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焕明教授的担心
5月19日下午，在中科院宣布正式成立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会议上，新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教授表示，他们心中最担心的是：“虽然加入国家队会有很多诱人的优势，但我们也非常担心，原来从海外带回来的、并已经习惯了的运作模式，会不会与国内传统文化发生冲突？成为国家队会不会以损失创新能力为代价？能不能实现良性持续发展？”(《中国青年报》2003年5月20日报道)
进入国家队，成为其中的一员，至少意味着可以享受很多民间机构享受不到的政策以及经费等方面的优势。所以，不论在哪个领域，能够成为国家队的一员，是很多人的梦想，以“海归”为主的民营科研实体———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科研团队的“三驾马车”杨焕明、汪建、于军等科研人员自然也不例外。今日，他们加入了“国家队”，应该感到荣幸才对，为何却表示了如此多的担心呢？
相信，杨教授们绝不是那种“得了便宜还卖乖”之辈。其实，从杨教授他们的担心中，笔者倒得到不少的启示。
首先，管理部门是“管”不出大科学家的，培养创新意识才是最重要的。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一家创办不过5年的民营科研实体，却接连不断地取得重大科研成果，靠的就是创新意识。从以“海归”为主的民营科研实体转为国立研究所(北京基因组所)，科研用的是国家的资金，自然要受制于部门的管理。倘若这种管理不合理，肯定不利于创新意识的培养，就会使创新能力受损。这值得目前政府的很多管理部门尤其是科研管理部门深思。
其次，知识本身也是一种商品，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最基本的观念。杨教授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科研机构的良性持续发展，要实现其良性持续发展，必须使科研成果产业化，也就必须得关注“知识市场”。学者从某种程度上应该像商家一样思考问题，才能将自身引入鲜活的市场。知识本身也是一种商品，这应该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科学家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掌握的最基础的观念。学者要敢于让自己“俗”起来，然后通过自己的产品(科研成果)使消费者雅起来。
再次，科学研究需要宽容的环境。这也是杨教授的担忧之一。原来从海外带回来的，并已经习惯了的运作模式，或多或少会与国内传统文化发生冲突。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宽容和理解。尤其是对于创新来说，一个宽容理解的氛围是至关重要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说：“创新要允许失败，如果片面追求成功率，则容易扼杀创新，特别是一些‘小人物’的创新。”
仔细揣摩杨教授的话，是很有些意味的。, http://www.100md.com(毛天祥)
进入国家队，成为其中的一员，至少意味着可以享受很多民间机构享受不到的政策以及经费等方面的优势。所以，不论在哪个领域，能够成为国家队的一员，是很多人的梦想，以“海归”为主的民营科研实体———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科研团队的“三驾马车”杨焕明、汪建、于军等科研人员自然也不例外。今日，他们加入了“国家队”，应该感到荣幸才对，为何却表示了如此多的担心呢？
相信，杨教授们绝不是那种“得了便宜还卖乖”之辈。其实，从杨教授他们的担心中，笔者倒得到不少的启示。
首先，管理部门是“管”不出大科学家的，培养创新意识才是最重要的。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一家创办不过5年的民营科研实体，却接连不断地取得重大科研成果，靠的就是创新意识。从以“海归”为主的民营科研实体转为国立研究所(北京基因组所)，科研用的是国家的资金，自然要受制于部门的管理。倘若这种管理不合理，肯定不利于创新意识的培养，就会使创新能力受损。这值得目前政府的很多管理部门尤其是科研管理部门深思。
其次，知识本身也是一种商品，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最基本的观念。杨教授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科研机构的良性持续发展，要实现其良性持续发展，必须使科研成果产业化，也就必须得关注“知识市场”。学者从某种程度上应该像商家一样思考问题，才能将自身引入鲜活的市场。知识本身也是一种商品，这应该是知识分子尤其是科学家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掌握的最基础的观念。学者要敢于让自己“俗”起来，然后通过自己的产品(科研成果)使消费者雅起来。
再次，科学研究需要宽容的环境。这也是杨教授的担忧之一。原来从海外带回来的，并已经习惯了的运作模式，或多或少会与国内传统文化发生冲突。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宽容和理解。尤其是对于创新来说，一个宽容理解的氛围是至关重要的。科技部部长徐冠华曾说：“创新要允许失败，如果片面追求成功率，则容易扼杀创新，特别是一些‘小人物’的创新。”
仔细揣摩杨教授的话，是很有些意味的。, http://www.100md.com(毛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