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藏医学体系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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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医学体系比较研究
青海省藏医院 昂青才旦
大部分学习或从事藏医学专业的人士，一谈起蒙医学就认为藏医学与蒙医学基本上是一回事，甚至有人认为蒙医学就是藏医学，她的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完全和藏医学相同。其实不然，只要我们稍加研究，就不难发现两派医学的不同之处，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就藏医学与蒙医学之间的区别进行比较论述。
历史渊源藏族和蒙古族都是有着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的优秀民族，早在旧石器时代，藏蒙民族的祖先就生活在青藏高原和大漠南北，自那时起藏蒙民族的医学文化开始萌芽，并在各自不同环境、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社会背景之下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医学体系，正如医学史界有个公认的观点，即人类的历史有多久，医药的历史就有多长。公元前5世纪，古代藏族象雄文化在冈底斯山周围兴起，著名藏医学家协吾赤西初撰藏医学著作《忒本夸翁》；公元6世纪，藏族社会开始进入奴隶制，629年松赞干布统一吐蕃王朝，规范文字，引进了佛教。佛教的传人促进了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当然，它是以藏族先民在长期生活和生产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为主体的，这是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公元8世纪，《月王药诊》、《四部医典》的问世，使藏医学理论体系更加趋于完善，在藏医学的发史上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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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3000多年前，蒙古民族的祖先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与秦相争；隋唐五代契丹、突厥、回纥等北方民族与唐征战，积累了丰富的外科医学知识；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结束了北方民族聚散无常的局面，并在中央设立太医院、御药院、广惠司等医学机构，广泛吸收阿拉伯等其他民族的医学精华，产生了蒙古正脑术、正骨、瑟必素疗法、皮疗法、脏疗法、外伤急救疗法、蒙古灸等创伤医学为代表，以阴阳寒热理论为总纲的蒙医学理论体系；14世纪喇嘛教开始传人蒙古地区，古印度医学、古代传统藏医学的部分经典译成蒙古文，这些佛教经典和古代异族医籍的传人丰富了蒙医学的内容，对后来蒙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从民族自身文化发展的角度讲，也影响了蒙医药学自我发展的进程。公元17世纪开始，蒙古医学大量吸收《医经八支》、《四部医典》的理论和经验，并与蒙古地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蒙古族人体质、生活习俗相结合，逐渐形成了近代蒙医学理论体系。
另外，在这里还有必要简要说明蒙古文字的渊源问题。在笔者接触过的很多藏族学者或从事藏医学工作的人士都认为现行的蒙古文字是萨迦八思巴创制的，在这以前蒙古没有自己的文字。其实，蒙古最原始的文字是粟忒文字母，公元6到7世纪时，蒙古祖先和畏兀儿一起使用sogda字母；根据《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记载，13世纪初，采用畏兀儿文字书写蒙古语，创造了畏兀儿字蒙古文，虽然1269年忽必烈曾命令萨迦八思巴根据藏文字母创制了蒙古新字“八思巴字”，但使用不广，到元朝灭亡，八思巴字不再使用。原来的粟忒蒙文逐渐演变成了现行的蒙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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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体系
藏医学理论体系受古印度医学及佛教文化的影响，以土、水、火、风“四大元素”及隆、赤巴、培根三因学说，七津、三秽理论为核心内容，并吸收汉族医学阴阳五行及其他民族医学理论，在此基础上根据藏族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藏医学理论体系。
藏医学认为，隆、赤巴、培根三因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也是进行生命活动所不可缺少的能量和基础。而“四大”元素又是构成隆、赤巴、培根三因的物质保证，风为隆，火为赤巴，土水为培根。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四大”之间或“三因”之间的体内保持着协调和平衡的关系，隆、赤巴、培根虽各有自己的特性，各有自己不同的功能，但它们之间并非各自独立，互不相干，而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当三者中的任何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由于某种原因而出现过盛或过衰的情况时，则变成了病理性的，人体就产生了疾病。
蒙医药学理论体系也是在受古印度医学及佛教文化、藏医药学的影响，主要以土、水、火、风、空“五元”及赫依、希拉、巴达干三根学说，七要素、三秽内容为依据，结合蒙医学核心思想阴阳学说及六基症理论，并吸收汉族医学阴阳五行及其他民族医学理论，在此基础上根据蒙古族传统文化及生活方式创立了独具特色的蒙医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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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医学最具特点的理论体系是阴阳学说和六基症的辨证施治。蒙医学阴阳思想并非与我国古代哲学或中医学阴阳思想相同。据蒙古古代史料及文学艺术著作记载，古代蒙古人称苍穹为“天父”，称地球为“母地”。天、地在蒙古人心中是万物之本，是构成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基础，这是蒙古族对阴阳概念的最初认识。蒙医药学阴阳理论正是在对自然界有了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蒙医学认为，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概括为阴或阳两类，任何一种事物的内部又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阴阳之间既是对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阴阳之间相互对立、依存、消长、转化几个方面的关系，是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蒙医学的最初理论就是运用阴阳变化的相互关系来说明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药物性能、诊断依据、治疗原则等的。
六基症理论把引起疾病的主要原因归纳为“赫依、希拉、巴达干、血液、黄水、粘虫”六种，这与藏药学《四部医典》将六症归纳在寒热二症中有很大的区别，伊氏在《甘露点滴》中写道：将病症概括起来就是赫依、希拉、巴达干单独三个；合二为一的三个；合三为一的一个；共七种症。“三邪”单、合、聚七症是基本病症，而“三邪”以外的血症、希拉乌素症、虫菌症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典型病症，所以应把这些病症也纳入到基本病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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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临床实践
藏医临床学主要以《四部医典》秘诀部十五至九十二章的疾病分类及诊治方法为主，结合历代藏医学的实践经验，在治疗高原多发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肝胆胃肠系统疾病、关节疾病等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并在临床学方面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如第司·桑杰嘉措的《秘诀补遗》、贡珠云旦嘉措的《藏医临床札记》、达日莫·曼然巴的《临床实践概论》等。蒙医学在临床方面将各科疾病分为六基症、十要症、五官科、五脏疾病、六腑疾病等，形成了以“六基症”为病因辨证，以“阴阳”理论为病性辨证，以“脏腑”理论为病位辩证的临床学体系。在治疗各种外伤性疾病方面有独到之处，如脑震荡、关节脱臼、骨伤疾病等。
诊断技术藏蒙医学无特殊区别，都采用望、切、问三种诊断方法，但各有侧重，藏医学以诊脉、验尿誉饮杏林；而蒙医则侧重问、望二法。
治疗方面藏医以饮食、起居、药物、外治治疗为基本原则，运用药味较多的复方制剂及火灸疗法、药浴疗法、放血疗法等方法，擅于治疗各类“内科”疾病，特别注重珍宝药品的临床应用。蒙医则为药物、外治、饮食为基本治疗方法，多采用药味较少的复方制剂及正脑、正骨、瑟必素疗法、脏疗法等治疗方法，善于治疗外擅于治疗外科”疾病，特别注重操作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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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药理药材
药学是藏蒙医学最具有差异的方面，藏蒙医学的理论虽受同一医学的影响，但药物却生长在各自不同的生态环境之中，无法用某一特定地方生长的药物作为唯一的标准，藏蒙民族世代都以游牧方式生活，逐水草起居，对生长在大自然中的树、木、花、草有着与众不同的认识和了解，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藏蒙药产生的基础，从而形成了各具特点的药学文化。
藏药学以六味、八性、十七效、三化味为理论指导，多采用青藏高原特产的植物、矿物、动物药材，如船形乌头、唐古特乌头、金腰草、乌奴龙胆、胡黄连、喜马拉雅紫茉莉、獐牙菜等入药，经过精密的炮制加工，配制成汤、散、丸、膏、丹等剂型用于临床，其中“水银洗炼”是藏药学独一无二的制药工艺。各类珍宝药品的配制和广泛的临床应用也是藏药学的显著特点；1735年著名藏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所撰藏药学名著《晶珠本草》的诞生奠定了藏药学的基础，成为现行藏药学的蓝本。
蒙药学亦以六味、八性、十七效、三化味为理论指导，但多采用草原及沙漠中的植物及蒙古大森林里的植物、动物、矿物药材入药，如肉苁蓉、锁阳、蒙古黄芪、酸马奶、驼奶、沙棘等等，这些药材在生态特征、形态特征、药理特性等方面均与藏药材有很大的区别，内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内蒙古高原属大陆性气候，地貌以草原、戈壁为主，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而藏药大多生长在海拔 3800米以上的高寒草甸及高山流石间，属典型的高原植物；传统蒙药制剂多为散剂和丸剂，较少选用矿物类药材，很少应用珍宝类药品，如藏药中的珍珠七十味、仁青璋觉、仁青芒觉等，而蒙医中的民间草药则占很大比重；19世纪，蒙药学家占布拉道儿吉所著《蒙药正典》将蒙药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成为现行蒙药的经典著作。, 百拇医药