医药 (五)属于本地所铸造的铜容器中，竟无一件酒器，而且摆放位置分散，“看不出有规律的组合关系”。
&nsbp 至此问题应该很清楚了，大洋洲遗存似乎并非大墓，而很可能是一处祭祀性遗存，其性质与三星堆基本相类。至于遗存中出现了6件铜钺，其中有2件器型甚至很大，但这也不能说明其已完全超越三星堆文化阶段，而与所谓文明直接联系起来。因为良渚文化也发现了不少玉钺，几乎每一个有玉琮的大墓均有玉钺出土，这总不能说良渚文化也已告别原始社会而步入文明阶段了。
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如下结论：
1.无论三星堆文化，还是大洋洲(吴城)文化决非与中原夏商王朝并行发展的“另一文明中心”，更无从论得上什么“奴隶制文明形态”。因为它不可能是并立于中国古代文明之外的另类文明。
2.以三星堆和大洋洲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化属于一种地方性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构成，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原三代文明呈现明显的落后性。
3.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化是当地原生史前文化的发展形态，是“中原风格与本地自然条件、经济生产、生活习惯等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夏商周文化的影响下……先后使用了青铜器，从而促使原始社会的(日后)解体而进入文明时代。
4.三星堆遗存和大洋洲遗存属于一种巫觋文化性质的遗存。其中铜人像、铜面具、铜树枝、铜树干、车轮状器及双面头像等尚不具备中国古代礼器的基本品格，当属于巫文化的灵物法具之类。其他铜容器等也多少带有如是性质而无任何迹象说明其与中原同类器具有相等的礼器功能。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张辛), 百拇医药
&nsbp 基于如上对中国古代礼器，对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认识，我们可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化进行一种形上学的考察。
&nsbp 历年来，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部中国不断发现三代或相当于中原地区三代时期的青铜器。除长江上游的三星堆、中游的盘龙城和下游的新干大洋洲的三大发现外，还有四川彭县竹瓦街、安徽屯溪和江苏丹徒烟墩山以及湖南皂市和宁乡等比较集中的发现。其他两湖、两广、江浙、安徽、江西等地均有一些零星发现，其中也不乏像湖南桃源“皿天全”方彝、宁乡四羊方尊和人面方鼎、湘潭兽面纹大铙、四川彭县竹瓦街“覃父癸觯”、安徽阜南的龙虎尊和江宁的三羊罍以及形形色色的动物造型的尊等制作精良的名器或重器。
&nsbp 统观这些发现，我们很容易得出如下总体印象或基本认识：
(一)文化因素相对复杂。其一般可分为三类：①中原商周器，②仿制中原器，③地方特有器。
, 百拇医药
&nsbp (二)器类比较单调，一般不成套，无规律性组合，常见尊、罍二器，而尤以各式动物形尊多见。觚、爵、斝之类酒器罕见，三星堆更严重缺乏铜容器。刀、戈及斧、锛等有不少发现。
(三)来源上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很多器物都是唐突地出现，与当地、附近或周围地区的其他出土物并无多少关联，很难考察其自身渊源。
&nsbp (四)不成体系，呈现明显的无序性，很多属于昙花一现，不见后续形制。也就是说既无来龙又无去脉，更谈不上个别器型制演变序列的建立。
(五)从功能上讲，表现出明显的落后性。我们很难由器类、造型上推定其具体功能，即使中原器也未必具有或能继续其原有功能。如岳阳鲂鱼山鱼纹圆尊出于湖边。而有些地方的特有器类和三星堆人像、面具、铜树、车轮状器、大洋洲双面人头像等则除其制工的先进性外，更不能说其代表着某种先进的社会形态。
, 百拇医药 (六)从铸造工艺上讲，有不少器固然为当地所造，但无不呈现一定的原始性，如器壁厚重，如以石范为主，如铅青铜居多，如合范技术欠精等。
总之，无论如何不能与中原青铜器同日而语，更谈不上“相媲美”。其原因至为简单和明确，即由于当时南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相对落后。这里有许多古代文献也都可以作证：如楚地、吴地巫风甚盛，“信巫鬼、重淫祀”等等。同时又可以肯定地说，与当时当地人民特定的生活方式也有其必然的联系。
然而正是由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的基本生产方式无论粟作、稻作均是农业，即同属农业文明，因此决定了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以青铜礼器(包括容器、乐器和兵器)为代表的青铜文明产品，并进而由趋美向善心理驱使很快能够掌握青铜铸造技术，于是不仅可以模仿中原器，同时也可以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抒情方式创造一些诸如人像、面具之类的新的器类。这种状况与我国北方地区所谓青铜文化判然有别，因为彼毕竟属于游牧文明。
, 百拇医药 为了更明确地阐明我们的观点，这里有必要进一步对三星堆和大洋洲所出青铜器以及伴生物做更深层次的考察。
先看三星堆。引起我们关注的主要有如下方面：
(一)祭祀坑内所出“重器”，不是容器，而是颀颀修长的立人像和头像、面具及树枝、树干、“器座”之类。
(二)出土少量容器，但不成套，只有尊、罍二种南方常见器类和盆、瓿。不见觚、爵、斝之类酒器组合，更不见鼎、甗、簋、豆之类食器组合。
(三)一号坑内覆盖和夹杂着许多动物烧骨，不见人牲之类。
(四)伴出一些玉器，形制以戈为多，壁、琮类很少，且形制基本同于商器。
上述文化现象或特征除了说明一定的文化差异外，还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落后性。理由很简单，那些颇具地方特色的青铜人像、头像、面具及神树之类给人的第一或直观印象只有两个字，即“原始”。因为它完全不具有“礼器”品格，它只能是礼器产生之前的文化产品，充其量只是巫觋行为的产物。不过饶有意味的是，这些巫文化的灵物或法具之类不是像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那样用泥、用玉制成，而是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即用青铜铸造。而此项技术无疑是中国青铜文明的中心中原地区引进的。殷墟第一期非常类似的“将军盔”的发现便是明证。因此我们认为，三星堆遗存与其说是祭祀坑，倒不如说是巫觋活动的集中地或曰“坛场”。
, 百拇医药
再看大洋洲。其物器类别之多、样式之复杂在整个长江流域独树一帜，特别是铜容器的大量出土确可与安阳小屯某些商墓相媲美，甚至还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然而稍事分析便会发现这偌多器物原来都是“长时间有意识地聚集起来的”，“从而形制特点和纹饰作风考察，这些青铜器礼乐器的各自具体年代早晚跨度较大，之间相距达数百年之久”。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其文化性质呢？请不要忽视如下重要现象：
(一)所出许多容器均有不同程度的人工损毁。
(二)不少铜器由丝织品包裹。
(三)铜兵器表面漆绘有图象花纹，部分兵器、玉器涂朱，又铜矛的銎中尚残存木柲痕迹。
(四)伴出的玉器中有羽人佩饰和兽面神人饰件，而其完全“是良渚玉器神徽图案进一步简化、发展和演变的结果”，另外铜器中有双面人头像。
, 百拇医药 (五)属于本地所铸造的铜容器中，竟无一件酒器，而且摆放位置分散，“看不出有规律的组合关系”。
&nsbp 至此问题应该很清楚了，大洋洲遗存似乎并非大墓，而很可能是一处祭祀性遗存，其性质与三星堆基本相类。至于遗存中出现了6件铜钺，其中有2件器型甚至很大，但这也不能说明其已完全超越三星堆文化阶段，而与所谓文明直接联系起来。因为良渚文化也发现了不少玉钺，几乎每一个有玉琮的大墓均有玉钺出土，这总不能说良渚文化也已告别原始社会而步入文明阶段了。
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作如下结论：
1.无论三星堆文化，还是大洋洲(吴城)文化决非与中原夏商王朝并行发展的“另一文明中心”，更无从论得上什么“奴隶制文明形态”。因为它不可能是并立于中国古代文明之外的另类文明。
2.以三星堆和大洋洲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化属于一种地方性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构成，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原三代文明呈现明显的落后性。
3.长江流域早期青铜文化是当地原生史前文化的发展形态，是“中原风格与本地自然条件、经济生产、生活习惯等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夏商周文化的影响下……先后使用了青铜器，从而促使原始社会的(日后)解体而进入文明时代。
4.三星堆遗存和大洋洲遗存属于一种巫觋文化性质的遗存。其中铜人像、铜面具、铜树枝、铜树干、车轮状器及双面头像等尚不具备中国古代礼器的基本品格，当属于巫文化的灵物法具之类。其他铜容器等也多少带有如是性质而无任何迹象说明其与中原同类器具有相等的礼器功能。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张辛),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