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发展的“三大背离”之一 中医教育的“迷惘”
编者按：
中医药学经过了两千余年的发展，到了21世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却似被裹住了双足的巨人，步履蹒跚。怀着对中医药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梁华龙教授将其在长期的教学、科研、临床医疗工作中体会到的，制约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种种现象一一剖析，撰写成《中医药发展的“三大背离”》一文，旨在警示中医药工作者：我们只有正视现实，敢于揭露自身弊端并勇于改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才有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该文分为《中医教育的“迷惘”》、《中医科研的“背离”》和《中医医疗技术的“蜕变”》3部分，将在周一的《中国医师周刊》《视点》版连续刊出。
在中医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背离现象，使中医药学术从严格意义上讲，并无明显地发展。
中医教育，在封建时代基本是采用师承传授的带徒教育，晚近，虽然也有以太医院为载体的集体教育，但仍带有师承教育的色彩。民国时期开展了学校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中医的学校教育作为一种中医教育的主流被固定下来，从第一批高等中医院校建立至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为中医事业培养了大量的中医医、教、研人才。然而回顾中医学校教育的发展历史，评判中医学校教育的良莠，给人的感觉是中医教育的无序性，尽管经过了众多有志者的探索和研究改良，但仍旧在歧路上徘徊不前，没有真正地找到中医教育的最佳门径，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学制和招生制度的不科学
医学是一门科技含量高的生命科学，它比任何一门科学技术的难度都高。中医学是建立在宏观的基础上，通过表面现象对人体黑箱内部进行操作的实践技术，因此其理论体系与实证、实验类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需要坚实的文科和理科知识作为基础。
我国医学的学制是直接从高中生中招收大学生，基本借鉴了英国和香港的医学招生制度和学制，显然不同于西方其他国家从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中招收医学生的招生制度。因为西医学是以化学、物理等现代科学为基础而发展的，所以要想在医学研究中先声夺人，就必须有相当高的理工科学基础。目前我国的学制和招生制度，使得西医学的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在科研和发展方面，始终只能步医学发达国家研究成果的后尘或者是鹦鹉学舌，难以闯出领先于世界医学发展的路子，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坚实的如物理、化学和数学等理工科基础，既不能对本学科知识高屋建瓴，又不能借助学科的渗透另辟蹊径。而中医高等教育的招生制度和学制，虽然文、理兼收，文科考生具备了接受中医理论的初级条件，能够在五年的培养中囫囵吞枣地了解中医理论的外壳，但对其深刻的内涵尚不能望其项背。同时由于其理工科知识的匮乏，难以站在科学的高度去认识事物，更别说利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去发展中医，这也是中医学数十年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由于当前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速度缓慢，从而也导致了以这些基础学科为拐杖的西医学发展的停滞不前，中医学的发展现在仍旧依靠西医学科，其发展也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笔者以为发展中医的关键，要真正利用数、理、化、生物等基础学科知识，而不是引进一些西医的时髦词汇、英文代码。这就需要我们培养的人才具有坚实宽厚的理工科知识，因而其学制和招生制度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从应届或往届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中招收中医学生。要使中国的医学(包括中、西医)具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这是一条必走的单行道。
二、培养目标的不明确
中医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制定存在着两个误区：
误区之一是求全。即将中医高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医疗、科研、教学型的高级中医人才”。虽然同是在中医学的领域里，但是医疗、科研和教学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三者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有着各自的体系。医疗是运用基础知识结合经验的积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认识，从而更好地诊疗疾病；教学是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医学基本知识的传授；而科研则是需要在扎实的基础知识之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挥创新意识，利用已有知识进行开拓性地研究。因此在大学阶段不可能同时培养出具备医疗、教学、科研三种能力的人才。故而出现了大学生毕业后既不能很快适应临床，又缺乏教育学理论而不能按照教育规律去教学，也不具备基本科研能力而在中医科研中有创新和突破。这种局面完全是由于中医教育求大求全的培养目标所致。
误区之二是求备。即中医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追求中西医兼顾。这种培养目标的定位，如果是为了适应社会对医学人才的需求，适应“中医院西医化”的现状，似乎无可厚非，但两种医学领域里各自庞大的理论体系和大量的临床实践要求，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不可能完成设想的培养计划。将以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为指导，构建在实验基础上的实证医学的微观逻辑，与以文、史、哲学等社会科学为指导，构建在经验基础上的辨证医学的宏观推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灌输给学生，难免会产生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
中西医学所研究的客体，都是人体的病理改变，都有其同一的内在的物质基础，两者的研究结果殊途同归。因此，无论从宏观的角度，还是从微观的角度，中西医学两者，应该具有其结合点，然而这个结合点是什么？在哪里？当前的中西医结合的路子正确与否？仍旧是我们医学界，尤其是中医学界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在中西医结合研究领域尚无突破性进展，没有找到最佳结合点的今天，将两种从理论构建、思维模式、学科形成、技术应用都全然不同的理论强行汇通，只能是汇而不通，结果是非驴非马。自清末西学东渐后众多有志于中西医汇通的前辈们的惨败，就足以说明此路不通。这种求备的培养目标，结果造成了一批批中医不精、西医不通的半成品，同时又产生了一批中医学的掘墓人，他们利用一知半解的中医学和西医学知识来否定中医的科学性，或利用一些时髦的标签语言来阐释并未真正理解的中医理论，这种现象在中医所谓的高层次人员中更为明显，是一个不得不引起重视的信号。
三、课程体系重复繁琐
西医院校的专业课程体系是照搬前苏联的基础、临床和实习三段教学模式而设立的，至今没有大的改观。中医学的课程体系，则是仿照西医学的教学模式设立的，基础理论课与临床理论课的脱节与重复现象共存，几经波折而勉强维持下来的中西医课时6:4的比例，出现了面面俱到，不能突出重点、不能保持中医特色的弊端。
现行的课程体系存在着诸多不足。首先是现有的课程体系的设置，多以横向知识为主，这种对系统知识的横向分段，不利于学生前后贯通，而且在实际应用中，需要长时期的重新组合，不利于学生毕业后尽快适应临床等工作的需要。且由于知识的横向分段，使低年级的学习内容要涉及到高年级的学习内容，而高年级学习的内容又要重复复习低年级学习的内容，从而使课程内容严重重复，浪费时间，同时还可能由于交叉重复而引起教师授课时的相互推诿造成遗漏。其次是高等中医药院校课程设置偏多。除去选修课外，中医、中药、针推、中西医结合等专业的课程从36门到40门不等，课程门数过多，学生考试负担过重，不利于开设其他现代科学等相关课程及选修课，不利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和动手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四、教材编写的无序
高等院校教材的编写应该遵循先进性原则和公允性原则，即高校各个学科的教材内容，应该处于该领域的学科前沿，代表着该学科的最新水平，同时又要得到本学科专家学者一致认可，对于那些或在探索中，或有认识分歧的理论或学说，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中医院校二版到五版教材的编写，由于作为集体创作的结果，还经过了充分地酝酿讨论，并征求了众多同行专家学者的意见，基本反映了中医各科的内容和要求，但在第五版中，已经有个别主编将个人的一己之言加入通用教材中去，如果它是正确的，反映科学规律的，当然值得提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六版教材中错误和不当之处则更多。
同时，中医的教材编写还陷入纷繁的无序中，有时一些部门为了扩大政绩，出版单位为了经济效益，院校为了知名度，编者也从个人角度出发，将原本精炼简略的内容编得繁琐重复，将原本系统整体的内容割裂得支离破碎，内容惟恐不杂，种数惟恐不多，划分惟恐不细，其结果是编写人数增加了，系统科学的联系打乱了，重复的内容更多了，而学术发展则被私欲扼杀了。有时候，不着一墨的“主编”，外行又外行的“编委”，将严肃的科学变成了市侩的商品。还有主管部门指令性的确定主编单位或主编人选，使行政的权利抹杀了竞争的优势。这正是人们所谓的中医院校教科书“一代不如一代”的根源。
五、中医高层次教育的隐忧
中医的高层次教育，主要是指中医研究生教育和中医高级带徒教育。在十年动乱结束，恢复高考不久，即开展了前所未有的中医研究生教育，无疑为中医教育带来了新的希冀。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以理论和实验见长的代表新时代中医形象的人才辈出，同时真正具备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又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临床医疗人才则越来越少。有鉴于此，管理层回顾既往的经验，在20世纪90年代初又重新推出了师带徒的中医传统教育模式，这两种中医的高层次教育模式，从现实看来，虽然为中医事业培养了不少人才，然而其也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隐忧。
中医研究生教育，首先是出现了所谓“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的现象，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在入校后，围绕其研究方向开设课程，依照其论文选题阅览资料，而在不到一年的以外语、计算机、统计学为重点的基础及专业课学习之后，就进入了选题、实验、做论文的程序，虽然部分人经过短暂的临床实习，但也多以西医为主，中医的理论知识及临床技能成了点缀。基础研究生或是临床研究生，论文也多以实验性选题为主，这既是一种导向，也是一种时髦。且由于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往往是对某方治疗某病的机理进行浅尝辄止地探讨，实验的低层次重复、数据的改动、结论的苍白无力，使其成为一种无效的验证性研究，同样走在中医科研的误区中，对于中医的深刻内涵则不了了之。
其次则是中医研究生教育的“中不中，西不西”。从硕士研究生教育开始，中医理论的充实已经成为次要，如何运用西医学的理论来验证中医理论是否正确、如何通过实验来验证中药的有无疗效，成为研究生以及导师的学与导的目标。将这些不争的事实，再与中医证候不很相符的所谓模型相联系，利用西医学研究领域一些已经过时或落后的生化指标，进行中药作用机理或者病证本质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偏离了中医的方向，而正是这些被移植的标签性的时髦语言，被一些人们奉为高科技而津津乐道。由于这些原因，研究生教育层次越高，离中医的特色就越远，一些颇有权威的中医老专家，甚至说“中医研究生教育只是培养了大批为小老鼠治病的医生”。真正意义上的中医，就这样慢慢地被改造了，很多老中医药专家担虑，中医被取代的命运也为时不远了。
中医高级带徒的师承教育模式，是历史的延续，应该能对中医的继承和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老师和徒弟的选择，由于职能部门的介入，又将这种古老的教育模式，变成一种功名利禄的载体。名存实亡的师徒传承、有师不侍或无师可侍的徒弟，使高级师带徒的教育模式只剩下了晋升高一级职称指标的实惠，比起以往历代亲炙或私淑的师徒授受，已经“山也不是那座山，河也不是那条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